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他是一位底蕴深厚且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类专史中，均有独到的建树。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评价他与陈垣、陈寅恪、钱穆为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

解放后，他一直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他学识广博，尤重综合研究，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累计千余万字。

本书选编的偏重于他的史学、文化学和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他可以为广大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在中国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吕思勉(1884—1957)是一位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且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深入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类专史中，均有独到的建树。在史学方法、史籍读法以及文字学等领域，亦有不凡之见地。

本书选编的偏重于他的史学、文化学和史学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他可以为广大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中国文化史六讲

 第一讲 婚姻族制

 第二讲 户籍阶级

 第三讲 财产制度

 第四讲 农工商业

 第五讲 衣食居处

 第六讲 交通通信

古代人性论十家五派

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

古代之印度与佛教

西汉哲学思想

魏晋玄谈

订戴

蒙古种族考

历史上之民兵与募兵

古史纪年考

汉人訾产杂论

秦汉移民论

先秦学术概论·总论

论读经之法

论读子之法

论吴越文化

释仁

释因

释大顺

小说丛话

新旧文学之研究

《诗经》与民歌

论文史

《古史家传记文选》导言

怎样读中国历史

吕思勉生平及著作年表

凡治皆以为民，亦凡治皆起于民。故户籍者，一国政治之根本也。吾国户口之清晰，盖尚在三代以前，斯时国小而为治纤悉。君卿大夫，皆世守其地，易知民之情伪。又生事简陋，交通阻塞，社会风气诚朴。而民之轻去其乡者少，故户籍易于清厘。后世则一切反是，故其民数，遂至无可稽考也(中国古时户口之不得清查，丁、户税之存在，亦为一大主因)。

清查户口，必始乡里。邻比之制(邻比之制，犹今之区镇街长是也)，实为其基。《周官》小司徒，颁比法于各乡，使各登其乡之众寡，承行其事者，盖皆比闾族党之长，司民登万民之数，特为之会计而已。后世乡职，名存实亡。官吏又皆客籍，视其位为传舍(逆旅也)，此等详密之政，安得推行尽利哉！而其尤为清查之累者，则莫如户籍役籍，并为一谈一事。

徐幹(汉末年人)《中论》曰：“民数者，庶事之所出也。以分田里，以令贡赋，以造器用，以制禄食，以起田役，以作军族。”盖古之清查户口，有裨治理如此。后世此等事一切不问，特为收税起见，加以清查。则人民安得不隐匿，官吏又安肯切实奉行乎？

历代清查户口之法，虽难具详，要之在官必始于县，自此上达于郡，更上达于中央，或监司之官。自县以下，则委之吏胥及乡职。吏胥舞弊，乡职蠢愚，其不能善其事，无待再计矣。略举其弊，约有七端。酷吏务求增丁，畏葸者亦不敢减；户有死绝，摊诸现存，一也(清以前人民须得度牒，方得落发空门。清以来乃废，以致僧侣益众)；货贿出入，任意低昂，二也；吏胥婪索，三也(此弊之在官吏者也)；诈称客籍，冒为士族，或妄托二氏(二氏者，和尚道士也)，以规免役，四也；脱户漏口，五也；豪强隐占，亲族蔽匿，六也；户役轻重，各有不同(如军民匠灶等)，情有趋避，遂生诈冒，七也(此皆弊之在民者也)。总而言之，役籍不实，而户籍与之并为一谈，其不能实，无待再计矣。

姑以明清近事征之。明制：以百十户为里(在城曰坊，近城曰厢)，岁役里长一人，甲长十人，以司其事。民数具于黄册。黄册以户为经，以田为纬，亦以里长司之。而上诸县，县上诸府，府上诸布政司，布政司上诸户部，岁终以闻。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校焉。其制似极精详，黄册先载户数，次载当差丁数，次载男妇口数，末总计当差丁数。鳏寡孤独，不能应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果能推行尽利，全国民数，亦未始不可周知。然总结只具当差人丁，其法已不尽善。况于当差人丁，数亦未必得实。不当差之男妇，其为随意填写，抑真加以清查，更不可知乎。又况乎后来并黄册而无之，或有之而全不实。厘定赋役，但凭所谓白册者乎(各县自造，以供定赋役之用者，谓之白册)。明制，五年一均役，十年则更造黄册。清初三年一编审，后改为五年，所谓编审，与清查人口，全无干涉。只是将全县应收丁税，摊之各户而已。此时丁税，实早摊人田亩。故康熙五十年，有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诏。非不欲加丁税，明知即加之，所得亦终有限也。雍正四年，径将丁银摊人地粮，自此编审不行。乾隆时，遂凭保甲以造户册。保甲固与役法无关，然其立法极详密。以昔时政治之疏阔，安能实力奉行，则亦具文而矣。人谓编审停而户口之数较得实，吾不信也。

嬴秦以前，户口之数，已无可考。自汉以来，则散见史籍，大约口数盛时，多在六七千万左右，最少时不足千万(历代户口之数，可看三通考户口考最便)，此可觇历代口税盈绌耳。与户口之数，实无涉也。乾隆既停编审，户口之数骤增，口数逾一万万。自此递有增加，道光十五年，遂逾四万万。今日习称中国人口为四万万，由此也。

中国议论，有与欧洲异者。欧洲古希腊等皆小国，崎岖山海之间，地狭人稠，过庶之形易见。故白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大哲学家)以来，已有人众而地不能容，为最后之忧之说。马尔萨斯之人口论，特承其余绪而已。中国则大陆茫茫，惟患土满。故古之论者，多以民之不庶为忧，后世虽有租庸调等计口授田之法，实未必行。故过庶之患难见。而政治主于放任，调剂人口等事，政府又素不关怀，殖民之说，尤自古无有。数千年来，国内则荒处自荒，稠密处自患稠密。开疆拓土，亦徒以餍侈君喜功好大之心，于人民无甚裨益。“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人汉家。”古来暴骨沙场，不知凡几，而讫今日，仍以广田自荒，启戎心而招外侮。诵昔人之诗，能无深慨乎！

