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云,《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环球时报》特派记者,中国散文学会成员,原籍茶山街道人。上世纪70年代曾在巴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外交官;80年代曾在日内瓦和达喀尔联合国难民署出任项目行政官;90年代调往《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先后在北非、印度和非洲担任首席记者。
章云曾在世界不同国家前后工作和生活了16年半之久,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和国际问题报道,足迹遍及世界60多个国家,曾从世界不同地区向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发回数百万字的评论、综述和通讯报道。
散文游记选集《行者无界——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世界》一书是章云以记者的眼光、文学的笔调记下了对这些国度的所感所思。
本书是一本散文和游记的选集,是作者一生在国外所见、所闻、所想和所感的记录。先后作为中国的外交官、联合国官员和记者,作者曾在世界不同国家前后工作和生活了16年半之久。或常驻、或出差、或访问、或采访、或旅行、或路过,作者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以一人之力,遍游世界60多国;每到一国必有所感和所录;今天,又能把这些感言和记录以散文的形式在同一本集子里发表,这在世界上恐怕也属少见,至少在中国应该是前无古人的吧。
巴黎咖啡风景线
“巴黎怎么样?”每次从巴黎回来,总有人这样问我。我回答说,巴黎还是那样。不过难忘的是那些咖啡馆,特别是那些露天咖啡座。
巴黎街头常见的咖啡馆既不豪华,也不昂贵,而是一种类似“文革”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城市里常见的、谁都可以进去喝一杯的平民茶座。这些沿街而开的咖啡馆通常把一张张小桌子摆在门前的人行道上,大家面街而坐,形成了巴黎特有的露天咖啡座。露天喝咖啡,除了可以看书报和聊天之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浏览街景和行人。因此,这里又是细心观赏城市风情和冷眼旁观众生相的好地方。
自1643年第一家咖啡馆在夏德雷附近开张以来,巴黎现在有一万多家咖啡馆,几乎是无处不在。著名的咖啡馆都集中在文人学士出没最多的塞纳河左岸,像圣日耳曼大街金三角地区的“丽普”、“花神”和“双愚人”,蒙巴拿斯林荫大道上的“穹庐”、“圆顶”和“丁香园”等都是赫赫有名的。这些咖啡馆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因为每一家都有它独特的气氛和独自的特色,而且因为它们经常被一些著名的人物和社会名流所光顾。
因此,别看咖啡馆只是一种供人歇息和消闲的场所,它在巴黎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中实在是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它一度甚至是巴黎上流社会、政治团体、特别是文学艺术生活的中心。
人们说,法国历史上的一些伟大时刻都是在巴黎咖啡馆孕育的。坐落在老歌剧院路14号的那家巴黎最古老的“普罗科普”咖啡馆就是最好的例证。自18世纪中叶以来,几代思想界和政治界的名流都曾在这里相约和聚会。最早是启蒙思想家卢梭、伏尔泰、狄德罗和其他百科全书派人士,他们在这里相聚、辩论,还在这里撰写百科全书。后来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顶尖人物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等人,听说还有拿破仑,他们在这里会客、谈话、交换观点、批阅文件,据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在这里策划的。最后是后来当了法国第三共和政府总理的甘必大和他的新闻界朋友们,在那个政治上波谲云诡的年代,他们经常来这里商议拥立共和、反对帝制的对策。
法国文学界与咖啡馆更是有着不解之缘,塞纳河左岸的许多咖啡馆一直有“文学咖啡馆”的称誉。也是在那个古老的“普罗科普”咖啡馆,寓言作家拉封登、戏剧家拉辛和莫里哀是最早的一批顾客:正处于热恋中的作家缪塞和乔治·桑常在这里出双人对。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等大作家在拉丁区的咖啡馆里寻找灵感,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魏尔兰等象征派诗人则在蒙巴拿斯的“丁香园”里徘徊流连。近代作家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也对咖啡馆情有独钟。二战期间,人们能经常在圣日尔曼一德~普雷的咖啡馆里见到阿拉贡、纪德和马尔罗的身影。而战后,萨特、加缪和德·波伏瓦等人常在“花神”咖啡馆里讨论存在主义的命运。诗人法格对咖啡馆最有发言权了,他的大半生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在《巴黎步行人》一书中说,只需在这里喝上一杯啤酒,便可知道法国知识界一天的生活。
法国艺术家们把咖啡馆当做圣地更是人所共知的事了。他们不仅把这里作为寻找支持、讨论创作和交流观点的文艺沙龙,而且还把这里充当画廊,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四周墙上让人品评,有时还能卖出去一两幅。蒙玛特高地的咖啡馆曾是著名抽象派画家毕加索与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多次讨论创作的地方,也是著名画家梵·高及印象派画家们流连的场所;位于格里西大道上的“盖尔波瓦”咖啡馆还是以马奈为代表的印象派思潮诞生的地方,莫乃、雷诺阿、西斯莱、比萨罗、塞尚和德加等著名画家经常从他们附近的画室来到这里聚会和讨论,反对宫廷画派。著名作家左拉为了支持他们,也成了那里的常客。马奈还专门为他画了那张著名的《左拉像》,现存于罗浮宫内。
