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系《中华读书报·阅读周刊》所刊文章的精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这也许就是《思想的背影》的特点所在。《重审80年代人的人文关怀》(朱正琳)、《到哪里去找思想呢》(江晓原)、《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田布仁)、《“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记忆就是财富》(蓝英年)……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虽是所读所感，但更是个人的阅读记忆与印象，所关注的仍是世纪风云下的人与事。

该书系《思想者》丛书第四辑之一，系由《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执行主编王洪波所编，书中文章为《中华读书报》书评周刊的精选，主要选自近两年来该报《书评周刊》上优秀文章。所选文章围绕书里书外的话题，纵论中外古今，从人文精神到科学理念，所谈内容丰富多彩，文章多出自人文学者和专家之手，字里行间闪耀着思想者的探索。

“国学”：一个逝去的时代·胡伟希

“六经皆史”说《论语》·雷颐

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看近代士绅·许纪霖

以“法学之眼”看文学经典·罗春伟

重审80年代人的文化关怀·朱正琳

一本书的廿年阅读体验·王铭铭

远距离看“美国平等的历程”·朱正琳

“欧洲梦”开启的生命意义追问·乐黛云

全球化时代重审斯宾格勒的“预言”·李秋零

资本主义没有神圣的光环·冯聿峰

到哪里去找思想呢·江晓原

知识经济的神话·田松

“吏治”从“治吏”开始·王学泰

大唐帝国：华彩掩不住血泊·十年砍柴

尽现女性文采风流·刘志琴

知识分子论政的启示·唐小兵

倾听“无声的群落”发出的声音·定宜庄

启蒙运动的生意：一曲书商的颂歌·黄敏兰

被遗忘的政治遗言·景德祥

德国“鬼子兵”看“二战”·李洪岩

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田布仁

“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勇

林语堂：何以从“斗士”变“逸士”．王光明

汪静之：岂是风月能笼盖·北塔

毛彦文：感情生活的啬与丰·宋文佳

与疫同行：历史过山车上的伍连德·王一方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祝晓风

逻辑的悲剧·胡作玄

“我为什么没有发现相对论”·陈克艰

玄幻文学：时代的犬儒主义·陶东风

王朔的“新装”·王晓渔

一个人与半醒半睡的村庄·何英

存在的呼告神话的变奏·阎晶明

《后羿》：碧海青天夜夜心·徐坤

大自然殿字的伟大朝圣者·楼肇明

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

难忘陀氏《罪与罚》·周大新

被人脑存盘的安魂曲·徐迅雷

女人、紫罗兰和扇子·高兴

《洛丽塔》：“美丽的绿苍蝇”·程巍

作家李三和施林克的差别·李敬泽

帕慕克：土耳其文学中那根‘‘最高的枝条”．邹海仑

无用的女异人·云也退

村上春树：虚无中的独舞·林少华

读书一年问·葛兆光

记忆就是财富·蓝英年

知识分子与时代·徐友渔

读书又一年·止庵

没有大红大紫，不是它们的错·孙小宁

“毛边本”余话·秋禾

苦乐为书·涂涂

有女如书·半夏

说三国：闲话谈心，有会于心·沈胜衣

斯人已逝，“道尊”何存·吴小龙

何时不再念斯人·马勇

乘着童谣的翅膀飞跃时光·与畴

“国学”：一个逝去的时代

胡伟希

20世纪20至40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繁荣的时代，以至于到今天，人们仍对这个时期为何学术大师一时云集，辉煌的学术著作出现如此之多而惊讶不巳。只要稍为注意一下就会发现，被公认为中国人文学科各个领域的大师，几无不在这个时期集中显示光芒。人们在怀念之余，不由得又发出叹息：为何到后来，中国学术界难以再现往昔的辉煌？这些学术大师的造诣，后人为何难以企及？

上个世纪20年代初，作为曾经历过这一时代，并且也在这个时期成名的钱穆，历时五载，以八十八岁高龄，完成了《师友杂忆》一书的撰写。如他所言，这本书不只是他过往一生的记录，而且是想使他那个时代学界的“前世风范犹有存留”，给后人提供他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界的一种“存照”。故此书不仅对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变动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画，而且记录了20至40年代作者与之交往过的许多学术精英人物的言谈事迹，乃至于身世背景。因而，此书无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重要背景资料，而何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会出现学术“高峰”，从中也可以获得某种启示。

