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乃因三国中谋略太多。然而也正是三国争战中将《孙子兵法》中的奇谋妙策发挥到出神入化、淋漓尽致的境界，一部三国历史才具有了它特殊的魅力。当然俗话说的《三国》是指《三国演义》，既是“演义”，自然会有作者的想象和杜撰。今朱子彦教授依据《三国志》给读者讲述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有关三国谋略的真实故事。同样会让你爱不释手。

三国历史从头至尾不足百年，但在中华文明史上却耀眼夺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爱国名臣文天祥曾经慨叹：“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确如文氏所言，朝代兴废，帝王相踵，悠悠数千载，一时令人无从置喙，但三国史却是人们常谈常新、永不衰竭的话题。为何三国史最受国人青睐呢？这是因为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在这个龙争虎斗的时代里，集中了一大批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的杰出人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分归一等一幕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剧。

绪言

诸葛篇

一门三杰：诸葛亮的家世

舍曹弃吴：诸葛亮择事刘备的奥秘

奇正之争：诸葛亮北伐策略分析

君子臣父：诸葛亮与刘禅

九锡之谜：诸葛亮是否会登上九五之尊

巧竞鲁班：神奇的木牛流马

神乎人乎：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

政治篇

千古奇冤：蜀中良将魏延的悲剧

大厦将倾：诸葛亮接班人与蜀汉政权灭亡

大愚小智：政治幼童杨修

法尧禅舜：汉魏鼎革的政治谋略

军事篇

千古之恨：关羽失荆州原因解密

南陲交州：三国兵争的第二战场

运筹帷幄：司马昭决胜千里

羊祜攻心：金陵王气黯然收

权术篇

折冲樽俎：三国的外交谋略掠影

潜龙在渊：刘备与司马懿的韬晦之计

三国无间道：间谍与反问计

双刃利剑：曹操挟天子的战略得失

古代的士人择主以后，还不能随意地跳槽，因为按照儒家伦理道德的规定，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如果事了二主，你就是贰臣，贰臣和逆子是等同的，必然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他在出山之前，在面临自己一生命运作出抉择的时候，毫无疑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认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讲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绝不是真心话。因为如果他真的不求闻达于诸侯，就不会有《隆中对》，《隆中对》对天下形势判断可谓是了如指掌，其分析可以说是千古绝唱。《隆中对》奠定了诸葛亮的地位，充分说明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未出茅庐就知道三分天下。

如果诸葛亮真的甘心当一个农夫，苟全性命于乱世，他还会如此关心政治？还会设计出一幅三分天下的宏伟蓝图？所以诸葛亮不是不想出山，而是他到底选择谁作为自己的主公。

诸葛亮将要出山的时候，整个天下已不同于董卓之乱时的形势，董卓之乱后，各路诸侯纷纷而起，形势极为错综复杂；而到刘备三顾茅庐时，天下的形势已经逐渐明朗，割据天下的诸侯已经所剩无几，就是北方的曹操、江东的孙权、荆州的刘表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另外还有益州的刘璋、汉中的张鲁、凉州的马腾、韩遂，那么诸葛亮究竟要选哪一家诸侯呢？

从《隆中对》里我们可以知道，诸葛亮只提到曹操、孙权、刘璋、张鲁。诸葛亮说：“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也就是说四川是个天府之国，国富民强，但刘璋昏庸无能，不知道怎么来治理益州，这就是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

张鲁、马腾、韩遂都是小军阀，这些人根本就不在诸葛亮的眼中。至于刘表，虽然拥有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6《刘表传》)，但诸葛亮对他十分了解，如果刘表是个明君英主，诸葛亮早就投奔他了。因为诸葛亮隐居在隆中，隆中离刘表的统治中心——襄阳近在咫尺。另外，诸葛亮和刘表还有亲戚关系，诸葛亮长期隐居隆中，不去投奔刘表，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看透了刘表这个人是个座谈客、清谈家，夸夸其谈，而决无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诸葛亮对当时的英雄早已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

