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和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合写的一部慈禧的传记。这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慈禧的传记。濮兰德是当时的《泰晤士报》记者，贝克豪斯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1898年初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濮兰德和贝克豪斯都结识了不少中国要人，搜集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其清朝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这为他们写作该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该书1910年在英国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多次再版。这次我们推出这本中译本，旨在使中国读者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是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慈禧太后以及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本书是利用丰富的故事写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经典作品，是大清帝国最后危机阶段的有文学价值和权威的历史记录。正如雷登的杜夫达克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对过去的那些年代的掌故非常熟悉”。而且该书也被一些专业的学者如莫斯教授、里基拿德·约翰斯通先生及麦克奈尔教授看重。自第一次出版之后，书中关于景善阁下的日记等部分章节显得格外重要。

译者序

英文版序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之幼年

第二章 逃亡热河

第三章 载垣的阴谋

第四章 首次垂帘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第六章 慈禧和太监

第七章 礼节问题

第八章 同治帝亲政及其驾崩

第九章 吴可读的抗议和自杀

第十章 慈禧成为唯一的摄政者

第十一章 退休的慈禧

第十二章 1898年的维新运动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第十四章 1898年的政变

第十五章 慈禧重新摄政

第十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第十七章 景善日记

第十八章 纪念二勇士

第十九章 慈禧外交文牍拾零

第二十章 两宫之西逃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首领之死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过

第二十三章 朝廷回京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第二十五章 荣禄遗折

第二十六章 慈禧太后临终的日子

第二十七章 慈禧之死及安葬

第二十八章 结论

附录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之幼年

叶赫那拉系满洲最古老的部族之一，贝勒杨吉磬之后裔。居住于长白山地区，与朝鲜毗邻，满洲之真正发祥地。杨吉磬及其族人能征善战，经常侵袭相邻地区富饶之地。1583年，杨吉磬在一次侵袭明朝领地的战役中被杀，死于奉天。其女1588年嫁与清太祖努尔哈赤，并被封为皇后。她的儿子逐步统治整个满洲，年号天聪。

叶赫那拉氏生于1835年11月，她的出生注定将影响数百万中国人的命运。她三次垂帘听政，独裁统治中国半个多世纪。其父惠征，在八旗中的一旗拥有世袭之位，官职最高不过道台。与其优越的出身比较，他当时的同僚们认为他的仕途并不成功。他死于安徽任上，死时女儿年仅三岁。其妻及全家得到亲戚穆杨阿的照顾，孩子们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穆杨阿之女后来成为咸丰帝的皇后，与叶赫那拉氏共同垂帘听政。

近些年，关于慈禧太后出身卑微、甚至下贱的无稽之谈广为流传。这些多出自八卦报纸，旨在吸引读者眼球。但也有一些谣传毫无疑问源于宫中之人的嫉妒、怨恨和恶意；源于皇长子一支诸王及其他高官。他们中很多人在损毁慈禧家族及其本人方面乐此不疲，意在使叶赫那拉家族“蒙羞”。他们的这些诋毁之言在北京及南方广为流传，并被信以为真。康有为及他人的文章可以为证。

现举一例：其中一个传言听起来绝对真实，出自道光皇帝第五子醇亲王之口。醇亲王自动放弃皇位继承权，但1857年欲立其子为皇帝，未被慈禧太后应允。因而，对慈禧怀有怨恨。传言说慈禧太后的父亲死于宁波县职守，留下寡妻和一大群孩子(其中包括中国的未来统治者)。他们生活极为贫困，没有盘缠回京城。若不是幸遇意外之喜，早就沦为乞丐了。原来，一大笔赠与另一位征人的钱误送至慈禧一家所在的船上。此人目睹她们的贫苦，顿生怜悯之心，坚持把钱送给她们。二十五年后，慈禧垂帘听政，该官进京朝见。慈禧忆起当年所受恩惠，将其扶起，称谢。醇亲王的此番言论比起他所编造的其他传说更“有鼻子有眼”：一位满族官员在省皇任职时死去，死时极端贫穷。但很不幸，该传说并不真实。确凿无误的是，慈禧的父亲去世时，其妻及家人均未在眼前。他们已经先期赴京，等他早点去就任正白旗的一个新的官职。

