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所积聚的能量一如山洪暴发，冲刷掉的只是腐土、沙砾，而那些坚硬挺拔的岩石反倒更加裎露出雄奇的英姿。从清华四大导师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了“岩石”那“雄奇的英姿”。让我们重新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一步深入了解与领悟清华四大导师作为一个“大师群”的个体风采、学术生涯、传承脉络、价值追寻、生存智慧以及深邃的人文意境。

21世纪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大师丛生的时代已然消逝。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大师似乎有着“永远”的影响，却也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与今天的距离如同19世纪那般遥远。他们的身影逐渐遭到话语尘土的遮蔽。本书将罄力发掘蕴藏在大师们身上的价值内涵，并使他们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地产生价值效应。

绪论

 一、煌煌上庠——兼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始末

 二、“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也，有大校长之谓也。”

梁启超

 一、依违于“从政”与“为学”之间——梁启超的政治激情与学术抱负

 二、清华园里奋著书——粱启超学记

 三、庭训早启，英华发外——粱启超的家学渊源

 四、梁启超的“清华缘”

 五、梁启超的文化理念与教育思想

王国维

 一、应聘清华国学院

 二、王国维的家学渊源

 三、要为“浙学”张一军——王国维学记

 四、作为“导师”的王国维

 五、“名人效应”——王国维的对外学术交流与学术演讲

 六、五十初度

 七、学人之死

 八、王国维何以“自沉”？

陈寅恪

 一、推毂高谊成佳话

 二、初人清华

 三、“我家江水初发源”——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求学历程

四、吾侪所学关天意——学贯中西的陈寅恪

 五、“教授的教授”

 六、碑铭一出奠群哗

 七、一生负气成今日

赵元任

 一、赵元任的家学渊源

 二、越洋眼放一重天——赵元任的海外求学历程及其启示

 三、语言奇才

 四、大师与“好玩”

 五、赵元任力荐金岳霖带给我们的启示

 六、龙象一时尽大儒——赵元任与清华国学院

余论

 一、大师之“大”——四大导师的价值追寻、学风特点与人文意境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人文传统、历史影响、当代启示与象征意涵

 三、对当今教育现状、教育体制改革及创建一流大学的片断思考

 四、清华薪火一脉延

后记

我国的大学虽起步较晚，但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且迅疾成长为世界一流大学(而在此之前，学术的组织化管理、制度化管理根本谈不上)。之所以如此，显然与清华校长大多因长期在国外留学、具备世界眼光有关。即以蔡元培而论，他长期留学德国，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大校长职务，在就职演说中，首先阐明办学宗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显然是继承和借鉴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将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此后，蔡元培大力倡导的探索高深学问、培养硕学闳才、网罗百家、兼收并蓄、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理念经过北京大学的实践得以确立，一种理想的宽松、自由、合作、平等的大学学术研究氛围与民主空气由是形成，开启了近代大学的“英雄时代”。

复以清华大学而论，它作为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之所以会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与学术史上的无上荣光，细究起来，原因固非止一端，除了人们乐于谈论的“四大导师”外，有“大校长”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不惟清华如此，其他如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等等，无不体现了“大校长”对于一所大学的引领作用。限于论域，在此无法从“史，，的角度全面论述清华历任校长的功过是非，只拟拈举几位任职于国学研究院成立前后、且在清华大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大校长，作一扼要的论析。

罗家伦

罗家伦是在清华改制的关键时刻出任校长一职的。1928if-，南方国民政府的北伐军把奉系军阀赶出北京，清华落入南京国民政府手中，随即改成“国立大学”。在蒋介石的亲自授意下，罗家伦出任首任校长，设立三院(文学、法学、理学)14个系，进一步严整校规。甫一上任，罗氏便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将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道：“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这当然是易名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这种“易名”亦曲透出罗氏欲藉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的意向——因此前清华大学一直属外交部管辖——归顺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就职演说中，罗氏深冀“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决心”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清华自此正式成为一座纯粹独立的大学。

罗氏还在各种场合反复申明其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为：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简称“四大化”)。所谓学术化，根据冯友兰先生忆述：即发展学术研究，争取中华民族学术独立，此乃是罗氏治校的主要宗旨之一，他强调道：“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宇，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

