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格林，英国著名小说家。《文静的美国人》是其“政治小说”方面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战争后期为背景。在法国殖民主义者即将面临失败之际，一个年轻而文静的美国人趁虚而入，靠一帮土匪搞恐怖活动，企图建立所谓的“第三种势力”，而令无辜的老百姓不断遭受伤害。最后，这个多行不义的美国人也遭到暗杀。作品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恶劣行径作了有力的揭露和嘲讽。同时，作品还描写了这个美国人及本书另一位男主人公、英国某报社记驻越南记者福勒与一位漂亮的越南姑娘凤儿之间一场爱情纠葛，大大增强了这部严肃作品的可读性。

本书是作者的“政治小说”代表作，作品以越南抗法战争后期为背景，一个年轻而文静的美国人趁虚而入，靠一帮土匪搞恐怖活动，企图建立“第三势力”，使无辜平民屡遭伤害，最后这个多行不义的美国人也被人民处死。

他注视着街道那边的一家牛奶房，梦幻般地说道：“那铺子真像一个冷饮柜。”我心想，在一个这么陌生的场地上，他很独特地选中了这个来观察，不知道他内心里多么怀念家乡啊。不过我自己初来的时候，走在卡蒂纳街上，不是也首先注意到那家陈列着盖尔兰香水的商店，心想欧洲离开这儿毕竟也不过只有三十小时的飞机航程，这样来安慰我自己吗？他的眼光恋恋不舍地从牛奶房移开，说道：“约克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红色中国的进展》。那是一本议论精辟的书。”

“我没有读过这本书。你认识他吗？”

他严肃认真地点点头，便沉默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来纠正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我跟他并不熟，”他说。“我大概只见过他两次。”他这种态度就叫我喜欢——认为说自己认识那人——他叫什么来着？——约克·哈定——那未免有点儿夸耀。我后来才知道，他对于他所谓的严肃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谓的严肃作家，并不包括那些不写他所谓的当代主题的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读直截了当的东西，像约克所写的那些，更为好点儿。

我说，“你知道，要是你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阅读描写那个地方的东西了。”

“当然啦，我一向喜欢知道在场的人想要说的话，”他谨慎小心地回答。

“然后再拿约克书上说的话来核对一下吗？”

“是的。”也许他已经觉察到我的讥讽，因为他又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说道，“如果你有时间跟我谈谈这儿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约克两年多以前曾经来这儿待过。”

我喜欢他对哈定的这份忠诚——且不管哈定是个什么人。派尔的这种态度跟新闻记者们爱诋毁别人，爱说一些半生不熟的讽刺话截然不同。我说，“再来一瓶啤酒；我来把这儿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说一说。”

他专心致志地望着我，像一个得奖的好学生那样。我先给他解释了一下北方的形势。在东京那一带，法军当时正死守着红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内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带是产大部分稻米的地区，每年一到收获的季节，争夺大米的战斗就展开了。

“这是北方的情况，”我说。“法国人，那些可怜的家伙，在那一带也许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国人不来帮助越盟的话。一场丛林、大山和沼泽地的战争；你走过稻田，水淹到齐肩头这么高，敌人干脆就看不见；他们埋藏起武器，换穿上了农民的衣服。不过在河内的潮湿气候里，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烂掉。他们在那边是不丢炸弹的。上帝知道这是为什么。你可以管它叫做一场正规战争。”

“南方这边又怎么样呢？”

“法国人控制着交通要道，到傍晚七点钟为止：七点以后，他们只控制着岗楼和市区——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区。这并不是说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说大饭店门前就可以不装铁栅了。”

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释过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张唱片，为了新来的人——来访的英国议员，新来的英国公使等——经常播放。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嘴上会在说，“拿高台教的情形来说吧。”或者说和好教或平川派，这些全都是私家军队，谁出钱就替谁卖命，或是为谁报仇。陌生人觉得这帮家伙生动有趣，但是阴谋猜忌中可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地方。

“如今，”我说，“又出现了一个泰将军。他本来是高台教军队的参谋长，可是他已经把队伍带上山去，同两方面打仗，法国人，共产党人……”

