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有很多人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并不是很多，真正有独立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多，但无疑周国平算是一位代表人文精神的学者，这位学者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散文的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来贯穿他的文学写作。这本散文集将引领我们用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思考。

本书是作者从1999年到现在所发表的文章的结集。作者曾出版过两个散文集：《守望的距离》是1983至1995年散文的结集，《各自的朝圣路》是1996至1998年散文的结集。本书在写作时间上与那两种书衔接，是作者的散文的第三个完整结集。作者在大学和其他场合做过若干讲座，最近把讲稿加以整理，也收在了本书中。

序

第一辑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成功的真谛

 好梦何必成真

 小康胜大富

 一个人和三个人称

 丰富的安静

 安静的位置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精神拾荒三步曲

第二辑 灵魂的在场

 智慧和信仰

 读圣经札记

 灵魂的在场

 让世界适合于小王子们居住

 最后的滋味是无奈

 探险：用身体实现的精神事业

 上帝眼中无残疾

 临终的尊严

 神圣的交流

 平凡生命的绝唱

第三辑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能使男人受孕的女人

 欣赏另一半

 爱使人富有

 爱情是一条流动的河

 可能性的魅力

 亲密有间

 婚姻如何能长久

 恋家不需要理由

 夫妻间的隐私

 用什么报塔母爱

 沟通、隔膜和关爱

第四辑 精神寻找形式

 写作的理由和限度

 在失语和言说之间

 这里的景色无限

 答《诗刊》杂志问

 诗歌创新和诗人使命

 答上海美术出版社《创意》杂志问

 外行的点评

 纯粹艺术：精神寻找形式

 一个现代主义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感想

 零度以下的辉煌

 摇滚的真理

 灵魂似乎还活着

 个性、传统与流行

 唯有生命本身是体

第五辑 中国人缺少什么

 纪念所掩盖的

 人类的敦煌

 读鲁迅的不同眼光

 诚信、信任和人的尊严

 中国人缺少什么

 意识形态与精神生活

第六辑 向教育争自由

 向教育争自由

 父母们的眼神

 记录成长

 关于《成长》

 发现的时代

 从小培养主动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哲学系学生的素质教育

 休闲的时尚

 个性、人性与榜样

 魏论何为

 医学与人文关怀

 不再轻信

第七辑 灵魂只能独行

 南极素描

 孤岛断想

 香格里拉纪行

第八辑 自序辑录

 释“回家”

 朝圣的心路

 没有人是专门写散交的

 惭愧中的反省

 我没有意识到我这是在写作

 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

 介于辞典和文摘之间

第九辑 讲演辑录

 哲学是永远的追问

 哲学与精神生活

 人生的哲学难题

 尼采的哲学贡献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与中学生谈写作（提纲）

第一辑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做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做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尤其上司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成功的真谛在通常意义上，成功指一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做出了一番成就，并且这成就获得了社会的承认。成功的标志，说穿了，无非是名声、地位和金钱。这个意义上的成功当然也是好东西。世上有人淡泊于名利，但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彻底穷困潦倒，成为实际生活中的失败者。歌德曾说：“勋章和头衔能使人在倾轧中免遭挨打。”据我的体会，一个人即使相当超脱，某种程度的成功也仍然是好事，对于超脱不但无害反而有所助益。当你在广泛的范围里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你就更不必在乎在你所隶属的小环境里的遭遇了。众所周知，小环境里往往充满短兵相接的琐屑的利益之争，而你因为你的成功便仿佛站在了天地比较开阔的高处，可以俯视从而以此方式摆脱这类渺小的斗争。

但是，这样的俯视毕竟还是站得比较低的，只不过是恃大利而弃小利罢了，仍未脱利益的计算。真正站得高的人应该能够站到世间一切成功的上方俯视成功本身。一个人能否做出被社会承认的成就，并不完全取决于才能，起作用的还有环境和机遇等外部因素，有时候这些外部因素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单凭这一点，就有理由不以成败论英雄。我曾经在边远省份的一个小县生活了将近十年，如果不是大环境发生变化，也许会在那里“埋没”终生。我尝自问，倘真如此，我便比现在的我差许多吗？我不相信。当然，我肯定不会有现在的所谓成就和名声，但只要我精神上足够富有，我就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收获自己的果实。成功是一个社会概念，一个直接面对上帝和自己的人是不会太看重它的。

