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研究视角上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进行解读：一是从国家权力建设的角度来分析它是如何结合每次运动而达致它对农村社会的动员和领导的；二是从基层政权及其人员组成、结构变化，以及基层干部行为趋向的变动来研究国家权力不断下移所带来的问题；三是从国家权力下移对农村社会造成的多层面的影响，来评估建国初期基层政权建设所遇到的现实困扰，以及政权建设要解决的实质问题。

为此，本书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交代晚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醴陵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演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农村社会变动；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土地改革、土改复查、查田定产等运动，逐步在醴陵县农村建立起自己的基层政权的，以及这种通过政治运动和党的中心任务来建构基层政权的路径，所引起的醴陵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动；第三部分考察党在经过土地改革后，是如何逐步改变原来的政权建设道路的。

民国时期，醴陵国民党的政权建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长期军阀战争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二是要应付1920年代兴起的共产党苏维埃运动。为此，国民党企图通过两条渠道来达到国家权力的下移。在制度层面上，它构建了区的组织、乡的建制。同时，为加强对农村基层的层层控制，又建立了形式多样的防匪组织。清乡队、团防队、保安团、守望队、常备队等组织，都是想在区、乡建制基础上进一步使基层政权军事化。保甲制度的推行，更是显露出国民党强化农村社会基层控制的野心。困扰国民党的是，它无法解决保甲制与乡民自治两者之间的紧张。“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真正意图照旧是为了强化国家的权力，自治只不过是它的一块遮丑布而已。可是，这种政权下移的实践，却由于实际运行中基层政权人员仍由旧有乡村势力(表现为土豪、劣绅)把持而出现了杜赞奇所言的“内卷化”命运。因此，严格说来，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并不成功。

1949年醴陵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政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了对农民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就需要进行乡村社会的动员和重建工作。开始，通过征粮支前、双减反霸、减租退押等运动，打破了旧有乡村中的传统势力，保甲制衰亡了。之后，党进行了民主建政和划乡建政。这样，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贫雇农分子发动起来了，乡村社会旧有的宗族、家族社会文化网络被瓦解了，国家权力下移到了乡村。在此基础上，为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党发动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中，党以农民协会作为联系、动员农民的组织载体。实际上，它已经成为醴陵农村中推行各项社会改革的领导机关。与此配套的是，土改工作队为加强同农民的直接联系，实行了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发动路径。在社会动员上，推行扎根串联、以点带面、波浪推进、重点突破、四面开花的做法。这样，农村中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动。体现在：诉苦会、斗争会，建构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强化了他们的权力观念；阶级的划分重建了农村社会新的权力网络和社会关系。从此，在社会地位上，阶级出身、经济地位取代了原来乡村权威基于知识、才能、财产、声望而获得认同的标准。农村中涌现了一大批出身低微、能积极响应政权号召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和骨干。他们经过同政权系统干部的交心和土改运动的锻炼逐渐上升为农村社会中新的力量。因此，土改运动不仅经由动员农民而完成了国家权力的下移，而且在极大的程度上完成了乡村社会的重组和乡村经济的逐步恢复。