“约克，”派尔说，“写到说，东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势力。”也许我早应该看出那种狂热的兴奋表情，那种对一句话的敏捷反应以及那些数字的具有魔力的声音：“第五纵队”，“第三势力”，“第七日”。我可能会省却我们大伙儿许多麻烦，甚至可能会救了派尔，如果我当时就认识到那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在动什么念头的话。但是我没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势背景的枯燥无味的实质，自己却沿着卡蒂纳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尔只得自个儿去了解像一种特殊气味那样摆脱不了的真实背景：斜阳下稻田里的那片金黄色，渔夫的脆弱的白鹭像蚊子那样，飞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坛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广告日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辈子的破旧衣服，洗出来就挂在他的坐椅边；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后，前来修路的女工戴着的蚌壳形帽子；南方到处都可见到的金黄和嫩绿以及鲜艳的衣裳；北方则是一片土黄、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敌对的重重大山和飞机的嗡嗡响声。我初来的时候，老在计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个学生计算还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样；我想我那时候还念念不忘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广场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车穿过尤斯顿大街的长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车上所见到的托林顿广场上的春天景色。现在，广场花园里的兰花应该早已开放，我却觉得无所谓了。我只要天天有抢先的新闻报道发出去，可能是汽车车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弹爆炸；我只要在闷热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绸裤子的女人风姿绰约地走动，我要风儿，我的家已经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国了。P22-25

“我必须找到一种宗教，”格雷厄姆·格林说，“好用来衡量我的罪恶。”

这句话把格林这个“天主教小说家”(一种他所厌恶的说法)摆到了他的正确位置：在他选择基督作为他最高的价值标准前，他首先是一个老想着衡量自己的人。没有一个二十世纪的作家像他那样思路敏锐地把人加以比较。如今很少有小说家采用那种把好人跟坏人加以区分的粗略的笔法，格林却擅长对人进行多层次的区分，勾画出细微的界线，把人的邪恶同残忍、刻薄以及用意不良的愚蠢加以区分。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个经过仔细调整确定的道德体系中。他们逐渐沦落。因此在格林的作品中，人并没有变得善良的真正出路，而只有或多或少陷入邪恶的无数途径。

这种细致的道德方面的现实性是格林作品中往往受到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人们总是更加偏爱他作品中更具有巴罗克风格的那些方面——直截了当的性行为、四处漫游的癖好、新闻工作的文体风格——一些似乎可以确定无疑地把他放在他的冒险同伴厄斯金·奇尔德斯、莱恩·戴顿、亚历克·沃、约翰·勒卡雷中间的特点。确实，格林始终是一个对惊险作品感兴趣的作家——他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的时候，就常爱玩那种实实在在、要人性命的俄罗斯轮盘赌。尽管如此，我们有时还是应当提醒自己下面这一事实，即在格林的书架上，放满了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不管格林另外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都是一个文学上的双重间谍。我们重新把亨利·詹姆斯(而不是，比如说，他童年时的英雄亨·赖德·哈格德)列为他的主要先驱，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作品的某些深度。在格林的小说中，如同在詹姆斯的小说中一样，人陸的各种变化都给放到工作台上来供人解剖分析。人在面临战争、死亡、损失和爱情等困境的时候，我们爱想象为具体的性格特征——我们就凭这些性格特征来给自己定义(“我心地仁慈，而他却玩世不恭”)显得并不怎么通用。“人性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灰黑色的。”格林并不是头一个注意到这种情况的小说家，但他笔下的灰色美妙地具有各种不同的层次。我们必须把《文静的美国人》中暧昧的三人组合放在这片灰色的区域内：凤儿老实地为金钱所驱使，福勒的超然物外，派尔的头脑单纯。这难道不是一部构思得极为出色巧妙的小说？它令人想到一种挑棒游戏，在这种游戏中，要做的就是依次拿起一根游戏棒，而不触动别的游戏棒。要把这三个人彼此加以比照——把他们的嘲讽，他们的希望，他们个人的沦落比较对照——却又根本不让我们对他们的性格作出令人满意的最终评价，也就是那种表明读者的任务已经完成的评价，并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强调书中出现的复杂紧要的场面，确实需要精湛巧妙的手法。格林不想让他的读者获得这样的满足：“我们只有在把握不定的时候才活在世上。”就《文静的美国人》而言，道德上的矛盾心理早就成了小说的基础成分。我前面谈到了经过调整确定的道德体系，这使我们想到了《欧洲人》的作者，那个细心周到、见识不凡的詹姆斯，但是把你的人物不是安排在客厅里，而是安排在战场上，那可是一件截然不同的活儿！你对战场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法确定。格林不由自主地为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最难收拾的冲突所吸引，那是一些在作战的原因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之后人们仍在继续进行的战争。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在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时所出现的那种道德上的彷徨困惑。但尽管如此，风儿和福勒还是在越南彼此相遇了，一种至少在福勒看来是他所能指望得到的最大福分。他们所获得的是进退两难的困境之间的一个窄小的立脚点。“我是一个极其相信炼狱的人，”格林有次在接受采访时说，“炼狱在我看来，具有意义……你会有一种活动的感觉。我无法相信一个只是消极被动的幸福的天堂。”信奉上帝的派尔进入了福勒的炼狱。他凭借他那套关于越南的冠冕堂皇的叙述来到当地，并会不择手段地迫使越南去合乎他的那套理论。但在这本小说中，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始终采用一些为他个人利益服务的、令人误解的说法。派尔有他对福勒的描述，而福勒也有他个人对派尔的描述(这是本书居于主导地位的叙述)，一种错误地把他这个文静的美国人说得超过他的实际情形的描述。两个人对凤儿都有那种不免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同样歪曲的描述。他们所叙述的这种传闻都不该信以为真，因为其中充满了个人的需要。格林清楚从我们内心最深层的动机中掠过的自私潮流(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的时候，就曾接受过一个信奉荣格精神分析法的医师全面的精神分析)，他在描绘这些欲望的发展过程方面，也就是说，从它们内部的微观世界(两个坠人情网的人)发展到它们地缘政治学的宏观世界所产生的后果方面无人可及。他知道一个国家会爱上另一个国家，和它产生瓜葛，对它感到厌倦，使它伤心痛苦。