诸葛亮心目中的英雄只有三个人，曹操、孙权、刘备，这三个人当中谁最有希望统一天下，毫无疑问，曹操。曹操的政治军事才能、曹操力量的强大，《隆中对》中已经作了极其精彩的概括：“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既然诸葛亮认为曹操是天下第一英雄，曹操力量又如此强大，三分天下已有其二，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呢？

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诸葛亮已经看透了曹操将来是要篡夺汉朝天下的，曹操是汉贼，而诸葛亮在出山前就立下了凌云壮志，就是以“兴复汉室”为己任，汉朝天下是姓刘的，因此诸葛亮只能投奔姓刘的主公，而不能投奔非刘姓的其他人。诸葛亮在政治上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动摇，面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葛亮是忧心如焚，他的政治目标是拥刘反曹，恢复汉室，曹操既然是汉贼，所以诸葛亮必然要同汉贼划清界限，势不两立。

对以上观点，我是不能认同的。

第一，诸葛亮确实有经天纬地之才，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之一，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在隆中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是说在东汉末年的乱世年代，诸葛亮是想大展宏图，建立像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和乐毅那样的丰功伟绩、盖世奇功的，由此说明，诸葛亮确实是志存高远，他不仅想进入仕途，而且打算攀登政治权力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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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历史从头至尾不足百年，但在中华文明史上却耀眼夺目，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爱国名臣文天祥曾经慨叹：“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确如文氏所言，朝代兴废，帝王相踵，悠悠数千载，一时令人无从置喙，但三国史却是人们常谈常新、永不衰竭的话题。为何三国史最受国人青睐呢？这是因为三国时期人才辈出、群星灿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在这个龙争虎斗的时代里，集中了一大批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的杰出人才，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群雄逐鹿、三国鼎立、三分归一等一幕幕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历史剧。

三国史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魅力，还在于该时期战事纷繁，使《孙子兵法》中的军事理论得到了具体而广泛的运用。《孙子兵法》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为兵家在实战中所运用。但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孙子兵法》中的奇谋妙策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淋漓尽致地发挥。到了汉末三国这个群雄逐鹿、军阀厮杀、血与火铸就的战争平台上，《孙子兵法》的谋略在战场上大显神威。曹操、诸葛亮、司马懿、周瑜、吕蒙、陆逊等人之所以算无遗策，决胜千里，都是高超地运用了《孙子兵法》。曹操本人还是《孙子兵法》的大注家，后人研究《孙子兵法》者无不奉为圭臬。

三国时代对《孙子兵法》具体而广泛的运用，使之完全突破了纯军事理论的范畴，而辅之以大量鲜活而生动的战例。这些战例足以垂范千秋，例如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草莽英雄识字不多，他们很难读懂古文写就的《孙子兵法》，然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战争故事却成了农民军领袖最好的活教材。李自成、张献忠同明朝官军打仗，屡屡获胜，个中原因就在于他们善于效仿和揣摩曹操、诸葛亮等人的用兵之道。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多尔衮也视三国历史为取之不尽的宝库，常从其中汲取计谋和智慧，从而得以在辽东战场上纵横驰骋，将八旗兵铸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劲旅，最后埋葬了明王朝。

毛泽东是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他用兵如神，指挥人民军队打败了日寇和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他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有不少源自于《孙子兵法》和三国时期的军事谋略。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熟谙廿四史，尤喜三国史。毛泽东常常熟练自如地将三国谋略运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他在和别人谈话及党的各种会议上，也是屡屡运用三国掌故，启人心智。

总之，三国谋略，三国人物中的杰出代表，诸如像诸葛亮、曹操等人已成为中华民族智慧的象征，三国谋略已成为一部活学活用的《孙子兵法》。

三国历史之所以为国人所熟悉，所钟爱，实事求是地说，《三国演义》功不可没。它上承唐宋民间说唱，下启当今影视作品。不仅让三国人物、三国故事深入人心，近乎妇孺皆知，而且使三国史的影响呈多向度分布，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

