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汇率波动与汇率传递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界关注的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之一。该书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了货币增长中的汇率调整。在此基础上,该书分析了汇率波动与汇率传递的双向作用关系,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来自国内外的货币)中击与真实冲击会造成汇率波动,且带有汇率传递时滞变长的特点,研究了汇率传递不完全性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真实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影响。在最后一章,作者将前面各章的分析应用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具体探讨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汇率传递问题,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价格与汇率分别代表货币的内外价值。汇率在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它不过是货币内在价值的外在价值表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ebreu(1956)指出,商品价格是由经济主体在市场上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在最优经济状态中,价格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如果经济的可达状态是最优的,则存在与这个状态有关的价格系统,使这一状态是均衡的。
汇率传递研究外部价值的变动传递到内部价值的程度与速度。探讨从汇率变动到价格变动的汇率传递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变动将传递到国内物价上,产生或长或短的经济调整过程。影响一个国家货币汇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国汇率既体现其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动,同时又对内外经济关系进行调节,经济的开放程度越高,汇率的调节作用就越明显。
从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融入世界经济中。依托这样的时代背景,必须用开放宏观经济的视野来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汇率传递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研究在经济快速成长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物价等经济变量的影响,不仅对丰富和发展汇率理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条件和预期在汇率和国内价格的决定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货币增长(指货币供给量的扩张)将导致物价调整和汇率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汇率变动对物价变动的影响就不再局限于货币因素,还会有真实经济变量起决定怍用。
一、主要内容
全书在货币增长及汇率冲击影响的大框架下,深入系统地探讨了开放经济中汇率波动与汇率传递的双向影响,以及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等方面的问题。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集中于货币分析,第三章和第四章把货币分析和真实分析结合起来,第五章是前面各章在中国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分析货币增长中的价格动态。首先讨论货币供给的动态变化,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欠发达国家货币扩张中的最优货币供应问题。Mckinnon(1973)指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被压制在远离最优货币化点的地方,使经济走上有效货币扩张路径的货币改革非常必要。
美国1867—1960年的历史表明,货币是决定名义国民收入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而且就短期来说,货币也是决定实际国民收入变动的唯一重要因素(Friedman and Schwartz,1963)。
经济人对当前的货币供给拥有不完全的信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信号选择的问题(Lucas,1972)。货币经济的特征在于预期的不确定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货币的重要性表现为它是现在与将来之间的纽带(Keynes,1936)。
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代表性经济人模型及微观基础方法论在经济学领域大获全胜(Tobin,1997)。对预期建模的不同方法之间争论的根源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它坚持把相同的方法论运用于宏观经济问题和货币问题。
货币扩张的直接效应是降低了名义利率,并且需求和成本方面的压力会促使未来的价格水平上升。Bruno和Fischer(1990)假定政府的政策工具是基础货币的名义供给量,对货币增长与通货膨胀进行了模型解释。
第二章在汇率决定理论的框架中讨论货币增长带来的汇率调整。汇率决定理论目前已成为经济学中研究最多的课题之一(Harvey,1996)。Dornbusch(1976)的超调理论强调缓慢调整的商品市场与高度活跃的资产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探讨汇率理论的现代思想提供了核心要素。货币扩张的短期效应完全被资产市场所支配,尤其是资本流动和预期;在长期内商品市场与资产市场的相互作用决定汇率水平。用有效市场来分析汇率调整,预期和未预期的货币扩张造成的汇率变动路径完全不同。
用资产组合模型来分析汇率的短期决定及长期调整路径,可以追溯到Hume(1752)和Cooper(1969)。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这一方法出现了复兴。货币增长带来的汇率调整包括货币扩张的短期效果、汇率的动态与非单调调整,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作用。
货币主义认为汇率是一个货币现象,物价(通货膨胀)也是一个货币现象。将实际因素与货币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入到经济分析中来,这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Friedman,1969)。可以从汇率决定、汇率变动及传递环节等方面对汇率传递进行真实分析和货币分析,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既包括货币因素也包括实体经济的因素,并且不完全传递将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章讨论汇率波动与汇率传递之间的互动关系。浮动汇率制系统地造成了汇率在短期内偏离购买力平价程度的扩大和频率的增加(Mussa,1986),汇率波动的持续性导致汇率传递的时滞变长。
