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有助于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回到“现实世界”的书。该书利用美国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献，围绕我们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揭示了平常现象背后的“赤裸裸”的利益结构，回答了中美关系中“谁获益”、“谁受损”的问题，看后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且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同时也是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对关系。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极重：之所以最复杂，是因为两国已经发展出一种全面的相互依赖关系，远不是“非黑即白”的模式所能概括；之所以争议最多分歧最大，是因为不同人对中美关系各种关键问题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也因为双方社会制度、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而容易误判对方，彼此读不懂是不少人对两国关系的深刻感受。

马耀邦先生的书无疑能够为我们正确解读这一复杂、重要、充满争议的关系做出贡献。

第一部分 跨国公司与全球化

　第一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

　第二章　波音和中国

　第三章　全球化和中国

　第四章　WTO和中国

　第五章　开放与中国的汽车工业

　第六章　快餐与中国

　第七章　沃尔玛和中国

　第八章　农业全球化与中国

　第九章　制药业与中国

　第十章　生物剽窃与中国

　第十一章　WTO，知识产权与中国

第二部分　军事和政治

　第十二章　中美建交谈判

　第十三章　“一个中国政策”和《与台湾关系法》

　第十四章　美元与中国

　第十五章　“战略竞争对手”与中国

　第十六章　优尼科收购战与中国

　第十七章　钱学森与中国航天事业

　第十八章　军工联合体与中国

　第十九章　原子弹与中国

　第二十章　导弹防御与中国

　第二十一章　美国、中国与台湾问题

　第二十二章　《考克斯报告》与中国

　第二十三章　李文和间谍案与中国

　第二十四章　“中国游说团”与中国

　第二十五章　“最惠国待遇”与中国

　第二十六章　1996年的台湾导弹危机

　第二十七章　美国中央情报局与中国

　第二十八章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

　第二十九章　伊朗核危机与中国

　第三十章　美国对付中国的战争

　第三十一章　人权与中国

　第三十二章　美国华人与中国

　第三十三章　美国的债务与中国

　第三十四章　美国的新军国主义与中国

　第三十五章　美国军火承包商与中国

　第三十六章　石油与中国

　第三十七章　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与中国

　第三十八章　私有化与中国

　第三十九章　美国的核政策与中国

　第四十章　对华贸易战

　第四十一章　威廉·韩丁与中国

第三部分 经济政策和国际金融

　第四十二章　超级帝国主义和中国

　第四十三章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中国

　第四十四章　华盛顿共识与中国

　第四十五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

　第四十六章　赌场资本主义与中国

　第四十七章　衍生品和中国

　第四十八章　石油美元、石油欧元与中国

　第四十九章 自强，中国！

结尾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第一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

近两年来，一篇题为《封杀中国科技研发能力的九大狠着！》的网文在财经界广为流传，上面列举了西方跨国公司利用各种肮脏的招数来阻挠中国高科技发展的事实。看这篇文章，我总是感到伤感。

该文指出，在超级计算机的时代，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一些模式：西方跨国企业提供比你自己开发的电脑更为强大的电脑，其目的是让你使用现成的先进产品，从而放弃自己开发的努力；或者，他们会在一开始给你免费的软件，因此再也没有提升你的软件产业的必要。在汽车工业中，他们利用合资来摧毁其他国家的国内厂商。在中国，他们设立研发中心吸引优秀的人才，从而剥夺了中国对本土人才的使用，跨国公司还利用产业标准和知识产权设置难以克服的障碍，阻碍中国发展自己的先进技术，同时他们还雇佣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买办。

下面这个关于发展商业运输机的故事或许说明了西方跨国公司在破坏中国制造业上的口是心非：

中国于1970年开始大型喷气式客机的科研计划，仅仅落后空中客车两年。凭借500名技术员和稍稍多于5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以当时的汇率不超过2亿美元——到1978年中国能够完成设计，并于两年后试飞——世界上少有国家能实现这一壮举。——无论是美国的麦道还是波音公司都为中国能以如此低的成本实现这一壮举而感到震惊；他们不可能以低于500亿美元的代价来完成此事！