罗氏是蔡元培先生的学生，且受过欧风美雨的熏陶，故在办学理念上，可圈可点之处颇多。他接手清华不久，便发现清华存在八大弊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的任用只重学历，不重学识；忽视开源节流，浪费惊人等。有鉴乎此，罗氏采取了如下的一系列步骤：第一，提高教师的地位。清华原属外交、教育两个部管辖，以外交部为主，校长由外交部委派，由于这种隶属关系，那些在清华任职的职员实即外交部的官员，地位、工资明显高于教师。罗氏甫一上任，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就是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给教师发新聘书，工资相应提高：给职员发委任状，工资则相应降低。第二，提高中国课程的地位，改变“重西轻中”的倾向，将中国课程提高到与西方课程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三，压低洋人在校的地位。据冯友兰回忆：当时一个荷兰音乐教师在教钢琴时，曾对一女生有非礼之举，罗家伦在这个外籍教师合同尚未期满的情况下，毅然将其解聘，大大打击了洋教员的气焰。第四，建立新的清华研究机关。罗在就职演说中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专教书而不研究，那所教的必定毫无进步。……清华以前的国学研究院，经过几位大师的启迪，已经很有成绩。但是我以为单是国学还不够，应该把它扩大起来，先后成立各科研究院，让各系毕业生都有在国内深造的机会。尤其在科学研究方面，应当积极的提倡。这种研究院，是外国大学里的毕业院的性质。我说先后成立，因为我不敢好高鹜远，大事铺张。这必须先视师资和设备而后定。二者不全，那研究院便是空话。”在罗家伦的大力擘划与亲自主持下，清华于1929年秋建立了新的研究院，这就是后来为民族学术独立和教育自主培养和造就了众多各领域第一流人才的清华研究院。第五，为开展学术研究准备了一系列的物质条件(包括扩充和创办学术刊物、充实图书设备等)。第六，“开放女禁”此亦罗氏任内的一大创举。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这个问题如果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就径自在招生启事添了一句：“男女兼收”，并在清华校园内将古月堂作为女生宿舍，还请了一个管理员。这在全国各大学中开了一个先例。

罗氏上任后，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即一秉“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他明誓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事实证明，罗氏确实做到了“言出行随”：清华大学原有的55名教授，被他辞退了37位，包括外籍教师。至于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氏则亲自出面恳请留任。尤为行内人所称道的是，罗氏不计前嫌，礼聘当年与他本人打过笔墨官司的吴宓执教清华，并大力改善其待遇。后来，由于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无法一人享有一间宿舍；吴宓为此特驰函罗氏，声称不愿让房，否则，他本人将要跳到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氏看罢颇为犯难，无奈，只好请吴宓的一位老友出面通融，终于说通。为此，罗氏不无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对于特殊人才的引入，罗氏可谓“不拘一格”，其中佳话颇多。其中流传最广的当推罗氏当年慧眼识珠，破格准许钱锺书入学的故事。据钱锺书先生回忆：当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学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缘此，年青的钱锺书便颇具传奇色彩，甫入清华，文名已满全校。

作为名校之长，罗氏办学是颇有战略眼光的。为了发展学校的六大建设，罗氏多次提出动用清华基金，遭到外交部的强烈反对。恨其不成，罗氏遂于5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他坦言道：“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此前，罗氏还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稿，披露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及清华前任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此稿在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国民日报》同时发表，反响巨大，终以原基金董事会撤销，基金回归清华而获胜。深得舆情力量支持的罗氏，索性“改隶废董”，这一义举，难免遭致不少人的忌恨，但他却不以为意，尝谓：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朝乾夕惕，历时二载，罗氏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惜乎由于诸种原因，罗氏在清华未足两年便决意辞职，其未竟之业只能有待于后任校长梅贻琦来担当了。

P20-24

21世纪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许多事情“迅速成为历史”，大师丛生的时代已然消逝。那些生活在20世纪的大师似乎有着“永远”的影响，却也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物，与今天的距离如同19世纪那般遥远。他们的身影逐渐遭到话语尘土的遮蔽。“把当下看成历史”，遂成为一种颇为学界认同的实用眼光。于是，不少有识之士痛切地看到，在这个高速运转的超级资讯时代，不少曾是“纯文学”的读者变成了热衷于话语娱乐的文化俗人；在商品社会的利益驱动下，不少学者、作家变成了在钱币中打滚的庸人。经典文化的原创性、神圣性与永恒性正遭到空前的消解，失重的话语变得轻盈起来，像泡沫一样被大量复制，堆积在日益膨胀的话语空间里。随着话语的碎片化和媚俗化，学者和作家的工作似乎已变得非常轻松和简单，无须“致虚极”、“守静笃”，也无须通过长期修炼达至一个人文学者所独具的灵性悟力与高贵激情，只需摭拾时下新兴的理论、新潮，然后将其纳入文化生产的专业流水线，用时兴套路将其整合为某种既定模式；或者沉浸在一种纯私人化的感觉空间里，从历史与当下生活中“拷贝”一些感觉和话语碎片，然后将其拼贴到“文本”中，藉以维系住一个与公众充分和解的现状。不少有识之士对当下学坛这种由人文精神衰颓而导致的普遍低迷势态，深感无奈和悲观。其实，这种“定见”未必就是“正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书籍的发行数量日益上升，颇有洛阳纸贵之势，这一点恐怕就连这些“先知先觉”的文化大哲们生前都未曾逆料到——作为清华四大导师的王国维、陈寅恪，生前皆“寥落终怜吾道孤”，尝一再慨叹“至道终难求至解，横流只合问吾身”，用时下的话说，他们皆非引领潮流、赫赫扬扬的“公众”人物，——惟其如此，他们生前的“寂寥”与身后的“热闹”，才变得更加耐人寻绎，才更足以表明：时间所具有的颠覆与“正名”的奇异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在它的面前，那些在时代的喧嚣声里最显眼、最时尚的往往与“不朽”相去甚远；而“永垂”的却是那些生前并“不求闻达”的超逸之士，他们倾尽毕生之力，抉发民族睿智，采汲异域精华，在文、史、哲诸多领域筚路蓝缕，于会通和合中广立范式，蔚为近代学术之巨观。文史载笔，正宜大书深刻。