过渡时期理论提出后，农村政权建设的方向发生了转向，原来作为政权依靠和动员的农民这时变成了要改造的对象。为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根除农村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党号召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从此，社会主义话语逐渐成为了农村中的主流和强势话语，政权建设路径选择上也由原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强调的几个阶级联合专政，转向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组织起来”，是要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来引导、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互助运动发展进程中，国家实际已面临着上级政策如何同基层相结合的问题。醴陵县互助运动较为清晰具体地呈现了地方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国家力量下移的不同思量。从它的实际发展看，国家通过党员规模的扩大、党支部的监控、基层干部工作队等渠道，逐渐在宣传的话语优势、互助组长人选的择定、互助组织的功能定位、互助运动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领导权。而且，运动中基层政权在策略上又把互助作为一个考量农民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指标。这样，随着互助运动的发展，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演变成为了一个准行政组织。对它本身要求的互利、调剂原则反而弱化了。以这种方针和策略来实行对农民的改造，必然在实践中出现许多脱离农民实际政治状况，以及过重依靠政权力量来推动的现象。这样，互助也就演化成了“强助”并最终同合作化同流并进。  由于主观上过分强调农村中“资本主义”产生的危险，导致了政权建设上要依靠贯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构建统购统销网络；促使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依托农业社管理委员会规划、引导乃至领导农业生产等方法，来最终实现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一方面使得国家的权力纵向上在原有的基础上下移到了社、队、组，横向上它的影响力深入到了农业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诸领域。醴陵县合作化运动中干部队伍的扩大；支部组织权力的掌控；党员、积极分子、骨干任务指标的量化；购销网络的组建等做法，就是这种权力加强的鲜明图像。因此，从国家与社会的角度上说，它摆脱了晚清民国以来基层政权建设上国家权力下移失败的命运，重构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但是，这种依托政权力量对农民的改造运动，也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困顿发展和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主义话语的符号化行为取向。这种互动，在醴陵所呈现的，不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态势，而是一种表面上认同而实际上紧张的生存性策略。因此，这种以铲除“资本主义”为旗帜，以防止农民滑向资本主义道路为目的的政权建设之路，只会在形式上形成全面合作化的社会主义表象，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困扰农业发展的难题。醴陵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农业社体制的软约束、农业人口的剧增、基层政权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倾向、各种责任制推行中的难局等都提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经走向了一条脱离其本质的发展道路。醴陵的个案显示，政权建设必须结合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民实际政治状况，如此，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革命与乡村》总序

本书摘要

导言

第1章 政权下移：国民党目标的落空

 第一节 民国初年醴陵乡村政权建设的混杂图景

一、晚清时期醴陵乡村政权的架构

二、旧基础既倒，新基础未立

 第二节 中共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初步展示：醴陵暴动与苏维埃运动

一、共产党的力量

二、醴陵暴动

三、开全省先河的苏维埃政权组织

 第三节 制度和实践的脱节 ：国民党基层政权建设的“内卷”

一、基层政权的下移：区机构、乡建制

二、防“匪”：强化基层控制

三、“寓保甲于自治之中”：外在形式与内在本质

第2章 基层政权的新格局：社会一政治结构的重建

 第一节 政权的变更：接管建政与干部队伍

一、接管建政

二、干部来源

三、干部待遇与结构

 第二节 支前委员会与保甲制：过渡组织的双重功能

一、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二、支前委员会：过渡性的政权组织

三、保甲制的衰亡

 第三节 乡村：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建

一、共产党的组织

二、县机构

三、划乡建政：乡村社会的重构

第3章 民主建政的难局农民协会的权力

 第一节 农民权利的行使：理论建构与现实语境的紧张

一、代表大会：社会动员的形式

二、民主建政：表达与现实之间

 第二节 肃清敌对势力的“镇反”与农民视野中的乡村政治

一、利剑出鞘：纯洁组织的“镇反”

二、农民视野中的乡村政治

 第三节 乡村权势力量的转换：旧有格局的打破和农民协会的权力

一、社会动员呈现的各种面相

二、从贫农团到农民协会

第4章 重组乡村权力结构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第一节 四步走策略：土改工作队的权力建构

一、土改动员的多重考量

二、土改工作队：重建乡村权力网络

 第二节 农民权力和国家意识的建构：诉苦、阶级的划分、新的政治精英的模塑

一、“诉苦”：国家观念的形成

二、阶级划分：权力意识的建构

三、政治认同：新的政治精英的模塑

 第三节 土改、土改复查和查田定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厘定

一、土改：乡村社会一政治结构的变动

二、土改复查：纯洁队伍，稳固政权组织

三、查田定产：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厘定

第5章 互助运动：基层政权建设的转向

 第一节 新的话语：组织起来

一、十字路口的抉择：发家致富抑或改造农民

二、怎样组织：从劳动模范到互助组

三、“组织起来”与农民政治

 第二节 互助运动：政权力量的助推和农民的反应

一、互助方式：组织力量的控制

二、互助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话语和党的力量

三、乡村选举的操作：干部、农民的思想和行为

第6章 合作化中的党、政府与农民

 第一节 统购统销：触及农民生产、生活的国家权力

 第二节 支部办社、阶级政策：根除“资本主义”因素

一、合作社的发展：基层政权的操略

二、农业社发展的真正动因和困扰所在

三、阶级政策：保证政权建设方向的关键举措

 第三节 农业社的权力：管理委员会和评工记分的推行

一、农业社组织权力的行使

二、干部与社员的权力：集体制下的劳动控制与管理

结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