本书是陈平原教授对老北大文章的汇编。文章多是对北大旧事、旧人、旧情的回忆与书写，汇聚在一起就是北大精神。既有对北大理念、北大精神的一种叙述，也有对旧文人气质和交往方式的描述，读来令人不能忘怀。对今天的北大教育也有现实意义。

进入“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评认真鉴赏“老北大的故事”。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

本书既不收纯粹的议论，也不重个人的经历，目的是借助于平民的眼光与片断的追忆，呈现老北大的或一侧面。以“我在北大”和“红楼掌故”为主体，以“校史拾零”及“外景素描”为两翼，网罗众多与止史不太协调的资料，供有心人参照阅读。

老北大的故事(代序)

校史拾零

 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

 记优级师范馆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

 记译学馆

 八年回想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先生任北大校长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巨大影响

 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

 回忆“五四”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扰攘不安的岁月

 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

 七年北大

 三一八惨案中的北大学生

 北京大学的复校运动

 记忆残片——忆“一二九”时的北大

 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

我在北大

 我和北大

 回想北大当年

 北京大学预科

 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从“五四运动”到“六三索薪”

 北大六年琐忆

 “五四”杂忆

 “但开风气不为师”——记我在北大受到的教育

 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

 我在北大

 我的大学生涯

 一点经历·一点希望

 末班车

红楼掌故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我观北大

 北大和北大人

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汉花园的冷静

沙滩上的骆驼

不是万花筒

马神庙的塑像

自由之神

理想中的北京大学

 北大与北大人

蒋梦麟先生

胡适先生

钱穆先生

陈垣先生

“北大老”

沙滩

“拉丁区”与“偷听生”

“凶”“松”“空”三部曲

吃

住

课程与图书

 红楼一角

 红楼内外

 卯字号的名人

 三沈二马

 红楼点滴

 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

 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

 松公府旧北大图书馆杂忆

 北大忆旧

 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

 读书有味聊忘老

 北大教授剪影

外景素描

 北京大学素描

 北大外景速写

 沙滩马神庙——老北大回忆之

 忆沙滩

 老北大

 红楼

 府院留痕

 北大区里的小饭铺

 沙滩的住

 沙滩的吃

 名人菜

 “北大河”

北京大学将于本年校庆之日，举行五十周年纪念。我是本校第一班得有学位的毕业生之一。而况十二月十七日，大概即是壬寅年我入学开学的一天。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权利，亦同时是我的义务，应该将我所记得及经过的事实，写些出来，以资纪念。

北京大学校庆十二月十七日，决不是戊戌北大的任何纪念日，而是壬寅京师大学堂的开学纪念日。何以说不是戊戌年呢？那年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早已经过了政变风潮，康有为、梁启超已逃走了，戊戌六君子已经杀身成仁了，那还在反动潮流初发展的时候，由此反动潮流而形成最高潮的庚子之变，何以能那样的开这令“二毛子”的洋学堂呢？何以说是壬寅呢？(一)北平师范大学导源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这个师范馆是壬寅才创始的，这个校庆日期，据说是我的同馆同班同学王桐龄先生所考订出来的，师范大学即用此同一个日期为校庆而纪年，则推始于壬寅而不溯及戊戌。(二)我在壬寅年入学开学的时候，还记得每日天还未亮，每桌点了蜡烛吃早饭，学生与教职员同桌进餐，如此开学不久，约有一个月光景，亦就放学了。那时用的：是阴历，放学总在封印将近的日期。前清以十二月下旬封印，那时候各衙门将官印封起，以便过年后再择日开印，所以封印与开印的时间以内，便成规定的假期了。胡适之校长对于我这个推断，亦颇为首肯。但是全凭记忆与推想，还不足成为定论。我愿胡校长本他的考订《水经注》精神，将这个校庆日期的来源，确实考订一下。

