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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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开始，姚平在劫难逃。1958年3月12日，姚平被收容，随后押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

珠珠对我吐露了她当时的心路历程：“1957年父亲出事时我十三岁。一天，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问中国，上级安排我们舞蹈学校夹道欢迎，谁知我连欢迎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从小爸爸妈妈和新中国剧社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很好。九岁时我就加入了少先队，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华，毛主席陪他到中山音乐堂看演出，组织上还安排我给毛主席献花。当时整天觉得天是蓝的，生活特别美好。所以当听到连夹道欢迎都不让我去时，人一下就懵了，感觉像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好在我很快就意识到，今后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别人谁也指望不上。政治上我是完了，再努力也没有用，我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业务上好好努力。”在姚平蒙难，陈慧芝下放门头沟北京矿务局的艰难日子里，凤子承担起珠珠的生活费用，给予她呵护和温暖。珠珠在北京舞蹈学校毕业时，所有业务课都是5分。

提起给父亲写信的往事，珠珠说，“当时学校党组织找我谈话，通知父亲是右派。让我好好想想，揭发父亲对我的不良影响。我听了以后，怎么也想不出父亲对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八岁到舞蹈学校，每天在集体环境生活，每礼拜回家，父亲朋友多，常要应酬，所以休息时间他也很忙，从没有很严肃地教导过我什么。只说过要我好好跳舞，以后当个舞蹈家。给父亲写信实际上是服从组织需要，表示一种革命态度。老师跟我讲他是反革命，要我和他划清界限。当时因为很小嘛，觉得老师说得对。我不恨父亲，但我还真是诚心诚意地希望，父亲看了我这封信以后好好地改造，能早日回到人民队伍里来，我也早日得到公平对待。”珠珠说，父亲到劳改农场后，她只给父亲写过这一封信。天真的她不会知道，父亲所处的环境有多么恶劣，残酷的“改造”最终要了他的命，他永远也回不到“人民队伍里”来了。

凤子在1980年3月写下《记忆》一文：“我听着死者的家属、他的女儿的哭诉！女儿诉说着二十多年来要抹去自己的记忆，忘了有这样一个父亲。写信，不称父亲，同人谈话，更是直呼其名……这一切，为的是从记忆中抹掉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为自己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诉说着诉说着，女儿禁不住哭喊着：‘爸爸，这能怨我吗？那时我才十三岁啊！’女儿希望死去已十多年的父亲宽恕自己的无知，她喊着爸爸，她多么希望她父亲能听到她的声音！记忆有时竟然如此捉弄人，想忘却的都忘却不了。可是死去的人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而活着的下一代却让记忆咬噬着自己的心。”

调查表记载，姚平死亡所在地为“清河农场管理处三分场”。据考，清河农场最初在北京北郊，靠近清河镇，故名清河农场。后收留改造的人越来越多，遂迁至天津宁河的茶淀，仍称清河农场(亦称茶淀农场)。清河农场以茶淀为总场，相继建起一、二、三分场和于家岭分场。后又向西扩展，在西荒地建起581、582、583、584、585等分场。其中，条件最好的是三分场，那里原是50年代初，北京一些高中毕业生创建的北京青年农场。

关于姚平在劳改农场的情况，我没能找到一位当年与他在一起的难友。姚平在农场时给家里写的信都在“文革”中散失，夫人陈慧芝也于2003年去世，带走了许多有关姚平的重要信息。碰巧的是，2007年11月，我通过互联网与一位叫赵文滔的先生取得联系。赵先生今年八十岁，年轻时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17日被送往清河农场三分场劳动教养，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作为“病号”遣送回家。赵文滔说，当初劳教没有日期限制，他离开后才有了一年、二年、三年的教养期，已劳教了三到四年的一律不算，从头再开始。赵先生告诉我，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原本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兴凯湖农场变成了最危险的地方。为防止叛逃，兴凯湖农场的劳改犯被内迁到清河农场三分场，其中应该也包括姚平。为给他们腾地方，原三分场大部分人迁至附近的于家岭分场。于家岭虽称“岭”，实为一片平地，赵文滔也跟着去了那里。他在劳改农场经历了最艰苦的三年困难时期，以他的亲身经历，解读了隐藏在调查表背后的部分真相。

