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没有品德的“品德门槛”》、《我们需要信仰的复兴？》、《以法治约束特殊利益集团》、《处理“恶搞”，应合法合宪》、《安乐死立法应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要现代还是后现代？》……本书收有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随笔，字里行间流贯着启蒙和理性的哲思，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诸多问题的透析充满人文色彩，传达出一位当代学人深彻澄明的洞见。

本书收有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随笔，字里行间流贯着启蒙和理性的哲思，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诸多问题的透析充满人文色彩，传达出一位当代学人深彻澄明的洞见，书中所有各篇都曾发表于国内各种报刊杂志。

前言

一、文明和理性

 记忆即生命

 语言

 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理性才是力量

 用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反对伪科学

二、道德

 没有品德的“品德门槛”

 专家学者的良心何在

 信任是最值得珍惜的稀缺资源

 用爵位促进道德？

 重温胡适的“易卜生主义”

 我们需要信仰的复兴？

三、法治

 权利来自法律条文？

 反腐的关键是对权力要有有效的

 监督制约制度

 走出婚检问题的困局

 拿了白拿？

 以法治约束特殊利益集团

 处理“恶搞”，应合法合宪

 写小说怎么会犯诽谤罪？

四、平等

 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爱心要平等施与

 我们争论的是公正问题

五、人权

 不歧视，并不难做到

 在堕胎问题背后

 安乐死立法应提上议事日程

 克服恐惧也是爱国

 思想家和烈士——纪念遇罗克

六、改革与全球化

 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

 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特定的道德文化作为基础？

 文明难分高下

 我们要现代还是后现代？

 全球化还是“东方化”

七、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

 人民代表专职化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法治史上新的一页

 建构吸纳民间思想的制度平台

 我们更需要服务意识

 汉城改“首尔”之我见

 要正视医改的难度

 重视县级图书馆的建设

八、反思历史

 历史需要抢救和复原

 继承和超越巴金

 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不容消解

 顺潮流还是反潮流

 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经历：一代人命运的大转折

 为什么要扼杀中学历史教材改革？

 改革开放30年

九、学术体制与学术腐败

 学术不端行为应该严厉惩治

 我们的人才评选机制有问题

 社会科学院士制宜缓行

 学术打假，看看人家怎么处理

十、国学热

 国学应该怎样热起来

 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

 “国学热”还能热多久？

 中国的现代化与文化传统

十一、大学问题

 大学精神为何今不如昔

 中国的大学向何处去

 每个人都有责任

 高官进高校，喜还是忧？

 高教大跃进的错误如何改正？

 金庸为何难于从浙大脱身？

 高校公平竞争关键何在

十二、阅读与书评

 个人阅读史之一：人性阅读

 个人阅读史之二：抗争阅读

 个人阅读史之三：探索阅读

 保守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面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背叛

 看清黑暗时代

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人类往往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语言本应是思想、交流、生活的工具，但它常常成了误解、敌意的渊薮，自由的牢笼。

人类本性中有一种对语言的神秘和敬畏感。原始人害怕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名，借以施展法术；文明的中国儒生在姓名之外还有号，他们相互称号而不叫名，可见在避讳上的良苦用心。

对语言威力的崇拜源远流长。《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由他创造的。”而据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解释，道即语言。他在《忏悔录》中宣称：上帝以一言而万物始，上帝是用道，也即是用语言，创造万有。

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的开始，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是西欧的哲学家、神学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关于语言与外部事物之间关系的争论，这类似于中国古代关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辩论。才智之士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在那一千年的中间，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大概是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创立新教。他虔信上帝，但痛恨教会的专横和教士的腐败。他宣扬一种新信念：每个信徒都能够和上帝沟通，不需要教皇、教会、教士在中间传递信息。路德把自己一生中的许多时间花在翻译《圣经》上，有了人人可读的文本，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教士阶级依靠拉丁文垄断《圣经》解释的特权就被打破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于文学革命，为什么发动白话文运动的胡适能暴得大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居于执牛耳的地位。语言的社会作用是如此之大，语言变革有时会成为新时代来临的先声。当然，反面例证也同样触目惊心：暴虐的时代会将其暴虐施之于语言，丑恶的时代会使语言变得丑陋，无人性的时代会使语言令人难以忍受。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亿中国人成天听到的就是“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语言的千篇一律和夸张反映了精神的枯萎：八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在思维，一张嘴说出的话管用。