为了占领中国的民用飞机市场，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说服中国在1992年加入一个合资项目，双方合作生产为中国国内航线服务的麦道80和麦道90飞机。中国因此放弃了自己的大飞机研制项目。1997年麦道被波音公司兼并后，美国单方面取消了这项合资计划。

中国开拓制造商业用喷气飞机的心血和努力付诸东流——到头来只能为波音生产机翼和尾翼部分以及为空中客车制造零件和维修工具。中国不得不动用国库几千亿美元以高价从波音和空客购买飞机。波音兴高采烈地估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将付出额外的200亿美元来购买2400架飞机。

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

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和耻辱。

我欣慰地获知中国重新启动了大飞机计划，虽然耽误了25年的时间，但总算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第二章 波音和中国

“在美国总统北京之行期间，预计中国将同意从波音公司购买150架飞机。”路透社消息，2005年11月19日。

1979年邓小平访美，参观访问波音公司，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购买波音飞机的合同。

波音公司一直把中国视为关键的商业航空器市场，并尽其所能在中国保持其市场主导地位。1980年，在中国成功试飞了飞往西藏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新型客机后，麦道与波音两家美国航空公司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的战略以应付新的挑战。首先要考虑的是阻止中国作为一个新的竞争者出现。

通过1992年与中国签署协议，在中国合资生产麦道80和麦道90，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最终成功鼓动中国放弃对大型飞机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到1994年，35架麦道82和83已在中国完成组装，其中5架返销美国。当这些飞机抵达美国并进行详尽的测试后，美国人很快发现，在上海生产的飞机质量超过了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自己工厂中生产的飞机。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航空业，因为这对其在中国和世界市场维持垄断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  1997年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和波音公司的合并给这些公司一个毁掉与中国合作项目的，这给中国国内航空业以致命一击。一夜之间，中国为合资企业配置的新工厂和新设备成为明日黄花。一度自豪和充满希望的中国企业已衰退到屈从的角色，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例如为波音生产机翼和尾翼装配件、生产汽车和摩托车。波音公司取得了数十亿的年销售额，并计划未来20年从中国赚取200亿美元。通过这样的妙计高招，波音公司将能够垄断中国市场，而没有任何触目可及的潜在对手。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飞机制造工业已被破坏，所有的研究项目已经放弃，浪费了大量人才。在复兴的国家中一项有前途的新行业突然崩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悲剧。可以预计，中国航空技术的退步已超过20年。

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波音飞机公司的“另一面”：作为世界第二大国防承包商，波音是“军工综合体”的一员和世界上最大的卫星、军用飞机、导弹系统、激光系统和坦克制造商。当波音公司总裁在中南海受到中国领导人热情款待时，他们的说客也在华盛顿忙着争取更大额的美国对台军事销售，从而加剧两岸的紧张关系。

现在中国被迫以高昂的价格购买民用飞机。向中国销售飞机所获取的利润正源源不断地流入波音公司，为开发新的先进武器提供资金。这些高性能的武器运到台湾，可以提高其军事能力。因为地区紧张局势增加，中国将再一次花费大量经费购买武器，从而拖累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压缩社会公共事业的开支。

几乎是肯定的，现在中国将要付出高额的价格购买民用飞机，但也可能要付出血的代价。这已成为一种恶性循环：随着中国向波音公司采购更多的飞机，更多的钱可用来发展先进的进攻性武器，使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这是何等的悲剧！

第三章 全球化和中国

现代全球化的理论最早是由大卫·洛克菲勒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等人创建的三边委员会提出来的，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20世纪80年代，经过美国媒体、学者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大力推广，全球化被确认为是国际商务和贸易的重点趋势。其主要目的是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拓市场，保持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以及美国投资资金的自由流通。

然而，它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和赞同，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干涉暴露了这一概念的谬误和缺陷。

