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本书作者和美国爱奥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朱迪·波罗鲍姆合著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了。这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界变化的口述实录——《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China Ink: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本书中文版的书名为《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书。我们只是希望从一个侧面给愿意了解中国的海外读者，展示一些真实的状况。平心而论，从那些美国读者的反馈看，这本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进程中，传媒业的发展不仅扩大着信息传播的时空维度，而且作用着社会的变革。今天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直接推进了公共知情范围的扩大、公共表达空间的拓展、公众监督权利的加强和公众协商机制的完善，进而推进着整个公民社会的建造，推进着中国的文明进程。如何将今天的新闻教育与新闻传播的生动实践相结合，与深刻改变着新闻传播形态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与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和国际社会的发展进程相结合，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启迪就是要坚持开放，不断变革，自主创新。我们越是开放，我们就越能汲取强大自身的大千世界的能量；我们越是变革，我们就越能突破旧式束缚赢得全新的发展；我们越是创新，我们就越能够享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拥有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

序言

前言

因为事实在那里

记者永远不是故事的主角

让人们把心扉向你敞开

媒体自我人格的形成刚刚开始

抗拒新闻的易碎

兴趣能带人走一千里

新闻是一个有理想的行业

记者不是工作，是生活

新闻是一个停不下来的职业

你必须有一颗爱心

我对群众体育报道非常有感情

快乐幸福每一天

每天的时间都不是自己的

记者不可能比公众知道得多

看出那些标志性事件赶紧做

最大的挑战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打捞和保留历史的细节

真诚的决斗

致谢

其实我最早想学的不是新闻专业。北京的名牌大学很吝啬把他们好的专业给像贵州这种贫困地方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想到北京来读书，但是没有什么好专业给我们——我最想读的经济系就没有。原来我想读的是北大的经济系，但经济系就不在我们那儿招。然后我一看，可以选择的专业还有新闻系。就觉得当记者很风光——把话筒往那儿一摆，别人就得说话，很厉害。我的叔叔和阿姨就说，记者很厉害。当初我觉得记者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蛮好玩儿的。所以我就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读高中的时候，我最不擅长的是写作文。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很困惑，为什么我自己的文章老写不好？我开始结巴，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都不会说话了。我觉得我文章写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会思考问题。我就想，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活了18岁，怎么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大学一年级对我特别重要。我觉得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大学一年级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我读的这个学校，有很多同学就想不通，觉得这个世界和他那会儿受教育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有的无法面对自己，有的就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行为，甚至有些人都自杀了。我那个时候也想过很多生和死的问题。你要思考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我就拼命地思考问题。然后慢慢，慢慢地，我就开始会说话了。

学会说话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当记者。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从那会儿一直想到现在。

在大学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就在我的毕业论文里写出来了。我的论文写的是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我在论文里说，新闻自由是一门非常有用的技术，这个技术能够让一个社会安全，包括让政府也安全。如果你什么都不让报，那么大家都听美国之音，听BBC，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大家获取新闻的渠道是各种各样的，你无法遮掩真相。后来我的导师说，你这篇论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一番论述，还是比较少的。他给了我一个A+的分数，那是1991年。毕业后我就到新华社工作了。

总结我做记者工作的这些年，我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想这四个字：新闻自由。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工程师，搞给排水的。他们是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我父亲是贵州人，母亲是四川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贫苦的贵州山区，去建设一个新矿山。当时那里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山里面还有老虎——我父亲曾经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家门口，还有过老虎的脚印呢。那时候父母的单位没有幼儿园，于是我父母亲一上班，就把我关到屋子里面。我就看小人书，画画。我最爱画的是解放军和天安门。

我小的时候，周围都是农村，农村的小朋友都跟我玩儿得特别好。但是，我要读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人不一样了。我能到矿山办的最好的学校去上学，离家也很近；而那些农民的孩子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到一个特别破的学校去读书，他们要翻好几座山才能到学校。我难以想象，他们才7岁就这样子。我就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上同样的学校？他说，因为他们是农民。我就觉得他们特别不幸。我开始感到，人怎么就这么不平等。