壬寅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时候，只有仕学、师范两馆，其地马神庙，是从前的四公主府，亦即是戊戌京师大学堂旧地址，即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校本部。仕学、师范两馆之创办，乃取古语“作之君作之师”的意思，创办的人当然有他一种伟大的抱负。仕学馆当时学生取的是在京官吏，我还记得同学中有一个达寿，他在入学时已是翰林，初开学时学生少，学生请假亦挂牌，(用现在名词说是布告)达寿因“迎銮”请假，让我脑海中留下一个印象，达寿在我毕业时做学部侍郎，所以在入学时他是我的同学，毕业时名义上为师了，亦让我更记得他这个名字。仕学馆当时在马神庙住的是十二帘，师范馆宿舍是南北楼，这两个地名，都成历史，不知还有旧迹可寻否？仕学馆后来迁出，又添了一个进士馆与仕学馆合并，进士馆是为新进士读书之所，仿佛叶恭绰是当时的第一名。仕学馆只招过两班学生，迁出马神庙以后，我还记得，有一天他们曾来马神庙，与师范馆学生作友谊的拔河运动，以表示好感。

师范馆在仕学馆迁出以后，曾有一个短时期独做了马神庙的主人翁，那时教职员学生，甚至仆役，绝对没有一个女性，所以可当此“翁”字而无愧。师范馆在马神庙毕业了几班，我没有考究过，我是第一班的最早一批，亦比较是最倒霉，因为四年的学制，硬教我们最早一批的人读了五年。我们最早一批入学后，各省陆续考试，并入第一批同班受课。所以最早者读了将近五年，最迟者勉强四年。因为学制屡改，我们第一批的入学时，属望最高，入学后逐年降低了。这大概是张之洞及其他人等，与吾师长沙张百熙先生政见之争，让我们学生吃了苦。我还记得遇着总教习张小浦(鹤龄)先生，屠敬山(寄)先生，对我暗示若有不能尽言之隐，依稀尚在目前呢。

有一天有人问我那时候读的是什么课程，即有人插嘴说，大概多部分是经典。我们所读的书，并不如此，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成分的。全部课程，在所谓“奏定学堂章程”及“钦定学堂章程”两书内，均有记载。我们最早一批开学时，章程还没有颁布，我们课程随不同时期章程之颁布，而有所更改，这亦是我们最早一批吃亏之一端。我记起上心理学课的一件故事，有一天服部宇之吉教习讲心理学，恰巧张之洞来查学，服部正在讲人的记忆力，说是中年的时候记不起少年或幼年的事情，因中年事多，把少年所经过的事遮盖了，等到老年的时候，往往把中年的事忘了，于是少年及幼年的事，反而浮现出来，所以人到老年，往往可以想得幼年的事了。这一小段对于记忆力的讨论，触怒了张之洞，以为是讥笑他老了。后来商定学堂章程时，曾有一度要想取消心理学课程。服部是外国人，张之洞无法施威，可是要在师范课程里取消心理学，这个迁怒的办法，当然亦不能实行的。

京师大学堂壬寅开办的初期，教职员对待学生是很客气的。吃饭时候，教职员与学生同桌，学生居上，教员坐在客位。总教习张小浦(鹤龄)先生初到接吴挚甫(汝纶)先生的原任时候，着了那时的大礼服，朝珠补褂，拿了大红片子，到学生斋合，见了面行交拜礼。(那时我们每人一间，是要附带说明的。)这些礼貌，把那时的学生拘束住了，一学生因此亦自动的人人自爱了。后来制度渐渐改变，饭厅上教职员与学生分桌，教职员另桌，高坐堂皇了。到那时候的学校管理人，已不是“管学大臣”，而降级为“京师大学堂监督”了，我还记得第一任监督张亨嘉就职的时候，监督与学生均朝衣朝冠，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学生向监督三个大揖，行谒见礼。礼毕，张监督说：“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于是乎全部仪式完了。这总共十四个字，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说。读者诸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这位新监督，因为少数几个学生，着了学校所颁军操制服，在校外与他校学生集体拍了一次照，将每个学生各记大过二次，小过一次，并出布告说：“军服振振履声橐……所谓大愚不灵大惑不解者也。”这都是最早一班里的最早一批学生所身历的沧桑，常令人回想初开学的早期时代。在管学大臣制度将要废止的时候，曾就在校师范馆第一班学生(大概那时第二班尚未入学)选派了一二十个，分赴英美法德日俄各国留学，我那时是派赴日本而未去，及制度改变为大字堂监督以后，更不胜“不随仙去落人间”之感矣。

