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的都是现代作家徐开垒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从1938年起至2008年止，前后绵延了整整70年之久。70载的光阴啊，真如一部个人的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徐开垒把收入本书的90余篇文章分为五个时期，即建国以前(1938～1948)、建国初期(1949～1957)、建国中期(1958～1965)、新时期(1978～1999)及新世纪(2000～2008)，基本概括了他的工作轨迹和人生道路。编选这本书，让他重新检阅了70多年的人生，也使读者看到一个人与社会、时、代发展的紧密联系。

徐开垒，男，现代作家；1922年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37年初迁居上海，曾存东吴、暨南等大学求学，1949年进入《文汇报》，长期从事新闻采访及编辑工作，并担任该报文艺部副主任，主编《笔会》副刊。

作为《文汇报》著名记者、编辑，徐开垒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以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敏锐的职业眼光，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各个时期的世态万象及人情冷暖。本书开篇于1938年6月14日的《阴天》、止于2008年9月22日的《书海欢聚》，时间跨度长达70年之久，全部作品都曾存《文汇报》上公开发表。这些作品既是岁月的留影，也基本反映了作者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重要成果；许多文章今天读来仍不乏意义，具有较高的史料及收藏价值。

七十载笔耕写文汇——读开垒先生文稿

建国之前(1938～1948年)

阴天

告八哥

蚯蚓的故事

略谈做人

乡长和保甲长们

受宰

空白

大员

卫生科长

我数着钞票

原锦威和他的良心

老校工

建国初期(1949～1957年)

阿满她们

石家庄文工团

跑龙套不再遭鄙视求进步学习称模范

评弹界有些什么问题

江南农家翻身乐

天昆区横山乡的光和热

和农民兄弟在一起的日子——文联土改工作团第一队下乡1月归来

日寇杀害了我们的优秀作家陆蠡

和睦的家庭出色的生产

花与果实

只要头脑还活着，就能继续战斗——访朱思恩

劳动模范的故事

晴光万里的日子

一封信

虹东乡的黎明

新苗村纪事

年轻的校长

知识分子的卓越道路

前程

上海大厦十八年

“挥洒雄健犹往昔”——记巴金

访问子恺先生

窗口

访傅雷谈他的工作

解冻

第十个教师

施小妹母子

建国中期(1958～1965年)

森林里的青年突击队

环洞舍

谈游记

新安江人物图

林八小丢表

番瓜弄迎春节

新时期(1978～1999年)

春回人间——访巴金

南京路的巨变——庆祝粉碎“四人帮”两周年

访曹禺

一代师表——访叶圣陶

球赛和微笑

提倡红学与美学相结合

丰子恺一批散文遗作发现

子恺先生和他的散文

艺术的生命长存——《缘缘堂随笔集》读后

生命犹如乐章

大西北纪行

新年话新

在巴金同志家中

在我的书橱里

写最熟悉最了解的真人真事

上海抗战时期文学的回顾

提倡散文写人

欧阳太守的后代

卓越的忘我劳动者——记胃癌专家郭孝达

“衣带渐宽终不悔”——访孙大雨

庐山和它的代表

“我控诉……”的回声

香港随笔二题

作家靠读者养活——与巴金对话

人生旅程中的心歌

泪洒大堰村

生活充满爱

把灾祸化作学问——贺柯灵写作60年

孤岛文学引导我敲开创作之门

编排发行一条龙灯前月下争分秒

勤奋出天才——悼念书法家楼鉴明

《随想录》的先声

春节杂忆

我的逝世消息

新年喜述巴金近事

《笔会》副刊50年

兄弟异途同归

“闲谈”可贵

新年快乐

新世纪(2000～2008年)

春节忆旧迎新——给女儿的信

杂文万岁

再忆沈尹默老人

淮海路上的联想

举头望明月

文学冰河怎样解冻——兼祝巴金百岁大寿

感谢上海作协——祝贺上海作协成立50周年

纪念塔前——俄罗斯之行

《笔会》创刊60年

团聚乐

书海欢聚

后记

不论是在城市，或是在乡村，只要是一个地方，一个老爷们专爱跟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开玩笑的地方；在那里，一种新的人物产生，对于大家就是一种新的恐怖。只要听说一句——就是仅仅那么的一句：“本地将设一个公议的机关。”尽管老爷们去七嘴八舌的解释罢。尽管你们去说这是如何有利有益于公众罢，对于大家，却只觉得灾祸又来了。

灾祸真的又来了，参议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时，一个势力已开始在这个地方产生。试想想在这其间，人民有多么恐慌！以后，在“县长”“局长”“科长”“司令”等等之外，他们必须另外认识一种人物，叫做“参议员”。

