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愁集》是《聊斋》之后仿《聊斋》作品中的佼佼者之一，在中国文言小说史后期的作品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而文言小说研究专家学者却很少注意。现在经王海洋先生校点，黄山书社把它推出来了，这对小说研究者和广大小说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浇愁集》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时代的印迹和自身的特色，在写作上也分明带着那个时代的特点——一种与其思想的急进相应的激烈、直截的文风，显出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直吐而不作任何遮掩的情状。

邹弢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的末期。长期的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不正，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腐败导致民不聊生，老百姓自然要铤而走险，洪秀全等起义由此爆发。国家积贫积弱，外人乘机而至，资本强行殖入，则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于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的贫弱，又使得政府畏敌如虎，在洋枪洋炮面前无能为力，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由是签定。

这就是邹瞍的个人境遇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看得出来也体会得到，前面所讲邹弢的那番有关此书写作宗旨的自白，《浇愁集》中邹瞍的写愁抒愤之作，绝不是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常说愁”，而是因于时势，出自衷肠的真情流露。

其次是在《浇愁集》一书里，时时处处露出作者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以及心仪《聊斋志异》的明白宣示，能见出作者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和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浇愁集》自叙

《浇愁集》叙

《浇愁集》序

卷一

 蕴香国

 集美山

 剪辫

 易骨

 张筵鬼

 索赂神

卷二

 吴女诛仇

 秦生入梦

 俞生逸事

 周氏奇缘

 生人折狱

 魔鬼吟诗

卷三

 高三官

 张五福

 记勇

 遇骗

 柳翠云

 吴绛雪

 乌衣公子

 白面郎君

卷四

 司运神

 摸壁鬼

 梅痴

 瓜异

 投生误

 享富长

卷五

 要钱太守

 多贝大王

 魁解

 仙医

 恶僧

 义士

卷六

 仙蝶酬恩

 神猫报主

 捉龟

 变马

 老翁捕盗

 侠女登仙

 巨蛇

 神蛤

卷七

 爱爱

 亭亭

 狸蛊痴生

 狐轻狂士

 补恨天

 驱愁境

卷八

 罗生

 郑女

 镜里姻缘

 泡中富贵

 仙游

 梦述

校点后记

一见如获异宝，相得甚欢。高亦款洽臻至。吴枕上作《蝶恋花》词赠之云：

春酣宝帐芙蓉暖，花气微熏，好梦嫌宵短，小语床头情款款。十分娇媚三分懒，鬓乱钗横浑不管，勾却相思，赢得魂销断。搜索空囊今夕伴，何时再把香罗缓。

高愀然问故，吴具道倾慕始末。高曰：“君本寒士，徒以爱妾而至典鬻，何以为生矣。”次日，私以缠头赠吴，订约而别。从此益德女，数日必去一见。

一日，吴复往高，适赴巨绅招，久待始归，已为青州从事所困，玉山倾颓，巅跻而入，竟不能周旋，但嘱勿去。吴挽人卧室，代陈袱被，扶之而睡，己乃坐守其旁。见榻上有新衣二袭，偶振之，得鸾笺一幅，蝇头细楷，书法秀丽，上写一绝，云：

绝世丰姿命不辰，落花流水悟前因。

几番求遍金铃护，窗外东风转笑人。

细视之，则高赠己之作也，惊疑莫解其故。时已漏下，女忽呼茶，吴取而奉之，高讶曰：“君何时来此？”吴曰：“卿嘱仆待，何忘之耶？”高思之不禁失笑，曰：“累君久待，亦良苦矣。”乃促吴入帏，重理旧弦。枕边赞女诗之妙，高曰：“吟咏之事，妾素爱之，今以往来者多俗客，故舍笔墨而习筝琶。君既好此，幸朝夕相教，受惠多矣。”又问吴家计，吴曰：“一身之外，无长物也。”“有父母妻子否？”答言无之。女曰：“妾虽贱质，颇知自爱，屡欲从良，而章台子弟非薄俸即骄奢，欲笃实如君者竟不可得。君既犹虚中馈，视妾可以当家否？”吴踌躇曰：“固所愿也，但仆有姑在，当请命而行。此老素迂谨，成否固不可必。”高曰：“请试之，妾意有所属，其志便决，能否虽不可定，若真不能也，则惟有牟尼一串，枯坐蒲团；否则，白绫三尺了此残生耳。”吴闻之，掩面而泣，是夕为之不欢。

晨起妆竞，指榻上衣谓吴曰：“此远客所寄者，君试著之，身量何如？”吴素贫，衣服无华丽，闻女言，戏衣之寸度得中，修短合体。方欲褪，女止之曰：“君且著去，不必褪。”吴曰：“他人之物，安得我著？”女曰：“此人久无音信，想亦不来此地，君但服之，彼来我自有发付，断无妨碍。”吴必不可，女再三止之，始已。

吴归，友见其衣，诘所自来。具以告。各相谓曰：“谁为书痴质直哉！彼青楼物，亦能取致，是真有绝妙伎俩者。”于是奇其遇而艳羡之。吴乘间以女言告姑，果不可。且曰：“青楼中有何真意？彼朝暮从良，几曾见从一人耶？”吴力争其真，姑不得已，佯许之而阴为觅婚。吴以姑言告女，女喜，因问吉期，吴曰：“家无立锥，卿所知也，卿纵有所蓄，仆不能全求于卿。迎娶赀即不谋，薪水赀不可不备。有戚某宰洛下，屡以书招，徒为道路修阻，去未果。今为卿营金屋，当往谋之，迟至年余即可归复，卿能俟之否？”女曰：“身已属君，不待何适？”吴乃作书寄洛，先达其意，女甚欣慰。