——由是我们不能不深自惊叹，时间所积聚的能量一如山洪暴发，冲刷掉的只是腐土、沙砾，而那些坚硬挺拔的岩石反倒更加裎露出雄奇的英姿。从清华四大导师身上，我们不是分明看到了“岩石”那“雄奇的英姿”吗？因此，我们理应深信，时间确实具有筛选、淘洗的功能，它终究会将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留存下来。

让我们重新回到“清华国学研究院”，进一步深入了解与领悟清华四大导师作为一个“大师群”的个体风采、学术生涯、传承脉络、价值追寻、生存智慧以及深邃的人文意境，藉此不惟可以窥察百年中国学术思潮暨学术演化的宏观脉络，亦可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自省、文化重建与教育体制的改革、人文精神的提升提供不竭的动力资源。笔者将罄力发掘蕴藏在大师们身上的价值内涵，并使他们在当代生活中不断地产生价值效应。

拙著《蕙莸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出版后，照例购置百册，以贻同气；讵意以此为樗，竞成为我撰写此书的一大因缘。

话宜简捷。姚恋女士看到这部拙著，谬赏之下，遂约请我撰写《清华四大导师》。虑以此“活”太重，耗力太大，只好婉拒；这种“知难而退”，还基于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原因，即本人对“四大导师”素所钦敬；惟其如此，反倒不愿僭越，而宁肯作“看客”，让明达之士去深究(本人一向耽于“读”而惮于“作”；只是受制于以“量化”为考核标准的学院制度，不得不勉“作”而已)。至于后来之所以改变私衷，个中缘由，实未易一言以尽。要之，是姚女士的真诚与执着，使我终不忍“再拂美意”，决心命笔。

四大导师作为巨儒硕学，鸿才河泻，逸藻云翔，且风神各异：梁启超悍锐慷慨，锋发韵流，读其书颇能高大心志；王国维智慧天发，雅赡渊懿，于文史哲诸域多所创获；陈寅恪才雄学厚，论必考出，有每下一字泰山不移之概；赵元任天资卓荦，辞义双胜，于语言学领域堪称巨擘。——若单独论列。其中每一位都足可写成若干部厚厚的学术专著。如今却要将四大导师萃于一编，且以30万字为限，方寸以纳须弥，可谓戛戛乎难哉！沉潜在“书似青山常乱叠”的书斋，一段时间下来，欲罢不忍，欲进不能；此时，我已然宿命般地成为胡适所说的“只能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

在我的有限著述中，这本书无疑写得最吃力，也最费时；几乎很少感到“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的“心手双畅”，大多是“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之所以如此，原因固非一端(汶川地震，接着是家父去世，再为奥运盛会召开，其间大悲大喜的情绪落差，都不免使写作大受影响)；而学识所限，则是制约写作进度的一大要因。四大导师对经史典籍熟极而流，且邃于西学，所发之言，通透明睿，洵非时下腹笥寒伧者所能望其向背。面对四大导师用天才和智慧所建构的奕奕煌煌的文本，本人每感局促不安，自愧谫陋渺小，安能权衡所裁，绳其必当。

