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问题时至今日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尤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无数的学者都尝试着以不同的学科背景来回答什么是发展、如何获得真正的发展等诸多问题。本书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虽然成书于60年代，但是对于现今人们认识发展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他将发展问题融会于多种社会科学与文化价值之中，其讨论不仅仅贯通了当时全面的发展理论与方法，更着眼于超越当时的发展理论。他以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带来了一本超越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论著作。这是一本对当时乐观发展前景冷静深省的著作，然而字里行间却充满德尼·古莱对人类未来的仁慈关爱和真正的思量。

德尼·古莱以客观的笔触分析了一个人人都将面临的主观选择：发展。

发展问题时至今日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性难题，尤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以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客观的学术研究为发展经济学带来了一本超越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发展理论著作。这是一本对当时甚至眼下乐观发展前景冷静深省的著作，然而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他对人类未来的仁慈关爱和真正的思量。

本书在三个领域略述了一些说明性的战略：民主计划、技术合作和价值转换的创建。所谓民主计划，是指受其影响的所有人都能对其加以控制和作出反应的计划。技术合作则是指在技能或者信息的转移过程中不会导致或者加强较为“先进”的一方的统治地位。最后，价值转换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适当的次序来进行。本书中间部分主要讨论这三个问题。

前言

平装本前言

导论

 道德哲学的再生

 变化的背景

第一部分 发展的经验

第一章 不发达的震撼

 惰性与自满

 粗浅的觉醒

第二章 脆弱性：了解和促进发展的关键

 弱者的脆弱性

 强者的脆弱性

 一个说明性的实例：伊塔帕里卡

第三章 发展目标：承诺与业绩

 计划

 援助文件

 联合国文件

 为什么有差距？

 对目标的批判

 残酷的选择目录第四章作为辩证进程的发展

 “辩证”的意义

 发展的辩证法

第二部分 发展的道德战略

第五章 一般要求

第六章 三大战略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拥有足够”才能“更佳存在”

 第二个原则：普遍团结一致

 第三个原则：民众广泛参与决策

第七章 作为对话的发展计划

 计划者的职业病

 一项替代选择：凯洛特公式

 发展极

 责任的扩散

第八章 新基调的技术合作

 技术转移的实质

 当前制度的缺陷

 世界发展工作者

第九章 存在理性与价值观变化的力量

 存在理性

 边缘人群的代表性

 吉卜赛人

 对研究的意义

 对计划的意义

第三部分 哪一种发展？

第十章 反发展以及对发展的制约

 反发展

 反发展的根源

 制约

第十一章 真正发展的诸方面

 需求的理论

 发展的三个方面

第十二章 世界资源与优先需求

 生态管理

 对资源最佳利用的要求

 两种形式的渐进主义

第十三章 绝望的难题：道德与革命

 道德的难题

 处在痛苦之中的基督教伦理

 马克思主义伦理的痛苦

 美国革命者的道德立场

总结 残酷的选择

附录一“道德”与“发展”二词

附录二权力的道德与道德的权力

附录三对价值观变化的研究

人名对照

(6)然而当前穷国的许多真正的领导人不同意富国世界来“驯化”它们的发展努力。中国或古巴这样的“革命”社会几乎爆发性地发出了这种拒绝的呼声。

毛泽东蔑视“西方民主”，要求他的人民不要把它神秘化，他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一个不发达国家里有充分觉悟的领导人是拒绝以尊严换取“发展”的。他批评某些古巴人在敌对国家施加压力时采取依赖社会主义援助的态度：

“设想有朝一日会出现全面封锁，燃料运不来，任何东西都运不来。我确定无疑地认为人民能够顶住这种局面。……把燃料留给坦克和卡车，留给运送军队和军需。城里人怎么办？我们全都挪到乡下去，和农民一起工作，赶牛，用锄、铲掘地。我们能够取胜。

“这就是说，我们有权抬起头，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权成为世上小国的典范，成为世上任何地区受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统治的不发达国家的典范。这也意味着我们在世界历史上有一席之地。”卡斯特罗发出这种革命言词，是由于确信“不发达国家”的结构性脆弱需要靠坚定的目标来抵抗。他知道古巴在经济上的脆弱，但到处可得到同情：“他们(指敌人)知道他们的物质力量，但我们知道我们的道德力量，那就是我们的威力。”

我要说明的并非仅仅指“革命”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脆弱性，而是指许多非革命国家也开始有这种认识。虽然这种国家自身并不参与革命行动，但它们的发言人赞同关于它们在世界上处于脆弱地位的革命分析。它们也不信任富国“援助”计划附带的政治条款的善意。以下的言词可以说明这一趋势：

