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本书深入历史，为你全景呈现这一“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贵族时代”。

魏晋名士多疏狂放达，行为怪诞，王羲之尤甚，其坦腹东床、以书换鹅等奇闻逸事可谓妇孺皆知。本书从人文视角进行感性描述，为你还原一个特立独行又心怀天下、恃才傲物又谦顺博雅的王羲之。

某种程度上，王字代表着书法的最高成就，要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必不可绕过王字。本书精心挑选上百幅字帖，让你尽情领略那一片浩淼的“烟云水汽”。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耀眼的明星大师，他七岁从著名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十二岁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以后他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获得“书圣”美誉。

王羲之家世显赫，经历传奇。他出身于两晋时期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同时又少失父怙，在乱世中几经沉浮。所幸他为人放达通脱，为官清廉自律，终成一位名副其实的“魏晋名士”。

独树一帜的历史人物传记——序刘长春著《王羲之传》

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读刘长春先生《王羲之传》

家世与出身

童年、少年的苦学

从秘书郎起家

会稽内史

兰亭会

辞官归隐

仙游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

附录一：王羲之年谱简述

附录二：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一 家世与出身

在灿若星汉的书法史人物中，王羲之是中国最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这不仅是因为他变古创新地写出了“天下行书第一”的《兰亭集序》，而且因为他“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建立起王字帖学传统的经典谱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影响力可谓既深且巨。搞书法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学习过王字，或者直接取法，或者间接继承。我曾经写过《说不尽的王羲之》一文，说到“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的有力支撑”。“王字”，从内涵来说，指的是王羲之之字，或者指的是“二王”，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之字；从外延来说，凡是写王字帖学一路的书法，一般都可以称之为写“王字”。

王羲之的书法开创的是一种妍美优雅的艺术风格。这部传记尝试着述说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环境、风气、人物给予他的影响和他思想上的自觉。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因为曾经做过东晋的右军将军，又有“王右军”之称。又因为他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做官，宋人也有称他为“王会稽”的。

王羲之的远祖可以追溯到汉献帝时的谏议大夫王吉。王吉议论朝政得失，常常不给皇帝面子，却很得社会的认同。王吉与名士贡禹志同道合，当时就有“王阳在位，贡公弹冠”的民谚。敢于批评也许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还需要一个不怕逆耳之言、善于纳谏的皇帝。就像魏征遇上唐太宗一样，君臣合作，才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可是，王吉生不逢时，没有遇到这样的明主，反而被认为“其言迂阔”——一个读书人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因而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上耻过”而讨厌受批评，“上厉威”而权威不容挑战，所以王吉没有好日子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一气之下，不为五斗米折腰，王吉卷起铺盖回家，不干了。从此，王氏一门归隐，并定居于琅琊郡的临沂。

《唐语林校证》载：“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同出于周。琅琊之族世贵，号‘头王氏’；太原子弟争之，称是己族，然实非也。太原自号‘镂王氏’。”可见琅琊王氏门第在世人眼中的地位。

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与阳夏谢氏，并称“王谢”，而王谢几乎成为三国两晋时代高门大族的一个代称。那时的高门大族，既有世代做官，又有世代儒门，还有具备两种资格，既是高官，又是名儒的。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袁绍，振臂一呼，四方云从，被公推为讨伐董卓的盟主，一时兵多将广，权倾天下，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显赫的门第和社会关系：“汝南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