我的意思是说，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比成功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只要你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你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充实和踏实。那些仅仅追求外在成功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的，他们真正喜欢的只是名利，一旦在名利场上受挫，内在的空虚就暴露无遗。照我的理解，把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做好，尽量做得完美，让自己满意，这才是成功的真谛，如此感到的喜悦才是不搀杂功利考虑的纯粹的成功之喜悦。当一个母亲生育了一个可爱的小生命，一个诗人写出了一首美妙的诗，所感觉到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喜悦。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成功已经超越于社会的评价，而人生最珍贵的价值和最美好的享受恰恰就寓于这样的成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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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从1999年到现在所发表的文章的结集。我曾出版过两个散文集：《守望的距离》是1983至1995年散文的结集，《各自的朝圣路》是1996至1998年散文的结集。本书在写作时间上与那两种书衔接，是我的散文的第三个完整结集。我在大学和其他场合做过若干讲座，最近把讲稿加以整理，也收在了本书中。

将近四年的时间，我发表的文字只有十多万字，未免少了一些。不过，我早就不以发表来估量我的写作，更不以写作来估量我的生活了。当我酝酿和从事一项较大的工作时，我已能克制自己不去写那些马上发表的东西。当我坐在电脑前忙碌而我的女儿却希望我陪她玩儿时，我也清楚什么是更聪明的选择。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疲于应付刊物的约稿和媒体的采访。我对那种状态很不喜欢，但我不是一个善于拒绝的人，只好在内心里盼望一个机会，能够强使我结束这种状态。1999年，我应聘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任客座教授，在那半年里，客观上与国内的媒体拉开了距离，编辑和记者们找不到我了。当时我知道，我所盼望的机会来了。回国后，我横下了一条心，对于约稿、采访以及好事者组织的各种会议一律拒绝，真感到耳根和心地都清净了。据说有所谓名人效应：你越有名，媒体和公众就越是关注和包围你，结果你就更有名了。现在我发现相反的规律同样成立：你一旦自愿或不自愿地离开聚光灯的照耀，聚光灯当然是不会闲着的，立刻会有新的名人取代你成为被关注和包围的中心，而你就越来越隐入了被遗忘的暗处。我不无满意地看到这一“褪名效应”正在我的身上发生。我的天性不算自信，但我拥有的自信恰好达到这个程度，使我能够不必在乎外界是否注意我。

我当然不是一个脱俗到了拒绝名声的人，但是，比名声更重要的是，我需要回到我自己。我必须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自由的空间，一种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有保持这样一种内在状态，我在写作时才能真正品尝到精神的快乐。我的写作应该同时也是我的精神生活，两者必须合一，否则其价值就要受到怀疑。无论什么东西威胁到了我所珍惜的这种内在状态，我只能坚决抵制。说到底，这也只是一种权衡利弊，一种自我保护罢了。

摈弃了外来的催逼，写作无疑少了一种刺激，但我决心冒这个险。如果我的写作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什么也不写，什么也写不出好了。一种没有内在动力的写作不过是一种技艺，我已经发现，人一旦掌握了某种技艺，就很容易受这种技艺的限制和支配，像工匠一样沉湎其中，以为这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甚至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可是，跳出来看一看，世界大得很，无论在何种技艺中生活一辈子终归都是可怜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充实完整的内在生活，而不是写作或别的什么。如果没有，身体在外部世界里做什么都无所谓，写作、绘画、探险、行善等等都没有根本的价值。反之，一个人就可以把所有这些活动当做他的精神生活的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仍相信写作是最适合于我的方式，可是谁知道呢，说不定我的想法会改变，有一天我会换一种方式生活。

上面说的只是近些年萦绕在我心中的念头，事实上未能完全实施，至少我没有把拒绝一切约稿的决心坚持到底，否则就不会有现在这个集子了。这个集子里的许多文章仍是应约而写的。不过，我做到了有所节制，拒绝了大部分约稿。当今膨胀的媒体对于稿件的需求几乎是无限的，如果有求必应，我必完蛋无疑。我要努力做到的是保证基本写作状态的健康，这样来分配我的精力：首先用于写不发表的东西，即我的私人笔记，它是我的精神生活的第一现场，也是我的思想原料仓库；其次用于写将来发表的东西，那应该是一些比较大而完整的作品；只允许花最少的精力写马上发表的东西，即适合于媒体用的文字，并且也要以言之有物为前提。我一定这样做。  周国平

200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