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影响及于远东地区，而且产生了诸多大银行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传统根底；既理想远大，又脚踏实地；既出类拔萃，又忍辱负重；既风光无限，又饱经挫折。在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乃至不断遭受绑架勒索的黑暗社会情形下，在财力雄厚的外围银行和根基深厚的旧式钱庄的双重夹击下，他们图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努力进取，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上海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书就是关于近代上海银行家的一本档案史料集，精选了三十三组银行家的书信、电报，时间从1918年到1949年，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真可谓资料翔实、内容丰富。

本书是上海市档案馆编的一本档案史料集，所有材料均选自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金融业档案，且以银行家的书信、电报为限。其中有许多史料是鲜为人知的，很有参考价值。比如“银行家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卢沟桥事变前后之华北局势”、“张伯驹被绑架案”、“吴蕴斋入狱后的营救”等，都从各个角度揭示了上海银行家在外敌侵入、军阀混战、民生凋敞等苦难情形下，图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努力进取的艰难历程，以及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上海市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全书精选了三十三组银行家的书信、电报，时间从1918年到1949年，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真可谓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为了使对金融史不太熟悉的读者能深入理解本书的内容，编者还在书中加了许多导读和注释。此书对从事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也大有裨益。

1．倡设信用调查机构

 ——张嘉璈致李铭函，1918年

2．转投上海银行风波

 ——杨介眉与叶景葵、陈叔通等往来函，1920～1922年

3．北京政府向华商银行团之借款

 ——张嘉墩与叶景葵往来函电，1920～1921年

4．时局变化与中国银行应对之策

 ——贝祖诒与陈光甫往来函电，1923～1927年

5．浙江实业银行营业方针

 ——李铭致梁俊华、黄俭翊、张承谟函稿，1923年

6．银行家与蒋介石政权的关系

 ——陈光甫与蒋介石、唐寿民、李清泉往来函电，1927年

7．上海造币厂改组前后

 ——唐寿民、宋子文与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等往来函电，1928～1930年

8．绑架案后的恶劣心绪

 ——胡笔江与中南银行董事会往来函电，1928—1932年

9．时局、人物及银行业务

 ——陈光甫致杨介眉函，1928年

10．旅欧考察银行业务

 ——张嘉璈与李铭、贝祖诒、宋汉章等往来书信，1929年

11．赴杭州疗养

 ——贝祖诒致李铭函，1930年

12．实行废两改元

 ——李铭、贝祖诒等与上海钱业公会、上海商会等往来函，1932—1933年

13．中国经济学社的活动

 ——马寅初与周作民往来函，1932一1937年

14．银行家的多重角色

 ——张嘉璈、钱新之、杜月笙等与蒋介石往来电，1933—1936年

15．“李主外，陈主内”