会竞渡节，凡时下名妓皆赴巨绅约，下焉者招之亦不至。虽睫毛盼断，终莫得望见颜色。高固时下冠，同社生疑吴之相善为弗实也，戏谓曰：“某日龙舟会，君如能致高三官，我等当醵金为谢。”吴曰：“是亦何难。”遂诣高白其故，高曰：“君苟能得金，妾何须为鸨儿作钱树子哉？”有顷，媪至，女问曰：“某日有招者否？”曰：“某侯与某侍郎也。”高曰：“母可去覆，易以他日。但云某曰某家约去矣。”媪惊曰：“彼已早定，何敢辄改？”女佛然曰：“去不去我自为政，彼安能强。”至期，女竟至吴舟，媪不能禁，但以病绐某侯而已。

同社生以高来，咸服吴，敛金与之。适洛下书至，招吴，吴往诀别。高凄然曰：“妾之所以愿奉箕帚者，以君诚笃耳。今以妾故，累君跋涉，妾从此亦将闭门不交一客，勿负妾也。”袖出一香囊，付之云：“此妾常系于臂者，宜珍藏之。行矣，珍重毋相忘！”乃各号泣而别。

吴至洛，甚得意，惟时念女不去，每持囊玩索，相祝平安。一年后，鼓橐而归。比至家，则高已死半月矣。先是，女与吴别，绝交守志，媪劝不听，怒其不为己用也，食以粗粝，但恐吴归见罪，不敢加责扑，而恶声漫骂则日夕不休。高啜泣顺受，弗与争，但于无人处私祈吴得意速归。既而思吴成病，度日如年。惟一心腹婢不从媪教，时窃为高服役。媪偶闻姑为吴择配，乃张扬其事，令女闻，冀绝其望。女未遽信，又私引媒氏以证之，女更使小婢私探，果不诬。大恚。由是，病益剧，日就支离。媪以女外向，置不顾，诅其速死。弥留之日，女呼其旧婢，泣谓曰：“我此际之病不能生矣，死后负心郎来，可索其香囊，为我焚之，勿与彼也。尔年娇小，待我甚忠义，床下匣内珠翠数事并箧内金饰售之亦值干金，汝以百金为我治丧，百金为我卜庐墓，其余尔自取之，一生可以不仰人眉睫也。”言毕遂逝。婢大哭失声，执子女礼，易绩服治丧，营邱悉从女教。P049-051

序《浇愁集》

萧相恺

《浇愁集》是《聊斋》之后仿《聊斋》作品中的佼佼者之一，在中国文言小说史后期的作品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而文言小说研究专家学者却很少注意：各类小说书目如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先生的《文言小说简目》等都未著录。《中国丛书综录》著录过这部书，但入的是别集类；《江苏艺文志》“无锡卷，，列有此书，亦入别集类，显然又是根据《中国图书综录》著录的。后来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曾略作简介，谓只见“申报馆丛书本”，似也未5I起治中国小说史学者的注意，更不要说一般的小说爱好者了。现在经王海洋先生校点，黄山书社把它推出来了，这对小说研究者和广大小说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浇愁集》一书，其实在清代末年流传很广，版本不少。据我所知就有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申报馆仿聚珍版重印本，以及封面题“绘图再续聊斋志异”、正文卷端题“潇湘馆侍者撰 曲园居士鉴定”的石印小本等。这里推出的《浇愁集》，是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本为底本校点整理的。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浇愁集》，凡八卷四册。内封前半页题“浇愁集 戊寅(光绪四年，1878)六月朵红仙侣署”，后半页署“申报馆仿聚珍版印”。首有秦云《叙》、潇湘馆侍者《自叙》、朱康寿《叙》。正文卷端题“浇愁集卷× 梁溪邹瞍翰飞著  仁和朱康寿曼叔校 长洲秦云肤雨 麓峰俞达吟香(上三行并署)评”，每篇之后都有“某某某日”的总评，评者分别为西脊山人(即秦云)、朱曼叔、吟香子(俞达)、梦仙馆主人、漱红馆主(上二人可能是秦云)、非非子等。

邹瞍，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别号瘦词人，亦号司香旧尉，晚号守死楼主。金匮(今无锡)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1931年。同治五年(1866)随父迁居苏州。光绪元年(1875)为诸生，然入泮后，尝十试秋闱，皆遭弃。光绪七年(1881)，或曰光绪六年(1880)旅居上海，为申报馆记室。后又尝为主笔。光绪十四年(1888)，应山东巡抚张朗斋之请，至淄川矿山任职。光绪十八年(1892)与上海风尘女汪瑗相交。二人诗词唱和，感情甚笃，却无力营金屋。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左右赴湖南作幕，并作《海上尘天影》。在湘凡十一月，复归海上，汪已从良，室迩人远，弢不胜感伤。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上海入天主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启明女塾任教职。又尝在苏州设养心学堂，达十七年。瞍少不羁，壮岁尤落拓。生平嗜酒，因自号邹酒丐。尝为天南遁叟王韬门下士。以真挚性情作文章而不拘绳墨，著述甚丰，《浇愁集》外，有《三借庐赘谈》《瓮牖余谈》《海上尘天影》《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传诵一时(以上参见《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三借庐赘谈》、光绪三十年《海上尘天影·叙》及《海上尘天影珍锦》等)。