请你在“百家姓”上去任意找一个姓好了，对于他的姓，以及他的装束，我们暂时丢开不管。我们要说明的，他是一个胖子，一个经常守在家里的，但一出门却就是“董事长”“总经理”的人物。

他在外面的声誉，自然很好，他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他的声誉的保证，他据有全数底下人自愿的和不自愿的，对于他的崇敬。他吐出一口气，足以使他的“行”“庄”“厂”“号”所有职员全数慑服。

试想想这种人，当他们有兴趣忽然要想做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又单纯的以人的数目，和钱的数目作为成败标准的时候，这对于他有多么便当。他是怎样驱遣他的“人民”把他选成一个参议员，尽你所能的，你选谁想好了；但他必定比你所想的更奇特，更使人觉得不可能。

然而他终于成为一个参议员了，“商而优则仕”，他无疑的已经做了大官。参议员在一个舞场里开会，会场外的汽车，睁开几百双大眼睛，它们的光亮使所有的路人唬住。会场里犹如豪府开宴，没有一个人不觉得他自己的尊贵。议长说，今天他们“民主”一日；议员说，既然“民主”，我赞成大家乘飞机，到空中旅行。

于是大家议论纷纷，即使最不会说话的人，也要站起来激昂一番。一个说：“飞机我乘过了，有什么好玩的。”一个说：“到杭州西湖玩一天，不好吗？”另一个却要到海宁观潮，还有一个呢，说要和县长局长一同去，“认识，认识，轧轧朋友。”

我们的主人翁，他在这时显得比别人聪明，他不屑在这个小问题上，与他人争执。他只觉得他需要提出另一个议案，这议案与他的“行”“庄”“厂”“号”有关，与他的妻妾子女有关，与他自己——他自己是多么的有所感触呀，他对于今天会场里的情形多么熟识，多么亲切，多么的能够体味出各种滋味。不是在一年半以前，在同一个场所里，他和那些当时的人物共同举行过什么“总联保会议”吗？当时他们多么趾高气扬，然而今天——只因今天他必须提出一个与他自己更有关的议案。

限期检举汉奸的提案。于是开始讨论了。这议案将救出多少显贵的生命和财产！你看那些参议大员，多么兴奋，多么快活，多么的连他们自己当初也料不到的，他们会在今天，以他们自己的好本领，来救他们自己，以他们自己污俗的手，来涂抹国家尊严的法律！

参议会在纷扰中，讨论着这个提案，一大部分人都说这个提案必须通过，俾以“安定人心”。但中间忽然有人建议，检举汉奸限期，应该将政治性与军事性的汉奸作为例外。这一炮，把我们的主人翁可惊呆了，他心里想：“总联保长是政治性呢，还是军事性的呢，还是，既不……也不……”这对于他，可是糊涂得很；但无论如何，他的小舅子充过“和平军”的“师长”，他的儿子是伪“专员”，他对于这新的建议，必须反对。

于是结果，他的期望终于达到了。那些参议员嘻嘻哈哈的，在糊涂和不糊涂中，把议案完全通过。只要再过那么几个月，从此即使有人承认自己是汉奸，法院也无法把他拘入。

多么好呀。参议会于是开始讨论另一个节目。依然叽叽喳喳，依然鸡鸣狗噪，但是请别惊动他，我们的这位主人翁他现在可以在议桌上打瞌■了。

(1946年9月23日文汇报《笔会》副刊)P17-19

七十载笔耕写文汇——读开垒先生文稿

《文汇报》70周年报庆的前夕，徐开垒先生找到我说，他从1938年《文汇报》创刊时，就给《文汇报》写稿，除了“文革”十年，年年都有作品在《文汇报》上刊登。他准备编一本书，请我为之写序。我当即应承了下来，但送走了开垒先生，我却有点后悔，开垒先生是我的前辈，为之作序未免担当不起！

但既已答应，就不好反悔，我便做起功课来。要感谢曾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的王仲伟同志，是他下决心投资600万元将前60年的《文汇报》全部数字化，于是我很容易地根据开垒先生给我的目录。打印出70年来他写的稿件。第一个元旦长假，我把这些作品认认真真读了一遍，深深感受到开垒先生对《文汇报》的热爱和忠诚。

