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问)：龚先生您好，首先感谢您能接受这次访谈。我们今天来是想请您谈一谈您从事俄语工作以后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一些情况，您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开始学的俄语？
龚人放先生(答)：我是1932年考上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的，在那儿学的俄语，那是一所中苏合办的大学，校园里几乎全是俄国人，只有一个国文教师是中国人。我在那儿学了三年俄语，但是东北不是被日本占领了吗，在那呆不下去了，我就来到了北平。到北平以后，我想考北平的大学。虽然我在小学和中学读了五年英语，但若用英语考大学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可是我有一定的俄语基础，所以我决心报考东北大学俄文边政系，继续学俄语，准备收复东北后，回去做外事工作。1936年，我考上了东北大学。当时曹老也在东北大学任教，主要讲授俄苏文学课程。9月1日开学那天，学生们坐在教室里等着老师来上课。门开了，一位老师走进教室，并向大家招手示意。大家一看，这个老师个子不高，身穿蓝布大褂，青布便鞋。这哪像是教授啊！我的印象里教授都是西服革履，手里拎着大皮包的。哪有这样朴素的大学教授啊！一位学生说：“喂，你走错门了呀。”但是此人并不理会，他径直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曹靖华”三个字。啊，这不就是《铁流》的译者、知名的翻译家嘛。学生们对曹靖华老师的敬仰之心油然而生。我还记得曹老第一次上课的情景，他讲的是《海燕之歌》(《ПecHя O бypeBecтHиKe》)。他讲课很细：海燕是暴风雨的使者，勇敢的海燕在大海上飞来飞去，呼唤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与之相对比的是代表其他各阶级的一些鸟，暴风雨来了，它们吓得直哆嗦。他说只有海燕十分勇敢。曹靖华老师当时讲的都是俄苏的进步文学，如契诃夫的《变色龙》(《XaMeЛeOH》)、柯罗连科的《星火》(《OroHёK》)、高尔基的《母亲》(《Maть》)等等。因此，我们对俄苏文学更喜爱了，对俄国、苏联社会了解更深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曹靖华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说：“不信不信，这是敌人造谣，鲁迅不会死的。”当曹老得知鲁迅真的逝世之后，非常难过。第二天曹老来上课，他的面色阴沉，呆呆地站在讲台上，一句话也不说，搞得学生们不知所措。沉默良久，他给我们介绍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当时教室里的气氛庄严肃穆，如同在为鲁迅先生开追悼会。曹老在当时白色恐怖下竟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令人敬佩不已。
别看曹老样子古板，讲起课来却很生动，善于启发学生的思考，这无疑能够引起学生听课的兴趣。一次曹老讲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Moлoko бeжит.曹老问，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一位嘴快的学生不假思索地说：“牛奶跑了。”老师问：“往哪儿跑？”这一问可把学生难住了，这时另一位学生想了想说：“牛奶■了。”曹老说：“这就对了。”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讲到一句“Ha дBOpe CHer идёт”，意思是“外面下雪了”，他问学生该怎么翻译，学生翻译成“雪走了”，这明显讲不通啊，后来他说应该是“下雪了”。我一查乌沙科夫大词典，идти这个词有37种用法之多。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在翻译时一定要注意词的“多义性”。
问：请您谈谈来北大以后在教学、科研和翻译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答：我是1950年来北大的。我来北大之后，一边搞教学，一边搞科研，还兼搞翻译，三者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教学方面，当时我教一、二年级的实践语法和三年级理论语法。另外，我还讲授果戈理专题研究，同时研究《钦差大臣》的语言风格，我到现在还留着这么厚厚的一个本子。果戈理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充满讽刺，讽刺官僚。
我在50年代曾出版一部《俄语语法》，在俄语系里用作教材，上册由中华书局出版，下册由时代出版社出版。时代出版社，社址在上海，名字是《Эnoxa》，那是以苏联人名义办的。我还曾编过广播俄语教材，从1949年开始北京市中苏文化协会组织一个广播俄语讲座，我在那儿讲课，一边讲课一边就编了一本教材，叫《广播俄语讲座教材》，我还留有影印样本，回头给你们看看。
问：龚先生，您可以讲讲俄语系成立的前前后后吗？
答：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曾欲聘请曹靖华先生筹建俄语系。然而局势突然发生变化，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前景未卜，于是俄语系成立事宜就搁浅了。直到1951年俄语系才在城里沙滩成立了，曹靖华任俄语系第一任系主任，俄语系成立之前只是北大西语系的一个组。当时俄语系办公室设在红楼二楼一间小屋里。俄语系成立之初，教师缺乏，只有俄语大家刘泽荣(不久后调到外交部工作)、李莎(李立三夫人)、刘华兰(刘泽荣女儿)、何瑾(母亲是俄罗斯人)。另外我们还请了几个俄国人，有一个叫舍甫琴柯，俄语水平很高，人性格很好。还有一个叫苏别斯，是个俄侨，俄语水平最好。俄语系1950年有学生30人，1951年又招来30人，俄语系红红火火，逐渐热闹起来。
问：院系调整后俄语系的课程由谁来上？
答：1952年院系调整后，学校为俄语系请来几位苏联专家，他(她)们讲授俄国文学史、苏联文学史、历史语法、语音学、修辞学、理论语法等等。俄语系当时的课程之多，犹如“满汉全席”。苏联专家讲课时，由讲师展凡当翻译，但是教了一年多以后，学生反映苏联专家课讲得太快，听不懂，也记不下来，讲课内容也太繁琐。后来改由张秋华担任翻译，方式改为专家念讲义，念一句，她翻译一句，但学生反映还是太繁琐。一次教研室召开座谈会，曹老说：“我们这里不是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我们是北京大学俄文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俄语是苏联人的母语，他们学俄语没有语言障碍，我们是刚开始学习俄语的外国人，俄语对我们来说是外语，因此我们有语言障碍。所以我们不能一味照搬苏联的教学模式，而要结合我们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讲得太细并无大益。”后来的教学就有了一个大的转变，按中国的方式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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