因此，关于全球化的争议已高涨，并在最近几年遍及世界各大洲。其中主张全球化最响亮的声音来自于托马斯·弗里德曼——《纽约时报》外交专栏作家和普利策奖得主。

据弗里德曼说，全球化平衡了世界经济的竞争，使其平坦了。在他2005年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弗里德曼说，这一有利变化的关键是跨国公司帮助促进世界的工业化。他声称全球化让人们在印度和中国提供“外包服务”，并让后者进入制造业的供应链，在世界各地创造更多的中产阶级。在他看来，新通讯技术将消除国际竞争中的所有障碍，使这个世界变得“平坦”。他对这一新的事态发展感到很乐龇，并认为它无法阻挡。其他附和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是繁荣与安全的关键，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更好地分配资源，降低价格，提高就业机会、产量以及经济增长。

反对全球化的观点回应说，弗里德曼无视企业规则，外包信息技术只能给印度12亿人口中的100万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只支付那些雇工以在美国同等工作1/15到1/8的工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控制所有相关的技术。全球化也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社会弊病，破坏当地企业，增强外国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和支配地位；全球化也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产业和先进的新技术。在国家之间将出现更多的两极分化，加剧贫困，摧毁安全防护，并加快资源的私有化。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反全球化运动正在发展，例如在西雅图、华盛顿、热那亚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关注因外购业务引起的社会保障、裁员和工资停滞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汇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抗议和组织反对全球化示威游行。

在这个全球化新世界中，两个重要的国际经济网络是“买方驱动”链和“生产者驱动”链。这些都是国际贸易的驱动力。买方导向的商品链包括消费品，如成衣、鞋类、玩具、家用器皿、消费类电子产品。这些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制造品在发达国家的消费是巨大的。通过控制研究和设计，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和品牌市场商可以不需要工厂而完成制造。进入这些行业的屏障都很高，从而它们获得了几乎所有的利润，这使得大型零售商如沃尔玛和营销公司比如耐克，成为在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取得成本最低、最有效率的生产者。据在香港的采购咨询服务公司香港利丰集团的董事长冯国经博士介绍，仅仅为了一个特殊的订单，他的公司可以从41个国家获得多达7500个供应商。“10000件衬衫的订单可能来自好几个国家的一大群工厂。”显然，这种买方导向商品链的供应商竞争最为激烈，利润率则被压缩到极致。例如沃尔玛可以迫使来自于中国的大部分供应商每年降价5％，年年如此。结果导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类型行业中的亿万工人在血汗工厂里劳动，每天领取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里一杯咖啡钱的工资。这些员工不得不工作相当长时间，社会安全保障或是工人权利常常受到侵害。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生产网络叫做“生产者驱动”的产业链，包括工业，如汽车、飞机、计算机、半导体和重型机械。这些行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这些跨国公司控制原料、研发、部件供应和销售渠道。他们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垄断公司。这些生产者驱动的链条涉及数以千计的企业或分包商，建立起了一个结构鲜明的分工体系，在这样一种分工方式中，低利润活动外包给按照跨国公司所定的规格执行工作的分包商。进入这些行业的壁垒很高，因为它涉及庞大的投资和规模经济。这些跨国公司希望在中国保持主导地位，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有着巨大的潜力。他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消除任何潜在的国内竞争者，就像麦道和波音公司联合行动扼杀中国大有前途的商业客机项目那样。

另一个与西方跨国公司在汽车工业中合资的例子，同样典型地展现了对发展中的本土工业的毁灭效应。据《财富》称，跨国汽车公司只是“从自己的国家运来零件，仅仅在中国装配便赚取了大量财富”。例如，大众汽车公司能够从上海的加工中获取40％的利润，尽管和大众全世界500万辆的汽车产量相比，上海只生产了35万辆，但利润上却是平分秋色。大众极大地抬高了在中国市场上的汽车价格，难怪相对他们的收入而言中国人要为他们的汽车付出如此高的代价。此外，曾诱导中国人相信在放弃自己的研究和开发后会出现的技术转让并没有发生。大众汽车的中国合作伙伴——上海汽车公司，从来没有取得独立生产汽车的技术。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很不幸，她处在两个生产链的底层。她很难从价值低的生产链提升到高价值的一端，因为全球化在她的道路上设置了很多障碍。中国企业更多的是只能作为大零售商、品牌市场商和跨国垄断公司的分包商或装配商，在其产业中处于屈从地位。结果是，中国的环境将会恶化，其资源因廉价出口而枯竭，人力资本浪费，自主研发废弃。继续这一进程将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然而有另外一条发展道路：中国可以实施一项战略，从跨国公司的掠夺行为中保护她的工业，强调研究和开发，强制工人权利和最低工资法，保护环境。首先，中国可以放弃以出口为动力的经济，并强调内在的发展。