“我们不需要家长式的挽救。我们需要的条件是使得现在被抛弃的人们能够用自身的团结力量来脱离自己的不发达。……穷人对已经享有经济权力的人们不抱希望。穷人为正义而斗争。如果为正义而斗争被称为颠覆，那么颠覆就是他们的希望。”

肯尼亚的领导人也正式坚持“必须避免使肯尼亚的发展依附于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卫星关系。这种关系是令人憎恶的，破坏了我国人民衷心希望的政治与经济独立”。

虽然负责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希望靠自身力量来达到发展，可是只要富国决定支配财富与技术转移的“程度规则”，这一愿望就无法实现。技术先进的国家享有巨大的议价能力，它们不允许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影响到它们的支配地位。然而，富国并不想保住“发展”，相反，它们急于有序地“分出”经济进展的成果，而又不愿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有效的世界权力。所以，低收入国家在极其强大的伙伴面前越来越对自身的脆弱性感到挫伤，因此它们要求权力——作为尊严的前提。它们对发展的要求以两大目标为象征：面包加尊严。可是，在当前的安排下，它们往往在寻求面包时得不到尊严。

软弱的议价地位是脆弱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发达的群众(如果不是精英的话)很少能理解影响他们的力量。这些力量破坏了长期的生态平衡，在满足他们的现实可能性出现以前就产生了新的愿望。脆弱的社会被迫接受经济世界基本的竞争性质，但是，不平等成员之间的竞争是耻辱的，只能导致不公正。像人与人一样，富裕社会也“需要”贫穷社会作为羞辱的对象以显示自己在竞争环境中拥有财富和成功的“荣耀”。不发达国家在工业国(不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面前都是软弱的，明明白白地承认并反对这种卑下地位是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第三世界代表们发言的共同主题。因此，在社会现实及人身生存方面，不发达被视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三层脆弱性。

由于其政治脆弱性，弱国无法逃脱强大的冷战对手们地缘政治战略的后果。不发达国家的政府所能掌握的政治影响力，因大国(有时还是不太大的国家)的政治利益而缩小了，只要本地的发展活动威胁到富国的投资利益或意识形态利益，就会受到制裁。富国对他国的国内政策拥有有效的否决权。经济脆弱在许多国家里伴随政治脆弱而来。例如，不论塞内加尔的愿望如何，它都要大大依赖法国购买其花生作物，因此，为了经济发展，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它渴望的经济独立。阿尔及利亚也不得不对法国技术人员和教员作出让步，甚至允许法国设军事基地，以便保证在法国工作的50万阿尔及利亚人能把工资汇回国内。甚至尽管古巴发表种种反美言论，它也无法从关塔那摩驱走美国海军。中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动机来收回香港和澳门，但它的外汇收益地位脆弱，它必须与中国土地上的这些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做生意”。一个国家坚决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坦桑尼亚)或者为了其他目标而拒绝富国提供的“援助”(例如当印尼总统时的苏加诺)，无疑是可行的，但这种行动难以长期维持，而且要付出高昂代价。换句话说，这在政治上并不总是可行的。古巴之所以能脱离美国的经济影响，只是因为当其脱离时它的政策正好同苏联的利益与能力相合。然而古巴在许许多多的场合不得不容忍苏联的怠慢，我们非常怀疑是否会有其他拉美国家还会去依靠苏联的援助。结果，它们对北方巨人的不同立场大大削弱了。

在文化上，不发达的经历也是脆弱的。许多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正在被摧毁，因为人们往往无法做决断而宣布这些价值不符合生产率、效率和不具人格的“现代”价值观。美国教育体制提供了这一全球现象的一个有趣事例。白人教师常常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黑人学生吸收白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标准。在似乎良好的目标背后(诸如高标准的成就、充分的教学、对“落后”年轻人的补救、对“文化缺损”孩子们的充实)，他们却发动了一场强大的运动来毁灭黑人对自身文化成就的自豪，而好意的行善者有时对此也并不觉察。然而，正如一位黑人教育家所说，“没有过去的群体也是没有未来的群体”。

总的教训就是，一个社会如果在进入不确定的未来时深信自己有能力控制未来，那么它必须感到自己的价值观是值得尊重的。使人们“现代化”、“有效率”和“有技术教养”的种种努力如果不加批判地认为这些品质都优于被取代的那些品质，那就有陷入破坏性种族中心主义的危险。迷信或不讲卫生不能仅仅因为这看来别致而加以保留，更不能因为这是古老或“传统”而加以保留。对旧价值观采取“田园牧歌”式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社会现在正遭受一场技术文化的攻击，它们最珍爱的自我形象被贬低为幼稚和陈旧的。这导致面对“当代”文化的脆弱性时，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受到伤害。这在精英分子中引起深刻的精神分裂性的紧张：一方面是对自身价值观自我肯定的自豪，另一方面是对旧文化中阻碍现代化成分的反对。宗主国的教育理念被捧为高于本土的教育理念，甚至比公开殖民主义时代更加泛滥。今天的文化传媒对于从先进国家大量输出的价值观以外的一切价值观都持怀疑态度，那是因为有些进步成果——如降低死亡率、改善伙食和住房——确实是真正的好处。所以，解决的办法不是拒绝现代化，而是在冲击战略中注意看清并创造性地引导变革。现在流行的变革战略很少考虑它们所引起的文化创伤，因为文化只是不发达的人们所经历的又一个脆弱性领域。当诱发的变革冲击原有人群或个人时，所感受到的脆弱程度不仅仅是本地的。

