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中国2800个县域中的领跑者。一个世纪之前,她是广东的首富县,中国民族资本最早在那片土地上萌芽;一个世纪之后,她是唯一连续4年的中国百强县冠军,她是中国首个GDP突破千亿的县域。在记住过去的中国制造的年代,请记住,这里有300多家亿元级制造企业;在憧憬未来的中国创造的年代,请记住,这里是中国专利发明最为繁盛的县域。在制度变迁的中国发展的年代,请记住,这里是企业产权改革的发育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曾与安徽小岗村农村改革相提并论。为什么偏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一个县域竟能让我们记住这么多?顺德为什么能?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顺德为什么能,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为什么能。
中国经济改革催生了无数的经济奇迹,其中顺德是2800多个县域的领跑者,成为首个GDP突破千亿元的县域,缔造了“顺德制造”、”顺德创造”、“顺德服务”、“顺德魅力”的发展成就,不禁令世人惊呼“可怕的顺德”。作者经过10年观察,把顺德生长的细节呈现出来,为研究珠三角经济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无疑也会为其他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启发,在全球经济放缓的今天,具有更为难得的意义。
“候鸟经济”与“本土经济”
太平洋西岸的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东岸的我们感到了寒冷!这次由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不仅影响着珠三角这个中国最发达区域的经济和生活,也触发了人们对于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反思和争论。
珠三角的发展模式,最典型的就是“东莞模式”和“顺德模式”。
我们不妨称“东莞模式”为“候鸟经济”,“顺德模式”为“本土经济”。
说得再形象一点,“东莞模式”就是东莞人出地,四川人、湖南人出力,台湾人、香港人出钱。就这样,原来一些产不了多少粮的沙地,突然变成可以盖厂房和工人宿舍然后出租的宝地。而且出租房子远比办工厂旱涝保收,东莞人确实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但这种靠收租致富的“好事”也许会消磨一个地方人的创业热情和危机意识。
发展是硬道理,本来经济的发展无所谓什么模式,结果都是一样的。可惜东莞在经济发展后,没有考虑如何把“候鸟”变成“家鸟”的问题,或者那些“候鸟”根本无法改变成“家鸟”。当追逐水草和天气的“候鸟”飞走的时候,他们就会陷入尴尬境地。如果改革开放几十年,只是留下一堆不姓“东莞”的东莞企业,当冬天快来了,这些、“候鸟”又要迁徙时,人们自然为东莞担忧。
这几年,内地很多地方都派出专人在珠三角的城市招商,东莞和顺德这些企业密集的地方自然成为招商引资的重点。但后来人们发现,顺德的企业都不愿走,在顺德招商很难,于是原来在顺德的招商组都撤到东莞去了,据说招商成果还不错。
其实更早的时候,苏州的昆山人已经在东莞招走了很多台资企业。而现在,一些昆山的台资企业也开始往越南等地方飞了。
以台资企业为主的企业“候鸟”,实际上在台湾地区已经开始受到质疑。明基董事长李煜耀对自己和台湾企业的经营方式曾进行反思,写了一篇名为《苍狼终将消失》的文章。李馄耀认为,很多游牧民族就像苍狼一样,追逐肥沃的草原与充足的水源,草吃完了、水喝光了,就要换个地方。这些苍狼型的厂商,目前虽然落脚在大陆南方或是华东的广大生产基地,但这不会是他们的终点,也不会是久居之地,只不过是成本低廉的中转站而已。
李馄耀认为,苍狼在历史上的下场只有消失,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狼,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富文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继续生存下来。
也许只有把苍狼驯化,才能使它固定在一块草地上。同比外资企业,只有想办法把其本土化,它才能永远扎根在一个地方。
李馄耀的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回到顺德来看,“顺德模式”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认为是顺德人经济。 顺德人经济以本土企业家创业为主,像美的、格兰仕、万和、万家乐等一大批土生土长的企业,这种企业具有天然的根植性。另外一方面,是许多外来企业在顺德的本土化发展。像海尔在顺德的洗衣机厂就发展得很好,顺德海尔的负责人说,海尔一直以来很重视吸收顺德的好经验,让其成为海尔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本土化的做法,最终让顺德海尔成为海尔效益最好的下属企业。松下最终把中国的总部搬到顺德,海信入主科龙后积极地本土化,由此可见顺德强大的同化力。
