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3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每一阶段的战略部署和政策的出台，都与中国几代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和建言献策密不可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的中国发展出版社，为了记录和回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伟大历程，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王梦奎的倡导下，向读者倾情推出一套《中国经济学家改革文丛》，包括15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论集。本书是《楼继伟改革论集》。

这套丛书，是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继续推进这场历史性的社会变革而编辑出版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的伟大事业。经济学家是非常活跃和有贡献的群体。这套丛书各卷的作者，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亲历者和直接参与者，是长期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的经济学家。他们之中有改革开放之初已年过古稀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最年轻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有的主持或者参与过关于改革和发展重要课题的研究，有的参与过党和国家关于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人们所公认的。

作者自序

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制的建议

 (1985年9月)

对当前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

 (1986年3月3日)

论改革的运动形态和发展前景

 (1987年4月)

汲取南斯拉夫经验，避免强化地方分权

 (1985年)

关于我国全面推行增值税问题的探讨

 ——增值税改革应同价格改革配套进行

 (1987年12月5日)

论总需求、总供给、国民收入超分配

 ——兼论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之间的关系

 (1987年8月)

应长期坚持反通货膨胀政策

 (1988年)

企业自身所有制的现象、原因和出路

 (1989年)

中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改革命题

 (1992年)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

 (1992年11月)

三个关键环节的政策选择

 ——决定外汇改革的风险

 (1993年12月)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重建公有产权制度

 (1993年5月)

建立一个规范、有效的财政新体制

 (1993年)

中央：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地方：管理地区性经济社会事务

 (1994年3月)

中国面临的政策责任

 (1998年12月)

深化财税改革，强化财政管理

 (2000年2月26日)

中国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2003年8月)

构建与国际趋同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2006年2月)

中国改革：资源配置制度的整体跃迁

 (2006年5月)

关于效率、公平、公正相互关系的若干思考

 (2006年6月)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性飞跃

 (2008年3月)

中国30年财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2008年5月)

二、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地方分权

从70年代末开始，南经济发展出现了难以消除的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地方分权模式的发展是最为本质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维·扎尔科维奇今年9月曾经指出，南“在排除联邦集权主义的同时却产生了多中心国家主义”，而“多中心国家主义”是南发生“经济危机的最主要原因”。南地方分权模式的直接后果是：

从排斥市场的旧体制发展成为八个互相封闭的局部市场。地方既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又掌握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必然导致互相封锁。全国统一的市场并没有形成，价格不合理的痼疾并没有解决。南到现在仍是能源、原材料和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尤其是深加工的工业品价格偏高。

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结构矛盾不断扩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基本上不搞基础设施建设，连教育、卫生、科技等社会基础结构的建设都靠自治利益共同体自己发展，致使基础设施薄弱。地方各级的精力主要放在建设小而全的经济上，尤其是都想建立自己的加工工业。封闭的市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与地方政府的封闭动机互为因果，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并使各地区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

总需求过度膨胀。地方过度分权模式加剧了地方投资膨胀，致使总投资规模过大，大量重复建设，花费巨额投资建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利用。南基本上没有薪酬控制政策，职工收人完全由自治利益共同体决定，致使名义收入增长过快。投资和消费的膨胀超过了生产能力，其后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率达70%～80%。过高的名义收入加剧了资金密集行业的发展，又导致大量失业，上百万工人流向欧洲劳动力市场。为了保持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不得不大量借外债，致使外债总额急剧增长。在地方分权模式下，联邦政府难以制定符合总体利益的外资政策和关税政策，又使宝贵的外汇大量用在增加国内消费的方向上。

