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书！

在文学体裁中，杂文无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学体裁，它因时代性和思想性强而深受人们的喜爱。杂文有时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直指社会的“病症”；杂文有时又像一支响亮的号角，唤醒人们心中的希望。

本书精选了《吴晗的悲哀》、《盛世下的沉思》、《妓女哲学》等数十篇杂文。入选作品，或立论新颖独到、发人所未发、令人为之一震，或极具思想锋芒、尖锐触及习俗及传统、给人以醒醐灌顶、拍案惊奇感觉。

一本有良知，敢讲真话的书！

本书精选了《吴晗的悲哀》、《盛世下的沉思》、《妓女哲学》等数十篇杂文。所选杂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手法各异，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阅读这些作品可以启迪智慧、开拓视野、提高人生境界。

“小戈”的羞愧

吴晗的悲哀

“万岁君王只钓龙”

“内圣外王”述义

要敢于追问历史的恶根

生活在彀中

罗斯福与“扒粪者”

排队割阴茎

当面奉承(外一则)

草堂随感录(三则)

做戏

捆妥诚信

盛世下的沉思

宋濂的心理学

历史的碎片

贾桂的奴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有感

“皇权专制”与“非皇权专制”

民主选举当皇帝

毛泽东敢说自己“放空炮”

花样右派

说“民心”

财色辨证

批示

国在山河破

代表的身份问题

专制体制下的道德问题

官员面子与奴才意识

刍议“引咎辞职”

学会破译假话

“收银机”的启迪

愚公移山：移到哪里

哈佛儒生的梦呓

“野心家”纵横谈

“善政”的成本

妓女哲学

人道基准

伪小人

刘绍棠的“妙语”

贪宫与小偷之比较

论雷峰塔的重建

寂寞的“左拉”

人性和狗性

三个画圈的人

“爱国贼”

“空口道”

灶王碑

马寅初何以在经济界享有盛誉

长江，一个可能的文化灾难

关于“指鹿为马”的学术问题

出卖灵魂的“叫好儿”

找准位置

名目之惑

萨达姆让我惭愧

“诏狱系统”与“意图伦理”

“起盗心”的追寻

“精英”之无耻，是为国耻

残思断想

谁活得轻松

谁跟谁善良

侃侃味觉

诡辩录

造脸工程

有一种爱让我们堕落

优点零

愚蠢指数

“新男性”

现实中的“死魂灵”交易

好赌的中国人

我们的思想能走多远

吃竹笋屙背篼

“正处级”

俗语里的复仇“密码”

小人

狐狸吃到葡萄以后会说什么

阿Q的斗争精神

阿Q再生记

凤姐的学历

窗下猫语

林间童话

龟兔赛跑之后

牢骚满腹·雄辩症

叹五更

GDP：俺的自白书

“文革”幽灵的自白

我的复古主义理想

这里把戈尔巴乔夫称作“小戈”，并非对他有什么不恭不敬，而是在当时，他确实还是个“小戈”。

1980年，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政治局正式委员，时年他仅49岁，是政治局所有成员中最年轻的，尤其是对于那帮七老八十的同僚来说，他无疑是个小伙子。也许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年龄段上，所以他才感到官场上的很多做法很不合他的“新思维”，倒了他的胃口，并因此便产生了羞愧感。

初次参加政治局会议，对开会时的入座，他不禁觉得怪怪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位置，都会不假思索地各就各位，既不会是前一个，也不会是后一个；即使有人缺席，那位置也只能空着，排在后面的人绝不会挪到前面去。他清楚地记得当时排列的座次：“勃列日涅夫右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吉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这完全是政治局委员的先后排名，离勃氏坐得近的，名次靠前，权力较大，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离得远的，权力、身份、地位逐一次之。他“小戈”当时是最年轻、最新当选的委员，自然要位居老末了。

会议期间，他常发现会议主持人说着说着就“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戈尔巴乔夫没有明说这个主持人是谁，但根据苏共高层“谁权力最大谁主持会议”的惯例，这个主持人自然就是“一把手”勃列日涅夫了。