这些本土的或本土化的企业发展形成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一个个产业的自然形成生长,每个产业又形成几个龙头企业,每个龙头企业又通过产业链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像美的的配套企业就有2000多家。这种结构和日本的产业模式十分相似。 美国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所长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在他所著的《崛起的4大国:30亿人的市场经济新机遇》中,详细介绍了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情况。
克莱德认为,丰田公司如同心圆,周边环绕着一圈又一圈的供应商。丰田公司负责汽车的整体设计、规定质量标准、建立成本目标,并负责所有的组装、行销、运送和售后服务等事宜。位于最内圈的供应商和丰田公司合作最紧密,丰田汽车还是其大股东,越往外丰田公司控制越少,但都接受丰田公司指导。这些公司都设法将工厂设在丰田装配厂附近,以保证自己的零配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到达汽车装配线。克莱德认为,这种模式降低了时间成本和制造成本,使日本汽车比欧美汽车更具竞争力。
2005年,当时的顺德区委书记、经济学家陈云贤博士在通过研究日本工业模式后,提出了“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大概意思是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每个产业中至少要重点扶持3个以上的支柱行业,每一行业中至少要重点扶持3个以上的规模龙头企业。一个行业如果没有龙头企业来引领技术创新,没有龙头企业来打响品牌,那么这个行业是没有生命力的。顺德已经比较早地意识到:支柱性行业太少,一个区域的经济基础就不牢固,风险太大。所以,必须要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支柱行业和龙头企业的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形成抗风险的核心体系。
随后,顺德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推进“三三三产业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对于顺德的这种产业集群模式起了很好的提升和巩固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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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顺德的一些细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顺德这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什么样的人?
先说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有关喝喜酒的。在顺德喝过喜酒的客人常常感到奇怪,顺德人为什么不收红包?在中国大部分地方的喜宴,客人送红包,主人收红包,都是很正常的事。红色请柬也因此被人称为“红色炸弹”。我在顺德10年,参加过无数喜宴,有城里老板的,有政府官员的,有农村农民的,但无一例外是两种情形:要么就在我送的红包上撕一个口子,马上还给我,说收到了;要么只收其中的10元钱,把剩下的钱退还给我。
对这种风俗,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也曾经问过几个顺德人,回答我的人大部分是这种意思:“既然是我请人家吃饭,怎么能让人家出钱,如果人家出钱,那不是成了人家请吃饭了。”
对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顺德人比较实在,此外也因为有钱了,所以不收红包。
我却认为,这种风俗体现的是顺德人的诚信。
试想一下,以办喜事的名义,说是请人家来喝喜酒,行的却是收钱之实。这是中国礼仪的最大不诚信!而顺德人却以自己的朴素情怀,还原了人间礼仪的本来面目。
这种发自内心、来自乡土的诚信,也许是顺德人为什么会成功的一个细节。
第二个故事和顺德人的职业取向有关。
在全国大部分的县域,总会有人在县以外的市、省或者北京的国家机关做官或做公务员,但顺德又是个另类。在北京的国家机关基本找不到顺德人,在省机关的处长、科长甚至科员中,恐怕也很难发现有顺德人。即使有一些在顺德之外做官的,也都是因为在顺德做得不错,或者被提拔,或者被交流。
是不是顺德人不重视教育,没有人出去读大学?也不是。顺德每年上大学的人数还是很多,2007年,顺德考上本科以上的人数就超过4000人。但大部分顺德人在外面上完学就回到家乡,即便上的是清华北大,他们毕业后的选择还是回到家乡。
对这种现象,有人同样认为顺德人太实在了。细想一下,即使很多地级市,其财政收入也抵不上顺德的一个镇,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在外为官?