此书作者钱穆是世所公认的国学大师。提起国学大师，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饱读“四书五经”之类。的确，假如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不熟悉的话，一个人要成为国学大师是根本不可能的。20世纪20至40年代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这批人，几无不在“旧学”方面有相当的根底，而且从小就受到“国学”的熏染。此不独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钱穆等人如此，即便是以“反传统”和“西化”著称的学术人物，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亦如此。因此，浸润于传统文化之中，自小饮“国学”之母乳长大，几乎是20至40年代成名的这批学术人物的共同经历。这方面，《师友杂忆》记录了许许多多学术人物的出身经历及治学背景，可作为这种看法之明证。

然而，对于成就为现代国学大师来说，仅仅有传统文化的背景与国学素养还不够。20世纪20至40年代的这些国学大师，他们之所以有在许多学术问题上超越了前人，包括乾嘉学派，就在于他们不仅具有传统学术的根底，而且又经受了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对于“西学”相当重视。这点，胡适在其“自述”中曾一再指出。而《师友杂忆》更是以相当多的篇幅，向世人展示了20至40年代这批学人，如陈富恪、王国维等人的西学背景与西学渊源。即便未能读上现代型大学，完全是“自学成才”的钱穆，也无法自外于这种时代潮流。此书讲述了他少年时期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那些接受“新学”洗礼的老师；直到中年以后，他自己还继续自修英文，通读英文《世界通史》等著作。钱穆自述：他后来写成文字的许多学术文章，其思想的胚胎其实很早就受孕于他读小学和中学时所受老师的影响，而这些中、小学老师，不仅于旧学有很好的功底，而且善于向学生们传授“新知”与“西学”。这方面，当然也包括他小时候通过读梁启超的书而间接接受了西学的启蒙与熏陶。

但通读全书，我发现：学人们对于学术的执著与忘我精神，以及在这种基础上相互“问道”，乃至于不同学术观点、思想立场的相互驳难而又宽容，恐怕才是20至40年代学术得以繁荣的最重要原因。《师友杂忆》中最感人的地方，是记述了当时学人们如何为追求学问而废寝忘餐，以及因为学术而相知、相遇的故事。这中间，既有钱穆本人经历过的，也有他通过听说而记录下来的。书中有这么一个细节：章太炎来北平作学术演讲，尽管他的早期弟子钱玄同、刘半农已改宗“今文经学”，与乃师的“古文经学”不合，但“太炎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而台上此二人，即当时在学术上主张“全盘西化”甚烈，且狂妄不可一世的钱玄同与刘半农。可见，对于学术的投入与执著，是已经超越了学术立场的。书中还记载：1930年代初，钱穆任教北大时，与汤用彤、熊十力、蒙文通因学术得以相识，成为好朋友，时时相聚，然“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正是通过这种既相争又相让的学术争论，学人们各自的学术思想观点才得以发展和受到检验。

对学术的兴趣与挚爱，在当时不仅仅是学界中人之事，而且有着社会的广泛基础。作者生长在江浙一带，从小就感受到这里有浓厚的“诗礼传家”的人文气息，以及家乡人们对于教师的尊重与热爱。作者对国学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的。在他读小学的“果育学校”，延聘的老师中就有不少是宿学硕儒，其中包括像紫翔这样对于古文词娴熟于胸的传统文人。作者自述说：他晚年始深知人才原于风俗，风俗可起于一己之心向；而这个观点，则是紫翔老师在他童年读书时给他的启发。这些乡间的读书人不仅旧学功底深，对于国学向来有一种发自本然的爱好；而乡下不识字的人，对于读书人也有一种本能的爱戴与尊重。书中有这么一段描写：荡口是离县城四十里外一个小镇，在果育小学任教的一名有名望的老师倩朔师每周从苏州城一中学兼课都要从此往返，“当其归舟在镇南端新桥进口，到黄石拱停泊，几驶过全镇。是日下午四五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之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作者不由得发出感慨：“然今日农村及僻远小镇之小学教师姑不论，即在商业都市中，小学教师能遘此异遇者有几。宜乎位为小学教师者皆自菲薄，不安于位，求去如弗及也。”看来，至少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以前，在中国乡村小镇，在尚未完全“工商化”、不崇尚“竞争”的时代，有一些饱读诗书之士，是以安于少年儿童教育为己业的。而作者本人，也曾以当一名小学教师作为他的人生目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重视基础教育与底层教育的旧学传统，才最终为20至40年代造就了～批国学人才。