三国两晋时期，门阀世族享有种种特权。除了做官，婚配也依据门第的高低，士族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先择族，后选人，所谓的“门当户对”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并形成风俗的。执行法律也是“若罚典惟加贱下”(《南齐书·竟陵王子良传》)。他们占有大量人口，也占有大量土地。西晋的王戎(234—305)“性好兴利，广收八方田园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这个王戎即是王羲之同乡同宗的族伯，风誉扇于海内的“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司徒。在竹林七贤中，阮籍长王戎二十岁，可是彼此却成为忘年交、相得如同辈，何也？因为王戎善于清谈。阮籍这个人，其实是有济世之志的，眼界高，口气也大，当年他登上广武城——这楚汉相争的故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遂发了一通议论，说是“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竖子”好像指的是刘邦、项羽，李白也这样认为。可是，苏东坡另有一解，说是：“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入耳！”(《东坡志林》)  正始十年(249)，司马氏集团用阴养的三干死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夺取政权。随后，大开杀戒。起兵谋反者，杀；持不同政见者，杀；看不惯现状者，杀；发不同声音者，杀。格杀勿论，决不心慈手软，两把砍头刀的刀刃都卷了。当时的名士或是曹氏集团的亲信如何晏、邓扬、毕轨、丁谧、王凌、夏侯玄、诸葛诞、张华、嵇康等皆为“刀下鬼”。虐政屠刀之下。血沃大地，天下名士一时减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目的就是为了扫除称帝路上的一切障碍。从此，天下太平，一潭死水，人们噤若寒蝉，再也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咸熙二年(265)八月，梦寐以求、用尽心机、正准备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司马昭却一命呜呼，没有福气坐上龙椅。同年年底，傀儡皇帝曹奂(曹操之孙)被废，司马昭之子司马炎正式称帝，更国号为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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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读刘长春先生《王羲之传》

林非

长春先生从台州寄来还飘散着墨香的《王羲之传》原稿，我轻轻地取出文本，在炎热的天气中，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

长春先生既擅长散文创作，又精于书法艺术，由他来撰写这位“书圣”的传记，一定会才思横溢，笔底生花，在清朗隽永的文字之间，诉说出多少对于文化和生命的感悟。他于前年出版的《书家列传》，已经让我读得津津有味，颇受启发，时常盼望着能够继续读到他的新作。

正是在此种流连忘返的情绪中间，我读完了这部传记。一边仔细揣摩，一边击节赞赏，真佩服他把握历史和描绘人物的能力。他写出了一千六百多年前那段充满战乱和灾难的岁月。写出了王羲之骨格清奇的人格之美、孤高之美和书法之美。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在高门望族与名士显宦的生活圈子里，当儒学衰微、道家思想弥漫于人们的心灵之际，王羲之无论是为官、为人，是如何坚持自己人生的理想，如何发挥出自己天赋的才智，经过刻苦的磨炼，最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书法大家的命运和记忆，在我们的阅读中复活了。从时代环境的勾勒和渲染，直到人物性格的刻画与摹写，在长春先生的笔下。都显得多姿多彩，而又顺理成章．这样当然就容易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认同和喜爱，并且会深深地留存在心中，增添了自己对于华夏传统文明的理解。

读完了长春先生这部形象生动而又涵义深邃的传记之后，确乎是将我原来对于王羲之零星的记忆，很通畅和完整地贯通起来，还令我回忆起五、六十年前浏览《晋书·王羲之列传》和《世说新语》时的种种情景。“温故而知新”，应该说，这种阅读效果，完全要感谢长春先生如此灵动和成功的书写了。

在当时那种紊乱、残酷与幽暗的社会环境中间，正统儒学逐渐显出了自己迂腐甚或是虚伪的精神面貌，从而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于是主张自由解脱与放任无为的老庄哲学，开始得到广泛的流传。在这样充满了动荡和惶惑的时代里面，王羲之确实是一位很值得尊重的历史人物。他面对着到处弥漫的谈玄论佛的气氛。却很清醒地反对沉溺于清谈的风尚。他跟谢安诉说的一席话语，认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主张在当时“四郊多垒”之际，“宜人人自效”，真可以说是关怀现世的黄钟大吕之音。还有他那篇著名的《兰亭集序》，对于如何生存于人世的哲理，也怀着一种积极上进的心态。他虽然并不热心混迹于仕途，还屡次辞让，可是在官场任职之时，却经常上书朝廷，力争减少繁重的赋役，还开仓赈灾，十分关心民间的疾苦，真是难能可贵，堪称楷模。从入仕到辞官归隐，长春先生确乎成功地把握了一个孤独与强韧的生命的心路历程。他不是“脸谱化”地简单描写，而是深入到历史与时代中，写出了王羲之人性与内心的复杂性。