刨办壬寅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先生，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仕。我听说张先生聘请吴挚甫汝纶先生任大学堂总教习，吴先生最初不肯担任，张先生屡次敦聘，最后竟至于长跪不起，方始得了吴先生的首肯。天先生应了聘以后，立刻说要到日本去，仔细考察一番，然后再到学校。吴先生于是即往日本去了，吴先生是文章经济(现在说是政治)极负时名的一位老先生，以高龄前往考察，接见日本朝野，参观各地各学校，自己与日人作笔谈，随即作详细的笔记。因为那时候的大学堂，等于一个初开办的教育部，所以吴先生的考察范围，亦就非常广泛。高龄作事，一丝不苟，亦就辛苦备至。考察回国后，即病了，一病即不幸长逝。我们学生只有在追悼会上瞻拜遗容，徒存景仰而已。我还听见吴先生的一件故事，吴先生在做冀州知州的时候，为永久水利的关系，开一条河，老百姓看不清楚，以跳水觅死相威胁，吴先生不为所动，河开成了，后世至今利赖。吴先生的果断真不可及，吴先生之中道逝世，不但是我们早期学生的不幸，亦是中国早期新教育的大损失。

P3-6

一、永恒的风景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介于两者之间，兼及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的，是众多精彩的传说。

比如，当老同学绘声绘色地讲述某位名人在这棵树下悟道、某回学潮在这个角落起步、某项发明在这间实验室诞生、某对情侣在这条小路上第一次携手时，你感觉如何？是不是觉得太生动、太戏剧化了？没关系，“无巧不成书”嘛。再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不信由你。只要不对这所学校失去信心，慢慢地，你也会加入传播并重建“校园风景线”的行列。

比起校史上极具说服力的统计数字，这些蕴涵着温情与想象的“传说”，未免显得虚无飘渺；因而，也就不大可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大学”更为充满灵性的场所。漫步静谧的校园，埋首灯火通明的图书馆，倾听学生宿舍里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或者“远眺”湖边小路上恋人的窃窃私语，只要有“心”，你总能感知到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如此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叙述，实在难以实证。但对于曾经生活或向往生活于其问的人来说，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却极有魅力。世人之对“红楼内外”感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机缘。我的最初动因，竟是闲聊时的“争强斗胜”。

比起“全北大”(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硕士、博士的全部课程)来，我只能算是“半路出家”。正因为有在别的大学就读的经验，我对北大人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开口闭口“我们北大”，不只表明身份，更希望提供评判标准——既充满敬意，又有点不以为然。试着虚心请教：让你们如此心迷神醉的“我们北大”，到底该如何描述？有眉飞色舞，抛出无数隽语轶事，令人既惊且喜的；也有引经据典，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从蔡元培到毛泽东，让我重新回到现代史课堂的。后者可以帮助确定北大在百年中国政治史上的位置，只是叙述姿态过于僵硬；前者补阙拾遗，而且引人遐想，可惜传说多有失实。

希望能够兼及“宏伟叙事”与“小品笔调”，我选择了“回到现场”的研究策略。比如，同样谈论北大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五四”，我会对游行路线怎样设计、集会演讲为什么选择天安门、火烧赵家楼又是如何被叙述等等感兴趣。至于史学家不大关注的北河沿的垂柳、东斋西斋学风的区别、红楼的建筑费用、牌匾与校徽的象征意味、北大周围的小饭馆味道怎样、洗得泛白的蓝布长褂魅力何在等，也都让我入迷。

于是，我进入了“历史”与“文学”的中间地带，广泛搜集并认真鉴赏起“老北大的故事”来。杂感、素描、随笔、小品、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档案材料等，有带露折花的，也有朝花夕拾的，将其参照阅读，十分有趣。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当年的“素描”与几十年后的“追忆”，竞无多大出入。考虑到关于老北大的旧文散落各报刊，寻找不易，不可能是众多八旬老人转相抄袭。唯一的解释是，老北大确有其鲜明的性格与独特的魅力，因而追忆者“英雄所见略同”。借用钱穆《师友杂忆》中的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一个人如此，一所大学也不例外：能被无数学子追忆不已的，方才是此大学“生命之真”。此等“生命之真”，不因时间流逝而磨灭，也不因政见不同而扭曲。