在此，先略述一下叶赫那拉家族及其与皇长子一支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自从载垣阴谋失败，慈禧执掌政权后，皇族与这个强大的家族之间一直互相猜忌，摩擦不断。1898年戊戌政变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尽管慑于慈禧的“圣威”，他们不敢公然与之分裂，但紫禁城内已祸乱潜伏。近些日子，北京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端方因在慈禧的葬礼上傲慢无礼而被罢免直隶总督一事，更显示出满洲人之间存在的分歧及政府在失去慈禧的强权统治后所处的险境。外国人很难弄清皇宫中的实际情况及派系纷争。他们对族系、通婚、立嗣，及古代的世仇等复杂问题感到迷惑不解。但是能够解释清楚的是：皇族(爱新觉罗氏)分为镶黄旗和镶红旗两系，分别为努尔哈赤本人及其祖先的后裔，但都自认为是满洲王朝的至尊。叶赫那拉家族虽非皇家血统(因皇上与某家族中的女子结婚，该家族至多享有“尊贵”之号)，但其势力强大，不仅仰仗人口众多，还因为他们已出了三位皇后，尤其是慈禧享有巨大威望，并深得人心。如若没有慈禧的临终诏书，叶赫那拉族中的长辈就决定由光绪帝的皇后效法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深谋远虑，立荣禄的外孙子为小皇帝。这样就能够确保不会与慈禧的政策背道而驰。

当时宫廷中长期存在猜疑和不和，原因在于担心道光皇帝的长子辈(以溥伦、恭亲王为首)拥立儿皇帝以后，其父作为摄政王以后会以皇上谥号追封老醇亲王。这在欧洲不算什么，但在中国人眼中，皇族小字辈篡夺皇帝谥号，将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努尔哈赤并列，意味着又生出一支新始祖。老醇亲王本人预见到将来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并最终会导致严重祸患，因而小心防范，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一点。但中国高层的任何风吹草动都难逃那些专事观察之人的眼睛：1908年，儿皇帝(即宣统帝)继位后，老醇亲王墓前的祭祀品更加丰盛，场面也更加隆重。官方文件中称其为“二阶”，即在士大夫眼中，其祭祀规格已等同于皇帝。那些颇具议论权威的人一致认为皇帝亲政后，必将进一步赐与其祖父谥号荣誉，包括“三阶”，这就将老醇亲王与开国始祖置于同一地位，可以在寺庙中被祭祀。这在中国人看来，后果极为严重，难以接受。

老佛爷乃一强权之人，在其一生中，她的亲戚实际上凌驾于法律之上，尽情享受着她的庇护，因而他们与镶黄旗、镶红旗之间暗地里常有摩擦，这种争斗经常出现在茶馆及市场等地。慈禧很喜欢压制爱新觉罗氏，曾下谕禁止他们居住在京城的商业区，理由是她听说他们中有人以不光彩的手段赚钱。因而，她绝不会受到各位王爷和努尔哈赤的其他出身高贵的后裔们的爱戴。他们对她既恨又怕，经常抱怨她剥夺了他们的特权。

我们从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看出慈禧对付这些世袭贵族时的高超手腕儿。当时，有一位王公在皇城根下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豪华官邸，从此能看到皇城大部。他的官邸刚一建成，就被老佛爷没收，训斥其大胆妄为，竟敢窥视皇宫，髓即将此屋赠与她的弟弟绍公。

另有一例足见慈禧太后偏袒族人而给地方政府行使职权带来困难。1902年，慈禧逃亡回銮后三年，在北京设立新警署，任命军机大臣徐世昌掌管警署。徐上任后不久即意识到与皇亲国戚打交道可不是什么好差事。慈禧的三弟桂祥尤为无礼，无视警方规定，指使仆人在道路上任意驱车行驶，此外还有其他不法行为。一次，一位血气方刚的警察逮捕了他的一名仆人。徐世昌听说此事后立即下令放人，但桂祥恼羞成怒，坚持徐本人亲自上门赔礼道歉。不幸的徐世昌三次前去致歉，均被拒绝，直至在院内给桂祥磕头。京城的人推测后来徐氏之所以成为满洲总督，进而当上邮传部部长，1910年又升至军机处，皆与此事及桂祥的权势有关。但后来老佛爷得知此事后，免去徐氏军机大臣之职，不久以后，又打发其去了沈阳。