P3-9

我们常讲，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且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同时也是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对关系。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极重；之所以最复杂，是因为两国已经发展出一种全面的相互依赖关系，远非“非黑即白”的模式所能概括；之所以争议最多分歧最大，是因为不同人对中美关系各种关键问题往往持有截然相反的立场，也因为双方社会制度、文化和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而容易误判对方，彼此读不懂是不少人对两国关系的深刻感受。

加拿大籍华人马耀邦先生(Ben Mah)的书无疑能够为我们正确解读这一复杂、重要、充满争议的关系做出贡献。我想，编辑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部书推荐给读者，主要是敏锐地观察到该书具有下面一些价值：

第一，这是一本有助于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思考回到“现实世界”的书。该书利用美国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献，围绕我们所关注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展开论述，揭示了平常现象背后的“赤裸裸”的利益结构，回答了中美关系中“谁获益”、“谁受损”的问题，看后不能不让人怦然心动。

第二，在理论方法上该书是一部政治经济分析较好结合的力作。当前不少研究往往囿于政治、经济或安全某一方面的分析，读后让人无法把握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而这本书对于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叙述似乎更加完整，这得益于本书采用的综合分析方法，尽管作者并未刻意进行方法论的研究。

第三，论述言简意赅，文风可嘉。论述这些重要而敏感的话题，并非长篇大论，而是在典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十分明确的观点，让读者一下子将本质看得真真切切。

第四，这是一部引发争议、催人思考的书。该书以认真的态度(而不是哗众取宠)，系统地论述了当前中美关系中存在的诸多关键问题，你可能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你肯定有兴趣读完这本书，并对其中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这一点是我推荐读者朋友阅读该书的重要理由，因为我始终相信，面对中美关系这一日益复杂、重要的大课题，只有一种声音、一种理论、一种判断是不够的，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甚至是在面红耳赤的争论中，我们愈有可能接近“真相”。

当然，推荐马先生的这本书，并不等于完全认同他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包括对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下面我想极简略地谈几个看法，或许会对读者进一步思考该书提出的重大问题有所帮助：

有关中美关系本质的问题。我认为，中美关系与所有的双边关系一样，都受到“绝对获益”(absolute gain)与“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规律的支配。中国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中所取得的“绝对获益”其实是很大的，无论是资金、技术、资本货物还是人才培养、观念、制度层面的收获都很大。中国30年的进步与腾飞离不开融入世界这一大前提，美国是其中重要的助益因素。我们也不能对中美关系抱有浪漫的幻想，因为“相对获益”的问题始终存在，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两国在经贸等方面的“相对获益”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相对获益”的差异，就否定“绝对获益”的存在，否则就无法解释中美关系中的诸多合作现象。

有关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看法。美国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同样，中国也不是。但是，在中美两国仍有不少人有意无意地将“中国”或“美国”看成“单一”的行为体，这是“权力政治”思想的习惯性影响，我们要打破这种危险的思维方式。应当看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由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思想共同作用形成的，并非完全受到一个国家意志或单一势力的左右。美国国内有关是否支持中国加入WTO、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斗争，就充分地展示了这种不同利益与观念问的差异。与本书作者不同的是，我认为，中国加入WTO是推动中国各方面取得进步的重要原因，尽管我们不得不在谈判中付出了一些市场开放的代价。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并非由“人世”本身带来的。