再就是总有人在会场上跑来跑去，往哪儿跑？自然是往“一把手”身边跑。特别是契尔年科，别以为他是个政治局委员，其实也就是总书记的“大秘”。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着公文：“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给你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所有这一切都让“小戈”“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使得他不禁感慨万千：“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8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笔者已在相关的文章中谈到，戈尔巴乔夫是处于复杂历史时期的一个复杂的人物，是一个成长于官僚体制下有意于改革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企图改革而又不甘摆脱官僚体制的人。尽管从他骨子里还透着一股官僚的专制的气息，但他没想到让他仰慕已久的政治高层的“宫廷游戏”会演成这样，丑陋到如此地步，并且让人人都觉得习以为常。

在很多人看来，高层次的人开高层次的会议，一定会是高效的，而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当然也不会例外。可是何曾想到，这会议的主持人就是个庸才，别看他位置那么高，到处显示他的能耐，其实根本没有多少水平，就连瞎咋呼都还出错。不是吗？会议刚开了个头就跑了题，东拉西扯，胡说八道，让人不知所云。而其他人也就这么附和着，主子爱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什么，一块儿装疯卖傻，胡言乱语；主子愁大家一起陪着愁，主子笑大家一块儿陪着笑，全随着主子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这种高层会议和冬天里的农妇太阳底下纳着鞋底说闲话有多大区别呢？戈尔巴乔夫为此而感到羞愧，显然是感到宣传机器总是在不停地吹嘘“我们的党是坚强有力的党”，而实际上大相径庭；宣传机器总是把勃氏吹得神乎其神，而实际上往好里说，才智也仅是中等。这一切不仅是有负人民厚望的，也大大地欺骗了人民群众。作为党核心层成员，他能不为之羞隗么？

戈尔巴乔夫还很看不惯那种总爱在“主子”面前跑来跑去的人。是的，既然是事关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一切都应该由集体决定，而不应该只由个别人私下一商量，或工作人员通过揣测主子的意图就决定了。可实际上很多事情就这么决定了，而且还把这种事情做得这么明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也不避讳。而那跑来跑去的人，总是把自己扮得很忙碌的样子，总是搞得与领袖很亲近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只有他自己才是领袖的心腹，才最让领袖信得过。这种当着众人的面在“领袖”面前卖乖讨巧其实是一种无耻，可在党的高层有人却偏偏把这种无耻当光荣，以致利用一切机会表现出来。党内的庸俗关系应该说以此为发端。

开始戈尔巴乔夫也不能理解，便趁四周无人的时候问他的“伯乐”、离他最近的人安德罗波夫，怎么会是这样子？老安的回答似乎是答非所问，但颇得精髓，他一字一顿地告诉“小戈”：“应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即勃列日涅夫)。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也就是说，官僚们按着尊卑排座次也好，跟着“领袖”后面瞎起哄也好，由亲臣替“领袖”作决策拿主意也好，抑或在“领袖”面前争宠卖乖也好，全都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需要，换句话说，国家稳定不稳定，并不在于决策正确不正确，也不在于人民生活富裕不富裕，更不在于人民意志能否得到表达，而全在于“领袖”的权威是否得到维护，领导人的座次是否排得得当，大家是不是按照“领袖”的口径说话，是不是保持着“说话一个声音，行动一个步调”。如果这些方面都做好了，国家和政权就稳如泰山，社会就发展进步，甚至全世界都歌舞升平。

是的，按安德罗波夫的说法，诸如排座次的问题，上电视先后的问题，能否保持与“领袖”一个腔调说话的问题，的确是个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就要认真地、大胆地、扎扎实实地把它做好。而实际上他们也确实做得不错，比如面对“领袖”语无伦次的胡说八道，大家都一味捧场；又如会议上的座次，公众场合的露面前后顺序，谁也不会向前多越一步，就像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观察到的，他们总是做得那么自然、老到。而戈尔巴乔夫却为之羞愧，这说明他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庸俗、市侩、虚伪的做法对这个党的重要性，还需要不断地长期地经受这种无耻的锻炼，只有使自己的脸皮真正厚起来，对这种庸俗的做法麻木了，就不会为此而感到羞耻了，从而也就有了实施独裁专制的资本了。