《三国演义》取材于《三国志》，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历史在这里只不过是一个大略的故事框架。其间“尊刘贬曹”的思想意识姑且不论，单从故事情节来看，诸如鞭打督邮、三英战吕布、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空城计等内容，要么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要么是子虚乌有、凭空捏造。罗贯中妙笔生花的艺术虚构，尽可欣赏，但不能当真。关于《三国演义》的历史真实性，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说：“《三国演义》则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开了个七真三假的比例。我对章氏之说颇不以为然，小说就是小说，历史才是历史，不拟采用开比例的方法来区别真假，而且真和假更是无法具体作出数量统计的。如果非要勉强开个比例，我比较赞同朱大渭先生的观点：“《三国演义》的主干或有六七成真，但就其总体内容而言，最多当在五成真以下。”(《光明日报》1995年2月6日“史林”版)

所以，要解读三国历史，史料依据主要还得取材于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的“注”，即所谓的“陈志裴注”。同时，还需要参酌其他相关书籍，如《后汉书》、《晋书》、《建康实录》、《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

《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才是正史，凡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个常识，并不需要多费唇舌，加以辨析。但时下有的人却对这个泾渭分明的铁则模糊起来，当然这也难怪，因为自易中天《品三国》问世以来，在全国形成了三国文化热。有关三国的书，这一二年中出得越来越多，颇有扎堆之感，然细细考察，我觉得可以分成五种类型：

第一种是学术类，以《后汉书》、《三国志》为基本史料，主要由历史学者撰写。

第二种是文学类，其完全取材于《三国演义》。

第三种是文化类，此类书往往将《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混淆在一起，作为史料来使用。

第四种是讲史类，较早的是以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三国》为代表，最近则以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独领风骚。自《品三国》问世后，跟风的特别多，而且不厌其烦使用“品”字，比如说有《闲品三国》、《煮酒品三国》、《正品三国》、《品三国补正》、《品三国中的女人》、《品三国前传》、《品赤壁论博弈》等等，似乎除了用“品”就没有第二个字。

第五种是搞笑类，例如有《水煮三国》、《水淘三国》、《烧烤三国》、《麻辣三国》等，恨不得把三国当作美味大餐吃到肚子里。据我所知，《水煮三国》的销售量也创了记录，几乎和《品三国》不相上下。

应该看到，这五类三国书都是应市场需求而出版的，它适合各种不同文化层次以及兴趣爱好的读者的需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多元文化的社会就会有多元的索求，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多种类型的三国书籍的出版，确实使许多读者更难分清哪些书讲述的才是真实的三国历史。特别是有的作者，为了增加作品的趣味性，竟然将《三国演义》作为第一手的史料来引用。在这些书中既有《三国志》的材料，又有《三国演义》的内容，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极易造成误导。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的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三国志》，而且在许多民众的心目中，《三国演义》就是真实的三国历史。去年夏天，我应邀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举办的一个节目，节目的内容是讨论能否将诸葛亮的《出师表》从中学教材中删除。

参加讨论的嘉宾有诸葛亮研究会的会长、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某党校的教授、京剧院的院长、扮演诸葛亮的京剧演员，以及《水煮三国》的作者。主持人认为嘉宾来自各方，很有代表性。殊不知，这样的组合完全乱了套，与会者各说各的，风马牛不相及，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讨论。例如，有人说当曹操率领八十三万大军从西北方向杀将过来的时候，如果不是诸葛亮借来东风，就不可能把曹操这一股西北狂飙压下去。又有人说，《三国演义》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把《三国演义》说成是七实三虚不符合实情。

听了这样的“高论”，不由令人忍俊不禁。大家不妨想一想，小说、戏剧、正史，三者混在一起，不加区别，如何进行讨论？颇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感觉。

我研究三国史已有二十余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陆续在专业史学刊物上发表有关三国史的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前年十月，我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约，将一系列拙文整理结集出版。在即将付梓之际，我却犯了愁，就是书名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以“研究”或“论集”等作为书名方为得体，但由于出版社考虑到销售市场和大众读者的需求，遂嘱我尽量以活泼生动、夺人眼球的词语作为书名，思忖再三，最终以《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一一三国史新论》命名。

拙著问世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反响。这些反响主要集中在我对某些三国人物的评价上。在书中，我对三国时期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例如诸葛亮、魏延、吕布、司马昭、关羽、马超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新看法当然与传统的观点大相径庭。