 ——李铭与陈朵如往来函，1933—1936年

16．从政前夕

 ——吴鼎昌致蒋介石密电，1933—1935年

17．力阻中国白银外流

 ——陈光甫、贝祖诒、唐寿民等与孔祥熙、穆藕初等往来函电，1934年

18．银行家的社会参与

 ——徐新六与曾养甫、张嘉璈、孔祥熙等往来函电，1934—1938年

19．与日方的接洽

 ——周作民与钱昌照、蒋介石、张群等往来函电，1934一1937年

20．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华北局势

 ——资耀华与陈光甫、赵汉生、杨介眉往来函电，1936—1937年

21．战时银行业务筹划

 ——陈光甫致徐谢康、唐庆永、贝祖武等函电，1936一1938年

22．卢沟桥事变后之观察

 ——资耀华与赵汉生、陈光甫、杨介眉往来快电，1937年

23．经营《大陆报》

 ——徐新六与孔令侃往来函电，1938年

24．限制提存、统制外汇

 ——贝祖冶、宋子文、孔祥熙等与李铭、席德懋等往来电，1939年

25．张伯驹被绑架案

 ——任凤苞与张伯驹、陈敬垚、白序往来函电，1941—1942年

2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交通银行香港善后

 ——钱新之与唐寿民往来电，1941年

27．西北之行

 ——杜月笙与钱新之往来函电，1942年

28．“复业”后的交通银行

 ——唐寿民致交通银行同仁函，1943—1944年

29．吴蕴斋入狱后的营救

 ——杜月笙与钱新之往来函电，1946—1947年

30．黄金风潮案

 ——徐寄庼与杜月笙往来函，1946—1947年

31．冷对市党部活动

 ——徐寄庼与方治往来函，1946—1947年

32．新《银行法》的出台

 ——李铭、陈朵如与上海银行学会往来函，1947年

33．金圆券的发行

 ——李铭等与翁文灏、王云五、徐柏园等往来函电，1948—1949年

后记

(1)胡笔江致中南银行董事会函(1928年9月15日)

敬启者：筠于八月二十日以全国交通会议事毕，即于次日偕友自京回沪。讵于廿三日夜问十一时许应酬完后，便送友人至别克登饭店，就近回看老友陈君，略谈，即行回寓。不意道左突出六匪，持枪迫令停车。旋有两匪趋至筠之左右，立以两枪抵筠两胁，夹筠而坐。车头两匪，一匪开车，向西转南驰去。自此以后，所有筠被绑备经威胁以及种种困苦，受重大损失又始终不肯涉及机关各情形，已于九月十三日史、韩两董事，黄协理来筠寓所时，备陈颠末，不再赘述。

筠以忧煎烦急，受病过深，而内人郑氏本在怀孕，筠事猝起，旁皇焦灼，忽成重症，盛热奇喘，经六昼夜，至九月十二日夜间，忽然小产。产后热喘加剧，病乃益甚。时筠适白匪窟赎归，痛犹未定，遽睹此状，新愁旧感，不复人境，而匪窟赎归之一切善后，千疮百孔，责无他贷，爬梭理剔，备事清偿。现正力自奋抑，从事破产。为此，万不得已，乞鉴苦衷，请予假十日，所有筠南行本职，应请即日派员代理，免致贻误。此上董事会

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谨上

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2)胡笔江致中南银行董事会函(1928年9月25日)

敬启者：筠前于匪窟经多友集款赎归后，精神、身体两者俱伤。讵意一抵寓所，即见内人病状，略问原起，知因筠事惊急，致患热喘六昼夜，喘热日高而小产，产后病势益甚，云云。筠以痛苦多日之病躯，遽逢此境，既伤家破，复虑人亡，旁皇日夜，寝食皆废，多累之家，不堪再祸，筹念至再，故于出险之次日，喘息稍定，陈情钧会，请假十日，并以行事重大，久延恐致贻误，敬恳将筠本职派员暂代。

旋奉十八日大函，略谓在筠调摄期内，行务尽可由诸同事照常维持，遇必要时仍令趋寓请示，遵率办理，请假不成问题，派员代理更无庸议。等因。敬绎钧会所谕各语，似筠今日所处，不复人境之苦痛未蒙鉴恤，又筠重视行事责任之苦心，亦未邀深察。在筠受佣钧会，牛马土芥，腹心手足，颠倒任人，本无长鸣余地，然中情遏抑，后效期长，即此不言，如何如何。