慈禧太后之母纽祜禄氏寡居多年，住在锡拉胡同，距公使馆很近。慈禧当上太后以后，封其母为诰命夫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才能、有教养，甚至在以其女人聪明才智而著称的部族中都很出众。她死后与丈夫合葬，葬于北京城西欧洲人的赛马场附近。慈禧为其父母建了牌楼，立了大理石墓碑，以示孝心。1902年，慈禧乘火车从正定回銮时，拒绝经汉口回京，因该线距其父母之墓很近，如果路经此地而不下车祭奠有违孝道，因而慈禧绕道进京。

关于慈禧的幼年少有记载。只知其童年伙伴中有一个叫荣禄的亲戚。后来，荣禄在慈禧执政的很多危机时刻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据说，慈禧曾与荣禄定了娃娃亲，但此事无证可查。但毫无疑问的是，荣禄对慈禧的影响甚于其家庭或其他高官。康有为等官员认为，早在慈禧的丈夫驾崩之前及慈禧逃亡热河之时，他们两人就一直关系暧昧。

慈禧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但慈禧本人天资聪颖，思维敏捷，再加上其抱负非凡，热衷权力，使她能够凌驾于传统的僵死的教育之上，能够转而学习当今男人们学习的实用的东西。她还能诗擅绘。16岁时，她通五经、懂满文，还学习了二十四史。毫无疑问，热爱知识，此乃智慧之源；她又深谙权术之道，这些都为她不平凡的一生奠定了基础。

1850年，道光帝驾崩，其19岁的儿子即位，年号咸丰。丧期内(27个月)，新皇帝不能成婚。期满后，谕诏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满族美貌女子都要到内务府注册候选。咸丰帝即位前已娶穆杨阿的长女，但她不久就过世了。穆杨阿之次女纽祜禄氏及叶赫那拉氏都在候选之列。1852年6月14日，道光皇后从约60名满洲贵族少女中严格挑选出28名，将她们分为“妃”、“嫔”、“贵人”及“常在”四等。纽祜禄氏被封为“嫔”，慈禧被封为“贵人”。这些宫女与其说是皇帝的妻子，不如说是太后的仆人。理论上，宫女的人数不超过70人，但事实上，远远超出这一数目。宫中还有两千左右侍女和佣人，归太监支配。在后宫，太后的权力最大。虽有先例，皇上可以临幸所选宫女，但在事务的分配或定等级上，均无权发言。

慈禧离开锡拉胡同的家人宫后，便与家人中断了所有联系。有一位在宫中侍奉多年老死宫中的老妇曾说过慈禧人宫后仅省亲一次。1857年1月，慈禧生下儿子后九个月，经皇帝恩准后离宫。一大清早，太监们告知其母，慈禧将于中午时分归家省亲。其家人及朋友得知此荣耀，皆欣喜不已。锡拉胡同的邻居们都出来观看太监们及慈禧乘坐的黄轿子。其母率众家人分立院两侧迎驾。进入内院后，太监们恭请贵妃下轿。慈禧登堂入座。其家人，除其母及长辈外，皆行跪拜之礼。宴席上，慈禧上座，其母下座，以示慈禧为皇子之母的尊贵。慈禧虽在宫中多年，性情并未改变，谈笑一如既往，对家中诸事极为关注，尤其是对妹妹们的教育问题。

宴席持续至傍晚，慈禧回答了很多问题。一月份的白天很短暂，到了日暮时分，太监们请求慈禧准备回宫。慈禧与家人依依惜别，对自己不能常与家人相见深表遗憾，期望日后皇上能够再次恩准她回家省亲，或者说可以准许其母人宫看望她。赏赐完众家人之后，慈禧乘轿回宫，此后，再未回过家。后来，其母经常进宫探望她。

慈禧人宫后，很快获得太后的欢心，不久又凭借其势力和个人魅力成为软弱而又放荡的皇帝的第一宠儿。1856年4月，她为盼子已久的皇帝生下皇子，彻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慈禧入宫时，太平军起义给帝都带来极大混乱。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慈禧经常阅读各省奏章并向皇上进言，任命曾国藩为统领，出资让他在湖南组织训练队伍。凭此，并在戈登将军的帮助下，曾国藩平定了叛乱。按惯例，当时曾国藩之母病故，他正丁忧在家，不宜服役。但慈禧显示出了掌控形势和摆脱传统羁绊的才能，在朝廷危难时刻，表现出了果断的决策能力，她坚持认为遵守古制应该服从于朝廷的需要，以国事为重。

