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印象记
我有幸认识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在以出版画报、画册为专业的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总经理伍联德委托我专管文艺书,他打算在这一领域开辟一个新局面,这正符合我想干一番事业的志愿。正巧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为了躲避敌人耳目,改名君平,来编辑《电影画报》。从此,我在他的教育和帮助下开始懂得了一点革命的道理,产生了要多出有益于革命的文艺书的想法。我最先计划编一套《良友文学丛书》,不但要在外形上独创一格;而且在内容上要找第一流作家执笔。谁来带个头呢?自然想到大名鼎鼎的鲁迅。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由伯奇陪我去内山书店谒见鲁迅。
文坛上当时流行一种说法,把鲁迅说成是严峻、怪僻、不易接近的老人,所以那天去看望他,虽怀有崇敬之情,还不免心存畏惧。当我们在内山的会客室一起坐下时,我的紧张情绪才松弛下来。其实,伯奇早把良友公司和我的情况向鲁迅介绍了。当我恳求他为丛书写稿时,他就亲切地问我为什么对文艺编辑工作发生了兴趣。接着他谈了他自己过去办未名社、朝花社等几个出版社的甘苦经历,最后说:“这是对今天的社会极为需要的事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其中也大有学问啊!”那天谈话的结果,鲁迅慷慨地给了我两部翻译苏联短篇集。临别时,他风趣地对我说:“你要回去向老板说清楚,出鲁迅的书是要准备有人来找他麻烦的。”果然不出所料,因为我们还在另一套《一角丛书》里连续出了丁玲、周起应(周扬)、钱杏邨(阿英)、沈端先(夏衍)等的作品,白色恐怖的魔掌也伸到良友头上来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们的门市部大玻璃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特务用大铁锤击破,还以良友公司为例,向同业散发了恐吓信。不久,文化特务姓汤的,以卖稿为名敲去了大洋二百元。当我把后一件事告诉鲁迅时,他一方面安慰我,鼓励我不要害怕,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切勿莽撞硬拼,并经常赠书给我,予以精神上的鼓励;另一方面,他把上述两件事都写进了文章中去,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起了“立此存照”的作用。直到今天,读者还可以从《中国文坛的鬼魅》和《准风月谈·后记》中,看到这两件小小的史迹。
鲁迅对左翼青年作家,关心他们的创作,为他们修改文稿,有的为之作序,有的介绍出版。我就从鲁迅手中接受出版过好几部青年作者的文稿。鲁迅还关心左翼青年作家的生活,其中对丁玲的事,给我印象最深。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丁玲被捕,鲁迅通过郑伯奇,要我把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立即出版,并且要在《申报》上大登广告,作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种斗争方式。丁玲被幽禁于南京期间,该书大受读者欢迎。年底结账,作者应得版税为数可观,但作者湖南常德家乡来信要求领取版税者不止一人,会计科颇感为难。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鲁迅有事来良友公司看我,我顺便把此事请教他。他回去替我们打听到了丁玲母亲蒋慕唐老太太的确切地址,写信给我说:“如来信地址,与此无异,那就不是别人假冒的。但又闻她的周围,穷本家甚多,款项一到,顷刻即被分尽,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来元,待回信到后,再行续寄为妥也。”当时丁玲的老母幼儿住在常德,生活极为困难,鲁迅对她们亲切的关怀,周到的设想,多么感人啊!无怪一九七九年冬我在北京参加四届文代会期间去医院看望丁玲,第一次把这件发生在四十余年前的旧事告诉她时,她久久地说不出话来,然后嘘了一口气,轻轻地自语着:“对这些事,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啊!”说话时,眼里满含着晶莹的泪花。
鲁迅重视文艺读物的教育作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效果。当时旧连环图画这一普及形式,内容大都宣传封建迷信、神怪武侠之类;有一种极左论调,认为“旧瓶不能装新酒”,必须探求一种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读物。鲁迅不同意这一看法,主张这一文艺形式是值得利用,“加以导引”而逐步改造的。他除了支持良友公司出版麦绥莱勒作《木刻连环图画故事》外,一九三四年夏,曾指示我设法打进旧连环图画出版商的圈子,找一两位有进步要求的旧连环画画家,由我们供应新内容的文字脚本,以便“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可惜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我经过两次尝试,一事无成。我把失败经过告诉鲁迅时,他劝我不要再去找那些专出旧连环图画的“霸头”了。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你再去的话,可能把你痛打一顿。”接着他对我说:“这条路,今天走不通,将来总会有人走过来的!”这次任务虽未完成,对我教育意义也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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