巴黎的咖啡馆还是许多著名的外国革命者和文人学士们钟情之地。20世纪初,俄国许多革命者流亡巴黎,“圆顶”咖啡馆里经常能见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身影。据说,列宁和他的妻子因公寓里没有暖气,烧壁炉又烟气熏人,常去附近的咖啡馆里取暖;而当年正在雷诺汽车厂做工的周恩来,一周劳累之后,每个星期天下午也总是到金三角街区的“丽普”咖啡馆喝咖啡。一战后的法国,法郎贬值,酒禁开放,文化传统受到尊重。巴黎把海明威、庞德、斯坦因、菲茨杰拉德以及亨利·米勒等一批美国作家都吸引过来了,蒙巴拿斯的那个“丁香园”咖啡馆几乎成了达达主义、“迷惘的一代”和意象派作家的总部。他们在那里饮酒赋诗、喜怒哀乐,几乎到了乐不思蜀的地步。难怪当时也在巴黎定居的爱尔兰作家乔伊斯把巴黎称作“最后一个有人情味的城市”。
如果说以前的巴黎咖啡馆只是重要人物和社会名流的沙龙。那么到了19世纪末,咖啡馆越来越成了平民阶层的茶座。1880年,“丽普”咖啡馆的开办及其启用陶瓷装饰店面的做法,表示了上流社会立志要把沙龙办向社会的决心。到了现代,咖啡馆平民化的倾向更趋明显。特别是旅游业的兴起,咖啡馆不仅成了各国游客必须领略巴黎风光的一景,而且也成了社会思潮和商业利益的实验站。1965年,那家名为“杂货店”的咖啡馆的开办,表明了咖啡馆开始融人商业时代的到来。最明显的标志是,他们竞别出心裁地让一些时装表演在那里举行。
在巴黎时,常听人抱怨生活之昂贵。我认为部分原因是,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中生活,引诱人花钱的事实在太多了。相比之下,无处不在的咖啡馆恐怕是最省钱的去处了。几个法郎一杯咖啡,连流浪汉都付得起,实际上是买一个座位,可以自由自在地坐上几个小时。花少许钱就可以得来片刻的宁静和清闲,何乐而不为呢。无怪乎巴黎人说,“它是我们家的另一间房间”。P3-5
从1978年2月18日第一次出国到巴黎开始,到今天2008年12月18日提笔写这篇文章为止,整整三十年过去了。这三十年中。我先后在国外长期地工作、生活和旅行过。先任外交官,再任联合国官员,最后于1990年转行当了记者。或常驻、或出差、或访问、或采访、或旅行、或路过,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光是在国外常驻就达十六年半之久,其中在法国巴黎住了四年零三个月,在瑞士日内瓦住了两年零三个月,在塞内加尔达喀尔住了一年零一个月,在突尼斯住了差不多四年,在印度新德里住了一年半,在象牙海岸阿比让住了三年。
小时候曾悄悄立下誓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考上了外语大学,果真开始不断地出国了。我们这些学外语的人就是这样,没出国之前想出国,出国多了久了又想回国。就在这样矛盾而复杂的心理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度过了在国外那些漫长的日子。第一次出国时,我的孩子刚刚诞生。在国外的那些日子里,天天想她念她。现在,她自己在国外常驻都回来了。想想这些,只觉得人生好短,三十年一挥间。
好在我这一辈子没有白过,几乎跑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三十年江湖浪迹,屐痕处处;十六年五洲遨游,四海为家。无论是风和日丽还是风霜雨雪,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酷暑奇热,无论是贫穷落后还是富贵繁荣,无论是欧美稳定还是亚非动乱,都阻挡不了我观察世界和留心天下的好奇。正如唐人张祜所言:“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正因为如此,我才有可能遍览了人间“戏剧”和天下奇观。
三十年里,我曾到勃朗峰看冰山融雪,在撒哈拉看大漠飞沙;到直布罗陀听狂风怒号,在夏威夷看碧海银沙;到象牙海岸看椰林日出,在新西兰看草原月圆;到巴黎圣母院听教堂钟声,在开罗清真寺听阿訇宣号:在肯尼亚大草原上看野生动物狂奔,在日内瓦莱蒙湖上看天鹅悠闲;在北非利比亚看驼队远行,在泰国大王宫看佛塔辉煌;到印度孟买见贫民窟连绵,在纽约曼哈顿看高楼摩天;到赌城摩纳哥见一掷千金的豪赌,在非洲难民营里听贫苦无助的呼号。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想利用这本书,把我一生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和所想,告诉我的同胞。外部的世界很美好,但各国情况也很不一样。贫富悬殊,南北鸿沟,环境污染,社会不公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要课题。我们看外部世界的目的,除了耳目愉悦之外,就是为了对照自己,完美自己。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有在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之后。才能更好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国家。
我虽不才。但以一人之力,遍游世界六十国之多,也算一奇吧。而且每到一国,必有所感,必有所录。今天又把这些感想和记录在同一本集子里发表,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个人这样做过,我想这至少在中国应该是前无古人的吧。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人甚至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话虽然有些偏颇,但我理解其意思应该是,实践和真知比书本和苦读更为重要。正如阿拉伯世界的旅行家巴杜塔所言,旅行既不是为名。也不是为利,只是真诚地为了实践先知穆罕默德“为了求知,哪怕远到中国”的箴言。后来他欣慰地对自己说:“依靠真主,我获得了我所要的人世间的东西,即周游世界。”我虽然不敢与古人攀比,但我至少已经在实现自己小时候许下的誓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章云
2008年12月18日于北京双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