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兄弟同心，南洋淘金，邵氏影城，亚洲称雄；王宽诚，宁波到上海，实业救国，“贱取如珠玉”，扬名香港；董浩云，在惨淡经营中崛起，在追求桂冠中壮大；应昌期，从上海到台湾，靠自学成理财高手，化腐朽为神奇，创多元化实业集团；包玉刚，年近不惑，银行家下海，花甲船商，加冕王中王；王德辉，置牛大战，“华懋”露头角，妻承夫业，亚洲女首富。

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六位浙江籍港台巨商的的世界，体会他们的创业历程、经营之道、为人处世吧！

浙商——尤其是宁波帮——名闻天下，20世纪下半叶移师港台，异军崛起，涌现出“世界船王”包玉刚、董浩云，影视大王邵逸夫，以及王宽诚、应昌期、王德辉等商界巨擘。本书条分缕析这六位巨商的创业历程、经营之道、为人处世；特别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落地扎根，艰苦奋斗、审时度势、敢为人先、诚信务实、勤俭节约、爱国爱乡、报效社会等独特的浙江商文化传统。有志于经商的人们，必定能从中获得诸多启迪，受益无穷。

邵逸夫

  一 兄弟同心 南洋淘金

  二 邵氏影城 亚洲称雄

  三 “无线”主宰 收视大战

  四 慈善公益 教科为先

  附录 邵逸夫大事年表

王宽诚

  一 宁波到上海 实业救国

  二 “贱取如珠玉” 扬名香港

  三 宽厚而诚信 报效祖国

  四 参政与议政 为国为民

  五 倾囊兴教育 鞠躬尽瘁

  附录 王宽诚大事年表

董浩云

  一 在惨淡经营中崛起

  二 在追求桂冠中壮大

  三 在父债子偿中涅槃

  四 在前赴后继中跨越

  附录 董浩云大事年表

应昌期

  一 从上海到台湾 靠自学成理财高手

  二 化腐朽为神奇 创多元化实业集团

  三 掀棋枰上风云 让黑白子走向世界

  附录 应昌期大事年表

包玉刚

  一 年近不惑 银行家下海

  二 花甲船商 加冕王中王

  三 弃海登陆 鏖战九龙仓

  四 稳定香港 收购会德丰

  五 涉足政坛 挚友邓小平

  六 宁波大使 造福桑梓地

  附录 包玉刚大事年表

王德辉

  一 置牛大战 “华懋”露头角

  二 妻承夫业 亚洲女首富

  三 豪门恩怨 世纪争产案

  附录 王德辉与龚如心大事年表

参考书目

邵醉翁对电影有浓厚的兴趣，又有敏锐的商业眼光，他用戏院赚来的钱买了一台电影摄影机，以“笑舞台”文明戏演员为班底，全家总动员，专门从事影片的摄制与发行。他自任编剧导演，邵邮人和邵仁枚负责制片及发行。邵逸夫当时已从家乡来到上海，就读于美国人办的青年会中学。年轻人无一不对摄影感兴趣，他在这方面颇有天赋，便专事摄影。大嫂陈玉梅则领衔主演所拍电影，后来星光四射，在1934年成为《影戏生活》组织选举的“电影皇后”。显然，“天一”实为邵氏兄弟的家庭企业。

“天一”所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邵醉翁自编自导的故事片《立地成佛》。由于是自家人制作，开支省，成本低，全片花费共2000银元，而回报的利润令人喜出望外。于是再接再厉，又拍摄了《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白蛇传》、《孟姜女》、《七侠五义》、《乾隆游江南》等。天一影片公司公开标榜：“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因此，这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和旧小说的电影，由于故事情节家喻户晓，传统道德深入人心，加上浩大的宣传声势，投入市场后，很能满足小市民观众对电影的好奇和喜爱，甚至在当时电影界掀起了“古装片浪潮”，与张石川掀起的“火烧片浪潮”相映成趣。自然，钱财也随着浪潮滚滚而来。

据1927年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提供的资料：“至1926年底，全国共有包括4家美资公司在内的179家制片公司挂牌，而仅上海一地就有142家。1923年，常规长度的国产故事片总共只有5部，而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和1926年则又分别激增到51部和10l部。”由此可见，当时的电影市场何等热闹①；但也表明，民族资本已陷入恶性竞争的局面。在混乱无序的纷扰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影片公司，多数又如昙花一现般地倒闭出局了，包括注重社会效益、教化功能的“神州”与“长城”两公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天一”制作的影片虽然得到观众的追捧，却也不断遇到种种艰难险阻。负责发行的邵仁枚首先意识到，必须为公司的产品寻找新的渠道，打开更加广阔的市场。邵氏兄弟不约而同，把目光瞄准了遥远的南洋地区。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华侨华人，他们背井离乡，最思念故国风情，最热爱中华文化，对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国产影片必定特别喜欢。片商用8000银元买下《孤儿救祖记》在南洋的放映权，就是一个明证。大哥邵醉翁拍板定音：“去！我们就是要打到国外去！”