整个国际社会结构，通过它们各组成部分的变革和各部分之间关系的变革，受到了影响。按巴西社会学家考斯塔·平托的话来说：“从那时(指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所建立的‘国际阶层’的形象已经变化了许多次，但它的基本结构仍保留着——而这一点，据不同方面认为，今天也正在变化着。……重大的真实问题首先在于：不发达地区的人民不太愿意接受现存的经济与社会差异和不平等，人人过较好生活的技术可能性多么令人期待。”

本土的发展努力为的是克服脆弱性。这种努力旨在加强一个国家在若干方面的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当我们阅读拉美的报纸，看它们的电影，或者听它们的政治竞选演说，我们会注意到它们对本土制造业的重视。当一个过去被认为“非工业化的”国家生产了整台洗衣机、收音机或摩托车的时候，纪录片就摄制出来夸耀这种国家的成就，报纸和收音机就宣扬本国已向世界表明它有能力自己制造。当一项重大工程(如建设水坝)不靠外国技术人员的帮助而是自力更生建成的时候，特别欢欣鼓舞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一切领域——经济、政治、心理——不发达国家所作的选择旨在缩小在国际竞争中面对更强大对手时自身的脆弱性，那是更可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同时，一些看似不合理的政策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这是因为一些社会感到有必要保护仍在孕育期的脆弱的文化或政治认同。

P42-47

本书旨在就道德价值领域掀起一场有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辩论。我将明确阐述我的价值观，以此抛砖引玉激发人们更多的思考、批判和试验。本书所提出的一个前提是，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其最基本的问题既不是经济或政治性质的问题，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关于道德的问题。在技术普及、各国互相依赖的当今世界里，什么样的生活好、什么样的社会好？物质的丰裕一定会带来生活的充实吗？人类发展是否不仅仅意味着现代科层制度、高效技术及高生产力经济这三者的系统结合？

我研究发展道德学的一个方法是，将实际生活中的观察结果以及我在不发达地区参与计划制定或者作为无名小卒所经历的体验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并且思考“普通百姓”的证词。后一点非常重要；确实，我赞同丹尼洛·多尔西的观点，即“任何由局外人所作的研究其价值都比不上人们所作的自我反省”。我的理论分析基于如下两点：“脆弱性”和“存在理性”。所谓脆弱性，即是人们在无法控制的力量面前束手无策的情形，就目前形势来说，它是指不发达社会没有能力应对紧迫的社会问题。我们说理解“脆弱性”这一概念是理解不发达状态及推动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也就是说经验、符号及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复杂世界可以围绕这一概念而得到有效的整合。而且，“脆弱性”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出发点，通过它我们可以将不发达状态视作最初始的环境，而将发展视作变化的过程和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在很多低收入国家，脆弱性体现在发展目标无法实现这一事实上；而在已经实现繁荣的某些社会里，脆弱性体现在异化现象普遍存在这一事实上。

而“存在理性”指的则是所有社会都采用的用来处理信息和作出实际选择的战略。这些选择旨在保证其生存和满足他们对自由与尊重的需求。这些战略多种多样，而且受到无数的限制。“存在理性”这一概念是我的观点的中心。我的观点是，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都有某些共同的目标。因此在目前的条件和信息水平状态下，一个社会是追求发展还是拒绝发展取决于该社会是否视变革为加强国计民生、提高威望和获取更多自由的手段。

脆弱性和存在理性两者紧密相连。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世界范围的生态、符号和社会力量的影响，它在“存在理性”方面所受到的限制程度也就有多大。处理信息的能力也同样如此：技术上相对不太脆弱的团体比其他组织更有能力处理与自身生存和需求满足相关的信息。

如果我们的分析围绕这两个结构展开，那么我们就赋予了发展这一概念完整的历史意义。技术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革从来都不会在历史真空里发生。只有在那些存在着多种刺激因素的地方才会出现创新。从地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讲，一个社会的发展，其开始的时间和地点非常重要。本书分析了社会中各种脆弱性和存在理性，所要回答的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现代世界中，什么是构成优质生活与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本书从头至尾回荡着辩证法的旋律：强国必须变得脆弱以求得与弱小伙伴相平等；只有在富人也同意节俭的情况下才能使穷人接受节俭政策；如果要使不发达国家成功地进行文化革命，发达国家也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今的发展形象其实是一种错误的形象，有关发展手段和目标的正统观点也是错误的。不仅仅是道德理论家，所有关心发展的人士都必须考虑新的可能性。