为此书作序的俞达，一名宗骏，字万通，一字吟香，号东江，又号慕真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年不详，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与邹弢为患难交。中年颇作冶游，后欲潜隐，而世事牵缠，遽难摆脱。善词曲，所著五言诗，力追汉魏；近体专宗晚唐。著有小说《青楼梦》六十四回，又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醉红轩诗稿》《池上草堂诗稿》等(见《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等)。秦云，字肤雨，号西脊山人、胥母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工诗词，诗得宋人神韵。善书，书学褚河南。与汪芑、朱靖友善，著有《西脊山人诗稿》《富山楼诗钞》《伏鸾堂诗剩》《裁云阁词钞》《花间剩谱》等，为当时名士，与汪、朱并称三才子(详参《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从序可知，秦云对邹弢颇为佩服，他向朱康寿介绍《浇愁集》，并请为作序；对于邹弢的这部小说，他也赞誉有加，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而朱康寿，其时与邹弢可能并不相识，至少是关系不深，否则无需秦云介绍，其生平待考。石印小本所署的“曲园居士”即俞樾。樾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卒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95)。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三十年(1850)举礼部试，覆一等一名，殿二甲，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罢归，时在咸丰七年(1857)。侨居苏州，专治经事，主讲紫阳书院，晚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光绪三十一(1905)年复官。所著《春在堂全集》凡五百卷。其中文学一类，诗文外，还有笔记小说若干卷。《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有传。

《三借庐赘谈》卷十二“芥航”篇说：“余于丁丑岁作《浇愁集》，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太半点勘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犹悔之。”丁丑为光绪三年(1877)，正是《浇愁集》叙所署之年代，《浇愁集》当成于光绪三年(1877)无疑，是邹弢的早期作品；本书据以整理校点的底本则是它的初印本。邹弢迁居上海和后来成为申报馆记室，似与此书的出版也有一定的关系。《绘图再续聊斋志异》印成于何时，尚难遽定。但此本删去了原稿中的三篇序，其中又有署名“曲园居士曰”的评，而评语实非曲园居士俞樾所作，不过是把《浇愁集》中原“西脊山人”的评移到了“曲园居士”的名下，显然出自申报馆本之后。申报馆初印《浇愁集》之后又重印，尔后又有书贾将其石印行世，说明此书在当时是颇受读者的欢迎的，也可见此书影响之一斑。

苏瑗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致邹弢的信中说：“《浇愁集》嬉笑怒骂都成文章，但偶有习见之处，因少年之作，不足病也。二集之稿，远胜初集，必传无疑。”《海上尘天影珍锦》，载《海上尘天影》卷首)则《浇愁集》尚有二集。二集未见。邹瞍中年时，家曾遭回禄，文稿焚毁殆尽，此二集是否也在劫中？

从邹戏今存的著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个小说家，深受古代小说家和小说的影响。不说自序中所说到或提及的“《豆棚评话》”、“老髯说鬼”、“干宝搜神”、“方叔之诙谐”、“《洞冥》亦是寓言，《庄》《骚》半多托兴”、“述异而志《齐谐》”等等，即从该书所写的内容，也可见出他受前代许多小说，诸如《黄粱梦》、《南柯太守》《蕴香国》、《泡中富贵》、《青琐高议》、《乌衣公子》、《娇红记》《俞生逸事》、《夜谈随录》《亭亭》、《小青》《爱爱》等的启迪。尤其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对于邹瞍及其《浇愁集》的影响更大。

说到《红楼梦》对邹瞍的影响，我们不必多所论述，只要看一看《浇愁集》里《梦述》中的一则便十分清楚了。他取号曰：“潇湘馆侍者”，也是他深爱着《红楼梦》及其主人公林黛玉的反映。至于他受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影响，则更是随处可见，也更为深刻了。

首先是邹弢写作《浇愁集》与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有着十分相类的动因。蒲松龄说他作《聊斋志异》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他是作“聊斋志异》以书“孤愤”。邹瞍也说：“弢心肠中热，笑碌碌之因人；头脑冬烘，惯年年之拓盔。每慨才多蠖屈，世遍蝇趋。见小者睫上蠊蟓，心竟者角中蛮触。中情所感，异趣斯呈。气蟠胸臆而难平，绪吐齿牙而莫已。明知《皇苓》已流变调，夏虫未足语冰，而水激则波，物挠而吼。谰言窃取，覆破瓿而攸资；郁意欲宣，扣哑钟而亦答。至于发奸摘隐，阐幽明微，谓纵深觉世之心，究未得立言之旨，则一任知我罪我者之私议而已。”他的生死之交俞达也说他：“饮李白三百杯，醉步兵六十日。形骸都忘，块磊难消。白眼看天，青衫席地。壮心未遂，凤凰怜处士之饥；狂态顿生，鸲鹆效参军之舞。作诅楚之文，藉消愤懑；挝骂曹之鼓，以抒不平。”说明邹弢也是“孤愤”难抒乃作《浇愁集》。

写作这部《浇愁集》时，邹弢已经二十八岁了，仍主要以坐馆为生，小说集中“癸酉(同治十二年)余寄旅(鲆)溪赵氏”《《周氏绮缘》、“余于赵氏辞馆之年冬至之夕”《(梦述》等语可证。秦云的序说他“落泊吹吴市之箫”，秦云的序甚至说他“敝朱詹之被”，“然子瑜之柴”，家境显然贫寒。更重要的，他本是个很有才华的人：“玉质内秉，金心外照。……白犬黄蜂之对，巧擅弱龄；落霞秋水之词，才夸绮岁。日披九纸，共羡范云；目下五行，独推应奉。”(秦云序)又是个有很大抱负的人：“云路展足，康衢绝尘，固将黼黻升平，振擎天之一手，咀嚼宫羽，试倚马之万言，出其学问，发为事功，身后留史册之光，天表唾风云之色。”(自序)但是因为“守风节于王侨，忤世情于程昱”，快到而立之年的他却仍然只是个穷秀才，真正是“贾驰运蹇，吴质愁多。器原天庙，莫上螭头；身困江湖，犹铩鸾翮”(秦云序)。邹弢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的末期。长期的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不正，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腐败导致民不聊生，老百姓自然要铤而走险，洪秀全等起义由此爆发。国家积贫积弱，外人乘机而至，资本强行殖入，则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于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的贫弱，又使得政府畏敌如虎，在洋枪洋炮面前无能为力，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由是签定。