开路先锋也是邵仁枚。他带上几部影片，乘船来到新加坡，为“天一”公司组建南洋地区的发行网络。谁知城里的影戏院异口同声，都不接受“天一”影片，理由是从没听说过这家公司。而真实的原因，是当地一个名叫王雨亭的“地头蛇”，独霸着南洋影片业务，不能容忍邵仁枚跑到自己的地盘来抢饭碗。新加坡的华侨绝大多数来自广东、福建，王雨亭便利用他们的地方观念，排斥浙江人邵仁枚。更有甚者，王雨亭还专程到上海敦促“明星”等六家影片公司组成六合公司，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在南洋地区封杀“天一”影片。

邵仁枚在这严厉的商业围剿下到处碰壁，一部影片也没能卖出去，但他毫不气馁，转而跑到星马乡镇去碰运气。结果他发现，那里竟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连一家影院也没有，老百姓不知电影为何物，顶多看过起源于中国的皮影戏。毫无疑问，这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蕴含着极大商机。一向搞推销的邵仁枚灵机一动，何不改推销为放映？露天影院，不要租金，自己动手，无须求人。邵仁枚因地制宜，决定用“流动放映车”来开垦这片处女地。但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件事，于是发电报回国，要六弟邵逸夫来当帮手。

邵逸夫此时中学毕业，正准备上大学深造，接到三哥的电报，二话不说，赶赴星岛。兄弟俩买来一辆小型旧货车，装上放映机、银幕、胶片、折叠椅等设备，开始穿梭奔走在吉隆坡、怡保、马六甲、槟城等地的大街小镇，甚至深入丛林中华侨众多的橡胶园工场。每到一地，邵仁枚负责清理场地、安置设备，邵逸夫则制作和张贴海报。放映时，两人轮流着，手握放映机的摇柄，逐格逐格地把画面投在银幕上。一场电影放下来，尽管他俩年轻力壮，也会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忍，没有坚韧的毅力万难忍受。邵逸夫的办法是：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来抵抗。工作很辛苦，兄弟俩从早晨干到凌晨3点是常有的事。P3-5

研究浙商，先得弄清楚何为商人。民国三年（1914）3月2日颁布的《商人通例》称：从事买卖业、制造加工业、供给电气、煤气或者自来水业、出版业、印刷业、银行业、钱庄业、信托业、保险业、运输业、旅馆业、服务业、牙行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行业经营活动的从业人员，均称商人。该“通例”罗列的种种行业，仅仅是民国初年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当然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形，但它采用的广义商人的概念我们仍可沿用。在今天，可以说，凡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人，都可称为商人。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浙商，应该是浙江籍也包括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工商人士。

浙江这块土地特具“商”的意识和灵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谋士计然就提出了“农末（商）俱利”的思想，被称为“陶朱公”的越国大夫范蠡在民间一直被尊为商人的始祖。秦汉以降，被视为“蛮夷”、“方外”之地的浙江一带，生产力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也日益频繁，浙江商贾外出经商之风日盛。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宁波商贾的足迹已北抵青、徐，南至交、广。唐宋时期，浙江经济空前发展，商贾云集，成为当时商品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而商贾的足迹开始向海外扩展，到达朝鲜、日本、东南亚、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至明中叶，浙江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最早萌芽的地区之一，手工业、纺织业、商业十分发达。晚明以后，浙江商人开始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宗族和地缘乡谊为纽带，在客居地建立同乡会馆、公所，形成商帮。浙东商帮的代表宁波帮、浙西商帮的代表龙游帮已跻身全国十大商帮之列。当然，在清中叶前，领袖中国商界的还是徽商和晋商。只是到了近代，得风气之先的浙江商人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缘优势，采用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并积极创办实业，介入新式商业、近代矿业，以及银行、保险等新式金融业，迅速取代徽商和晋商的地位，逐步发展壮大，成为领袖中国商界的新一代商人群体。今天有人往往把浙商与徽商、晋商并称，此举容易混淆浙商的特质。浙商与徽商、晋商尽管时空有所交错，但总体上毕竟是彼落此起，而最大的不同在于其近代性的表征。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徽商和晋商仍然沿袭封建商业社会中的行为，逐渐被社会淘汰，而浙商却是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共生共荣，代表着先进的发展方向。

