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像凤姐一样华丽登场
胡适与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场有点像凤姐在《红楼梦》中的出场，一样的先声夺人，当然也一样的光彩照人。
一九一九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渐入高潮。如同男女做爱，经过诱惑、接吻、抚摸、动情以后，热血沸腾，激情喷涌，最后攀上欢乐的巅峰。这样的比喻可能有点粗俗，但是意思没有错。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它是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大变革、大震荡、大决裂。
官方意义上的“五四运动”，只是在某个节点上一次特殊的行动。在后来中国式思维中，这场从思想到文化的伟大复兴被简化成为狭窄的爱国运动，甚至连科学与民主也丢掉，却单单将“五四运动”突出出来，提升为一场爱国运动。但是这一点不妨碍一九一九年在中国的摧枯拉朽，真正的摧枯拉朽，夹杂着电闪雷鸣，冲刷着积淀在中国大地上的封建尘埃。从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六十年，庚子赔款让一大批学生奔赴海外留学，完全有别于东方专制的海洋文明让中国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国门既已打开，再也无法关闭，从太平洋上吹来的飓风呼啸而入，霉味扑鼻的中国老宅里飞沙走石风雨飘摇。这是从未有过的激情与碰撞，新文化运动便一呼百应，应运而生，干柴早已预备，只一点点火星它便马上烈焰腾空。已发生的一切肯定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一旦逆运，它便不可能发生，这是天地定律。
虽然后世对那场运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一代全新的人群已经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中迅速成长，长成有思想有头脑的热血青年。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全都是偶然事件，但是历史就是由一连串的偶然演变而成，它之所以这样走而不是那样走，肯定不是偶然，偶然在这里就是历史的必然。
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重任会落在一个从徽州深山里走出来的清秀学生身上。那是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岁的胡适抵达美国纽约，他是二期“庚款”留美生。对胡适来说，从上海到海上，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美国民主、自由之文化精神与古老国度的文明传统激烈碰撞，一代全新的民国文化人正在脱颖而出，他们将主宰未来中国的精神之舵，这其中就有他，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青衣书生。这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
一进入美国，胡适马上便成为美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那一年正好是美国大选年，各政党的政治集会遍地开花，美国民众也积极参与，热情高涨。胡适全身心投入，佩戴一枚象征着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兴奋得跑来跑去。在美国的几年，胡适脱胎换骨，他迫切想将这里先进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去，改变腐朽、没落的祖国。在他看来，只有打开国门兼收并蓄，这个民族才会强大，才会有全新的未来。大洋上的海风吹进了胡适有点迂腐的头脑，美国精神正一点一滴融进他的骨肉，中国走到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民族传统的根基，现代文明的坐标，东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学者胡适。七年后，一代大师终于迎来了一个属于他的全新时代。
这一天应该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篇划时代的文字仿佛一枚重磅炸弹，让一潭死水般的中国顿时狂飙突起。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胡适成为北京大学教授，一时万众注目，成为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这时候陈独秀趁热打铁，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高高举起了“文学革命论”的大旗。仿佛为他们的文学主张作注脚，鲁迅在翌年发表了不朽的巨著《狂人日记》，一把“大火”冲天而起，在中国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烧起来。历史在这里翻开这全新的一页，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历史选择了胡适、陈独秀乃至鲁迅，也是命中注定的选择。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的理所当然和独一无二。
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新文化运动的异军突起其实是有着漫长的思想铺垫从根源上来说，新文化运动从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始，鸦片战争使中国被动地打开了国门。西风劲吹之后，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东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国落后在哪里。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说，落后就没有生存的理由，当然风靡一时的《天演论》佐证了这一点。一大批忧国忧民之士掀起了洋务运动，他们创办新式教育、新型企业，试图增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改变中国人长期被动的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近百年的漫长积累，洋务运动几兴几衰进展缓慢。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形象，仅仅从实业层面改变成效低微，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必定要触及体制与文化民国以后的思潮涌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水到渠成，用胡适的话说，全都是被逼上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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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作品皆自传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说：“一切作品皆自传。”大师小感悟，却是人生大智慧。对于作家来说，不管他前后风格有多么巨大的差异，笔底文字所反映的，一定是他不同的人生侧面。所有的文字组合在一起，就是这个作家完整的一生，任何作家均逃不过这个创作铁律——胡适如此，鲁迅当然也是这样。