而在时下的舆论中，只要稍对古人作出一些不同以往的学术评价，就会遭致舆论的挞伐，冠之以“作秀”、“沽名钓誉”，痛斥之声不绝于耳。

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按照这种思维定势，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学界泰斗替曹操翻案难道也是错了？“文革”前和“文革”中，人们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乃是帮助满人屠杀自己的汉族同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洋务运动是崇洋媚外，是卖国。而现在，这些被颠倒的历史已经得到公正的评价。总而言之，我觉得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很复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需要反复的历史考量。

中国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不可能不受到封建正统观，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文革”时期，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的影响，所以我们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是有偏差的。最明显的问题是评价历史人物爱走极端化。某些历史人物一旦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之后，就被神化、圣化，如同一块白璧，在他们身上似乎找不到任何瑕疵。

英雄人物“高大全”的现象不仅在“文革”中存在，在古代社会也是存在的。例如，在三国历史中，就有二位人物被世人顶礼膜拜。一位是诸葛亮，他被塑造成智慧的化身，道德的楷模，忠君的典范。另一位是关羽，被塑造成集文韬武略，忠义仁孝于一身的武圣人，甚至和万世师表的文圣人孔子并列。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今世，英雄人物都有缺点，不可能完美无瑕。从艺术虚构的英雄人物来看，《亮剑》中李云龙这样的人物倒是可信的，可爱的，而八个样板戏塑造的英雄人物，就不可信，更不可爱。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一书涉及三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件、人物等，内容相当广泛，但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我对诸葛亮的评价，一些读者提出质疑，认为我在丑化诸葛亮。其实，这是对我的误解。笔者之所以要用“走下圣坛”这四个字，是有良苦用心的，因为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已被后人无限夸大，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他高高供奉在神坛和圣坛上。要重新解读诸葛亮，就应该将他从神坛、圣坛上请下来，去掉其头上耀眼的光环，还原一个真实的、人性化的诸葛亮。  当然，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虽可“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切不可偏离史实，更不可偏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笔者注意到，前段时间，某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日《中国最虚伪的男人——诸葛亮》的书。这本书的内容姑且不论，仅就其书名而言，就颇有肆意贬低诸葛亮之嫌，令人顿生反感。

自三国文化热以来，我不禁技痒，欲跃跃一试，写一部适合大众阅读的三国历史书。但如何写法，却颇费心机。思之再三，给自己订下了几条规则：第一，只提自己观点，不向任何人“PK”。第二，严格遵循论从史出的铁则，只将《三国志》等史料为依归。但文中直接引用史料须短小、精辟、易懂。用网络语言来说，就是应尽量避免“界面不友好”。第三，虽然所撰写的是一部通俗读物，但不应降低学术含金量。应努力将通俗性与学术性融为一体。

因撰写《帝国政界往事》、《大宋实录》而声誉鹊起的旅美学者李亚平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历史学家对不起读者。”(《文学报》2008年3月27日，《李亚平：书写界面友好的历史》)此话虽然有点“冲”，但细思之，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李亚平的意思是专家所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都是千篇一律地从理论到理论的阐释，让人阅读起来觉得是一项苦役。本人写惯了学术性著作，这一次尝试“草根”式的写作方法，但愿不要让读者浏览拙著感到是一项苦役。

需要说明的是，师从我的研究生边锐、王光乾同学对三国史也是情有独钟，他们相当系统地阅读了《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了初步的学术训练。因师生们情趣相投，故我们时常一壶浊酒，促膝畅谈三分事，如涂巷中小儿一般，或蹙眉，或嬉笑，乐在其中矣！逢此机缘，我邀他们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边锐同学撰写了本书《政治篇》的第二节《大厦将倾：诸葛亮接班人与蜀汉政权灭亡》，王光乾同学撰写了书中《军事篇》的第二节《南陲交州：三国兵争的第二战场》。

拙著的出版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审吕健先生的鼎力相助。责任编辑谷玉先生对书稿作了极为细致的校读，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子彦

戊子年清明于沪上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