在《文静的美国人》中，个人的动机是跟它们政治方面的镜像孪生物联系在一起的。听一听福勒在看他前妻的信件时所作的连续的评论，只要在提到一个人的地方，想到那是一个国家：

有谁能怪她挖我的伤疤来进行报复呢？当我们不快活的时候，我们难免要伤害别人。

伤害是在占有这个行动中造成的：我们的身心都太狭小了，不能占有另一个人而不自鸣得意，或是被人占有而不感到羞耻。

不幸的是，天真无辜的人总是给牵连在任何冲突中。不论在哪儿，永远总有一个声音从一个岗楼里向外哭喊。

我心想，“你多么得意啊，自己是超然的，你是记者，不是社论撰写人。你在幕后造成了多大的混乱啊。另一种战争比这要天真得多。即使放迫击炮，造成的伤害也要少一些。”

格林这种把个人和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层次并不是通过把各种复杂的关系压缩精减取得的，而是通过巧妙地看出各种联系，并对之勾勒描绘而实现的。喜爱外国跟喜爱那里的女人被作为互有关联的现象诚实地表达出来(在格林被问到他来越南的原因时，他回答说，“那部分是由于美貌的女人——真是不同寻常。”)。我们都具有的那种愿望，即既要我们的爱人自由同时又要她们顺从我们意志的愿望，也同样适用于派尔同凤儿以及她所出生的国家的那种相互矛盾的关系。格林作品所反映出的这种适用性正好显示出他高出于一个雇佣文人，而且还比别的许多英国小说家技艺精湛。在这种象征性的三角恋爱中，风儿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越南，但她在无论何处仍然显示出她独特的自我。她是一个穿着白衣裳的姑娘，跳舞跳得比派尔好；她蜷缩在床上，阅读有关安妮公主的详细报道。她不暴露自己的意图。你觉得格林在自己对她的生活不够充分了解，或者无法设想出来的地方，就决定不去描写。因此，凤儿脱离了她那象征性的影响，在各处飘然来去；她在卡蒂纳街有着她自身的未受侵犯的生活——购买丝巾，喝喝奶昔——呆在讲述者福勒所无法看到的地方，从而拒绝了读者希望她成为她整个国家的化身的那种卑劣、自然的要求。我们感觉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女人，而不只是一个派尔想要从福勒手中窃取的观念上的女人。福勒所进行的一部分战斗就是要保卫凤儿身上所有的本质，不让其受到派尔僵化保守的言辞的影响。他在这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有些时刻，福勒十分局促不安地看到了下面这种真实的情形，即为了不让风儿受到派尔对她所抱的观念影响，他对凤儿所做的保护反而导致他成为他自身的全新的讽刺写照。事实上，当小说似乎由一种较为笼统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时候，他作出的第一人称的评论往往要比格林自己的评论更警觉地意识到那种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讽刺写照的危险：“因为嗓音也有颜色，黄色嗓音唱歌，黑色嗓音像漱口，我们的嗓音只是说话。”我们应当注意到像上面这种意识形态的偏见首先是创作上的缺陷。格林自身需要作出进一步完满的、富于想象力的飞跃，才能构想出凤儿觉得福勒所应当具有的口气。可是这种失误是少有的。尽管福勒表现出的态度，这却是一本具有强烈政治立场观点的作品。对派尔这个人物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所作的剖析，在此书出版后逐年不断地获得回应：