说到胡适与鲁迅，我眼前便突兀耸起两大对峙的奇峰。作为民国一代大师，他们有着太多的相同：一样的出生于文化丰厚之地，一样的来自于文脉世家，一样的青春年少便出门求学，最终又一样的漂洋过海留学深造，甚至一样的被守寡的母亲以同样的“母病速归”的谎言诓骗回家，娶了一个同样的没有文化的小脚太太。这太多的相同背后，又有着太多的不同：一个求学金陵，一个求学上海。在金陵的学校，鲁迅过的是比绍兴还要保守、传统的封闭生活。而在上海求学的胡适，则被开放、摩登的殖民文化所陶醉，如鱼得水，如浴春风，用他自己的话说：“自打进入上海后，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读报纸。”成山成堆的报纸杂志，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开阔了胡适的心胸，拓展了他的视野，让他看到了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文化大潮。
上海的启蒙准备为的是将来的大鹏展翅，几年后胡适来到了美国，立马成为欧美文化的狂热爱好者。那一年正值美国大选，各政党政治集会遍地开花，美国民众也积极参与，热情高涨。胡适全身心投入，佩戴着一枚象征支持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兴奋得跑来跑去。他说：“这次大选是我所参加过的毕生难忘的政治集会之一。”四年后的一九一六年，美国再一次迎来大选，胡适则全力支持民主党的威尔逊，为他当选总统而兴奋得彻夜不眠。他晚年回忆：“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制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影响就是让他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而这时候鲁迅早已从日本留学回国，此时的日本也很封闭，又与中国同属专制的东方，鲁迅在这里自然不能像胡适在美国那样得到民主的承传。相反，他在这里遇到邹容、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流亡革命家，“革命”的种子从此播进鲁迅心田。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他与胡适有过短暂的合作，但很快便分道扬镳，一个进入左联，进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一个成立新月派，与国民党亲近，最终回归那个被李敖称之为“睾丸”的孤岛。一代文化大师就这样被政治“绑架”，胡适与鲁迅的隔阂，一路延伸到台湾与大陆的隔阂。
我正是从这个角度进入胡适与鲁迅的灵魂世界，我想，其实胡适应该感谢鲁迅，正如同鲁迅应该感谢胡适一样，所有的大师都应该感谢他的“敌人”。既然能成为大师的“敌人”，那“敌人”应该也是大师吧？大师只有在与大师的较量中，才能激发出更加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大智慧，就如同古代对决的武林高手，没有相遇顶级高手，身怀绝技的高手也难以磨炼出顶级绝技。是对手的强大才激活你的聪明才智，失去强有力对手的高手，人生该是多么寂寞？如同失去胡适的鲁迅，也如同失去鲁迅的胡适，他和他起码要少写多少智慧文字？真的要感谢包容的民国时代，它包容了胡适与鲁迅，包容下众多异端与异数，又包容下多少理念不同的政治团体、文学派别？这种氛围我们只在先秦的诸子百家那里看到过，这真是中国罕见的喜人景象。
只有一点令我深以为憾：身为一代大师的胡适，尽管著作等身，却没有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而鲁迅，这些年已从教科书上十肖然消失，越来越淡出国人的视野。当一代大师随着时局的起伏而消长，想起来总让人扼腕叹息。
库切说得好：“一切作品皆自传。”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作家所有的文字都是这个作家的个人自传。推而广之，所有的作家文字，全都是这个民族的自传。那么胡适与鲁迅，应该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缩影：由集权与专制，走向民主与开放。
民国是个人才辈出，名人闪耀的时代。那个历史时期，不但孕育了众多可敬可叹的文人大师，更是诞生了让后人敬仰乃至膜拜的两个文化旗手——鲁迅与胡适。
他们对爱情、知识都充满看渴望，对人类的苦难充满着痛彻肺腑的怜悯；
他们都来自文化圣地，交往频繁，并且留学西洋；
他们都从旧社会走来，同样娶过小脚的女子……
《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由陶方宣著，把视角放在鲁迅和胡适的不同上面，分别截取了北平与上海、留姜与留日、西装与小脚、神坛与祭坛四个方面，用清新淡雅的语言来描写胡适与鲁迅的学术理想和人生道路。虽然他们对文化思想追求的方式不同：一个目光专注于世间的底层，承受精神的炼狱之苦。一个在学术之途孜孜以求：在走向新生的路上，鲁迅欲借思想“立人”，胡适欲以学术“树人”，但二人对文化的态度却殊途同归——追求自由精神，充满趣味，别有深意。再加上《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配有精美图片，可以说能把我们带入那个充满包容和自由的浩荡岁月。
毛泽东评价鲁迅：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蒋介石评价胡适：新文化运动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熊培云说：“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
《不是冤家不聚头(鲁迅与胡适)》由陶方宣著，极具民国范儿的两位大师的私家掌故！
最唯美、最诗意、最感染人之作！
唯美的诗句、散文的笔墨、大师的交锋和碰撞！
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两位文坛学界大师的舌笔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