脆弱性这一概念是我研究发展目标以及充满冲突的发展过程的中心思想。因为发展经验根植于历史之中，所以最初的变革所具有的破坏性也需要解释。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行动纲领，任何发展道德都毫无用处。最后我们将衡量道德，但并不注重对它分析得如何精练，而要看它开出的药方是否真正实用。

这里所提出的具体道德战略符合第六章中所解释的三项调节原则。而无尽的任务便是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此产生出批判性的思维并且将效率与公正结合起来。

本书既不是手册也不是教科书。虽然很多发展问题引出了道德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对适当战略的需求，但我并未试图在本书中面面俱到地加以阐述。因此，如果读者试图在本书中寻找详细的人口战略方案，那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我在第十二章中也简单地阐述了人口统计学的生态意义。道德问题现时变得显而易见：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须按照不同的社会需求而制定。然而，即使是大规模的生育控制政策也并不排除其他形式的需求，如计划资源、选择性投资、扎实的教育战略、奖励政策等等，特别是，要消除统治与被统治的体制结构。简单地说，计划生育并不是万能药方。同样，本书也并未提出任何正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比如：那些正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经济社会应当吸收什么水平的技术，是最尖端的技术、先进的技术、中等技术，还是刚刚被淘汰的技术？另一个问题是，对那些“发展工作者”来说，什么才是跨学科教育的最好内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一样，每一个都需要一本长篇巨著来阐述。

然而考虑到它们的迫切性，本书在三个领域略述了一些说明性的战略：民主计划、技术合作和价值转换的创建。所谓民主计划，是指受其影响的所有人都能对其加以控制和作出反应的计划。技术合作则是指在技能或者信息的转移过程中不会导致或者加强较为“先进”的一方的统治地位。最后，价值转换必须按照一定的方式和适当的次序来进行。本书中间部分主要讨论这三个问题。

采取这些战略会导致什么样的发展呢？很显然，它不会是现有的“发展”模式，因为我们现时所称的“发展”其实是反发展。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呢？如何利用世界资源来满足所有人类的优先需求呢？最后，对那些一心主张打游击战的革命党人，伦理学家们如何劝说呢？本书最后几章便要探讨这些问题。本书最后三个附录详细定义了“道德”和“发展”这两个名词，讨论了道德价值对政治力量的影响，同时也稍稍阐述了研究价值转换的方法问题。

发展道德学广泛吸取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计划人员和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关于发展的定义，而道德学则将所有的定义纳入一个宽广的框架里，在其中发展意味着，生活的质量与社会的进步最终体现为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表达的价值观。和已经去世的勒布雷特一样，我也认为发展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变化过程，既是突然的也是循序渐进的。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国家的人民脱离被视为“不太人性”的生活模式而进入被认为是“更具人性”的生活模式之中。如何取得发展和在发展之后获取了什么利益这两点此时变得同等重要。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创建一种延伸至整个世界的新型团结，并且，文化和生态的多样性也必须得到培育。最后，所有社会和个人的互相尊重和自由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得到满足。虽然发展可以作为经济、政治、教育或者社会现象来研究，但它最终的目标是生存：向所有人类提供一个机会使其生活得更富有人性。如此理解的话，发展便是指所有人类和社会之整体人性的提升。

本书是受“发展与社会变革研究中心”(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委托而写。我非常感谢该中心从1968年8月至1969年1月所提供的资助。中心主任拉姆所组织的关于本书最初大纲的评估讨论会对我帮助非常之大。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士表示感谢，同样感谢德雷赫所提供的秘书工作。

本书手稿的最后几章是我在位于加州圣巴巴拉的“民主机构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时所完成的(1969年2月至7月)。该中心提供了一个讨论本书中一些主要问题的独特对话场所。中心秘书处人员愉快地帮助我完成了最初几稿的打字工作，我特别感谢吉文斯在打字方面的持续帮助。“人类研究院”与“欣鲍姆基金会”的资助使我得以完成最后大幅度的修改工作。  我的同事们提供了宝贵建议。我尤其感谢考廷霍和盖勒两位，他们对本书最初几稿提出了批评建议。法图罗斯、高曼、格林肖、哈根、希金斯、赫希曼、霍洛威茨、伊利奇、杰克逊、贾考贝、贾瓜利贝、马库莱斯库、苏亚雷斯、沃尔肖克和沃威克等众多人士也作出了宝贵的评论。所有的建议都是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提出和接受的，因此我对本书现时的内容负完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