人类对语言的关注在20世纪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我希望这种对语言的过分热情也是绝后的)。看一看这个世纪顶尖级思想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开创了英美语言分析的传统；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栖居之地；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本身体现在语言中，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当代最负盛名的社会批判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把他的理论称为交往行动理论，提倡一种所谓语言交往的伦理学。他认为，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压迫方式已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扭曲，变成了伪交往，人的本性和道德的基础都存于语言交往的作用中。他的社会批判集中于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则深入到语言的层面，他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最深层次。

把问题提到语言的高度来看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语言，甚至把世界和人类的本质都归结为语言，这就是许多人理解的发生在20世纪的所谓“语言的转向”。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的第一显学便是语言学，乔姆斯基的天才是人人表示佩服的，虽然能弄清他那符号化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但语言分析的方法和成果，确实大举人侵，进入到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领域。而在文艺批评中，传统的艺术理论几乎完全把地盘让给了语言分析。审美心理学成了弃妇，新宠是各式各样的话语理论和文本分析。

其实，在五光十色的话语理论和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术语后面，很可能并没有深奥的思想，只有一大堆文化泡沫。最近在美国学术文化圈中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就是明证。物理学家索卡尔为了教训那些否定自然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左派，投书其刊物《社会文本》，假装同意他们的时髦观点：物理对象和社会没有区别，都是语言文化的产物。他故意把文章写得胡编乱造、逻辑混乱，但因为大量使用“文本策略”与“解构术语”而大受编辑青睐，登了出来。这件事在西方引起的轩然大波应该引起国人的警觉，因为中国人中追赶时髦者也为数不少，他们肤浅地把“语言转向”当成语言戏法，以为给事情冠上语言学名称就是一种深刻。比如，他们不说“阅读一个作品”，而说“解构一个文本”。他们无限制地搞泛文本化，甚至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当成供他们任意拆辞、拼合的文本，以文字游戏代替道义立场和价值判断。语言拘无所不在往往是障眼法，掩盖的是无所不在的、尖锐逼人的社会问题；文本分析和话语策略表面深奥复杂，技术性十足，其实是糊弄人的轻佻手段，当你无话可说，或者毋须发言而三缄其口时，你可以用语言对付语言，让它们相互撕杀，把自己的空虚和逃避掩饰起来；对某些人而言，语言是学术上发家致富的资本，“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捷径。这种种泡沫当然不会持久，但对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生态的破坏作用却是明显的。

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舞文弄墨之士提供了驰聘的天地，而在于，语言的隔阂体现了民族矛盾，语言的冲突可能酿成暴力与流血。当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武装冲突、分离运动，都有语言方面的根源。这似乎印证了《圣经·旧约》第八章中的一则寓言。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即“变乱”)。P8-11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年所写非学术研究性文字，所有各篇都曾发表于国内各种报刊杂志。

如果谢学术文章是用脑写出，那么这些随笔和评论性文字还要加上用心才能完成，因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各式各样的喜怒哀乐、种种值得颂扬或抨击的现象需要心灵的体察，价值立场和理性判断二者缺一不可。对于我来说，写作时心脑结合、感情与理智融合既是自然状态，也是自觉追求的境界。大约10年前，我的学术兴趣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中的理念和学说为我观察、评论当代中国的现实提供了概念和框架支撑，而现实中使人心潮起伏的事件和不能简单作答的难题迫使我在政治理论、思想和哲学中锤炼、提升自己的观点。

也许有人会对书名中的“人文立场”或“人文关怀”产生疑惑，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人文”集中在道德和审美的维度，我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意义上使用这个观念的。在那个时期，“人文”并不局限于中国式的终极关怀，而是与国家政体、个人权利、法律条文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人的终极幸福是与社会环境分不开的。正是在对于国家政体、个人权利、法律条文等等制度安排性问题的争辩、修改和完善的过程中，人的终极幸福得到保障和提高。我相信，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思考中国当今社会转型期的人文关怀问题，是有意义的。

本书中个别文章的标题与发表时有所不同，原因是原来的题目在发表时被报刊编辑改动，而我觉得为了体现本书的精神气质，还是改回来为好。因为不是学术论文，我以为不拘泥于原来面貌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