这就是邹瞍的个人境遇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看得出来也体会得到，前面所讲邹弢的那番有关此书写作宗旨的自白，《浇愁集》中邹瞍的写愁抒愤之作，绝不是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常说愁”，而是因于时势，出自衷肠的真情流露。

其次是在《浇愁集》一书里，时时处处露出作者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以及心仪《聊斋志异》的明白宣示。比如，书中《易骨》篇的构思灵感，便显然来自《聊斋志异》里的《陆判》，小说的开头，作者自己就说：“余读蒲留仙先生《聊斋·陆判》换头一事而不觉叹其文字之奇，固已想入非非，不谓又有易骨之事者。”而《泡中富贵》的构思灵感则来自其中的《续黄粱》。再如，集中的《生人折狱》说：“又有随机设阱，变诈百出，如《聊斋》所谓《念秧》者。”《记勇》说：“余读《聊斋·大力将军传》而知英雄风尘淹没者，未尝不三叹而流泪也。然同一淹没而心之毒而险者，莫如族弟荫廷所言之番僧为最甚。”等等等等，皆能见出作者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和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不仅如此，《浇愁集》一书也的确颇有《聊斋志异》的精神。

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抨击，是《聊斋志异》精神的集中反映；在《浇愁集》中，这种批判、抨击更几乎无处不有。

秦云的序说：一部《浇愁集》或“为渔色者示以箴，好淫者垂其戒也”《集美山》；或“为趋权势者作前车，攀簪缨者下棒喝也”《易骨》；或“为公正者励其志，偏私者寒其心也”《生人折狱》；或“为重利者惩，轻身者警也”《享富长》；或“为好施者嘉，负心者戒也”《义士》；或“为守财者鄙其吝，求仙者笑其愚也”《变马》；或“为好义者壮其怀，不仁者破其胆也”《侠女登仙》；或“为不遇者解嘲，怀才者吐气也”《驱愁境》；或“为斯世觉迷，众人祛惑也”《镜里姻缘》；或“为求荣者绝妄想，处贵者戒骄盈也”《泡中富贵》。从秦云对《浇愁集》一些篇章写作宗旨和思想内容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邹瞍对世事的不平与愤慨，《浇愁集》对世相的讽刺与抨击。

具体到某些作品，我们更可以感觉到这种批判力度的强劲。比如，卷五的《多贝大王》，便深刻地揭露了钱可通神的黑暗现实：为了钱，人们可以无耻地“放出好面孔”，也可装出一副可怜相；为了钱可以蝇营狗苟、瞒心昧己，可以不要朋友、不做好事，活画出了当时上流社会一些为官作宦者唯钱是求、廉耻全无的丑恶面孔。

对于作者所处时代浇薄的世风世相、人心的险恶难测，富者的为富不仁，《聊斋志异》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嘲讽；《浇愁集》也是如此。上面提到的《易骨》篇写吴下诸生李莹，夤缘攀附，宁愿要阎君为其换上臭骨而有曹操、石崇富贵之福，也不愿金光罩体而有孔、孟之厄，结果成了腐臭其骨、黑狼其心、人形兽质的人。作者不仅抨击讽刺李莹一类书生贪财爱富而不惜丧失人格、丢弃道德，还借阎君之口，抨击讽刺说：“富贵中人，此类(人形兽心者)居多，不足惊怪。”又说：“汝辈自谓瞬息豪华，为足荣辱，故夤缘万状，不恤人言。及至素愿已偿，又恐不齿人类，思返本来，岂阴司阎摩什一职，专为汝辈设也？”

对于士林的恶习，对于科举的弊端，《聊斋志异》里有着十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浇愁集》也是如此。卷二的《腐鬼吟诗》，便深刻尖锐地讽刺揶揄了一批酸腐无学、下流无聊，在自己的圈子里又夜郎自大、假充斯文、相互吹捧的读书人，暴露了考官的受贿徇情；卷五的《要钱太守》则对于当时的举业及当时的捐纳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投生误》篇写世间假道学之多，骂假道学者乃是畜生，既是对文人人性普遍堕落的揭示，也是对世道美丑颠倒的扼腕叹惜。

与《聊斋志异》一样，《浇愁集》中数量最多的还是有关爱情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张筵鬼》、《俞生逸事》、、《高三官》、《张五福》、《梅痴》、《仙蝶酬思》、《爱爱》、《亭亭》、《狸蛊痴生》、《补恨天》、《罗生》、《郑女》、《镜里姻缘》、《仙游》等等。

对于人世的真情实爱，邹瞍如蒲松龄一样，给予了热情的歌颂。《罗生》、《郑女》就是这样两篇小说，堪称两首真挚爱情的颂歌。对于人世间相爱却不能结合的青年男女，邹弢则寄予深深的同情。《俞生逸事》歌颂青年男女至死不渝的真情挚爱，写得缠绵绯恻，与《娇红记》颇相类。《爱爱》篇所写，则是另一类婚姻悲剧，小说作者深深地叹息道：“……汝岂《红楼梦》之颦卿耶，汝岂《牡丹亭》之丽娘耶，抑亦怜卿怜我之小青耶，胡薄命竟如一辙也？”是篇深受《冯小青传》的影响，读来“令人涕泪沾襟”(梦仙馆主人评)，且有一种“东海茫茫，恨波汪涔，安得亿万精卫，令他尽填之哉”(西脊山人评)的感慨。两篇小说都有真人真事为背影，《俞生逸事》篇末云：“此事俞吟香为余言之。桂堂，其远族也。”《爱爱》篇末云：“女著有《鹃啼集》《诗词抄》，未刊于世，现藏洞庭山范氏。其父葛商彝乃俞吟香之师也。吟香尝为余言之。”吟香子的评也说：“余幼从葛师时，爱爱世姊已十二岁，聪明敏慧，不知后来之竟出于此也。”显出作者对现实社会中男女悲情的深切悲悯与同情。