上帝在上，希望你明白你在这儿干些什么事。哦，我知道，你的动机是好的，它们总是好的……但愿你有时候也有几个不好的动机。那么你也许就会对人稍许多理解一点儿。这句话对你的国家也适用，派尔。

但那个文静的美国人并没有弄清楚。直到最后，他仍然断定信仰要比和平更加重要，信念要比人们更加充满活力。他那种世俗的天真是一种原教旨主义：他认为应该具有信仰。需要不择手段。重新阅读这本小说增加了我对世界各地的所有那些派尔之类人物的恐惧。他们并不打算伤害我们，但他们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伤害。让福勒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人去强调派尔认为只有象征意义的那些死亡的真实性，以此捍卫生命的目标；格林的伟大成就就在于此。福勒至少相当理想化地相信世上并不存在一种值得去为之杀人的信念。

当派尔问福勒他是否有什么信仰的时候，福勒说，“哦，我可不是伯克利的信徒。我相信我的背这会儿是靠着这堵墙。我相信那边有一支轻机枪。”派尔回答，“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个。”格林的作品实际上要表达的却正是这个意思。他给予我们的希望是只有仔细观察的人才会给出的那种希望。他用具体的细节来保卫我们，凭借这些细节去成功抵御派尔那种浮夸的、平淡的、没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信念。我们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为格林就新闻写作的污点进行辩解；相反我们应当把他看作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如果更多的新闻工作者能像格林为我们展现广场上的爆炸那样进行报道，我们那种作战的欲望又会保持多久？在格林看来，魔鬼就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而赎罪也存在于具体的细节之中。他完美地描绘出日常的细节，对这些细节的累积添加使我们感到合乎人情，也撵走了那些统计学家，叫我们恢复常态。有多少新闻工作者能写出下面这样的新闻报道或别的记述？

……他开朗、利落、爽直地笑了——是军人的一个简洁的微笑。

……大炮的火花像一只大钟的时针那样在天边转来转去。

“您先喝一杯茶，好吗？”“谢谢您，我已经喝过三杯了。”这一问一答听起来很像外语常用手册上的句子。

我常常在书上读到人们恐惧时刻的思想：想到上帝，想到家庭，或是想到一个女人。我佩服那些人的控制力。我这时什么也没有想到，就连头上的那扇活板门也没有想到：在那几秒钟内，我停止存在：我完全给吓倒了。到了梯子顶上，我的头撞了一下，因为恐惧是无法数梯子的一级一级，无法听，也看不见的。接着，我的头就冒出了岗楼的土楼面，谁也没有开枪打我，恐惧渐渐消失了。

当格林在一九九一年去世的时候，金斯利·艾米斯——一个不轻易对他的同辈表示赞誉的人——对他作出了简洁、恰当的最终评价：“全世界今后都会怀念他。时至今日，他一直都是活在世上的最伟大的小说家。”艾米斯和格林对伟大的小说家的看法与目前的观念不同，他们认为那是一个用笔杆子的劳动者，生活在世上的一个朴实无华的人，他为读者而不是评论家写作，每天都写出一个新闻工作者所能写出的字数。目前，英国作家的写作在数量上时断时续，在质量上时好时坏，他们一心想把“消遣读物”跟“文学作品”区分开来，结果他们两样都写不出来。这是格林本人并不关心理会的一种区分。新闻报道转变为小说跟电影；他用在自己的梦幻日记里找到的一些材料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他偶尔还按照要求梦中思索：一天他发现自己在小说写到半当中的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上床睡觉，把这个难题暂且搁一下，等到第二天上午醒来，竟然完全有了解决办法。“书籍的撰写停顿下来……出现的梦境看来正好适合。”任何一个作家都会为这样一种无法抑制的对位推进的想象力而羡慕不已——他从不缺少故事，他沉浸在故事中间。他说过一句名言，即童年是小说家的贷方余额，格林的童年——他在公学所受的苦难，与他那当校长的父亲的权力斗争，作为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对他的精神病医生的太太撩拨勾引，对狂热的行为和上帝的一时兴趣——噢，他这方面从来不会出现赤字。英国文学里有许多天生的小说作者，但格林身上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对手头丰富的材料所作的控制。你当然可以这样设想，谁也不能更好地把饱受战争蹂躏的印度支那那头绪纷繁的来龙去脉编成像《文静的美国人》这样一本前后有序、主题集中、读来让人津津有味的小说。

扎迪·史密斯

2004年

叶尊 译

一个伟大的作家对整整一代人的精彩讲述，宛如预言。

——亚力克·基尼斯

全世界今后都会还念他，时至今日，他一直都是生活在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

——金斯利·埃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