联邦政府早已认识到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手中无权，加强控制的改革措施又受到强烈的抵制，因而回天乏力。在今年的宏观经济国际讨论会上，南改革执委委员巴伊特教授说：“80年代初，我们分析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开始认为是引入市场机制造成的，后来突然发现，不是市场的失败，而是我们对市场没有宏观管理，特别是没有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我们决定加强宏观控制，制定了《稳定经济长期纲领》”。这个纲领于1983年7月通过，但迟迟贯彻不下去。主要是因各地方政府之间利益矛盾很大，发达地区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致使各项具体法令难以通过。几年来，南在稳定经济方面成就不大，经济形势没有多少好转。

三、我国不要再走强化地方分权的老路

南斯拉夫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率先改革，他们的探索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实践是令人钦佩的。他们成功的经验是后来者的宝贵财富，他们遭受挫折的教训更应为后人珍重。巴伊特教授说：“我更希望你们从我们的经验教训中知道什么是不该做的。”

我认为，最不该做的事情是削弱中央的宏观管理，强化地方分权。这种危险在我国目前的改革中不是不存在的。旧的控制权力的逐层分解既简便熟悉，又有短期效果，极富诱惑力。但地方分权模式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旧体制的根基，其潜在的“配套”措施是将经济手段运用权也逐层分解，潜伏着微观混乱和宏观失控的危机。从各国的经验看，在改革初期，实行地方分权是不可避免的，舍此难以打破旧体制的僵局、暴露矛盾。要警惕的是不能把地方分权看成通向目标的理想过渡模式，更不能把其当做目标模式。旧体制的僵局一旦打破，就应主动建立宏观间接控制体系，逐步结束地方分权，不能就此滑下去，一旦滑下去就会逐步凝固化，很难收拾。

值得庆幸的是，中共“七五”建议明确提出，把放活大中企业、建立统一市场、宏观间接控制作为改革必须互相配套的三个基本方面。我理解这三个基本方面既是过渡模式的基本内容，也是目标模式的雏形，应按照这样的配套原则实行适当的分权。将微观决策权下放到企业，宏观的控制权集中在中央；市场是企业交换关系的总和，既是微观经济活动的协调器，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点；宏观政策主要通过直接调整市场参数，从而间接引导企业活动。地方政府和中心城市应主要抓好基础结构建设和改善市场条件。改革应向这种分权模式迈进。P30-32

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此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30年间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GDP年均增长10%以上，人均收入年均增长接近10%，而且在这个时期内基本没有大的波动。通胀率最高出现在1994年，按月度算通胀率超过20%，年度达到了18%，最低年份大概是1%，相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平稳的。

其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得长足的进展。我的头脑中有这样一些指标：在工业增加值中，国有以及国有控股的比重从1978年的80%以上，到现在大约占35%；农业方面，1978年国家控制几乎占100%，现在国有成分不到5%；在服务业，除了金融、通讯、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等领域是国有绝对控制的，在其他领域的国有成分低于10%。综合起来看，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并不高，只有30%左右，而且其中相当多是上市公司，已经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候的国有企业不一样了。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决策的自由，即个人决策的自由，价格基本上决定于市场。实际上我们目前90%多的商品价格都决定于市场。最近这个趋势受到一些影响，主要是受到一些外部冲击，在初级产品方面增加了一些管制，但不会很长时间。总之，我觉得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

再次，中国一直在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目前的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67%，这个指标可以说明我们的开放程度。美国的这个指标不及我们的一半，日本大概相当于我们的一半，德国大致与我们差不多。但德国有一个欧洲共同市场，他们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与我们是不能比的。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外，对于外方投资并没有过多的限制。最近大家在讨论，对外方投资项目涉及行业垄断的是不是要多加控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外部压力触发的，特别是中国对外投资的时候受到国际上的保护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国家以涉及国家安全为名，运用各种机制予以否决，催动了中国这种倾向。

还有很多指标，比如贫困人口减少、城市化率的提高，农村人口比重从占80%以上到现在大约占50%，每年1000多万人从农村到城市。所有这些指标，表明30年来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原因很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实际上是我们采取市场经济体制的胜利。