对于人间相爱却不能相亲之事，邹弢不仅耿耿于怀，且也像蒲松龄一样，总幻想着未能在人世实现“成眷属”愿望的有情人，能在一个非人世的境地里得以实现，于是常借助一种非人世力量与人世力量的结合，将那可恶的现实改变，甚至颠倒过来。《补恨天》篇就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蒲松龄曾经说过：“生有拘束，死无禁忌。”《聊斋志异·鲁公女》卷三)，他之所以多写人与妖狐鬼魂相恋，正是想对人世多“禁忌”恋情缺陷作某种弥补。和《聊斋志异》一样，《浇愁集》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张五福》篇写张五福与何霞娘大胆甚或带着某种性解放迹象的恋情，便是是当时社会所决不能容的恋情，故邹弢亦借狐妖演之，用以作为人间不自由情恋的一种补充和矫正。

《聊斋志异》里还有些旨在呕歌人间诚挚友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只叙友情而丝毫不杂男女私念，像《娇娜》。《浇愁集》中也有与之相类者，如《周氏绮缘》。小说所记，很可能便是邹弢自己与“周氏”女的一段书、画因缘，是一种基于同好，彼此才华吸引的友谊。之所以亦要借梦写出，且要写得如此扑朔迷离，大约是怕为时忌吧。  鲁迅先生在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时，曾拈取“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来概括，移这八个字来评《浇愁集》的总体艺术特色也十分合适。《浇愁集》中的作品，除少数几篇如《割辫》、《瓜异》等只是单纯地记录异事奇闻，为传统的志怪小说，少数几篇为志人类传奇以外，其他亦多是如鲁迅先生评《聊斋志异》那样“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小说。

传奇的特点首在其叙事的委蛇曲折，文风的沉思翰藻。《浇愁集》中的小说，绝大多数都具有这一特点。

比如，《仙蝶酬恩》，便写得曲曲折折，于“山穷水尽”处，往往又“柳暗花明”，别出蹊径，而且多出人意表。二女的知恩图报又柔情如水的忠于爱情的品格，写得栩栩如生。吟香子的评说：“二女柔懦缱绻，只使人怜，其半吞半吐处，非笔有化工者不能写得栩栩欲活也。”并非虚夸之词。庄梦周的一任自然，风流多情而又颇笃于情的性格，很有点邹弢自己的心性蕴涵其中。再如《亭亭》篇，叙范生与荷精相恋事，分五个层次：一写居于湖边的范生与荷精亭亭由吟诗相逢，而后相恋、相合，二人相亲相爱度日，不料亭亭之母故去，亭亭为不良舅氏卖与汉阳勾栏李氏；次写范生设法救其出于火坑，亭亭身心俱疲，生为“诵苏子池南之句三日”而得痊；三写亭亭以己为荷妖告范生，谓有恶渔将其根删去，生购其根归，仍种原处，亭亭得复活；四写亭亭恶尘扰，嘱生移伴其所，二人更恩爱无比；五写范生与亭亭生子女各一人，无异常人。小说也写得“曲曲折折，将一荷花妖写得跃然纸上，而其中怪怪奇奇，离离合合，真令人不可测度，非但描摩其情事也。”(西脊山人评)

邹瞍的《浇愁集》亦如《聊斋》，颇善写人，比如，《狸蛊痴郎》写小紫初现身与张勋卿相见一段，写小紫门外弹指，而嗤嗤吃吃的笑声却在生之背后，身子又已“猗窗而立”，写此女的活泼、俏皮、大胆，实实在在而又略带神秘，活画出一个狐女的形象。写张生的“痴然木立，含笑细视”，写极了人物的狂喜，又极力烘托出狐女的美艳。吟香子曰：“儿女深情，描摹殆尽，令读者如历。小紫传中，真欲一字一醉，信乎笔墨之妙，竟如斯如斯！”确非过誉之言。再比如，《老翁捕盗》写了五个人物，主人公自如标题所示是那个捕盗的老翁，但作者真正写老翁的只有篇末的寥寥数语，用力最多的、描绘更细的却是另外四人。先是写孙鹏的天生神力。接着出来了一个韩滔与孙较力，从韩滔将重百斤的铁棍视作绣花针，“接而手碎之，纷纷如屑”，写出韩滔的更甚于孙的神力。接着又以孙鹏拜韩滔为师，从韩习武，写孙鹏眼中的韩滔及其同伙飞檐走壁的神技，再用孙鹏的进步：“孙从韩半月，技益精，且能于百步外飞弹，无不中裒”进行烘托，并指出韩及其一伙的“绿林大盗”身份，引出下面两个更厉害的人物：盗魁“绿瑶公主”以及武艺更甚于韩滔的“保饷者”某太保，写某太保，亦不从正面着笔，全由韩滔的口中叙出：因为保饷的是太保，故“……我众虽勇，正不能不费踌躇。”“……是夕，漏初起，果有十余人来，与韩匆匆俱去。三鼓后，韩面血模糊，踉跄入，曰：“几不汝见矣。太保年虽幼，果精悍。吾等十余人，均为所伤。……’”接着写孙鹏救太保脱危，为后面的文字作伏笔。再后正面写那个绿婚公主并将前面出现的人物作一交代：

一日，载物出海，过黑水洋，忽飓风大作，船几覆，合船惊张。仓皇间，远远见一小舟，如飞而至。舟渐近，见头上立一女子，红巾蒙首，仿佛甚美。孙知是盗，飞弹击之。女笑举两指，拍堕水中。孙又随飞二弹，女一接以口，其第三弹即吐口中弹抵之。笑曰：“如此伎俩，亦要向老娘前出丑。”乃纵身飞上孙船。又两人继至，其一则韩也。韩见孙，跪女曰：“此即弟子孙某，望恕之。”女不可，又请之。女怒曰：“汝岂恃劫饷功欲反吾？”即挥韩回船。