伏念筠陷身匪窟，所以拘囚至廿日之久之原因，良以匪人以南腿之绳见视，以为掣绳到手，南腿即可为其任情咀嚼，初不知适与筠志义相左。为此目标，穷极困阨。但筠志义既定，自无艰险可言。虽身被拘执，心犹可运，百方联络，设种种法，使外与内一致坚持，即不幸而殉身，亦惟义之是赴。凡此经过，在我行员知者不少。我董事诸公如果关心筠为南行重要职员者，自无不闻不见之理。筠沪寓中稚子弱妻，以筠追随有年，筠之家况亦不能不蒙洞鉴。筠事起仓猝，远道交游，电询函慰，骇异无似。筠之弱妇忽然遇此，虽不敢奔号乞援于我董会诸公，要其惊惶无措、饮泣吞声之情状，所谓与筠休戚相关及寻常以腹心手足视筠者，于义于情又断无不在意中之理。如于此际，稍念筠之苦志，则一介之遣，数语之慰，筠之弱妇有恃心安，更何致惊忧成疾，至于此极之地也！烦冤莫诉，茹苦自甘，出险至今，虽所处非复人境，诚未敢有丝毫怨望。设使筠抱节归来，筠家承慰无恙，筠纵备受困辱，重遭破产，此未尽之身体、精神，虽不免于疲顿，少事休息清厘，自可早日复务。今日穷愁岔至，智虑皆昏，心虽成灰，惧再蹈祸，不谓请假十日，为病妻事医药，为勒赎不敢累人事破产，为尊重行务职守事乞假请派代，在筠此际痛苦如此环境之下，以为必邀怜念，予以矜全，暂令休息，以示恩情。何意尊函所谕，风清云淡，秦人视越。至此筠若再不自知罪误，则此后靡身碎骨，恐亦不足以云报称诸公也。现在内人病势犹险，破产了偿赎票垫款之事又未就绪，假期又满，谨再续请给假十}j，并请斟酌妥人，即日派令代理筠之总经理职务，是再恳叩。此上董事会

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筠谨启

十七年九月廿五日

(3)韩希琦致胡笔江函(1928年10月6日)笔江仁兄先生大鉴：

日来询悉尊夫人清恙未痊，阁下起居亦多不适，念甚。所以不敢趋候者，恐觌面词费，甚非调摄精神之道所宜出此耳。兹于本六日下午接黄奕住君九月廿四日复弟密函一件，并同日托致尊处函一件。尝为日颇久，不无陈迹之嫌。然厦邮素来濡滞，加以邮局罢工，尤滋压搁，盖亦无可如何之事也。谨将原函送上，并就黄君复弟处函抄出一份附阅，希赐察照。尊夫人病已匝月，度当脱险，惟就愈之势，必由渐进，望勿过于急切。阁下调摄之方，当勉事抑制，使心安气静，每日夜多睡些，时为第一要著。余未及详，诸维珍重为祷。此达。即颂健安

弟韩希琦启

十月六日晚

附黄奕住致胡笔江函(1928年9月24日)笔江老兄先生大鉴：

前书计达台览。刻接君玉兄转到老兄九月十五日致董事会函一件，拜读之余，所有此次备尝痛苦情形，历历如睹，不禁神伤。然既履险如夷，正宜安心静养，以期恢复精神，是则弟所厚望者也。惟在此调养期内，行务自应责令诸同人暂为维持。如遇重要事件，应再令人造府请示，以便照办。所称派员代理一节应毋庸议。此事经董事会函复台端，当邀原谅矣。临颖身驰，期言不既，诸维心照。并请大安

弟黄奕住启

九月廿四日

再，弟甚期到申与兄一谈，因申时局如斯，迭承浴沂电信阻止，以故不能如愿耳。

照抄黄奕住君复函原文一件

十七年九月廿四日发，十七年十月六日到君玉先生台览：

刻接十九日手示并十五日笔兄致董事会函，读悉之余，觉渠此次所受痛苦情形可惊可怖，坐立俱为之不安。弟日前曾奉函慰问，兹再函劝其安心静养，以期恢复精神。至渠之来函请假，有派员代理之语，经董事会复慰云云，甚合。惟查渠函中有现方从事破产之语，窃以我辈与笔兄患难相同，安乐与共，我辈一息尚存，即以友谊论，亦无坐视笔兄从事破产之理。况笔兄因公蒙难，我辈除精神上之痛苦无法代为分忧外，倘于物质损失之数隔膜视之，则我辈尚得谓有人心乎！即日拍去一电，由浴沂译呈，电文内有此次破耗之款不能作笔兄个人事，又云勿使笔兄稍受为难，即系此意。特有须设法者，弟意在实际上或径由行内负担，或由弟个人负担，均合式。只对外方面须于名义上避去行款目标，免使一般行员多滋危险，则至善耳。近日来笔兄精神回复否？其夫人病象稍愈否？祈代为致意问讯，随时示悉为祷。