贵州全是山，天天下雨，让人内心比较抑郁。比如大家都想出去玩儿，突然一下雨，就全完了。老觉得那个山在那儿摆着，让我天天做梦，想：山后面有什么呀？当时就觉得山后面有大海，有草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找了当地一个农村的同学和我一起去爬山，爬了有半天，爬上去一看，还是山！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到有天安门的地方去读书。  我父亲在我读初三的时候去世了。那时我14岁。突然有一天他身体就不行了，医生一开始说他是感冒，所以也不是很重视。结果他实际上得的是脑血栓。他完全是活活累死的。我父亲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给矿山找水。虽然我们那个矿山有一条河流过，但那条河是不能饮用的，因为有铀污染。我父亲必须找干净的水源，要翻好几座山去找。最后他终于找到了，而且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库。他是农家子弟出身，能干很苦的事情。他会没日没夜地干。一个大冬天，水草把水管给堵了，在水下好几米，他一个猛子就扎下去，把水草捞上来。有时候天旱，农民没有水浇地，就把管子砸了取水。谁都摆不平这事，我父亲一去，全摆平了。我父亲人特别好。他自学了中草药，农民到矿山来卖菜，都会到我们家坐一会儿，我父亲就给他们看病，给他们弄点儿药。

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也很不容易。我母亲让我别学理科，说学理科呀，太惨啦，就像我父亲那样。她让我学文科，说学文科更加有前途。我母亲是很朴实的一个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说要提高透明度的时候。学校的环境蛮开放的。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讲座，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听一个从台湾来的教授作演讲。他居然在那儿拍着桌子说，我要和国家副主席王震辩论！我那会儿刚从山沟沟里跑出来，一听这个立马就晕菜了。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很关注《新闻法》起草的事。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开放，应该新闻自由；另一种认为要管理，进行新闻管制。我那时候参加了我们新闻系学生自己办的一个黑板报，叫《新闻周报》，跟真正的报纸一样，完全是用新闻的写作和排版方式，用毛笔抄在黑板上。我有一个盖了新闻系团支部章的记者证。拿着这个证，我就去找我想要采访的人。P2-5

中国：一代职业新闻人崭露头角——从一本书看中国新闻界的变化

2008年5月，我和美国爱奥瓦大学新闻传播系教授朱迪·波罗鲍姆合著的一本书，在美国出版了。这就是关于中国新闻界变化的口述实录——《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变脸》(China Ink: The Changing Face of Chinese Journalism)。本书中文版的书名为《变脸——中国新一代职业媒体人口述实录》。

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书。我们只是希望从一个侧面给愿意了解中国的海外读者，展示一些真实的状况。平心而论，从一些美国读者的反馈看，这本书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全球化中的沟通局限

正如朱迪所言，尽管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不同国家人员、金钱、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在加速，也似乎大大扩展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了解的手段，更多地提供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学习的机会；但是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一些简单化、老掉牙的刻板印象却仍然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如“黄祸”、“红色威胁”、“蓝蚂蚁”等等。即使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也以为中国文化“难以捉摸”，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极权”，中国老百姓和机器人一样没有情趣。至于中国新闻界，在那些西方人眼中，无非是在官方严密控制下机械地奉命行事的一架机器罢了。

从1979年就开始跟踪中国新闻传播界发展变化的朱迪，一直对西方学者中的这种偏见不以为然。她一直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客观公正地介绍中国及中国媒介的真实情况。

2005年末，朱迪又一次来到中国。在我供职的新华社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我给她讲了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后起之秀，像独自在加沙驻守两年的新华社女记者周轶君，在自己主持的人生热线节目中打动了一个在逃杀人犯使其最终决定自首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主持人向菲等。

朱迪饶有兴趣地听着听着，忽然眼睛一亮，说，咱们一起写一本书吧，主题就是下一代中国记者。你讲的这些记者，都可以进入这本书里。美国人一说起中国新闻，就觉得是铁板一块，控制很严。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很多新闻工作者，也是在以很职业的方式从事着新闻工作的。这些记者的故事，有助于平衡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新闻界的一些偏见。

我立刻赞成。多年从事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工作，我太知道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形象有多么扭曲，也太感到朱迪这个主张的必要。

朱迪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就在那个咖啡馆里，我们当即确定了这本书的原则：同题采访，口述实录，男女各半，年龄不超过40岁。我们同时拟定了提给所有访谈对象的8个问题。我们认为，每个访谈对象经历各异，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样的差异会更会呈现一种真实。