直到最后，小说的主人公方才出场：  忽西北一舟至，疾如鹰隼。一叟手握器具，离孙船数十丈，一跃而上。孙益惧叹曰：“吾命休矣。”忽见女反身欲遁。叟叱曰：“尔久匿不出，害老夫踪迹多年。今日相逢，尚欲何遁？”乃执而缚之如缚鸡。女俯首不言，任其提挈而去。

写另外四人，实际都在为写那个捕盗老翁服务。写了那四人，老翁的神勇便不言自明，这实在是一种聪明的省力的办法。西脊山人的评说：“……观于孙君……当其举鼎夸人，固自谓勇力绝伦，无出其右，而不知复有韩。韩之勇已奇，而不知更有女。女之勇已至，而不知更有太保及翁。天下事一层深一层，一人胜一人，然而以蠡测海，以管窥天者，适为夜郎自大而已矣。”虽然是在揭示该篇的思想主旨，但那句“一层深一层，一人胜一人”，实也点明了这篇小说写作上的特色。

人说“文学是人学”，小说当更应以写人为主要任务。蒲松龄无疑是以小说而写人的里手；综上所述，邹弢也可说是个很懂得作小说三昧的作家。《浇愁集》中的许多作品，虽尚不能和《聊斋》比肩，但却确实有《聊斋》的余韵。

邹瞍创作《浇愁集》之时，已经到清王朝的末期’，距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又过了百余年。《浇愁集》中固然有《聊斋》的精神和遗韵，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和其所处时代的脉跳。

置于《浇愁集》卷首的《蕴香国》，明显是受南朝刘宋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巫”、唐人小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及蒲松龄《续黄粱》的影响写成的一篇小说，但与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相比，这篇小说的思想主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焦湖庙巫”所记为地道的听闻，宣扬的是一种人生如梦的佛道思想；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故事情节复杂了许多，但主旨仍然是富贵如梦的看破红尘思想；蒲松龄的《续黄粱》突破了上述诸篇的思想框架，加进了对官府贪婪的批判，主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那种富贵如梦的思想阴影，仍然笼罩着全篇。《蕴香国》的主旨则与上述诸篇都不同，它不像其他几篇小说着力宣扬为官后的富贵，也不去写宦途的曲折艰险，它抒写的只是一个书生“治国平天下”的一己抱负，故而重在写书生林韬的“怀绝大经猷，立绝大功业”，写林韬在功成之后便急流勇退，表现的是一种求显非以富贵为心的精神，是

“儒者抱治平经济，苦不及展施”，只得求诸梦中的苦闷。其中有太多的作者自我：那个林韬分明就是作者的化身。小说中关于时局的描写，也与当时的现实相合。《司运神》篇的前半，抨击科场的好坏倒置，虽颇受《聊斋志异·贾奉雉》的影响，但小说的主人公很有点作者自己的身影和思想，未曾也不愿汩己之性灵，委婉地表露出自己未中式的原因，也借此渲泄内心的愤慨，却与《贾奉雉》颇为不同。尤其是小说的后半，更与《贾奉雉》主旨不同，旨在揭示科场好坏倒置、美丑颠倒的原因。试想：阴司竟由李龟年“司文榜”，取人但作吟唱，并拍檀板，合者辄中，与试者又或瞽或眇，而“今(人世)执玉尺量才辈，皆从此处投生来”，要想不好坏倒置、美丑颠倒怎么可能？所谓合拍者，当即人云亦云，迎合考官、上峰等等之谓也。为文如此，为人如此，这世道怎么好得起来？比起《贾奉雉》来，抨击、揭露的角度又不一，似也更见深刻。

《浇愁集》中的小说浸透了作者的主体人格精神。这是《浇愁集》小说的又一大特点。而且，邹瞍的主体人格精神中，浸透着一种对社会的愤愤不平情绪，一种“世无知己”、“赏音谁是”的感慨，有着一种追求无拘无束自由闲适生活的性情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从《浇愁集》的许许多多篇章中都能看出来。前面曾经论及的如《蕴香国》等，暂且不说，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集中一篇颇为特殊的小说《梦述》。该篇小说记的是邹碳自己的两次“梦”：一则叙自己梦中来到了《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潇湘馆中，见到了林黛玉、晴雯、紫鹃；一则说他梦见自己从金仙学道，尽得其秘。西脊山人对这两梦作过如下的评说：“意想所存，形之梦寐，从未闻有此两梦之奇也。虽然，人生事业，空空幻幻，无往而非是梦。翰飞之梦，以为梦也可，即不以为梦也亦可。”指出邹戏所写，虽然是梦境，但亦是其“人生事业”理想。吟香子的评则说：“有英雄志者作英雄梦，有富贵志者作富贵梦，有儿女情者作儿女梦。梦必视乎其人而后结想成之也。作者二梦，岂结想而成耶？抑亦上天之故泄其机耶？均未可知。”很显然，这两个梦本身便浸透着作者的主体人格精神。而其主体精神又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英雄志”——“定国”、“封侯”，这是《梦述》第二则的主旨；二，“儿女情”——得一如林黛玉这样的红粉知己，这是其第一梦之主旨。