《文汇报》创刊于1938年1月25日。开垒先生刊登在《文汇报》上的第一篇稿件是1938年6月14日第12版上的散文《阴天》。当时开垒先生才16岁，正读初三，是个爱国少年，并且刚随父亲从宁波逃难到上海，而上海也已沦陷，被日本鬼子占领，所以他控诉：“天，阴沉得可怕，在这里老是看不见日光的，”有好多人都“阴郁地死去了”。文章写成后，他“冒着风险，到当时正在不断地被敌伪方面，投掷手榴弹的《文汇报》社门口，从密布着铁丝网的柜台窗口里。把它递了进去”。20多天后，《文汇报》上又刊登了这位16岁文学青年的短诗《告八哥》，讽刺为敌伪刊物写稿的人：“八哥呵！干吗？为什么不说你自己要说的话……赞你是聪明的，惟有你的主人哪！”第二年，他用余羽的笔名在《文汇报》“儿童园”专栏发表寓言《蚯蚓的故事》：“从前有一条蚯蚓，它在黑暗的泥穴里，几层的泥土压着它，”“它有健全的身躯，它有锋利的刚毛”，“它更有百折不挠的勇气，泥土与狗粪终于渐渐地崩溃。”这寓言寄托着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少年的反抗精神和希望。

1939年5月19日，因察觉到《文汇报》的英籍发行人有被日寇利诱的倾向，主笔徐铸成等人宣布报纸停刊，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才复刊。当年9月，徐开垒就在柯灵先生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刊登了《乡长和保甲长他们》一文，讽刺那些在日寇占领时代为日本主子征收粮食的保甲长们，抗战胜利后一转身就“变脸”，“大规模发动庆祝事宜”，要村民们捐钱，而个中的奥妙全在为自己敛财。而他的《空白》(1945年12月14日)一诗揭露的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新闻管制；《我数着钞票》，则控诉反动政权崩溃前夕货币的贬值。开垒先生的文艺作品像新闻一样，时效性强，富有战斗力。这也正是《文汇报》文艺副刊的性格。

上海解放后，徐开垒先生考入华东新闻学院讲习班，结业后正式加盟《文汇报》，当过记者、副刊编辑、文艺部副主任，服务了40年，直到1988年离休。上海解放不到一个月，1949年6月23日，他在副刊《磁力》上载文：“阳光照遍街道，街道充满欢呼，”“人们站在一条大街上，为过往的行列作夹道欢呼‘人民解放军万岁！’”他作为《文汇报》的记者到松江参加土改工作团，写了对新中国充满期待的通讯《江南农家翻身乐》。与以前的文章相比，解放后徐开垒的文章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喜悦。

开垒先生是个优秀记者，他写过农村——《新苗村纪事》，反映工人下乡帮助互助组的农民抗旱；写过工厂——《花与果实》，通过摇纱女工许阿三描写全国第一次普选，写出了当家作主人的工人的自豪感；他写过青年——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的残疾女青年朱思恩、在解放浦东时牺牲的孤胆英雄小汪；他写过崇明农场用芦苇编筑成的矮房——环洞舍，1万多名农垦大军在荒滩上开出6万亩良田；他写蕃瓜弄过春节，三代人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他善于讲故事，文字简洁形象，用生动的细节刻画人物，用具体的事实记录历史，没有套话空话概念话，——新闻原本就应该这样写的啊！

正当开垒先生进入写作旺盛期时，十年“浩劫”开始，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春夏，《文汇报》先后发表了巴金先生的《一封信》和《第二次解放》，震动了刚刚解冻的文坛，许多读者写信给巴金先生请《文汇报》转交，开垒先生曾送信到巴老家，由此他写了散文《春回人间——访巴金》，向读者详细介绍了巴金的近况：“虽然他已有73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他的精神还是矍铄。”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写了一篇2万字的小说《杨林同志》、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散文《望着总理的遗像》、一篇纪念陈毅同志的散文，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沉思》，已译出25万字……文末，徐开垒写道，他与巴金先生一起来到书房，“阳光透过玻璃照射到他的宽大的写字桌上，也照射到他的书架上。写字桌上的日历已经换过，那是一本刚刚开始的新日历。啊，新的一年开始了！春天回来了！”

开垒先生十分勤奋，70年笔耕不辍。61岁那年，他老当益壮沿着范长江的足迹，作大西北纪行，赴西宁采访50年代支内的上海人，去兰州上山访草看树，到柴达木盆地访茶卡盐厂。在开垒先生眼里，总有写不完的东西，可以说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江西庐山小住，写了庐山图书馆馆长——一位“眼皮翻红，耳朵残缺，鼻子受损，嘴脸变色，眉毛也不全”的特等残废军人；到香港访问，写了香港的书店；到俄罗斯旅游，写了波科隆山上伟大的胜利女神雕像和纪录着卫国战争重大战役的林荫大道；73岁高龄时还到旧金山儿子处居住，他写了访问学者们怎么过年，虽然“儿子一家待我很好”，但“春节在美国太寂寞了”，“上海，我已住了57年。我还是想在上海过年”。