针对姚平埋在“北砖窑公墓72号”的记载，赵文滔说，北砖窑在三分场附近，三分场死了人就埋在那里。“北砖窑”其实根本没有砖窑，我们也从没干过烧砖的活儿。北砖窑那个地方房子比较少，主要收容一些岁数大、体力差的人，被称为“老残队”，实际就是“等死队”，美学家吕荧就惨死在那里。作家从维熙曾回忆过他与临终前的吕荧在北砖窑见面的凄惨一幕。至于公墓编号，更是子虚乌有。赵文滔回忆，三年困难时期，难友们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互相询问昨天晚上谁又被拉出去埋了。当时农场死亡率很高，仅赵文滔所在的于家岭分场，死亡人数就不少于二百人。为掩人耳目，农场派劳教人员半夜三更用牛车悄悄把死人拉出去埋掉。由于埋人的劳教人员自己也饿得东倒西晃，所以常常是随便挖个30公分一40公分深的长条坑，把人往里一搁，将挖出来的土往里一填，只要能盖住死人就行了，顶多再在上头搁块砖头，写上名字。风吹雨打，不用多久就看不出任何痕迹了。卷死人的破席，要拿回来再卷别的死人，循环使用。赵文滔指出，所谓姚平死在医院，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三分场从来就没有医院！

至于调查表关于姚平死于“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的记载，赵文滔直斥为胡说八道。他说，清河农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没别的病，全是饿死的。赵文滔回忆，从1959年秋到1961年底，粮食逐渐减少，最后减到每人一天二两棒子面。食堂把野菜和在棒子面里煮，每天三顿，每人每顿只有一水舀子能照出人影的“粥”。这样的伙食，加上寒冬和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岁数越大，越难以挺过去。据调查表所示，94名死亡右派中，20-29岁14人，30-39岁22人，40-49岁27人，50-59岁31人。死亡人数随年龄呈递升趋势。其中，死于11月-3月的58人，也就是说，近三分之二的人死在寒冷的日子里。另外，94名死亡右派中，死于1958年的2人，死于1959年的6人，1960年陡升至48人，1961年稍降为37人，到1962年仅死亡1人。死亡人数的变化与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基本一致，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赵文滔说法的真实性。令人奇怪的是，调查表列出了各种死亡原因，连炸药炸死、服毒自尽、触电网自杀也没有避讳，偏偏没有一个注明是饿死的！有材料证实，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夹边沟农场，1957年后羁押了三千名右派，三年困难时期，有1500名右派被活活饿死。劫后余生的右派后被转移到其他地方，一名右派医生被特意留下一个月，“任务”是给饿死的右派们编造死亡原因：肺结核、心脏病、高血压……

赵文滔对往事记忆之精之细，令我惊诧。他说：“这都是我经历过的，简直就刻在心里了。”

光光对我讲述了姚平去世后的一些情况：“父亲1961年2月去世时，我家已搬到后海妇女干部学校宿舍所在的大翔凤胡同23号。一天，姑姑和妈妈回到家里，两个人在不停地抹眼泪，说父亲不在了。妈妈去农场取回了父亲留下的遗物，其中父亲画的一幅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父亲在黑龙江兴凯湖农场时，把桦木截面刮平后，在上面画的一幅水粉画。上面画着一只小鸟站在树枝上，旁边用毛笔题写“小鸟枝头也是家”，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情。父亲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直到去世。我奶奶一直在我姑姑家照料孩子。我的父亲对她来讲是分量最重的。她共有五个孩子，父亲是老二，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给送去劳改后，家里告诉奶奶，说父亲出差去了。一直到她1979年去世，父亲都平反了，家里也没敢告诉她真相。这么多年来她也不问，可能她心里也明白，只不过一直在麻痹自己，不愿去面对和证实这件事。”  光光还告诉我一个“秘密”：起初她们并不想对外人揭开这块“伤疤”。直到2006年，她们要把父母合葬在福田公墓，给父母立碑时，才发现不清楚父亲的生辰，想从调查表里寻找线索，这才与我联系。经一番周折，她们最终从东华门派出所找到了答案：姚平生于1916年1月8日。姚平的老朋友、漫画家丁聪题写了墓碑。

我问光光：“如果你母亲在世，看见这个调查表，她会是什么感觉？”光光沉默了好一会，缓慢而反复地说：“一定挺伤感的，一定挺伤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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