古有恒言曰君子小人，所谓君子，盖执政权者之通称。所谓小人，则不与政，自食其力者也。大抵古代阶级，由于战争，有战争，则有征服者，亦有被征服者。征服者之同姓、外戚、功臣、故旧，谓之百姓(古百姓与民异义。如《尧典》“平章百姓”与“黎民于变时雍”分言)。其余则因其职业之异，分为士农工商。士之初，盖战士之意。当时政事，盖多在此等人手，故后遂变为任事人仕之称。初任事者曰士，士而受爵，则为大夫，此皆所谓君子。自士以下，执事者曰庶人。“士有员位，而庶人无限极”，则与农工商同为小人矣。士农工商，通称四民，野人则变民言氓。盖民为征服人之族，居于郭以内。野人则服于人之族，居于郭以外(城为极小之方围，郭乃大范围之城，无定形，郭內景象，一如乡村。然郭內多行畦田制，郭外多行井田制，以郭內多不平之地也。古制居于郭之內者，称国人。居于郭之外者，称野人。大概国人为战胜民族，野人为战败民族，其待遇迥异。孟子曰：“国人皆曰可杀，然后杀之。国人皆曰可用，然后用之。”故国人之力大焉，而野人无与也)。古代参与政治，实惟国人(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见《政体篇》)以此。其后封建制坏，君卿大夫，渐失其位，遂至与民无别。而国人增殖，不能不移居于野。野日富厚文明，寝至与国无异，则国人野人之迹亦泯矣。又有所谓奴婢者，盖以罪人及俘虏为之。《周官》司隶有五隶，罪隶为罪人。闽隶、蛮隶、夷隶、貉隶皆异族。盖战胜所俘也。然其除去奴籍，初不甚难。《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斐豹请杀督戎，范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则以君命行之而已。后世人主每以诏旨释放奴婢，殆亦沿之自古欤。P11-14

在中国二十世纪学术史上，吕思勉(1884—1957)是一位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且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深入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类专史中，均有独到的建树。在史学方法、史籍读法以及文字学等领域，亦有不凡之见地。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1884年2月27日(光绪甲申二月初一)，吕思勉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十字街的吕氏祖居，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 自幼受旧式教育，六岁起入私塾习读传统典籍。后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岁，考入阳湖县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以求系统了解古代历史和政治制度。早年曾执教于常州溪山小学堂等地，学生中便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赵元任、钱穆等人。

1907年，吕思勉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等地，始立志于史学研究。1910年，吕思勉又转教于南通国文专修科，并于次年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任教，期间曾撰有《本论》十二篇及《国耻小史》等著作。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20年，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历史和国文等课。此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兴起，吕思勉在该校《沈阳高师周刊》上发表《新旧文学之研究》等文章，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同时又发表《整理旧籍的方式》、《中国古代哲学与道德的关系》、《答程鹭于书》等论文，开始史学研究。

1923年，吕思勉返江苏，任教于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数年内不断重印，系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在历史分期上，作者将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吕思勉认为，春秋战国“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另一个大界限，其间的历史，只是承平——致乱——再复承平的不断重演，而无本质上的变化。但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和宋元明清又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除了叙述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组织、宗教文化、社会情形之外，该书还尤为关注与中国历史关系密切的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并设专门章节加以叙述。此外，书中还广涉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辨伪等方面的知识原点，有些在一般工具书中都不易查到。顾颉刚评价此著说，吕思勉“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1925年，吕思勉赴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次年，转上海光华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这段时间，吕思勉生活相对安定，教学之余，便“埋头枯守、不求闻达”，潜心治史，先后完成了专题性著作有《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等重要著述。直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后，吕思勉才不得不离沪返故里常州作短暂避乱。是年秋天，光华大学迁入租界内开学，他再度返沪执教。从1937年至1941年间，除在光华大学任教外，吕思勉还在租界内的沪江大学、诚明文学院等校兼课。

自中年始，吕思勉便制定了一个长期的研究写作计划，欲以个人之精力，完成一个断代史系列。特别是1941年上海租界沦陷之后，光华大学迁川，吕思勉乃携眷归乡，著书之余，还任教于游击区青云、辅华两校，每周往返于城乡之间，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国学概论》等课。此一时期，吕思勉陆续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和《先秦史》、《秦汉史》等两部断代史。至五十年代末，又陆续完成《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此四部断代史，系吕思勉重要史学著作。每部均分上、下两部。上部叙述政治历史的变革，包括王朝的兴衰，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各个时代的政治设施及其成败得失，以及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邻国的关系等。下部则对该时代的社会文化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叙述，实际上是一部广义的社会文化史，涉及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人民生计、政治制度、学术宗教等方面。材料皆从正史中钩稽出来，然叙述并非泛泛之谈或随意拼抄，其中包含了许多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独特见解。

解放后，随着光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并，吕思勉一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他曾自云：“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二遍而已。”晚年，他曾欲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1957年10月9日清晨，由于校阅《隋唐五代史》过分操劳加重病情，因肺气肿和心脏病并发逝世于华东医院，终年74岁。计划中尚有《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两部断代史遂成空白。

吕思勉学识广博，尤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累计千余万字。其中《白话本国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和《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均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除此之外，其学术还涉及文字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我们编选的这本《吕思勉经典文存》，是从他的一些主要著述中精选出来的，偏重于史学、文化学和史学方法等方面，它可以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生提供一面人生思考的镜子。

编者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