有关中美关系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问题。美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不仅有称霸的野心，而且有称霸的实力。但是，美国并不能左右一切，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如此。中美体制与政策的差异恰恰是美国对中国政策不满的重要原因。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最关键的决定凶素仍然是我们自己，一如既往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平衡主权利益与发展利益，如何平衡内外因素，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等等。在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上，最大的挑战仍然来自于自身，其中体制与文化的重建最为关键。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恰恰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对象。当然，美国的扩张与霸权倾向难以改变，它企图影响(美国领导人自己所说的是积极“参与”)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从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看，中美之间相互影响似乎在所难免。

这里我想再次强调，中国近代以来的长历史时段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能否实现民族复兴与和平崛起，与制定正确的对美战略，利用好美国的资源、经验与舞台息息相关。要处理好对美关系，需要平和的心态，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以及对于中国自身需要的清醒认识。当然，与美国的关系也同样充满风险与挑战，因为美国政策的调整仍然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基准的。与美国这样强大的对手与伙伴打交道，我们自身也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十分同意作者的观点，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永远不能丢，没有了这种精神只会成为强者的可怜附庸。

是为序。

王勇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历史上，1971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年。这年秋天，尼克松政府在前后仅仅30天的时间里，宣布了两个影响两国关系的政策决定。7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了访问中国的计划。这为打开中国的大门和恢复中断了20多年的两国关系铺平了道路。此后的一个月，同样的戏剧性行动开始了：8月15日宣告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终结了“二战”以来国际金融的基石——布雷顿森林体系。35年以来，这两项决定给世界政治和国际金融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的影响将会继续。

20世纪60年代末，经过越南战争五年多的沉重拖累，还有在“多米诺骨牌理论”的错误教条的指导下，美国逐渐认识到它陷入了东南亚冲突的沼泽地。尼克松和基辛格熟知世界事务，具有战略眼光，对他们来说，要解决世界问题，从越南战争中体面地撤出，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那是无法想象的。

尼克松电视讲话后，于1972年2月21日访问了中国，并于2月28日发表了“上海公报”。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坚实基础，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上海公报”第一次承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它明确宣布，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海峡撤军，与台湾断绝任何军事交往。这是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低要求。

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继续维持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和政治的联系、继续对台出售武器，使台湾成为美国实际上的附庸。这样，台湾，再一次成为美中关系的症结，这条法案增加了两国之问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完全违背了美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

对中国和美国来说，台湾局势演变成了一个重大问题。美国的亚洲问题学者，“才华横溢和反传统”的詹姆斯·约翰逊发出了这样严重的警告：“20世纪末的台湾问题，虽然产生于20世纪中叶，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中最复杂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利益交织的最危险地带。如果其中一方处理得不理性，所产生的种种后果将成为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主题。”

在国际金融的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尼克松总统的戏剧性行动废除了布雷顿森林协议中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兑。正如迈克尔·赫德森在其奠基作品《超级帝国主义》中所说的，货币金本位制一夜之间成了美国的国库券本位制。在“超级帝国主义”体系下，全世界中央银行使用其美元贸易盈余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美国的国库券，从而成为美国政府的债权人。这样，在国际金融史上第一次，债务国的国库券或者有价证券成为全世界中央银行的储备资产。

尼克松总统采取专横的打击手段，扭转了美国的金融劣势地位，使之成为具有强大金融实力的国家，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如此。因此，美国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成为时尚。美国经济能够支撑一个长时期的繁荣，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美国能够迫使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把他们的收支余额以购买国库券的方式借给美国政府。结果就是“美国耗尽了其工业化的美元集团盟友的财力，阻碍了负债的第三世界原材料出口国的发展，并于最近，重创了东亚四小龙，和前苏联国家的国民经济”。

恰恰就在这个历史的结点上，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正在不断加深，中国每年将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消费品以“中国价格”送给美国，换成它的国库券，这是一张没有实际价值的纸条，可能是永远也无法偿还的未来借据。赫德森已经警告过我们这种恶兆：“美国的迹象已经表明，它既无能为力也不愿意偿还债务。”美国曾经提议，外国人将持有的美元换成IMF的信用卡，想以此否认它的债务。过剩美元的另一种用途就是收购美国公司，但美国的外交官已经警告说他们的政府绝不允许外国中央银行接管美国公司。

