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执政者，他们在历史大潮流中叱咤风云引领风骚，他们在结局惊人相似，他们最后都非正常死亡……是偶然，还是必然？是非正常，还是正常？于今朝，于从政，于做人，有多少借鉴与教益！

历史具有多个侧面，仅看宰相之死，恐无法看清历史全貌，但不可否认，“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的宰相，非正常死亡，对于历史全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身为宰相，或受刑，或被杀，茖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其深层原因，不仅对我们透析历史深层规则大有裨益，更可使我们从中破解人性的密码。

宰相从春秋时代开始产生，到秦朝建立正式确立，等到皇帝下台，宰相当然也就没有了，可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奋进历代数百位宰相，贤愚各异，有忠臣、能臣，也有大奸大恶。本书所选择介绍的十五位宰相，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有种种形式，也并不仅仅这十五人而已，但这十五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死，并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喜剧，同时也牵动着时代的脉搏，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联。

前言

商鞅：作法自毙

李斯：东门黄犬

窦武 陈蕃：党锢之祸

费祎：宴前血案

王衍：清谈误国

司马元显：少年宰相

长孙无忌：立后之怨

杨炎：大贤大奸

韩侂胄：投机罹祸

文天祥：取义成仁

阿合马：袖锤除害

脱脱：一杯毒酒

胡惟庸：胡蓝奇案

和珅：千古巨贪

牵着黄犬出东门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秦朝的首都咸阳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大群人被士兵押到集市上，有被腰斩的，有被砍头的，有被绞死的，哭叫声、惨嚎声惊天动地。咸阳的百姓们看到这一幕，心中全都如喝了冷水一般冰凉，他们预感到秦始皇所建构的这个大秦帝国，已是大厦将倾，再难以挽救了。

其实秦法本就严苛，秦始皇又为人残暴，在咸阳集市上行刑杀人本是常有的事情，等到始皇帝驾崩，二世胡亥继位，这位新皇帝没有他老子的雄才大略，杀起人来可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手软。上起二世的兄弟姐妹、始皇留下来的朝中重臣，下到小吏和黔首(秦朝称百姓为“黔首”)，哪月不杀个十家八家的，咸阳城里的居民早就司空见惯了。然而这年七月问所杀的人，本身实在太不同凡响了，所以才会引发人们如此巨大的内心震动。

这天所杀的，乃是左丞相李斯的全族。

李斯被诬告谋反，关在牢里好几个月，他想要上书为自己辩解，奏章却根本递不到二世的手里。最终判决李斯妄图谋反，证据确凿，二世下诏把他腰斩于咸阳城的集市上，而李斯的家人、亲戚们，株连三族，也全都被处决了。

据说李斯被士兵们从监狱里押出来，他看到了同样被五花大绑的自己的第二个儿子，不禁老泪纵横，回想往事，无限的懊恼和自责。他对儿子说：“我还记得在你小时候，咱们还住在上蔡城里，我经常带着你，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逐野兔……往事就像梦一样啊，这种闲适安宁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李斯的儿子听到父亲提起往事，也不禁号啕痛哭。父子两人泪眼相望，知道这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了。

很快，这位辅佐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天下，为秦朝的创建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的大丞相李斯，就被杀死在了咸阳集市上。腰斩本是一种很残酷的死刑，也就是用大铡刀把人齐腰切成两段。遭受腰斩之刑的犯人不会马上死去，往往要忍受相当长时间的极度的痛苦，甚至半截身体会在地上打滚，嘴里吐着血沫，发出凄厉的惨嚎声。据说生命力比较顽强的人，在遭受腰斩之刑后拖上数个时辰才会咽气。

李斯是秦王朝的栋梁之臣，他的死亡，无疑会使咸阳城内的居民们对这个日薄西山的大帝国彻底失望，认定天下大乱的局面再也无法阻止了，国家的灭亡也无法挽救了。不过假使李斯并没有被诬下狱，也没有被杀，他就能独立支撑即将倒塌的大厦吗？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此时的李斯，已经不是辅佐秦始皇扫荡关东的那个意气风发的、强势的臣子了，他已经老朽而昏聩，甚至可以说，他本身对于秦朝的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李斯之死，完全是咎由自取，虽然是被诬陷的，其实并没有谋反之心，但他仍然死有余辜。

厕鼠和仓鼠

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根据他早年间的经历，以及日后所写的一些奏章中可以判断出，他的出身并不高贵，很可能不是上层贵族，而只是一名普通的“士”而已。战国时期的士和春秋时期已经大为不同了，原本的士都是指世袭贵族和武士，战国时期则有很多自由民混杂入其中，一般情况下，只要家有恒产，熟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就可以被称为“士”。

