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深入浅出的叙事，提纲挈领的把握，激情灵动的阐述，都能展示出作者的治学功力和对中国教育的一往情深。读着这些文字，让我们一起追寻大师们的智慧和情怀，追寻他们的足迹。在这个追寻过程中，你会找到作为教育者的幸福冲动与智慧泉源。

近代中国是一个前承泱泱东方古老帝国，后启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重要时期，而这个阶段的教育特殊性无疑影响着整个中国未来的命运。本书辑录了众多近代中国最优秀的教育大师，如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徐特立、鲁迅、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等，包括毛泽东，这些跨越世纪的巨人们，都有着深厚的教育情结与博大的教育情怀，都对教育有着立体、深入的，尤其是立足于改造现实的思考和研究。这一个阶段，对教育现实性的研究、对教育规律的探索，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

严 复：教育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蔡元培：中小学不办好怎么会有好大学？

梁启超：培育新民，为当今中国之第一急务

张伯苓：不认识体育的人，不应该做学校的校长

徐特立：一生最爱是小学

经亨颐：“与时俱进”的教育家

黄炎培：“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合二为一就是职业教育

陈独秀：我是一个迷信教育的人

李叔同：中国近代艺术教育的开拓者

鲁 迅：另一张面孔是教育家

晏阳初：世界平民教育之父

陶行知：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匡互生：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值得纪传的人

陈鹤琴：中国儿童教育的圣人

毛泽东：我的终生职向是教育

叶圣陶：中国语文教师第一人

钱 穆：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钱基博：只愿教书的聪明人

朱自清：语文教学方面的全才

老 舍：我会兢兢业业地办小学

附录一 骆憬甫：清末民初一位小学校长的教育纪事

附录二 《教育短波》：中国20世纪30年代乡村小学教师的福音

主要参考文献

强国必新民，新民必须重视教育。严复以时代启蒙者的敏锐眼光，提出以西学中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为理论依据的教育救国思想，更是自成体系、发聋振聩、独领风骚，显示出浓厚的理性色彩。

严复从英国留学回国后，近二十年时间从事洋务教育，但因为不是科举出身，严复并未得到洋务派的重视与重用。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严复震动很大，他再也不相信兴办洋务能够救中国。根据国外留学的经历，结合近二十年的教育实践与生活经历，严复认识到：只有效法西方维新改革，才能使中国免于亡国灭种，走向富强。从1895年起，严复积极提倡变法维新，并把教育作为维新运动的首要任务。严复认为维新改革有两类：一类治标，即经武、理财、择交、善邻等；另一类治本，即立政、养才、风俗、人心等。他主张人才教育是国家自强的根本。国家的强盛衰弱取决于国民的素质，而衡量国民素质高低有三个要素：一日血气体力之强，二日聪明智虑之强，三日德行仁义之强。而此三者全赖教育。他所提倡的教育包含三个方面：体育、智育、德育，教育就是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是“治本”的关键。

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发展体育，禁止吸食鸦片和革除缠足陋习。严复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以国民的身体健康为基础——人的身体健康与精神强盛是相互资助、相互补充的。其实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体育：“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古代希腊、罗马人也已经知道了重视体育，所以在柏拉图创设的学塾里就设有健身院；至于近代欧美等国则更加重视提高人种的体质，注意加强体育卫生保健，不仅主张对男子施行体育，也要求女子中开展体育锻炼，其理由为“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近世中国“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过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严复主张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关系国家命运和民族未来。由此可见，严复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基础的。

中国学校教育历来是以书本为第一位的，而英国的学校教育是以体育运动为第一位的，英国伊顿公学是“运动第一位，书本第二位”。体育不仅是体格锻炼更是性格锻炼。严复当年在福州船政学堂求学期间，便发现“忽视体育”是学生的普遍现象：“不喜欢体力劳动，因为怕弄脏手指。”即使在船上实习，也不愿认真操演。其实船政学堂学生的智力与西方学生不相上下，勤勉与专心甚至超过英国学生，但“船政学堂的学生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女人气味”。“下完课，他们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不懂得娱乐。不愿习体育，认为有失尊严，于是只能慢慢地踱方步。”

这种情况等到严复执掌北洋水师学堂时才有所改变。严复要求学生放学后必须到学堂专设的习艺场练习各种西方体育运动以强身健体。在北洋水师学堂，体育项目应有尽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足球、跨栏、竞走、二人三足竞走、跳远、跳高、爬桅杆、游泳、平衡木、跳马、单杠、双杠、兵式体操……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就是当年严复最喜欢的学生，张伯苓身材高大，爱好舞棍弄棒，尤其练习爬桅杆速度全校最快。严复重视体育，坚定地认为必须扭转中国人对身体健康价值的看法，身体的健康与心理上的勇气和耐力的价值观念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体力和体格之美将会引入注目地显示出价值观念的新变化。严复的这种观念与认识，直接影响了张伯苓后来的办学思想与办学实践。张伯苓可谓我国近现代教育家中最重视体育的，他和他的老师严复一样，都极力主张“强我华夏，体育为先”。

所谓“开民智”，在严复看来，最主要的就是要废除八股，学习西学。严复早年即求新学，后又出国留学，因此没有科举出身。因为没有科举功名，严复20多年一直未得到清朝当局的重用。严复曾为了取得出身，先后于1888年、1889年、1893年三次参加科举，当年严复尽管“学贯中西、真才实学”，但对付那腐朽落后的科举却三次均未及第。由此严复对科举可谓有切肤之痛，他以斯宾塞和赫胥黎反对纯文学和纯书本教育的全部理由来猛烈反对科举。