又因为王羲之生活在这样较为自由和旷达的社会风气之中，就更容易保持自己天真烂漫与不谙世事的本性。譬如当那位跟他早已存有嫌隙的王述在升任扬州刺史的时候，因为自己任职的会稽内史，就得受其管辖了，王羲之气愤难耐之际，竞丝毫也不顾设置地方官吏的惯例，派人去朝中请求，将会稽郡划离扬州刺史的管辖，而置于特地为其新建的越州之下。如此荒诞的念头，自然受到了诸多名士的讥笑。不过从这样的笑声中，却也见出他心灵的深处，蕴藏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品性。可是，长春先生不说“荒诞”，却说是“天真与幼稚”，还说“慌不择路的时候，谁都会有些可笑的举动的。我说王羲之‘幼稚’。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呀！”——这就是贴着人心的一种体恤，是“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一种感悟。类似这样的文字，在这部传记中是不乏其例的。

在长春先生的这部传记里面，对于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阐述和评价，自然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贡献。在那个人的自觉的时代。“这优美的自由的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长春先生又说：“时代给了王羲之一次机会，而且抓住了这一机会，在他的笔下，有些人认为不可能的东西变成了可能。”——这一论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通过反复比较、研究得出来的。这对于读者朋友的欣赏书法艺术来说，一定会具有借鉴和启迪的作用。同时，在书中印制得很精美的几十幅图片，正好就可以很方便地开始观摩与领悟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奥妙了。

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言，历史学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读长春先生的《王羲之传》，与“书圣”相见于悲欣交集处，使人思接干载，浮想联翩。好在我们已经打开了这本书，如果每一个读者都能读出自己心目中的王羲之，这是一桩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二○○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于北京静淑苑

想要写作《王羲之传》可谓“蓄谋已久”。所以，当香港三联书店的陈翠玲总编辑来电提起这话题的时候，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且把另一出版社约写的一部书稿压下来而重起炉灶。然后就考虑写作的思路和提纲，然后就把出版合约给签订了，然后就进入写作状态，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水到渠成般顺利。

这是我不断进入、反复、思考、理解，酝酿了四十多年的一本书。

记得七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学习书法，最初接触的两本字帖，一是欧阳询的楷书结字三十六法，另一是王羲之的《草诀歌》。我父亲说：楷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跑，你还是从楷书先学吧。就这样，我正襟危坐，拿起毛笔，从“排迭”、“避就”、“顶戴”、“穿插”人手，一日一纸，整整写了五年，枯燥乏味。《草诀歌》上说“草圣最为难”，却让人匪夷所思，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意思。可是那草书字字成龙真是充满着极大的诱惑力，有时我又禁不住背着父亲偷偷地临摹，被发现后却挨了一顿骂。很久以后我才领悟：书法与所有艺术一样都有其一套规矩，只有通过了规矩才能发挥个人的特长，写我、写心、写意。不然，信手涂抹，“龙飞凤舞”，纯是瞎胡搞，如日“书法”，则是自欺欺人。由于练的是“童子功”，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学校的黑板报上经常张贴着我写的字哩，因为这一鼓励，爱好书法的兴趣就更浓了。

“文革”时，红卫兵上门抄家，到处“破四旧”烧书，我挡不住心里的一种渴望，却在火堆里抢书。后来发现，它们当中竟有一册是王羲之《十七帖》的残卷。当时那种心情，真用得上老杜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还有几夜，月黑风高，我与另一位同学结伴潜入学校的储藏室(抄家后集中堆放着书籍)打着手电筒偷书，不知是风打林梢的落叶，还是什么的一点声响，令那颗忐忑跳动的心充满了不安、惊悸和惧怕。后来读了一点书，知道孔乙己说过“窃书不算偷”的话，也就自我安慰了许多。