回首改革开放30年，就我个人的最大感受而言，我认为是危机推进了改革，试验开辟了市场取向的改革道路，而且是成功的改革为自身开辟着道路。

在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上，我们进行了几步关键的改革。1993～1994年是建立市场经济框架的关键时期，这一次改革也是危机驱动的。当时通胀达到20%，社会出现不安定因素。因纸币告急，按当时全部印钞机的印刷速度已来不及供市场使用，曾考虑是否要印1000元和500元面值的钞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从改革初期30%下降到1993年10.7%，无力通过财政政策抑制通胀局面，金融体系相当混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职能不清，货币政策没有收紧的机制，很难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宏观经济稳定。严重的通胀局面使得国际收支状况恶化，1992年底外汇储备只有200亿美元。用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面对改革必须经受的重大利益调整，社会各方面并没有像1978年那样的改革共识，但中央决策者非常坚定，遵照1992年确定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解决困难，推出了建立市场经济框架的一系列改革。一是坚定实行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一步把汇率调到接近均衡汇率，当时是1美元兑8.7元人民币，1年之后降到8.3元，同时解除了外汇使用的管制，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改革半年后，外汇储备就增加了100亿美元，增长了50%。二是改革了税收制度、财政制度。我们引入了与欧洲相近的税收制度，主要用增值税替换了产品税，将对每次流转都征税、税目有80多种的产品税，改革为按增值征收、只有17%和13%两个税目的增值税，把税务混乱的局面改变了。同时改革了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三是改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使中央银行不再做商业银行的业务，把商业银行的非银行职能剥离。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创造了奇迹，当时GDP增长10%左右，但通胀两年后降到5%左右。东欧国家也引入了增值税，但都出现了通胀，我们却以这种办法抑制了通胀。经过这次改革，基本奠定了市场经济框架基础，奠定了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财政能很好地征集收入，使政府履行其公共职能；汇率改革支持了80年代初期以来的对外开放，使开放进一步持续下去，外商投资不再分国内外市场，国内市场也对他们打开。总之，这是危机触发的改革，取得了好的效果。

还有一次危机推进的改革发生在2002年，中国的东西部地区差异越来越大，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帮助那些贫困地区和贫困人民。对此，社会上不如中央政府感觉强烈。当时重要的改革是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由原来主要作为地方收入，改为中央占60%、地方占40%一，改革增加的中央收入全部用于帮助中西部地区，此后中央对中西部的帮助越来越大。这是一次非常大的利益调整，但静悄悄地进行了。外国同行们不敢相信，其他国家要酝酿多年才能完成的事情，而我们从决策到完成仅为一年。

危机还促使了中国政策调整。1993年治理通胀，1998年又遇上一次，但方向正好相反，是由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通货紧缩。当时我们分析后认为，IMF的紧缩政策完全是错的，我们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似乎在全世界反潮流，但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此后，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当时全国高速公路只有5000公里，5年内又增加了5000公里，其后又成为继美国之后高速公路里程是世界第二的国家。全面改造了农村电网，当时由于电网落后、损耗大，农村电价为每度l元，而城市电价为每度0.3元，改造以后最终实现了全国城乡同网同价。我们本想2—3年结束扩张的财政政策，不幸的是美国IT业的泡沫影响了全球经济，使扩张政策又多实行了3年，现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段历史说明，利用现代宏观经济管理手段治理通胀和紧缩方面，中国政府也找到了自己的路。

总之，东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不一样，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可能无法理解中国的一些词汇的含意。无论外界怎么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制度包括会计、税收制度，都在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人民在享受比较充分的经济决策的自由，社会高度开放，互联网很自由，对任何事情都有批评声音，包括对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每一个行动。当然也面临诸如收入分配差距、区域经济差异、环境污染、腐败现象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6，比美国都高。中国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有这方面的传统，一定要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在贫富差距大的现状。危机推进改革，没有危机就缺乏改革的动力。当然我不希望制造危机来推进改革，我们希望通过好的调整来减少危机，来实现中央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楼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