黄奕住启

九月廿四日

再，右述对外方面避去行款目标一层，手续上如何办理，祈与量才兄及浴沂秘密商酌而行可也。P55-58

目前上海正在加紧进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影响及于远东地区，而且产生了诸多大银行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既有世界眼光，又有传统根底；既理想远大，又脚踏实地；既出类拔萃，又忍辱负重；既风光无限，又饱经挫折。在外敌入侵、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乃至不断遭受绑架勒索的黑暗社会情形下，在财力雄厚的外国银行和根基深厚的旧式钱庄的双重夹击下，他们图生存、求发展、不屈不挠、努力进取，为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和上海城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阅读本书封封书信，我深为上海银行家的奋斗和开拓精神而感动，也深为银行家们所遭受的种种磨难而叹息。本书内容中就有两组银行家被绑架的史料。如号称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个大收藏家，著名的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和李白《上阳台帖》等国宝，都曾是他的家中珍藏；但想不到他还是一位银行高管，担任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其父张镇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后创办了盐业银行，是著名的“北四行”之首，任董事长，而以“辫子军”出名的张勋只是协理。1942年，张伯驹在上海被人绑票，开价200万赎金，后因交不出这笔钱，差点被要了命。另一位银行家胡笔江还有更不堪的绑架遭遇。

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是想说明本书的许多史料是鲜为人知、很有价值的。它不仅能使一般读者了解在华丽上海的幕后，银行家的有些经历实非外界所能想象，而且对专家学者的研究也会有所裨益。

现在，上海市档案馆的研究人员从馆藏各银行档案中，精选了33组银行家的书信汇编成书，时间从1918年到1949年，虽是吉光片羽，但基本上涵盖了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反映了银行家在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前几年我馆编辑出版的《陈光甫日记》，是关于上海银行家的第一本档案史料汇编，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本书则是从银行家个案发展到银行家群体的一个尝试。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加快，相信我们的研究人员也会与时俱进，进一步加强学术研究，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产生更多的金融史研究成果。

是为序。

2008年10月20日

近年来，学术界对近代中国银行和其他金融市场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无论是资料或是研究方面，就银行家这一群体而言，似略显薄弱。窃以为，欲求金融史研究的全面推进和深化，对银行家的研究势必要紧紧跟上。即以现实而论，在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银行家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本书就是关于近代上海银行家的一本档案史料集，所有材料均选自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金融业档案，且以银行家的书信、电报为限。我们以为，电报可以纳入书信的范围，故书名仅署书信集，以取其简略。由于只收入书信档案，使本书在形式上更为协调和统一，而且书信的特性，具有更强的私密性、真实性和内幕性，因而更能体现银行家的心路历程，以及某些鲜为人知的幕后历史。

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金融业档案，内容极为丰富，涉及的银行有170多家，要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银行家史料，搜寻范围甚广，开掘难度也很高，爬梳剔除的工作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档案史料的原貌，我们现在采用了以银行、卷宗为单位，围绕某一位或数位银行家为主的组合式编排，这样可以从档案产生的原始过程，从银行家的视角观察某些问题，比较具有完整性和原始性，因而也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这或许是一种较好的选择。如果完全按书信时间编排，许多档案内容不再成团，或许会有支离破碎的感觉。

档案史料集不是学术论著，但史料编纂的过程，却也是学术研究的过程，离开了学术性，就无法编出一本像样的档案史料集，这是编者深有体会的，相信接触过原始档案的读者也会深有同感。本书的编辑之所以静下心来编纂这么一本书信集，是感到金融史的研究，尤其在银行家的研究方面应该有所拓展，这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主要意图。

档案史料集极少有导读、注释的，但为了使对金融史不太熟悉的读者，能够较深入地理解书信的内容，与编辑《陈光甫日记》一样，我们尽可能加了导读、注释，这虽然反映了编者的学术水平，但也因为我们的水平有限，或有误导、误注之处，务请识者谅解、批评。

本书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吴辰馆长和仓大放、朱金铃副馆长的关心支持，副局级巡视员、研究馆员马长林和冯绍霆先生，也始终对此书予以热情关注和指导，宣刚、陆琰两位先生参与了本书部分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2008年10年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