任何由美国支撑的经济或者军事上的挫败，都会增加美元崩溃的可能性。这将给中国的金融以致命的一击，使得中国人民承受巨大的灾难，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这将激起中国人民对美国深深的愤恨，可能恢复两国政府的紧张关系。

更让中国人民怒不可遏的是美国的政治家，比如参议员舒默尔和格拉汉姆，他们把中国诬蔑为货币操纵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正在按照他们的心愿积累了太多的美国国债。任何一个国际经济学家都很清楚，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问题不是货币炒作，而是美国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激发的过度消费，还有“超级帝国主义”的副产品。

同样令人迷惑，经历了多年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还有WTO、世界银行和IMF强加条款这些惨痛的全球性试验后，中国有些人仍然把同一些教条和协议当成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灵丹妙药。可以很清楚地证明：全球化只会导致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永远低下。它也将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力资源浪费、本土工业荒废和自主研发名存实亡。

新自由主义和WTO规则只会对富裕的国家和跨国公司有利，损害穷国。这种发展模式将会激起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仇恨。与美国健康的关系只会再一次成为美梦。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能够经受住军火公司游说的影响。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卸任的时候，他就警告过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记录并不好。

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美国“已经一劳永逸的踢开了‘越南综合症’”。打败了伊拉克，使得美国的军事组织坚信高科技军事硬件设备是万能的。这进一步产生了安德鲁·巴切维奇告诉我们的“美国的新军国主义”，它包括：维持超过国防需要的军事力量、鼓吹战争美学、谋取霸权、总统行为如同军阀。

美国新军国主义的战略之一似乎集中于牵制中国的政策上。罗伯特·卡普兰和他的鹰派的五角大楼朋友所鼓吹的针对亚洲的新北约组织，将以各种军事基地包围中国。这个联盟用高科技武器装备起来，一支新型海军沿着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巡逻。

如果美国军事干预亚洲的历史仍然没有给美国的领导人(比如布什)一次有价值的教训，那么结局将是一个悲剧。如果美国的领导人和军事组织仍然迷恋于军事冲突，美国“将会剥夺后代人的合法遗产，我们将肆虐国外，也将危及美国国内的安全。我们将面临着失去所有一切的风险”。巴切维奇警告说。

如果美国经不住军火商游说的影响，继续在对外政策中采用军事手段，将为美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不幸。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中国已经从相互敌视发展到最后的战略竞争者，中问历经对抗、冷战、热战、代理战争、核对峙、接触、不情愿地合作打击共同的敌人苏联、冷和平、战略伙伴关系。现在该是这两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接受和平与繁荣的挑战，发展更加稳定和健康关系的时候了。

对中国而言，是到这样的时候了：放弃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逆转私有化、两极分化、环境恶化；放弃利用外资作为工具获得先进科技的政策，应该采用自力更生的政策，独立自主地发展国内经济、公平贸易、保护本土工业，自主研发和创新，友好对待全世界人民，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对美国而言，是到这样的时候了：拒绝军火商的游说，放弃“新军国主义”，放弃干预政策，采取和平与合作的政策，就像15年多以前张少书所说的：“我们只能希望，各国掌握权力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别国的当权者，而是共同的威胁：战争与核毁灭、经济萧条与衰退，还有环境恶化。而他们的朋友是合作、相互尊重，还有世界和平。”

一本精彩的书。

——美国廖氏投资集团主席、经济学家 廖子光(Henry C.K.Liu)

此书既具有深刻的洞见，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讯。作者的洞见建筑在广泛、扎实、多渠道来源的详尽事实基础之上。作者对于中美关系的观察和思考结果不仅对于中美双边关系的认知、也对当代全球国际关系的认识有着发人深省的启示作用。该书将在本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展示其重要意义。

——新法家网站(英文版)总编辑 陆寿筠

作为在金融帝国的心脏中博弈取得成功的投资家，作者对美国的了解十分独到和深刻；这是一本所有关心强国之道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大学生，必读的好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韩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