从2005年底到2006年底，我们总共访谈了20个人。由于我们精力有限，也没有很多经费支持，所以我们的访谈对象都集中在北京。因此，我们都不认为这本书具备那种代表性，可以成为了解当今中国新闻界的样本。好在有些记者所属的报业集团总部在外地，这多少给了我们一点心理上的平衡。

“职业新闻人在觉醒”

几乎所有看过此书的美国人，都惊异于这些中国记者对新闻人职业素养的意识。其实我们的问题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点出这个问题，在访谈中也没有刻意引导受访者谈这方面的问题。多位访谈者是自然而然地谈起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的。

从他们对这个问题看似不经意的谈话中，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所长阿莱·奈尔敏锐地看到：虽然大多数中国记者如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是在按部就班地工作，但是其中“肯定有成百上千的人洋溢着职业主义精神，所以他们不是简单地重复提供给他们的信息，而是想方设法核对其准确性，追求新闻可能被忽略的各个方面，甚至可能主动发掘报道”。

当我在奈尔为本书英文版所写序言中看到这些评论时，我问朱迪，奈尔是不是中国通，是不是很了解中国新闻界？朱迪说，不是。朱迪和他素不相识，2007年在纽约一个研讨会上见到他，向他提到这本尚未完成的书，请他写序。奈尔没有马上答应，只是说，你发来几个样章看看吧。朱迪把当时整理好的五、六篇访谈发给他，一个星期之后，就收到了奈尔写来的序言。我觉得，奈尔的感觉非常准确。

什么是新闻人的职业素养？简单来说，就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要平衡表达不同方面对同一事件的看法，而不是只表述一方面的意见。要尊重受访者，而不是无视他们的权利。是同受众站在同一水平线上，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而不是居高临下地教育他们。

这些看似很浅显的道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用我们的访谈对象之一、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话来说：“对新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自我的新闻检查。你在写的时候就自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即使这样写没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王军曾率先报道了北京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居民利益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矛盾。这些问题，既不是北京独有，也不是中国特色。但是这类问题的报道往往可能得罪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被认为“敏感”，报道难度很大。而王军却能凭借把握好用事实说话的原则，平衡表述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而不是轻易下结论，从实事求的态度出发而不是炒作，成功地碰了若干大家以为很敏感的问题，有些报道还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所以，王军有充足的理由通过我们这本书告诉世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

职业素养是不是不讲理想？完全不是。我们访谈的记者和未能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新闻这个职业已经产生了激情，他们以追求事实为己任，把自己的喜怒哀乐融于事业当中。与此同时，他们对市场化的利弊也有清醒的认识。王军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

另一位访谈对象，当时也是新华社记者的林谷，与王军不谋而合地谈到记者的职业素养问题。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抱怨新闻控制，但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功课。天底下新闻管制无所不在，无论是伊拉克的战场还是中国一个小城镇的僻静街巷这种管制都会有。问题是你如何做到有职业素养，如何公正对待受访者，如何做到报道平衡，如何把不同方面的不同声音都传达出来。这些都是完全可以改进的地方。”

真正有理想的新闻人终归也会得益于市场。“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王军说。“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

“从问题出发来报道”

不能否认，在中国，来自各方面对新闻界的限制还比较多。但是职业素养给了这些新闻人一种底气和智慧，恰如其分地报道所谓敏感的“负面新闻”。

当时在新华社从事对外报道的林谷对我们说：“我们就是从问题出发来报道的。我们的报道涵盖了各种问题，从农村妇女的自杀到家庭暴力、同性恋、性别不平等，以及艾滋病危机，种种问题。我们并不老是说我们的伟大祖国一片繁荣富强，而是体现出我们在严肃地观察、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林谷曾经写过深圳一个打工仔出身的律师，是如何在为打工仔维权的。这篇报道揭示了一些处于弱势边缘的群体，“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地方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原始的资本主义角落里”。但是他的报道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里表达愤慨，而是也采访了当地的法院和劳动部门，了解他们怎样处理这样的劳工争端问题，还采访了劳动部有关政策法规的官员以及人民大学的劳工问题专家。这就使报道以一种很开阔的视野展示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遇到怎样的问题，中国的方方面面如何在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这样的报道，其实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最后，香港《南华早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林谷认为：“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中国记者维权报道的兴起，这是互动的，但是这也是对新闻记者的一个挑战，因为维权报道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相关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记者，你能偏向哪一方吗？你能走多远？如何保持你的公正？”他说，“我觉得还是要记住一点，即使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平衡，也要公正。你至少要去找官员谈话，让他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他们拒绝，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这个过程不能够省略。职业的表现在于你不能专门报道血海深仇，你得能抓住深层的原因，背后有什么故事，为什么会这样？”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怕写问题。事实上，越是我们有些部门想遮掩的问题，越是西方媒体要渲染的。你不说话，就等于把话语权拱手让给了西方媒体。而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开诚布公，那些西方媒体反而倒会听我们的了，这才能谈得上引导国际舆论。