尽管在学问上自知无法比肩前贤，但在心境上，却自觉颇能与前贤相通。四大导师皆厕身于一种特殊的时代场域之中，感国事之蜩螗，伤文化之裂灭，下瞰兹世，深怀伤悯，自不待言。四大导师对人生、对时弊、对他们情所独钟的教育问题所发出的种种感慨，不惟鞭辟入里，精光四溢，亦正符契我本人的感性体悟。环顾今日，道脉丝悬，举世混浊，钝置心法，四大导师深忧痛慨的所谓“当下”，不正是今日的“现实”吗？至若笔者所厕身的高校，时下万人如海，各有神通，笔者作为一介不合时宜的畸士，正可一米藏仓。但在“病梅馆”中羁勒捆束太久，触境生感，颇觉哀乐无端：“一雪助梅添朔气，几人倚竹抱初心”、“而今荣利千帆北，自古云涛万马东”、“如潮物欲将横绝，似土文章合自珍”，上述拙句，正是本人寂寞之心的外现。独立苍茫，怅望千秋，万端忧思，谁可与诉？此种砭入肌骨的孤独，使我与四大导师的心魂相契相通，并从中获致一种“道不孤”的巨大慰藉；易言之，正是赖于天生的一点清气、倔气、狂气，才葆全了本人学以养心鄙弃作秀的纯粹与超然，日夕优游驰心于学问海中，超然独往，且以入道见道抑且证道弘道而自励自期，不亦快哉！

目前，“全球一体化”的提法颇为盛行，这使得不少人文学者以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危机和问题：用一种所谓“新”方法解释“旧”问题，遂构成当代的“显学”。但这本身就大可怀疑，它其实只是西方学者全球文化支配欲望的一部分。事实上，每一个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具体问题都是各不相同的。我国自1990年代以降，改革开放的大潮如激浪排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由于难以占据社会舞台的中心而纷纷“走向边缘”，主体的失落使得这一群体自身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尤其是，在传统已然无法发挥昔日的“价值优势”的时下，所谓圣言传播与悲壮情怀，对当今的士人来说，已愈益显得迂阔与空疏，甚至连献身方式都难以找到——基于这一现实语境，如何深入发掘四大导师的价值内涵、学术精髓与人文意蕴，进而高擎他们手中的文化圣焰，让他们的精神爝火彻照于日益贫瘠的人文领地，这理应为每一个有志之士的“正识”，也是笔者撰写此书的旨归所在。

又，四大导师作为学术大师，自有昭垂千古的遗则在焉。所谓治学，不是浮游无根的高谈阔论(所谓“六经注我”)，不是脱离现实人文关怀的格义实证，更不是单纯地搬弄材料，征引文献，考索章句，所谓训诂而后方明义理(“我注六经”)，而是先明义理而后藉学术之手段以贯通其说i说到底，也是基于“识”——正因心中有“识”，方能达致王国维先生所谓“不悬目的而目的自生”的境界。进一步说，在学术研究中，重要的不是“术”，而是万卷蟠胸、透骨入髓的“通识”；缘此，故能在各种材料的错综纷纭中，寻众说之窍要，察诸家之异同，然后奏刀析理，浸成通识定论。又，四大导师皆为才华骞举的大诗人，但他们一入森森黉宇，尽弃昔日风华，硁硁自守其青灯黄卷的枯淡生涯。对此，不少学者颇感困惑。其实，就四大导师而论，皆为“灵、智、慧”兼具的尤物。为学固当用智；但对大学者来说，这种“智”往往转化为锐利的思想穿透力；与此同时，若辅以诗家之灵悟，则万物于学人之眼中无不著诗之色彩：此即王荆公所谓“盖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苟能如此，径凑单微，则必能体道于玄眇幽邃之域，恍兮惚兮，遂与道合：更能融通综赅，万取一收，“独标胜义于众家之表”。四大导师之所以能精进不已，臼新其业，其窍要大抵在此。倘无灵智的烛照，诗性的妙悟，所谓学术研究，便只能是一种拾遗补阙的“末技”；末世穷年，不过～饾饤陋儒而已。

以上所言，皆为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感悟(事实上远不止此)。当然，感悟最多的，还是大学的教育改革问题，这大概与笔者多年来“身临其境”有关。依我看，四大导师的授学方式、办学宗旨、教育理念、人文追寻，在今日仍有着足资借鉴的当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大导师既属于“旧”式人物，却又那样地“新”；他们厕身在那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身上却有着那样多“不变”的、挹之无穷的东西，其历久弥新的恒久魅力即在于此。缘此，我总觉得“四大导师”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遥远，他们以其至大至刚的天地正气，至善至纯的文化良知，仍在警示着这个物欲汹汹的时代。

感谢姚女士！若无她的策励，我绝无可能选择这样一个恢宏、艰深的课题：窃以为人有时真的需要一点实实在在的压力，这可以使生命从一种“沉沦”状态中擢拔出来，从而使自身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

书既成，依循惯例，理当撰一“序言”以“合体”。借此“发言”机会，姑漫记成书之缘由，聊述作意，亦兼记停云落月之思。至于此书本身，逞私智而错用心者，皆或难免，疵谬之处，若蒙读者不吝赐正，无任企祷。

邵盈午

2008年11月18日于古彭辜兰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