我的视力本来极好，可以进入挑选“飞行员”行列的。十年“文革”在家，一边读书，一边练字，还用有光纸在碑帖上双勾、临摹，在古人那里是叫向拓的，结果搞成近视戴上了眼镜。春节了，家家户户要贴春联，我又因了一种鼓动在街上挥笔卖字，写的春联总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喜看稻菽干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都是毛泽东的诗句。那时天冷，没有暖冬，滴水能够成冰。可是，我的心头却是热的，不懂得寒冷。我的三位同学：王道鹤、祝鸿明、张士东，还陪着一起冒着风雪步行到家乡附近的几个小镇上卖春联。那时，倒不是为了一个“钱”字，我们都还只有十六七岁。少年不识愁滋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到王羲之。欧阳询与王羲之有什么联系？欧“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变其体”。曲径通幽，进入书法这座宝山，越深入，越曲折，越幽深，越不敢自以为是，越了解了王羲之的伟大。其实，何止一个欧阳询，中国书法史上许许多多伟大的书法家都是师出王羲之的。以唐代书家为例：虞世南得其宽和、褚遂良得其清朗、李邕得其豪挺、颜真卿得其庄严、柳公权得其刚毅……“几乎是无法统计，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曾经得到王羲之的福泽，并以此作为自己笔墨生涯的有力支撑。”——真是说不尽的王羲之。

二十来岁的时候，我还曾在王羲之的一本字帖的扉页上，用毛笔题写了这样一行字：“学尽长江水，半点像羲之”——只是记不清这是抄的人家的句子还是自己的心得。

随后，下乡插队、返城工作、补上大学这门课，随后是从事文字工作，当县长、局长，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放弃王羲之。不管怎么样，七十年代那段岁月和生活永远留在了我心中，那个“抢”书、“偷”书的刘长春也就永远和我在一起了。而我也喜欢和王羲之在一起，写王字，注定是我一生的追求。当艺术品成了商品，市场的这只“魔手”，日益使书法失去优雅的心态和高洁的情操，正在沦落为货币的代名词。当“书法家”们标榜润格而互相炒作的时候，有人曾索要我的润格，我说：平生卖文不卖字，除非到了需要用它换取面包的时候。因为王羲之曾对我说：不能流俗。在他眼中，书为心画。金钱换不了心画。

现在，真正要写作我的《王羲之传》了，正是感慨万千。不惟是王羲之其人其事，而且因为我的理解和诸多想法。多么向往，重聚兰亭，邀群贤毕至，请少长成集，能够浮一大白，与王羲之等一起举觞话当年，然后联床夜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传记文学，不同于文学的其他体裁，像小说、像戏剧那样，可以虚构。传主的史料是主体、是基础，文学的发挥是有限的、有边界的。蔡元培先生曾言：“研究史学，首当以材料为尚。”真是极有见地的话。我还记得钱钟书先生曾经这样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人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同，记言特其一端。”(《管锥编·(左传)·左传之记言》)就像造一幢房子，史料不仅仅是“砖瓦木材”，而且是万丈高楼的“地基”。作家如同木匠石工，干的活计是砌墙盖楼。如果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在这幢房子的东南西北各开一扇窗户，好让空气流动起来；或是顺便构筑一条小路，为了使人能够顺利地进入。

王羲之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时代造就的。毫无疑问，王羲之也因此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成为一个思想极为复杂，内心极为痛苦，精神极端自由和富有创造热情的人。在他的身上不仅有老庄的道家思想，而且还有儒家、墨家思想，甚至受到道教、佛教思想的影响。他的人格的孤高之美、行为的优雅之美、书法的潇洒之美，在那个时代是十分突出的。因为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就难以用确定的因果律和一以贯之的逻辑加以把握。所以索隐探微，补充历史的残缺，将已经消失的人物和事件复原出来，若见其人其事其场景，则要做到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现在回过头来看，在我的阅读和写作的全过程中，得之也有，失之恐怕也有，惟恨身无彩凤双飞翼，只有相思无尽处。