《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鲁伊说，对有些比较敏感话题“更客观更实际”的报道，也推动了社会的开放。现在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报道，越来越多的媒体有了自己的思考和评判，“给大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一些以前会更敏感的话题，现在也有办法去说它”。

社会存在问题，才有了对新闻这个行业的客观需要。用林谷的话说，就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共同根源就是缺乏一种透明度，缺乏一种公众参与，缺乏一种更健全的民主机制。这些根源上的原因不解决的话，我们会永远不断地报道这样一些问题。”

坦诚赢得的认同

总之，这本书是中国新一代新闻人真实心态的反映。从他们吐露的心声，人们确实能够真切地看到中国新闻界这些年的变化。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历史教授魏定熙(Timothy Weston)看了《中国墨水》后，认为这本书提供了“丰富而有趣的第一手材料”，就他所知，这些材料是“前所未见的”，至少在英语材料中前所未见。

本书给他的印象是：第一，很多中国记者都是才华横溢，冲劲十足的人，努力推动着媒体上可以报道的范围。第二，中国媒体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都需要单独研究。第三，中国媒体正在非常迅速地商业化，给了新的机会，也给了他们新的挫伤和压力。第四，当代中国新闻界非常令人振奋，值得研究。第五，这些中国新闻人的访谈录对于反思美国和其他国家新闻的优势和弱点也很有帮助。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坦诚赢得的认同。这一点，对于对外传播，非常重要。

熊蕾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需要感谢很多人。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朱迪。没有她的督促与合作，我几乎没有在国内出这本书的动力。她在与美国出版社洽谈出版英文版的时候，特别要求把中文版的版权排除在外，留给中方，并且主动提出中文版和英文版可以、而且应该有所不同。这就为中文版的出版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英文版的20位访谈对象中，有三位不同意中文版收入他们的访谈，中文版另外访谈了一位青年记者，故共18位。其余访谈与英文版相比虽有所增删，但是差别出入并不是很大。而且修订了英文版中一些翻译整理中的讹误，应该说更加准确。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接受了我和朱迪采访的年轻同行。感谢他们的理解和配合，感谢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独特的经验和思考，才能有这样一本中国新闻界的口述实录。我觉得，这些经验有很多可以成为今日国内众多设立了新闻专业的高等学府的教材，作为更加年轻的新闻院系学生的一个人生参考。

我特别感谢本书访谈对象之一的马寅。是她的热情推动和穿针引线，联系到了新华出版社。在此之前，我对本书在国内的出版，几乎没有什么信心。

因此，我也由衷地感谢新华出版社的相关领导，尤其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孟通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本书当然无法和国内读者见面。而孟通对我的拖拉作风的耐心，也令我非常感动；他的雷厉风行，又常常令我赞叹。

我认为最艰苦的工作，是把每个访谈对象的录音整理出来。这项繁琐而令我头疼的工作，是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时的同班同学高原先生欣然完成的。对他和他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二字已是太苍白了。

虽然我所尊敬的新闻界前辈范敬宜先生因健康原因而未能为本书作序，但是他对本书的支持依然让我非常感动。范老是我已故恩师芮苑如的大学同窗，他们二位对我为人做事的教导，让我终身受益。我衷心祝愿范老健康长寿。

最后，我要向替代范老为本书作序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高钢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这个忙得几乎没有自己时间的人，居然在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就通读了书稿并写出了既热情洋溢又充满深刻见地的序言。如我跟高钢所说，一个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的人，又处在他那样的位置，固守真诚可以不难，但是仍能那样激情澎湃，则实属不易。读着他文中引用的对毕业生的讲话，我真觉得，有这样老师的学生是幸福的。

熊蕾

2009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