1978年后，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处于涌潮最前沿的浙江人又一次领风气之先，乘改革开放东风，弄民营经济大潮。20世纪80年代初，10万温州人跑供销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至2006年，浙江已有600万经营户在外省和世界五大洲经商创业；浙商在省外设立的市场多达80多万家，注册资本达2000多亿元；浙商在省外、境外的投资总额达6400多亿元，成立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商会、商业促进组织已有150余家。“无浙不成市”已为举国认同，新一代浙商已成为我国第一大商帮，浙江也成为国内最大的资本输出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浙商群体，成为浙江发展中十分活跃的生力军，在全国也称得上是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当然，还有一支奇兵不容我们忽视，那就是辗转于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欧美等国的浙商。他们在当地继续从事工商业经营，为当地经济发展，尤其是东南亚和香港经济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后，这批浙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积极投身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一部浙江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在浙商身上所体现的创业精神和商业智慧，集中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

《左传》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如果说古代浙江有两大传统，即精英文化传统与商业传统，那么，“言”和“功”正好与这两大传统紧紧对应。文化名人以执着和才华构筑出文化的大厦，这样的大厦在时常轮回的政治宫殿的坍塌中更显宏伟。而商界精英以智慧和手段打造财富的帝国，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进步。立言，立功，两者不可或缺，皆为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两者都是浙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浙商，更是浙江各项自然及人文因素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浙江的地理、经济及人文特征为浙商打上了明显的印记，反过来，浙商也在重塑浙江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浙商的经营思路和经营行为构建了浙商文化，而浙商文化又规范和约束着浙商的思想和活动。两者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浙商文化形成的众多渊源中，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传统，哺育了浙江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存技能，是浙商文化的精神之根。而新时代的浙商文化又以独特的面貌，发扬了浙江的优秀文化传统，成为浙江文化中的一朵瑰丽奇葩。

新世纪以来，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浙江省委一系列关于重视社会科学研究的指示精神指引下，在浙江进一步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背景下，浙江省社科界统盘规划、整合资源，系统推进，积极实施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大力繁荣浙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升浙江的“软实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率先启动了《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百部丛书的工程。继而，又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携手合作，共同启动“浙商系列研究”。该系列研究包括“浙江名商传记丛书”和“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两大部分。“浙江名商传记丛书”主要选取浙江籍著名商人，包括浙籍在港、澳、台以及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经营者，兼及外籍而长期在浙江从事经营活动的重要商人；人选商人的主要经营活动，内地一般限于1949年前，不包括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新浙商，台、港、澳地区和海外浙商则不受此限；人选名商资料丰富者，单人成册；资料不足者，按行业或地域，数人合为一册。计划先出版30部。“浙商文化研究丛书”主要研究浙商的政治参与政治文明建设、浙商的经营文化、浙商商业伦理和商事习俗、浙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浙商家族文化、浙商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等，旨在通过研究，加深对浙商的理性认识，丰富浙商文化内涵。浙商创造并不断创新浙商文化，浙商文化反过头又塑造浙商品格，镕铸浙商精神。两套丛书也正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今天来研究浙商和浙商文化，恰逢其时：浙商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不仅为浙商和浙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研究课题；在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的精神指导下，主管部门积极关怀，社会各界热情襄助，给“浙商系列研究”项目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经过多年的积累，浙江文化研究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和优势，涌现出一大批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此研究项目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丛书编委会也充分估计到浙商研究的困难：其一，传统文化和“左”倾思想对商界的轻蔑和压抑。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重农抑末”曾是长期“国策”，“首士末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些思想观念虽经近代欧风美雨冲击逐渐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甚至至今都没有完全消除。新中国成立后，虽一度鼓励私人工商业的发展，但后来“左”的指导思想愈演愈烈，以致人们谈“资”色变，商人成了研究的禁区，只允口诛笔伐，不许求是探究。其二，商人的成绩部分地靠商业秘密生成，条件不允许他们即时公布成功经商的真实状况，而时过境迁，无数真相永远无法打捞留存。又因为商人永远用业绩而不是用文字说话，所以在记录上自然远逊于文化界名士。其三，商业档案比起政治、文化的记载来，因其属于私家，更易沦失。但为了展示和继承浙江优秀传统，加深对浙江商业文化之认识，激励当代商界树立远大志向，成就更大事业，编委会知难而进，愿团结省内及国内有识之士，一起将这项大有意义的工作做好！

本丛书研究之目的，非在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以古鉴今，为当世之用。对浙商的研究，不仅仅是历史的追索，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浙商在当代中国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当代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形成有着巨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把浙商研究透了，不仅能够更加凸显出浙江特有的精神，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走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是为序。

2007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