阅人、阅书、阅史、阅天下，我太需要一种感觉，自己的感觉。没有感觉，抓住了什么就是什么，大概就像瞎子摸象一样的盲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王羲之传》，对我确实是一种新的考验和测试，“死读书”的笨功夫和“活读书”的感悟力，既要走进去，又要走出来。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理解，作为现代人的我，也就是历史中的我，我同样生活于呼吸在过去的那段历史里。走进王羲之，走进了那个时代，经历着他曾经经历的一切，与他的灵魂一起，欢乐、忧愁、痛苦与歌哭……然后，又要能够走出他的人生，让伟大而又高傲的王羲之回到我们身边，告诉我们他的人生所思所想与成败得失。这就是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我的这本《王羲之传》。

德国作家茨威格曾说：“形成雏形的第一稿誊清以后，我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就是浓缩凝炼、巧妙布局的过程，这项工作我可以一做再做，无休无止。”文章不厌百回读，好文章是推敲出来的，是改出来的。像李白那样“笔落惊风雨”的天才总是少数。《王羲之传》的写作情形也差不多，初稿写成后，我曾经修改了一遍又一遍……有时，夜深、梦中、睡醒，想到了一段话、一个句子，生怕明日忘了，又赶忙爬起来，一次又一次做修改。这样激情的写作，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想不到，几十年以后又重新被激活，又回来了。稿子打印以后，我又曾分寄文学界和书法界的朋友，请他们看看，还有什么批评和意见。著名书法家卢乐群兄披阅全书，提出了若干修改建议。西安《美文》的执行主编穆涛兄一见钟情，很快在《美文》连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好了。现在书稿已经定夺，就像送闺女出嫁一样要送给出版社出版了。在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忽然又想到了已故旅法学者熊秉明先生。他曾在《书法和中国文化》中说到：“中国文学家李、杜、韩、柳、陶渊明、王维……有许许多多研究，有传、有年谱，但是历来公认为最伟大的书法家没有一本传……在我，实在是一个谜，当然这个谜，与其说是谜，不如说是不幸的事实，值得大家想一想的。”他生前的这个遗憾，现在由我来作一个弥补。不揣浅陋，却意在抛砖引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读者识我，并给予批评和指正，则是让我感到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末了，我还要道一声谢，感谢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林非先生，以及浙江大学的教授陈振濂先生，他们作为中国当代散文界与书法界的两个代表性人物，冒着酷暑，热情地为拙著撰写的十分漂亮的序言。

是为记。

刘长春

二○○七年十月六日 在台州

如果说游名山、读奇文、见伟人可以养我们的浩然之气，刘长春的文章论说的是伟人和名帖名迹，一并读来，实在是开卷有益。

——贾平凹(著名作家)

长春兄为括苍一名才士，亦好议论，文辞高华，盛名天下。文章之余留心书法，神采斐斐然一如其文，大有“亦狂亦侠亦温文”之风。善画进而论书，且由书及人，兼涉史事，皆卓然成一家之言。

——朱关田(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刘长春的散文把书法和人、事、命运、性格和历史等等结合起来，从这里能够感到死的书法已经激活起来了……书法这种东西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灵秘密，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我们民族集体的秘密，中国传统文化的秘密可能在书法里面。

——张新颖(著名文学批评家)

作为史家，他用书法史话形式把历史人格与书格的互文作为品评视角，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的范式；作为书家，他以文学的话语方式演绎传统书法的气韵、神形，使得书画、诗文兼备具有典型的审美意蕴；而作为散文家，书、史、哲与历史人格的完美在场统一，使得历史文化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美学天地。

——葛红兵(著名文学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