战国时代，很多诸侯国在部分地区开始打破传统的采邑分封制，而施行郡县制度，李斯的家乡就划归上蔡郡管辖。年轻的时候，李斯做过上蔡郡的小吏，也就是中低级的办事员。以他的身份来说，除非机缘巧合被君主看中，或者立下军功，还有可能升为中级官员以外，很可能会老死在这个没多大权力，更没有影响力的职务上。

然而李斯却与他的同僚们不同，他虽然年轻，已经心怀大志，想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而大事业该怎样起步呢？李斯偶然从老鼠身上得到了启发。

郡中小吏们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宿舍旁的厕所里经常有老鼠蹿来蹿去。李斯发现那些老鼠又脏又瘦，看到上厕所的人和找屎吃的狗就惊慌地四处躲避。“真是太惨啦，”李斯从老鼠联想到了自己，“可是我们这些小吏，又穷困又没权，见到上司就像厕所里的老鼠见到人和狗一样胆战心惊，我们在人世的处境，也实在高明不到哪里去呀。”

过了几天，李斯受命前往仓库去查点存粮，他在仓库里却又看到了几只老鼠，和它们住在厕所里的同类截然不同。这些仓库老鼠整天偷粮食吃，养得肥壮硕大，因为仓库里很少有人进来，更别说狗了，所以它们没有天敌，活得非常舒适。

李斯恍然大悟：“人的成就高低，也和这些老鼠是一样的道理呀，关键是外部的环境。身处合适的环境中的人就能够发挥所长，节节攀升，好像仓库老鼠一般；身处糟糕的环境中的人就毫无出路，日益沉沦，好像厕所老鼠一般！”

李斯认识到，上蔡郡，甚至整个楚国，都并非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不能使自己发挥才能，更不能使自己飞黄腾达。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小吏的职务，决定离开故乡，去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宏伟天地来。

想要出人头地，首先就必须充实自己，因此李斯拜到了当时的大思想家苟况门下，潜心向学。荀况原本属于儒家体系中的人物，但他的思想已经和传统的儒学大不相同了，对应战国乱世，诸侯交相攻伐的局面，苟况的思想日益实用化，逐渐向法家转变。荀况主张抛弃对传说中的圣君的缅怀，提倡“强本而节用”，最终建立“一天下”、“一制度”的集权国家。当时苟况的门生弟子很多，除了李斯以外，还有韩国的公子韩非，都算是他的得意门徒。

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斯终于拜别了老师苟况，打算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然而自己该到哪里去呢？要回楚国吗？在战国群雄中，楚国的制度最为古老而且腐朽，贵族们依旧把持着政局，出身低微的人即便才能出众，也很难冒出头来。除了楚国以外，齐、赵、燕、韩、魏等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某些国家虽然比较注重人才的发掘、培养和任用，但当时天下大势已定，关东诸国日趋衰弱，被西方的强秦打得抬不起头来。

只有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就更注重个人的能力而非出身，大量录用身份低微的有才之士，李斯认为那才是他可以施展抱负的真正乐土。况且秦以一国之力对抗关东六国，仍然每每处于上风，辅佐秦王强盛国力，最容易达成老师荀况“一天下”的理想——那本身也是李斯自己的理想。

就在这种考虑下，李斯整顿行装，千里跋涉来到了秦国，拜在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下做了食客。P21-24

开宗明义，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何所谓“宰相”？

我们平常所说的“宰相”，其实并不是正式的官职名称。细查中国五千年历史，职官称为“宰相”的，只有辽代的北面官(管理非汉族事务的系统)有南北两府，首脑为南北宰相，除此以外，各朝各代都无宰相之官。然而虽无宰相之官，却有宰相之名——所谓宰相，是指辅佐国君、统筹大政方针的官职，而其正式官名，并不必叫做“宰相”。

宰相之名正式产生是在战国后期，《韩非子·显学篇》说：“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这种职务而非官名的正式诞生，也大致是在这个时期。夏、商时代，辅佐君主的是巫史。西周和春秋时代则是公卿，都来源于贵族，甚至可以世袭，不能算是宰相。从春秋时代开始，部分诸侯国开始设置非世袭的最高辅佐官，比如楚武王所设的“令尹”，齐桓公、秦穆公所设的“相”，都是宰相的雏形。

“宰”的本意，是指君主的管家，而“相”则是指辅佐。战国时代，各国的宰相名称很多，比如“相邦”、“相国”、“丞相”，等等。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宰相的正式名称定为“丞相”，有时也分为左右．即“左丞相”和“右丞相”，如由宦官担任此职，则称“中丞相”——比如赵高。

西汉初年，延袭秦制，但另设“御史大夫”一职作为副宰相。后来汉武帝为了制约相权，起用一批儒生担任丞相，处理日常的行政事务，而将政务中心转移到内廷，此后的丞相即空有其名，却非真正意义上的宰相，而内延的尚书台却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新的政务中心。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如由宦官担任则称“中书令”，有时还以地位较高的官员加上“领尚书事”、“录尚书事”等头衔负责尚书台事务，这些官职逐渐变成了新时代的宰相。