1855年8月，太后薨，慈禧因平日“尽心服侍”被晋升为嫔。同时，纽祜禄氏被立为皇后。

当时，中国士人一致认为咸丰统治即将结束，清王朝即将崩溃，“天命已绝”。全国暴乱不断，皇帝本人软弱无能，花天酒地，有失民心。在士大夫眼中，咸丰帝昏庸放荡，不学无术，不及光耀史册的五位先帝。他也不能效仿前人，编纂巨著和典册，留学者之名。而且，他虽已二十五岁，尚无子嗣，而其先祖十五岁前就已有了皇位继承人。因而1856年4月，当慈禧生下皇子，叛军被逐出湖南和江西时，人们都觉得乌云散去，上天重新眷顾他。

此时，咸丰帝全身瘫痪，重病不起。慈禧以嗣君之母的身份，更以其帅才风范，成为大清帝国的真正统治者，而皇后钮祜禄氏对政事毫无兴趣。事实上，慈禧已升至一等“妃”，京城之人称之为懿贵妃，“懿”字为荣誉称号，意思为“贤德”。

该时期，她在外事方面的进谏多为强硬性的，这与其幼年家世、尊贵的种族及对外国及其资源的一无所知联系起来，便不足为奇了。额尔金占据大沽，政府派钦差大臣耆英前去劝其退出大沽，未果，耆英被谕令以绸带自尽。这在高傲的慈禧看来，尚是朝廷的仁慈。

皇上拒绝广东官员叶名琛与英国洽谈贸易经商事宜亦为慈禧主意。据当时史册及日志记载，皇帝的看法及行事均不被重视，京城及帝国诸事皆由慈禧一言定之。这在女性无权专政的国家，实在耀眼，况且，此时慈禧仅是一个妃子，刚刚22岁。

慈禧太后有数个名字及称谓。为避免混淆，我们在此略作说明。叶赫那拉是慈禧的家族姓氏，慈禧选秀女时用此称呼；升至皇后时仍用此姓，但人们常称之懿贵妃；与皇后共同执政后，被朝廷赐号慈禧。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荣誉称号。当时的人称之为皇太后，或老佛爷。这个称呼在北方广为使用，直至临终。

P1-8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和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合写的一部慈禧的传记。这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慈禧的传记。濮兰德是当时的《泰晤士报》记者，贝克豪斯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1898年初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濮兰德和贝克豪斯都结识了不少中国要人，搜集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其清朝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这为他们写作该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该书1910年在英国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多次再版。这次我们推出《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的中译本，旨在使中国读者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是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慈禧太后以及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此书的中译本经过编辑与译者的反复修改，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其间虽然辛苦，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两位原著者毕竟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有一定的隔膜，加之他们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背景下来中国的，有着“强势文明”的优越感，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这就使本书的某些观点和措辞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多有不恰当之处，且有一些赞扬称颂之词。如称赞慈禧太后英明睿智，坚决果敢，是具有极强统治能力的君主，堪与拿破仑这样的欧洲君主相媲美。并且，多处歪曲了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态度，一方面将慈禧太后的诸多行为称为“善举”、“善行”；另一方面极力鼓吹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敬仰与拥护”。慈禧太后作为晚清数十年政局的实际统御者，虽然有其受当时时代、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行为客观必然性，但是其作为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对中国当时社会诸般苦难，如主权的丧失、领土的割让，仁人志士的被冤杀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慈禧太后时必须认真对待，并始终秉持的观念基点。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持否定态度。如分别称捻军和义和团运动为“捻匪”、“拳匪”等，虽然这些都是引自中国的历史文献，但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第三，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粉饰、歌颂。如认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只是为了打通与中国的贸易渠道，同时也是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国内的“叛乱”，而并非赤裸裸的侵略。

尽管我们对书中的行文作了必要的删改，但上述种种错误观点，仍无法悉数摒除。因而，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本书，看清作者的根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