在阅读有关前苏联的书籍中，为“领袖”的言行而羞愧或羞耻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会议上用皮鞋敲讲台，这使得台下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为之羞愧难当；一件是风烛残年的契尔年科拖着病体、昏头昏脑地在主席台上作长篇报告，以致看串了行，让听众不知所云，使得人们为国家拥有这样一个领导人而羞愧。我无意评价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应该为之羞愧，但做人的羞愧之心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中国文化一向强调“羞耻之心”，孟子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这种羞耻之心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说明内心正义尚在，道德犹存；怕只怕寡廉鲜耻。这样，人们对他的羞愧之心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另一种情绪——唾弃。戈尔巴乔夫对他某些前任们所持的态度不就是唾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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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见到一位常写杂文的朋友，问他有何新作，他回答说：“搁笔许久了，写杂文难着呢！”追问原因，才知道他为了某篇杂文，被人好一番开导，劝他改换门庭，及早撂下那支秃笔为好。

我的朋友还谈及他之所以受到这份“厚爱”，乃是因为有人读了他的那篇杂文，不知怎么总往自己头上想，最后干脆来了个“对号入座”；文中本来泛指一般的，他看做是专指他本人；原来只不过是比喻劝勉的，他判断为指桑骂槐；那些关于历史典故的引述，他认定是借古人揶揄他这个今人；笔底柔声细语指出的个别缺憾，他说那全是出言不逊和意欲中伤……就这样，你说得再多再委婉，也如同往铁疙瘩上浇水一样，压根儿不被吸收。

我的朋友还说，还有个别比“对号入座”者态度更生猛的人，干脆把杂文看做无益有害之物。比如，一位先生就以博学者的口吻说：“天底下有各种叫声：鸡啼唤人早起，狗叫令人警醒，布谷于初夏催耕，蟋蟀在三秋促织，灵鹊先知可以报喜，鹦鹉能言懂得迎客；唯独这写杂文的，说东道西发出一片噪声，就像塘畔蛙鸣，静夜扰人清梦。”这位先生的结论是：杂文这劳什子最好莫看、莫听、莫载。

好一个“塘畔蛙鸣”！好一个“莫看、莫听、莫载”！

事情恐怕还不能如此了结。就中国而言，就现代而论，杂文日渐兴盛，已经六七十年了。它奖善惩恶、激浊扬清的独特功能，早已为国人所公认。如果此类有益世道人心的文字可以斥之为“蛙鸣”；那么，历代文献中的“蛙鸣”就太多了：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是“蛙鸣”；东汉梁鸿的《五噫之歌》是“蛙鸣”；晋代鲁褒的《钱神论》是“蛙鸣”；唐代柳宗元的《蝜蝂传》是“蛙鸣”；杜牧的《阿房宫赋》是“蛙鸣”；宋代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是“蛙鸣”；明代刘基的《卖柑者言》是“蛙鸣”……推而广之，世上一切具有说理、问难、解剖、褒贬、讽喻、劝诫、感言等性质与特征的诗、词、曲、文、赋，无一不是“蛙鸣”。对这诸多“蛙鸣”都“莫看、莫听、莫载”，今世和后世的读书人所拥有的东西岂不是太少了吗？

把写杂文的说成是“塘畔蛙鸣”，尽管这比喻意在贬损，但过去和今天的事实已一再证明，自然界没有“蛙鸣”，就没有月白风清的夜晚，就不成其为世界；社会生活中没有“蛙鸣”，就没有趋于真善美的文明与进步，同样不成其为世界。

行文至此，笔者还想起了春秋时郑国“不毁乡校”的史实。那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但有人也把这种议论视为“蛙鸣”，主张毁掉乡校杜绝“噪声”。可子产却说：“人(们)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我闻忠善以捐怨，不闻作威以防怨。”由于子产允许人们议论风生使郑国大治。为此，后人作古风一首赞日：“不毁乡校郑国治，美誉笑骂皆乐知。自古居高听卑少，民之訾议是吾师。防川容易防口难，只堵不疏枉筑堤。唯有忠善能损怨，威压刑罚岂足恃？民之所恶即易辙，民之所善笃行之。”(《萤窗咏史诗》)

看来，还是鲁迅说得中肯：“杂文很像显微镜，边照秽水，边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至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因而它是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