我难以评判顺德人做法的对错,但从这种现象,可以看到顺德这个地方浓厚的商业文化和创业意识。自古读书是为了做官,而顺德人读书是为了创业。“官本位”在这里找不到市场,顺德人“官”的意识相对淡薄,而“管”的意识强烈。我所服务的是一个政府机构,顺德人和我谈起时,总是口口声声地“你公司,你公司”。是的,在他们眼里,只有公司,只有商业规则。
这种根植于本土的创业冲动造就了顺德人良好的生意禀赋,而这,也许又是顺德人会成功的一个细节。
顺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这里没有任何矿产资源,并不靠海,区位优势不是非常明显。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却数度引人注目。
早在20世纪初,顺德就萌发了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云集了100多家机械缫丝工厂,有6万多名产业工人,超过了当时上海和天津产业工人数的总和。在那个时候,顺德是广东多年的首富县。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这块似乎特别适合产业生长的土地,又“野蛮”生长出一大批乡镇企业。什么是乡镇企业?我认为乡镇企业就是土生土长的企业,一个地方自己生长起来的企业。顺德就是在这种没有国家投入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搞起了工业。在当初投入主体主要是国家的体制背景下,这绝对是一个另类。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顺德企业数量已达到6000多家,产值过百亿元。1991年全国评选的10大乡镇企业中,顺德竟占了5家。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顺德的发展更是快马加鞭。产权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功,宛如给顺德这匹快马插上两个有力的翅膀,让它在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中一骑绝尘。
从1991年开始,财政收入一直居全国县级首位。
从2001年开始,连续4年居中国百强县榜首。
2006年,成为中国首个GDP突破千亿元的县域。
发展到今天,顺德在只有8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创造出近4000亿元的工业产值。拥有300多家超亿元企业,40多个中国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顺德的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连续12年位居全国同级单位首位。
就是这样,随着一大批顺德产品走向全国和全世界,随着像美的、格兰仕、容声、科龙、万和、万家乐这样的品牌为中国人所熟悉,顺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顺德为什么行?顺德成功靠的是什么?许多人都在追问顺德的“斯芬克斯之谜”。我在这块土地上已经工作和生活了10年,作为这块土地发展的记录者和观察者,我从没有停止过对顺德的追问和思考。
顺德,这个只有500多年的名字,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强的生长力、吸纳力和包容力?
这种追问,就像深邃的天空,吸引我们苦苦思索。
我试图用“本地人,本地化”六个字来概括像顺德这样的地方的成功。
“本地人”是依靠本地人的创业,依靠全民创业来发展本区域。在中国,确实有很多地方是依靠本地自然生长的创业冲动走上富裕之路的,像浙江的温州、义乌等地,福建的晋江、石狮等地,江苏的江阴、张家港等地,广东的顺德、南海等地。
我甚至大声疾呼:一个地方与其花大力气去招商引资,为什么不想方设法培育地方创业文化?
当然对中国很多地方来说,“外来和尚会念经”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潜规则。放眼中国的广袤区域,有多少地方能真正积极扶持本地人创业,大部分地方在发展经济方面都喜欢“搬大树”,它们更多的是把眼睛盯着外面的创业者,希望把这些外面的“和尚”请回来。
移植一棵大树,确实比从小树种起来快。但我们要看到,那些漫山遍野的蓬勃小树,显然比稀疏的几棵大树,更让人感到生机和希望。
“本地化”的意思是包容、吸纳。一个地方不能关起门来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外来的人才、资本、文化。但你这个地方必须要有强大的消化能力,才能把原本不是你的变成你的一部分。像移植来一棵大树后,你要让它能扎根,才会成为你的,不然它也会被人移走。
后来我又发现,其实“本地人,本地化”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远者来,近者悦”,并没什么新意。所以,我最终无法概括顺德的成功,只好放弃,回归于细节。但愿这些我花费10年观察和记录的细节,能给您启迪!