当然，作为《文汇报》有着60年历史的副刊《笔会》的编辑，开垒先生联系了很多作家和文化名人。他回忆“为人爽直，为文痛快”的巴人，善“把灾祸化作学问”的柯灵，博采众长的书法大家沈尹默和艺术大师丰子恺……他写得最多的还是伟大的人民作家巴金。1984年11月，巴老80大寿前夕，他到巴老家，“巴金同志从楼上走下来，虽拿着手杖，行动却比以前迅捷多了”，正是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巴老认为作家应该以作品与读者见面”，“如果一个作家放弃在创作上的努力，而把力量用在争取一个头衔上，那他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五年以后，开垒先生的《巴金传》已写完上半部，于是有了与巴金“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谈话”。这是一篇研究巴金思想的重要文稿。在这次谈话里，巴老谈了对无政府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看法，更对一些文艺现象发表了十分中肯的意见：“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人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有时又不免有反复，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这些声音在当时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在今天依然令人警醒。

当然，作为作家，徐开垒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些文字，不过是他全部作品中的一部分；但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在《文汇报》上70年来所写的文章，确实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一个忧郁少年在“阴天”里，随着《文汇报》本身经历的引导和影响下，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走进一个有着“团聚乐”气氛的和谐社会空间。所以，这些作品看来是在反映时代，实际也在写作者自己；更进一步说，实际上也在写引导作者前进的《文汇报》本身。

开垒先生由一个文学青年而成为记者后成为作家，这是一条让人羡慕的道路。并不是每一位想走这条路的人都能成功，开垒先生靠的是天赋，更离不开勤奋。我没有统计过，开垒先生为《文汇报》写了多少文字，或许有人比他写得更多，但像他那样为《文汇报》写了70年的文章，恐怕绝无仅有！他对《文汇报》的热爱、对《文汇报》的忠诚，让我们这些《文汇报》的后人深受教育。

谢谢开垒先生！

感谢文汇出版社在我88岁衰年之际，还为我出版这本新书。本书收录的都是我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从1938年起至2008年止，前后绵延了整整70年之久。70载的光阴啊，真如一部个人的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我把收入本书的90余篇文章分为五个时期，即建国以前(1938～1948)、建国初期(1949～1957)、建国中期(1958～1965)、新时期(1978～1999)及新世纪(2000～2008)，基本概括了我的工作轨迹和人生道路。编选这本书，让我重新检阅了70多年的人生，也使读者看到一个人与社会、时、代发展的紧密联系。

1938年我16岁，正值《文汇报》创刊之年。当年的6月14日我用笔名“徐翊”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阴天》，从此作为文学青年为《文汇报》连续写稿，并由此认识了《世纪风》编者柯灵和《笔会》编者唐弢两位前辈。建国后我正式进入《文汇报》担任记者和编辑，满怀热情地“下生活”，留下了一些在当时确曾真诚地采访写作，而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过时的东西。

众所周知的“文革”时期，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先是被夺权，靠边受审查，后到大班子和干校，加深检查，参加劳动。上世纪70年代回报社后，在国际新闻版编辑部门做了一年夜班。1972年回到文艺部工作，版面上依然没有我的作品。十年“文革”成了我个人命运中最难堪、最真空的时期，这对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是极其残酷的。面对如此阴暗的日子，到后来连我自己都没有了发表文章的欲望。直至1977年7月，我才与别人一起合写了那篇《朱德同志的枪》。

进入新时期，我编发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意义深远的作品，自己个人所写的文章和作品在数量与质量上也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时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犹如鱼儿离不开水，即便现在我已离开报社的工作岗位，也还是每年在《文汇报》上发表作品。

除了“文革”十年，我确实年年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在建国初期和中期，有不少是以记者的身份写的新闻通讯及特写。作为文学写作者，我不仅在《文汇报》上发表诗和散文，还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期刊上发表过很多作品。汇集于本书的篇章，正如吴谷平同志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只是我全部作品的一小部分。至于我近30年的文学作品集《徐开垒新时期文选》，则正由上海市作家协会资助，也将于今年出版。当然，其中也收录了几篇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作品，但为数不多，与本书重复的更少。

几十年来，无论写新闻报道还是创作文学作品，我都以“文汇人”的身份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我与《文汇报》，《文汇报》与我，真可谓血肉交融，已然是一段无可分解的人生结缘。因此，我把70年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结集成书出版，借此表达我对《文汇报》及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的感谢之情。吴谷平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我也一并在此致谢。

徐开垒

2009年3月16日于上海文缘村荧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