理性预期模型不能用标准的宏观经济基本变量来解释汇率运动,称之为汇率脱节(Obstfeld and Rogoff,2000)。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近几年发展很快(Lyons,2001),汇市中的投资者很多只是噪声交易者(Summers,1986;De L0ng,1990),而代表买卖双方订单之间净额的订单流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之一(Cheung and Wong,2000;Yap,1998a;Goodhmt,1988)。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出现了以美元化为代表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将产生汇率运动的非系统性(Boyer and Kingston,1987)。Harrod(1933)、Balassa(1964)及Samuelson(1964)都曾用生产力差异来说明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
Dombusch(1978)通过一个小国模型指出短期内名义扰动将在国际上传递。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不是要防止变化的发生,而是要开创一种能够对变化作出有效调整的政策体系,使这些变化的破坏性最小。
Devereux、Engel和Storgaard(2003)在开放宏观经济框架下提出一个内生传递模型,汇率和传递是同时决定的并相互影响的。计价货币的选择、企业的价格设定行为(Krugman,1987)会影响到汇率传递的程度(Obstfeld and Rogoff,1995)。汇率传递低有可能意味着在均衡时汇率的波动性较高(Krugman,1989;Betts and Devereux,1996)。在外汇市场上存在着多重均衡,基本因素并不完全决定结果,而动物精神、自我实现的预言,以及太阳黑子等都将会影响总结果(Benhabib and Farmer,1999)。
第四章讨论汇率传递的不完全性,价格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化仅作出部分的调整。如果一价定律成立,则汇率传递是完全的。在超调模型的框架内结合资产组合模型分析传递系数,传递系数是大于0而小于1的正数。
一般来讲,汇率变动先影响进出口价格,然后影响国内生产价格,最后才影响到国内消费价格(Jonathan McCarthy,2000)。Menon(1995)、Goldberg和Campa(2002)、Eleanor Doyle(2004)等研究了不同环节的汇率传递系数,Dombusch和Krlagman(1989)则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了传递系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汇率传递系数一起降低。
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包括一价定律失效,市场结构与产业组织的影响(Menon,1996;Yushi Yoshida,2003),沉没成本理论(Baldwin and Krugman,1989;Dixit,1989),市场份额考虑(Krugman,1989;Froot and Klemperer,1989)等。其他的解释包括运输成本的影响(Obstfeld and Rogoff,2000b),预期(Parsley,1995),开放程度(:McCarthy,1999),经济周期(Leiderman and Bar-Or,1999;Goldfajn and Werlang,2000)等。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汇率对国内物价的迅速传递将降低支出转换效应;而且汇率传递程度越低,同样的贸易改善就需要更大的汇率贬值幅度(Giovxnni P.O.,2002)。国内价格与汇率变化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汇率传递程度可以成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第五章分析中国宏观层面上的汇率传递实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货币的快速扩张,货币的功能逐渐增强且作用范围逐步扩大。
1979年到2004年的汇率方程回归结果表明,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名义有效汇率下降,即人民币汇率将升值。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人民币的贬值趋势,而且在中国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不久,人民币就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升值压力。对这两个-谜的解释,除了传统汇率理论有许多限制性假定以外,答案可能要从中国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来寻找。
1979—2004年通货膨胀单方程的计量分析表明,CPI有较强的持续性,其上一期的值仍会对本期产生较大的影响。CPI与生产率、滞后一期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增长率及名义有效汇率呈正相关,与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负相关。中国从1985年开始基本全面放开价格,物价变动的轨迹发生了结构性变化。1985—2004年协整检验表明,在CPI、M2增长率、金融开放度与名义有效汇率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汇率变动传递到物价上的程度更高。
向量自回归分析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宏观传递效应较微弱,物价和汇率的方差分解显示,货币变量和财政变量是仅次于物价(汇率)本身的第二、第三大解释因素。而相对于货币因素而言,代表实体经济部门的真实因素对物价(汇率)变动的解释能力要小得多。人民币外部价值对内部价值的影响力度不大,但内部价值对外部价值的作用程度更小。
中国的货币政策设计中应该考虑汇率传递程度,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性”已经逐步地与经济发展不适应,应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Masahiro Kawai,2004)。一种带来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性及可预测性的货币结构,是健康的、无通胀的经济增长的基本前提,这也是货币改革的目标。
二、本书的创新之处
(1)研究角度创新。汇率传递是国际经济学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全书以货币运动为主线,从经济增长中货币增长的必然性出发,将货币分析与真实分析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增长中的汇率传递问题。
(2)探讨了汇率波动与汇率传递的双向影响,非有效的外汇市场、生产力冲击及货币替代等产生汇率脱节。经济扰动的溢出效应则突出了国际协调的必要性,浮动汇率下汇率波动的持续性导致汇率传递的时滞变长。本书对此论证充分,资料翔实。
(3)从汇率决定理论(一价定律、超调理论与资产组合模型)、传递环节及市场结构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系数,较为全面地总结出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并且分析了传递不完全对真实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影响。
(4)对中国汇率传递的实际分段做了实证研究。首先对1979—2004年通货膨胀的单方程做计量分析,再对1985—2004年的数据做协整分析。1985年之后,汇率变动对CPI的影响更大,市场化改革使汇率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大为提高,并试图对两个人民币汇率之谜给出合理的解释。另外VAR实证表明人民币内外价值相互作用的力度不对称,为保证内外价值之间的良性互动,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充分发挥汇率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