由此观之，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新旧文化递变之时；这个时期是旧学未去，新学巳来，种种的新旧冲突、中西文化冲突不仅未导致中国文化的断层，反倒造就出一个“国学”复兴的时代。而今，数十年的历史沉浮已成过去，人们在反思之后，又缅怀起那国学大师辈出的时代，于是，有人又提出“国学复兴”的口号，并且有所谋划，希望在“国学复兴”上有一番大的作为。但是，“国学”仅仅是提出某种口号，或者经过人力的试验就可以成就的么？读罢《师友杂忆》，不由得掩卷叹息：

这是一个逝去的时代。P1-4

“思，思考、思索、思辨。想，梦想、遐想、理想。思想，人类创造与进步的原动力。思想者，人类文明历程的航标灯。”这是我们印在《思想者》第3辑封面上的“题解”，也是召唤着我们的一个理想。思想体现在思想者的言说中，思想的乐趣和思想的沉重同样承载着思想者的多彩人生。本辑《思想者》文丛仍然承续着《思想者》第3辑的编选宗旨：所思所想、所读所感、往事与记忆、人生与现实。不过，相比于《思想者》第3辑三本书中浓郁的文人趣味和书生情怀，为现实的记忆或说个人生命体验的时代烙印成了《思想者》第4辑的主旋律，这种人生记忆与时代风云的相互印刻尤其体现在本辑中的《一个世纪的人与事》和《私人记忆》两书中。

《一个世纪的人与事》(邵建编)是以一个个具体的人与事来映照百年来中国的沧桑风云，其所收入的人，既有蒋梦麟、徐志摩、何炳棣、林同奇等现代中国的指标性人物，也有智效民、程巢父、沈睿、范泓、蒋丽萍等活跃于当代的学者作家。既有人生晚年对扰攘不安岁月的回忆，也有当下对20世纪初的人与事的回顾与解读。譬如蒋丽萍的《遥望冬皇》和桑农的《何人绘得萧红影》，分别通过伶人孟小冬和作家萧红两位拥有不同人生的女性的解读，映照出了那个年代令人感慨万千的故事。而何兆武的《在西南联大的日子》和林同奇的《林氏家风》如同陈列出了独特而丰厚的两个已无法再生的化石标本。

《私人记忆》(张耀杰编)更注重个人的生命烙印，这个生命烙印既有对个人的人生“拐点”的记忆，也有对“他者”对于自己人生意义的记忆，前者如：《年轻的北大教授》(陈翰笙)、《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贾植芳)、《我的1976》(赵世坚)、《我自己的经历》(谢泳)、《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孙国栋)、《后平房改造风波》(杨支柱)等，后者如：《关于唐达成的回忆》(邢小群)、《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常风)、《我还感觉到他的手温》(钱理群)、《我的朋友史铁生》(徐晓)和《走近胡适先生》(邵建)等。而“父亲”更成了人生成长的一个基点，譬如：《我的农民父亲》(鄢烈山)、《父亲的死与之后的两个月》(迟宇宙)、《我的父亲是个酒鬼》(橡子)等。

邵建的目光投向的是一个世纪，注重的是在岁月中的人生沧桑，他所选择的是能反映世纪背景下的个人故事，如同一幅地图，他贴上去的是一个个驿站的坐标，希望藉着坐标上的人与事，绘出百年来人生地图的细枝末节。而张耀杰的落脚点是指向今天的个人记忆，不管是关于往昔的回忆，还是对亲人师友的缅怀，都指向了一个目标．这就是面对当下的个人生活。温故而知新，这也是《私人记忆》与《一个世纪的人与事》的共同点。

《思想的背影》(王洪波编)在文章的体裁和内容上明显不同于上述两书，但在主题的宗旨上仍属于异曲同工，不过更体现了《思想者》文丛关于“所思所想、所读所感”的追求。与张耀杰、邵建的学者身份相比，作为报人的王洪波更多关注当下的读书界的过眼风云。《思想的背影》一书，系《中华读书报·阅读周刊》所刊文章的精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这也许就是《思想的背影》的特点所在。《重审80年代人的人文关怀》(朱正琳)、《到哪里去找思想呢》(江晓原)、《爱因斯坦在中国的命运沉浮》(田布仁)、《“自我颠覆”的晚年梁漱溟》(马勇)、《那些不死的魂灵啊》(迟子建)、《记忆就是财富》(蓝英年)……从这些文章不难看出，虽是所读所感，但更是个人的阅读记忆与印象，所关注的仍是世纪风云下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