30年前,随着中国一道闸门的打开,一个万马奔腾的时代开启了。冲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个县域。
在中国,县域是最具发展冲劲的一个经济体。中国改革发展的30年,其中一个强大的动力就是中国县域的发展。
县域是中国一个基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单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入的人心。“郡县治,天下安。”这是千百年流传的一条治国理政的金科玉律。对于当今中国,县域经济既是中国发展的驱动力,也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中国的崛起,在于中国县域的崛起;中国矛盾冲突的解决,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在于中国县域。
顺德作为中国县域经济的领跑者,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它是观察中国30年发展的一个极佳“窗口”,也是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
我是一个新顺德人。在1998年来到顺德后,我就没有离开过。我很庆幸,能够在顺德“笔政”10年之久,让我有机会见证和记录顺德的豪情和迷茫、焦虑和冷静、激越与平和。
我也一直有个冲动,要为顺德写一本书。虽然因为职业的关系,这些年我为顺德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章,其中很多是评论和社论类文章,但新闻毕竟是和它所依附的时间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把它和过去的时间一割离,它就像失去“水分”的一片枯叶。所以,当我试图利用过去为顺德写下的文章“组装”一本书的时候,尽管用尽了编辑手段,但一细读,仍无法让自己满意。
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找到了陈春花教授。陈春花教授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最有魅力的女教授,她的演讲如行云流水,她在大学里上课,可以让学生目不转睛。读她的书也是一种享受,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耳边激越回荡,感觉很有力量。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听她的课时,我发现她在上完课后,一定会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这个细节总让我难以忘记。
陈春花教授是顺德的“常客”,她做过顺德多家著名企业的管理顾问,又经常被顺德举办的各种论坛请来演讲,所以对顺德的情况比较熟悉。凭借“师生关系”,我想从她那里借点“光”,请她写一篇有关顺德的文章,作为我这本书的序。
当我把想法通过她的学生欧阳以标博士告诉她后,陈春花教授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并为我的书稿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
凭着一股顺德情结,在白天忙完繁重的编务工作后,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抓紧修改书稿。我把大部分章节进行了重写,把整本书搞得“面目全非”,也终于让我自己满意了一点。
在书稿改定后,我又想到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教授。在2004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顺德采访过他。让我难忘的是,他在那个时候就提出,顺德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行政体制创新。到了今天,当我们看到广东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实现科学发展的“破题”之举时,我们不得不感叹老先生的先知先觉。他当初和我反复强调的发展民本经济,也让我记在脑中。于是,我自然会想到请他给这本书写序。没想到的是,他也一口答应。
我想,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就是爱了。因为爱顺德,这本书的出版得以汇聚很多力量。当我把出书的想法和顺德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长梁惠英说后,她十分支持,对本书的写作和推广提了很多建议。顺德区委宣传部的赵里平、沈涌、叶少红等人,也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各种帮助,他们都希望我的努力能为擦亮顺德品牌出点力。
我还要感谢《南方周末》首席记者、资深新闻人章敬平博士,他为本书的出版提了很好的建议,还帮我改了一些标题和文字。感谢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专栏作家、要闻编辑副主任周兆呈博士,他是出版本书最早的建议者。感谢范迪祥、周智琛、朱学东、叶中平、李永清,他们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出谋划策。还要感谢北京安德和合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徐欢生及他的团队帮我进行本书的宣传推广。本书图片由珠江商报社摄影部、顺德区宣传部和顺德区档案馆提供,图片摄影者是邹忠辉、陈炳辉、石忠情、胡亚丁、王冰、黎尔宽、李华城、张新杰、梁伟雄等,在这里一并致谢。
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叶子,每当我疲惫的时候,想到她我心中就充盈一种力量。
这也证明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在读完林德荣同志所著的《可怕的顺德》后,更坚定了我对提倡发展“民本经济”的决心。从顺德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民本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很好方向。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顺德的价值,不仅仅是贡献令人惊讶的GDP,更是贡献了伟大的政府智慧和商业智慧。顺德辉煌的背后,是曾经凤凰重生的迷茫和彷徨,是曾经付出的艰辛和代价,是曾经摸索的创新和变革。顺德所经历的各种挑战和沉浮,例如工业化、产权改革、农村改革、城市化等,相信在中国很多地方,或多或少、或早或晚也会遇到。这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陈春花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