《浇愁集》里，《乌衣公子》、《白面郎君》、《侠女登仙》，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主体精神。《乌衣公子》集中体现的是邹弢的儿女情。该篇是受《青琐高议》中《王谢》启发，用唐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思想而作的一篇小说。然说它是一篇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用朦胧象征手法写成的传记体散文。西脊山人的评语说它“为燕子作传”而借以抒怀。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我们确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乌衣公子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写照，是一篇浸透了作者主体人格精神——一种世不我知的失落，一种无可奈何的沉沦，一种沉沦而又不失真我的诚挚感情，一种感慨沧桑的满腹牢骚——的作品。西脊山人秦云似乎怕读者会误解这篇作品，特别指出：“……笃伉俪于闺中，交金衣于陌上，亦非无情者。卒以感慨沧桑，肆志花柳，借风流窟为痛哭场，不知有几许牢骚？作者为燕子作传，殆欲借以自喻云。”如果说《乌衣公子》用燕的意象寄寓了作者主体人格精神中儿女情——柔性的一面，则《白面郎君》与《侠女登仙》便是用猫鼠关系以及仙侠的意象，寄寓了作者主体人格精神中英雄志——刚性的一面。白面郎君的“惩贪蠹，杀忤逆子，诛负义友”(西脊山人评语)，乃是邹弢心中时刻向往的事；白面郎君“平生愿杀尽不忠不孝不义等人”一语，亦正是邹弢的心声。邹弢之所以有这种思想，乃是因为当时之鼠辈太多的缘故，就如西脊山人评论所说：“今之不忠不孝不义者正多，……恨不呼之(白面郎君)至而尽歼之。”《侠女登仙》与《白面郎君》的主题思想基本相同，也是邹弢面对现实中强梁、豪恶、盗贼遍行的无奈而生出的寄寓。

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主体人格精神，实际也是作者处世态度、人生观点的表露。邹弢所处乃是外国资本大量殖入、封建社会渐趋瓦解的晚清时代。暴发户与旧家世族里的封建士人矛盾冲突不断加剧。书中的《魁解》，叙邑有财神庙和文庙，邑人常闻杀伐之声，原来是财神与文昌不睦，大动干戈，于是玉帝派魁星前来劝解，方才相安无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此也胸怀锦绣轻薄财奴；彼则室炫豪华揶揄名士”的倾向而作的，很有时代特征。小说中，魁星劝解财神和文昌说：“数钱姹女休夸六品之尊，握笔词人宜敛五车之美”，“一主贵，一主富。富极可贵，贵极可富也，何分焉”，明白地反映出邹弢对这个敏感问题的鲜明态度和观点。

《浇愁集》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时代的印迹和自身的特色，在写作上也分明带着那个时代的特点——一种与其思想的急进相应的激烈、直截的文风，显出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直吐而不作任何遮掩的情状。中国传统的“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诗教被作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具体到某些作品，可举最为典型的《易骨》、《要钱太守》、《多贝大王》、《投生误》等说明。《易骨》对于趋炎附势者(包括富贵圈中人)人形兽心的痛骂；《多贝大王》对于当时“求财之地都无天理，求财之人都无面目”社会现实的愤怒揭责；《要钱太守》对于捐纳的抨击，说他们的官顶在厕中浸染过，已秽臭不堪；《投生误》让子产将假道学者处刑，剖其心喂狗，狗不食，又置火床；复将其剁碎，令打入畜生道中，都是其文风激烈、直截的注脚。这种文风提升了作品的抨击、宣传力度，叫人读后顿有种痛快的感觉，颇具鼓动力。但这种文风将要说的都说尽，一眼已见底，再咀嚼则味同嚼蜡，到底难入上乘境界。晚清的绝大部分小说，尤其是报章小说，都具有这种特点。《浇愁集》也未能出此。难怪作者自己后来也不满意。苏瑗虽追捧《浇愁集》，说它“嬉笑怒骂都成文章”，然也不得不说它“因少年之作”，“偶有习见之处”。不过，历史地看问题，在当时，这些小说，包括《浇愁集》，确起到了作者所希望达到的抨击时弊、唤醒愚蒙的作用。

以上所写是我读《浇愁集》后的一些看法，之所以写出来，是想以此向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此书。究竟说得有无道理，反正书已摆在读者面前，读者自可作出评说。

在《浇愁集》校点本即将付梓之际，相关的话还是有必要说一些。关于此书的作者邹弢的生平经历及《浇愁集》全书的思想艺术状况，已详见萧相恺先生的精彩序言，这里再稍谈一点我个人读此书的心得。

清代蒲松龄之后及至晚清民初，文言文创作的仿《聊斋志异》之作蔚为大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学史现象。而在众多的仿《聊斋志异》作品中，《浇愁集》可谓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概括《聊斋》后的文言小说创作趋向时说：

……若纯法《聊斋》者，时则有吴门沈起凤作《谐铎》十卷(乾隆五十六年序)，而意过俳，文亦纤仄；满洲和邦额作《夜谭随录》十二卷(亦五十六年序)，颇借材他书(如《佟腑角》、《夜星子》、《疡医》皆本《新齐谐》)，不尽己出，词气亦失之粗暴，然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他如长白浩歌子之《萤窗异草》三编十二卷(似乾隆中作，别有四编四卷，乃书估伪造)，海昌管世灏之(《影谈》四卷(嘉庆六年序)、平湖冯起凤之《昔柳摭谈》八卷(嘉庆中作)，近至金匮邹弢之(《浇愁集》八卷(光绪三年序)，皆志异，亦俱虽然学界对鲁迅所提及的几部文言之作的属性归属(是传奇、志怪亦或仿《聊斋》的程度)和它们各自的文学价值颇有不同的看法，但鲁迅这段评述把《浇愁集》和其他几部仿《聊斋》的名著相并列，无疑已十分明确地肯定了它的价值。

实际上，在几部出色的模拟《聊斋》之作中，就具体的模仿情形来说，最早模仿《聊斋》的《夜谭随录》是刻意规摹、亦步亦趋，题材上偏重狐鬼的怪异惊骇层面；《萤窗异草》则于迷离的艺术意境和女性形象的创造方面最得《聊斋》神髓；《夜雨秋灯录》于叙事的洗练，情节的曲折技法上似乎得到了《聊斋志异》的真传，而《浇愁集》则除了在情节叙事、人物形象塑造诸艺术方面与《聊斋》神理相通外，其创作的个人主体意识很是突出。《聊斋志异》的情节叙述，多以幻想的形式补偿现实中的挫折、失落。蒲松龄把自己的一腔理想意绪幻化为想象世界中的狐鬼仙怪等，幻想和幻化是《聊斋志异》最显著的艺术特质；《浇愁集》中虽然也广泛采用幻想的形式叙述故事，但我们从其文字中能感觉到它幻想的功能在减退、弱化，作者在文本展开中表露出十足的现实理性。比如《集美山》一篇，叙广州布商某遭遇海难，流落至集美山，与一帮妖丽女子相遇；一番艳遇醒来，却发现无数猛虎酣睡在侧。后得一老妪相助，方才脱离险境。该故事本可作更多的想象发挥，但邹弢却匆匆予以结束，让主人公“立陈忏悔”，作品末尾写道：