其实，“老北大”之成为众口传诵的“故事”，很大程度得益于时光的流逝。绝大部分关于北大的回忆文章，都是作者离开母校之后才写的。而抗战爆发北大南迁，更是个绝好的机缘。正因远离红楼，方才意识到其巨大的感召力，也才有心思仔细勾勒其日益清晰的面孔。四十年代出现一批相当优秀的回忆文章，大多有此心理背景。柳存仁的系列文章《北大和北大人》中，有这么一段话：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旧游星散，否则如果我在今天还有机会住在东斋西斋矮小卑湿的宿舍里，我决不会，也不能写出这样一篇一定会被我的师友同学讥笑作低能的文章。……我不愿意忘记，也猜想其他的师友同学们也永远没有忘记那霉湿满墙，青苔铺阶的北大二院宴会厅，更决不会忘记那光线黑暗的宴会厅里，东边墙上悬挂的一幅蔡孑民先生全身的油画，和他在画中的道貌盎然和蔼可亲的笑容。这幅像，这个古老的厅堂，也许就足以代表北大和北大人而有余。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踏进那青苔铺阶的古老厅堂，更何况那厅堂已经失落在敌人手中，难怪远游的学子频频回首，并将其相思之情诉诸笔墨。

抗战胜利了，北大人终于重返红楼。可几年后，又因院校调整而迁至西郊燕大旧址，从此永远告别了令人神往的沙滩马神庙。对一所大学来说，校址的迁移，并非无关紧要，往往成了撰写校史时划分阶段的依据。抗战南迁，对于北大日后的演变与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因而，将“老北大”封闭在1898—1937的设想，也就显得顺理成章。对于习惯新旧对举、时时准备破旧立新的人来说，只要与“今日北大”不符者，皆可称为“老北大”。这种漫无边际的概念，为本文所不取。为了叙说方便，本文将“老字号”献给南迁前的北京大学——包括其前身京师大学堂。

从1918年出版《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起，“老北大”的形象逐渐浮现。有趣的是，历年北大出版的纪念册中，多有批评与质疑；而发表在其他报刊的回忆文章，则大都是褒奖与怀念。对于母校之思念，使得无数昔日才情横溢尖酸刻薄的学子，如今也都变得“柔情似水”。曾经沧海的长者，提及充满朝气与幻想的大学生涯，之所以回味无穷，赞不绝口，大半为了青春，小半属于母校。明白这一点，对于老学生怀旧文章之偏于理想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文所引述的“老北大的故事”，似乎也未能免俗，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尽管我已经剔除了若干过于离奇的传说。至于或记忆失误，或角度偏差，或立意不同，而使得同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众多版本，这不但不可惜，反而正是老北大之精魄所在：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因而也就不会有完全统一的形象。

前面提及“英雄所见略同”，这里又说是形象塑造无法统一，二者岂不互相矛盾？不妨套用“求同存异”的治世格言：对“老北大”精神的理解，各家没有根本的区别；差距在于具体事件的叙述与评判。

……

七、余音

1929年，刘半农为《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撰写《“北大河”》一文，建议在小河畔植树立碑，并预想百年校庆时，后人会感谢此“垂杨飘柳的北大河”，“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以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北大河”早已湮灭，百年校庆倒是即将来临。将刘君此文作为“北大旧事”的余音，但愿也能绕梁三日。

本书既不收纯粹的议论，也不重个人的经历，目的是借助于平民的眼光与片段的追忆，呈现老北大的或一侧面。以“我在北大”和“红楼掌故”为主体，以“校史拾零”及“外景素描”为两翼，网罗众多与正史不太协调的资料，供有心人参照阅读。

所收各文，文章、史料并重，虚实、真伪杂陈。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竟然可以有如此不同的叙述，仔细比勘，岂不令人大开眼界？不过，仍须说明的是，明显的笔误已径行更正，拟改之字以<>标示，拟增之字以()标示，衍字以[]标出，目的是提供较完善的文本。  1996年10月8日于京西蔚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