严复通过将中学与西学对比，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西学为近世之学，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即重视即物求理，学以致用。对儿童的智育发展，西学鼓励学生自学，自己观察思考，获得自己见解，反对人云亦云、不动脑子、相信成见。而中国科举学习必求古训，成天背诵词章、训诂、注疏，专攻经义八股，只能破坏人才。六七岁的儿童，脑力尚未坚实，就教给他们极其深奥无用的所谓微言大义文字，只好让他们强记，怎么能发展他们的智慧呢？其中特别聪明的儿童，也不外只是记住一点点对仗文字罢了，对于探究事物原理、辨析生活是非的学问全然没有。科举八股，实在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

美国《纽约时报》1875年7月6日刊登评述中国教育制度的文章《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文章说，中国传统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用这种教育方法教育学生，谁记忆力最好谁的成绩就最突出。人的大脑除了记忆之外，还有别的更重要的功能，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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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迷路了吗？

假如我们是一批旅游者，迷路只是一段意外的插曲；假如我们在教育工作中迷路，我们可能要面临非常久远的麻烦。这样的假设似乎有危言耸听的嫌疑，可笔者在现实中的所见所闻，促使把这样的问题摆出来，以提醒从事教育的人应把辨清道路和明确方向作为每天的习惯。教育的回头看、左看、右看，都有极重要价值。

辨别教育的方向，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的教育有一个准确的、根本性的定位。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是最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以培养现代中国人为己任的中国教育更需要这样的精神。那么，对“时”和“地”的研究就是大事。就“时”来说，目的指向是现实，但想弄清现实问题，却往往必须要研究历史。因为现实中经常没有现成的答案，而历史所展示的规律，却经常帮助我们找到打开现实问题的钥匙。尤其是教育的复杂性逐渐被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对于教育本质的理解，不见得今人比古人更深刻。也许我们沾沾自喜于日新月异的现代新技术和丰富得过剩的物质条件所带来的甜头，但我们不得不应付在教育核心问题上的迷离所带来的混乱。比如长时间遗忘了对教育本质的追问，教育就有失去方向的危险；如果大规模的教育游离于航线之外，那就有失去控制的可能。这些不顺耳的说辞，对时下的“教育多动症”，也许可以唤起疗救的警觉和反思。

按着这样的思路，一路捋来，不难发现，我们严重忽视了中国教育史中的一个“黄金地段”。

这一“黄金地段”，就是中国的近代教育史。

除了几个研究人员，好像很少有人真正打开过近代教育史。似乎那段历史因为有更激烈、更引人、更抢眼球的情节，例如战争、饥饿、改朝换代等，教育反而成了灯下黑。救亡时代过去了，我们可以用平常心来展开近代教育这片天地，来发现这片离现实最近的“黄金地段”：这里有如繁星满天般的教育大师群像，这里有现在听起来依然发聋振聩的金玉良言。对我们从事教育的人来说，这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藏。

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徐特立、鲁迅、晏阳初、陶行知、陈鹤琴等，包括毛泽东，这些跨越世纪的巨人们，都有着深厚的教育情结与博大的教育情怀，都对教育有着立体、深入的，尤其是立足于改造现实的思考和研究。这一个阶段，对教育现实性的研究、对教育规律的探索，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前承泱泱东方古老帝国，后启现代民主共和国家，关于教育的最强音是教育救国。把教育作为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把自己的激情、智慧与青春都和盘托付给了教育，这几乎是那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百川归海般的坚定选择。而这个选择的支点是教育可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可以“改造旧国民、培育新国民”，可以“新我们的国家”。这是在走了很远的路之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救国、强国必先改造被愚弄了千年的民众：这必须靠教育。

但是挽救民族危亡该靠什么样的教育呢？该搞什么样的教育呢？老式科举教育是确定不行了，现成的样板是搞西式教育或东洋教育。于是，一股洋式办学风热热闹闹大刮起来，结果这些学校培养的“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根本用不上。走了一段弯路后，才终于有了晏阳初跨进泥巴墙搞平民教育，才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才有陈鹤琴的活教育，才有经亨颐的纯正人格教育，才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这是真正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教育。

可以这样说，正是这段教育初步构建起了中国教育的精神：脚踏泥土，融进民众；播种理想，改造生活。

一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舍身于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道壮观风景。他们的足迹颇多昭示：教育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该怎样办教育？现实教育与古老传统有什么关系？中国教育与西方文明有什么关系？等等等等，这些大师对此都有很具体的思考、很成功的实践，与现在的教育有诸多相通之处。当现在我们才来追寻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时，就会感到很深的遗憾：为什么这么迟才做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么久无视这片“黄金地段”？这让我们走了多少冤枉路啊！

还有，对于当代教育工作者来说，一个经常性的困惑是角色定位问题。也许没有了救亡问题，教育的指向有所宽泛的缘故，大家很多时间纠缠一些技术问题、细节问题，而教育的本质问题，尤其是教育哲学问题，却被束之高阁，于是就自然出现角色定位的疑惑。很多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从事与心灵密切相关的灵魂工作，只是认为自己不过在做一种“为稻粱谋”的技术工作而已，同与机器或商品打交道没有什么大区别，自己的思维也因此变得程式化。笔者称之为教育工作的迷路者。追寻近代教育大师的足迹，不由你不思考这个问题，不由你对教育工作有个重新定位。或许，在这个追寻过程中，你会找到作为教育者的幸福冲动与智慧泉源。

到了开发这片“黄金地段”的时候了。也许马建强先生的这部《追寻近代教育大师》将成为这一工程“破土动工”的标志，其深入浅出的叙事，其提纲挈领的把握，其激情灵动的阐述，都能展示出马建强先生的治学功力和对中国教育的一往情深。读着这些文字，不觉已感到大师们的智慧和情怀所带来的震撼；追寻着大师们的足迹，不知不觉间自己对教育的责任也清晰起来——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人民，这是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