妪曰：“子良苦矣，幸回头尚早，不然，彼诸虎幻作美人，恋之未有不害者，孽海中又当增一件公案也。”乃与之食，示之途。某喜，拜谢而归。或日，妪即大士化身也。

于此，小说叙述者主体意识的强化显而易见。而就仅仅从纯艺术的层面看，其故事情节的委曲缠绵，人物形象的细腻丰富所展示出的艺术水平亦相当不俗。比如，卷一的《易骨》，卷二的《俞生逸事》、《周氏绮缘》，卷三的《张五福》，卷四的《梅痴》，卷五的《多贝大王》，卷六的《老翁捕盗》、《仙蝶酬恩》，卷七的《爱爱》，卷八的(《罗生》、《郑女》、《梦述》等故事。相比于《聊斋志异》，它当中的某些作品在技巧的拓展深化方面甚至有新的提高。当然，其艺术水准总体上仍无法与《聊斋志异》相媲美。不过个人认为，及至晚清，从时代的文学进展方面说，《浇愁集》堪称《聊斋志异》流风遗韵最后的成功继承者。

《浇愁集》的文本价值是多方面的。比如，其《梦述》一篇，记载了作者自己一次幻梦中和《红楼梦》人物林黛玉、晴雯、紫鹃的交谊，叙述情意真切，境界缠绵感人，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红楼梦》及红楼人物沁入骨髓的喜爱。窃以为这应该是审美心理学和红学接受史的绝好材料。

再如《张五福》一篇，叙张五福与狐女何霞娘的爱情故事，其中一段相见的场面：

张少年喜动，苦舟中烦溽，舍舟登陆，欲寻山内深树纳凉，遥望前途，松林荫翳，趋而就之。中有一石，光洁可爱，憩坐于上，心定后顿觉清凉。旁有一涧，水声潺潺，自林后泻出。张坐良久，起身欲回而口中渴甚，因思涧水甚清，何不一润其吻，即至涧滨掬饮。忽见人粪一枚，自上流下，方诧异间，随又流下数枚，大疑之，阴念前后无人，何来此物？欲穷其异，步至林后，见一少女裸浴涧中，肤发垂髫，玉体洁白，嫣然娇媚，旷世无俦。见张，举头一笑，复又低头，浴如故，略无羞避态。张则目眩神摇，未能形述。旁视涧侧，又无衣履所在，大怪之，因戏之曰：“美哉浴乎，但野鸳戏水，可惜不满一双也。”女笑叱曰：“我自浴之，何预汝事，天鹅肉不到口，汝何效秋胡轻薄耶！”浴已，出水，坐涧侧石上，徐徐以巾拭其水，上而胸乳两肋中而腰脐私处，下而双股莲钩，拭已，弃巾赤身而去。

如此骇然大胆且开明地描写、看待人的裸体，还不涉滥淫观念，明显是近代社会受西学观念浸染而改变的结果，这在过去的文言小说中极为罕见，实在超越了当时社会的礼范限制，而且其故事所表达的性爱内涵的真诚．是当时一般的文言小说作者们所难以企及的；在学术史上，它也可作为晚清社会性爱观念潜滋暗变的一个个例。

就是这样一部较成功的《聊斋志异》仿作，迄今很少引起学术界的足够关注。2004年我始读博士之后，因为做学位论文的需要接触到这部小说集，立即被其独到的特色与成就所吸引。据我的目力所及，学界予以较细致全面研究的论文，只有萧相恺先生《邹弢和他的(浇愁集>一一兼与<聊斋志异>比较》(《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3期)》这一篇；至于该书版本，则一直未见现代标点本的出版。其古籍原本只深藏于少数大图书馆，也因此一般读者和学界人士想要阅读或研究此书却难于看到，颇有不便之处。前一两年间，就有省内外的在读硕士生，因在网上看到我校点此书科研立项的消息，便来信联系，希望我能将自己手边的文稿复印赠送，或发赠电子稿，以便做论文参考，可惜我当时并没有弄到该书的古籍文本，只能表示歉疚之意了。此事说明，此书的校点出版有十足的现实意义。

本书的校点以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本为底本，这也是该书最早的刊本。校点中，除一般的繁简字更易，划分段落，加新式标点外，其他一仍其旧；原有三篇序文照例附上；不出校记。原本中极个别字迹不清实在难以辨认的以方形‘‘口”代替，另外，原文文字疑有明显错讹的，从尊重原本的原则考虑，不予改动。校点若有错讹不当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此书的整理得到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2006年的科研立项，完成过程中又得到诸多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江苏省社科院的萧相恺先生对我多有指点，并在百忙之中慨然应允为书作序。萧先生研究明清小说的成绩不用我劳舌，他的序文为这部书增了辉添了彩，谨此表示深挚感谢；业师丁放先生，合肥师院的何旺生先生等都曾对本书的整理出版表示了关心；在读研究生单文峰帮我整理文稿也花费了一定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另外，感谢黄山书社让这本书有面世的机会。还要感谢的是责任编辑章佩峰先生，他的认真负责的态度，细致入微的工作，使不少疏误得以避免，同时也保证了该书的尽快出版。

王海洋

2009年3月于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