东汉不设丞相和御史大夫，而以太尉、司徒、司空并称三公，作为朝臣的领袖，也即名义上的宰相。《后汉书·仲长统传》中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所谓“台阁”，指的就是尚书台。

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曹操等人恢复了“丞相”或“相国”的官职，后来三国时代的吴、蜀沿袭其制，都是真正名实相符的宰相，甚至往往权力更凌驾于君主之上。魏晋以后，尚书台的地位稳步上升，逐渐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改称尚书省。尚书台或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副长官尚书仆射，权限与秦汉的丞相相等，成为真正的宰相。尚书省既然独立出来了，那么内廷就另设中书省，以代替过去的尚书台，中书省的长官中书监或中书令，其实也是宰相——这时候的中书令，就不一定由宦官担任了。此外，南北朝时又出现了一个名叫门下省的机构，掌管机要文件，其长官侍中也可能具有宰相之权，北魏就俗称这个官职为“小宰相”。

隋唐两代设三省六部，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其长官都是宰相，副长官都是副宰相。然而宰相太多，决定难下，唐代就规定不加“同中书门下平(读如骈)章事”这个称号的三省长官，就不算是宰相。同时，某些官职较低的官员，还可以通过加上“参掌机事”、“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等称号行使宰相的职权。比如魏征，他在担任秘书监的时候就加“参预朝政”衔，可以算是太宗朝的宰相。

到了宋朝，情况又有所改变，三省长官都不参与大政方针的决定，都不是宰相，另外设置内中书省，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的正式名称，“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的正式名称。元丰改制以后，称号变得极其混乱，比如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等，甚至一度恢复了左右丞相的官职。

辽代官职分管理汉人事务的南面官和管理契丹等民族事务的北面官，很少有统筹全国的君主辅佐，所以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宰相。金代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西夏以国相为宰相；元代则以中书省的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为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明朝一开始沿袭元制，后来朱元璋废丞相之职，也等于废除了宰相之位，大政方针都由皇帝一把抓。不过这种局面终究无法长久，皇帝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原本的顾问官即文渊阁大学士职权范围日益扩大，仁宗洪熙朝以后逐渐演变为新的宰相。不过明朝阉宦横行，宰相职权经常被司礼监秉笔太监所篡夺。

清朝前期基本沿袭明制，到了康熙朝，加“南书房行走”名号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雍正朝设军机处总领政务，此后“军机大臣”就变成了宰相。

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宰相是一种职务，而非正式官名，历代掌宰相职权的官职，沿革变迁，非常复杂。《历代宰相录》整理了近七百位宰相，但其实这些宰相中，可能还有一些虽有宰相之名，却并没有宰相之实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文渊阁大学士”的称号也往往授予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臣，但其实他们大多七老八十，根本就不管事了。

只有真正辅佐君主，进行大政方针统筹的，才能被称为宰相。汉文帝曾经询问右丞相周勃：“全天下每年处理多少案件？”周勃回答说不知道。文帝又问：“全天下每年钱粮收支是多少？”周勃还说不知道。文帝不满意了，改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回答说：“这些问题，各有所司，陛下请去询问延尉和治粟内史吧。”表示宰相根本就不该负责具体事务。汉宣帝的时候，邴吉为丞相，出门看见路上有斗殴而死的人，问都不问，看到有头耕牛气喘吁吁，倒急忙下车来查看。从属问他为何轻人重畜。他回答说：“老百姓斗殴，自有长安令、京兆尹等地方官来管，宰相是不管这些小事的。现在还是春天，气候不会太热，可是这头牛却不停地喘气，我恐怕是天气有所反常。身为宰相，当然要管调和阴阳，总揽全局喽！”

这说明宰相有可能偶有兼职，但长时间负责具体事务的，未必是真宰相。而且宰相并不一定是朝臣的领袖，真正资格老、威望高、官位也高的，其实倒未必是宰相。尚书令最初品级很低，大学士最初不过七品，而且一直到明朝终结也还不是一品。清朝倒是正经把大学士列为一品了．然而没多久大学士也被从宰相的位置上扒拉了下来。

我写这本《中国宰相的非正常死亡》，首先就要把那些“假”宰相，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实的朝臣都摘出去。比如东汉时代，朝臣名义上的领袖是三公，也即太尉、司徒和司空，但实际掌握政权的往往是大将军，大将军是武职，是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有他需要具体负责的事务，所以如果大将军不加上“录尚书事”，兼任尚书台也就是内朝的首脑，他和三公相同，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

权倾朝野，凌驾于君主之上，虽名为宰相，实际干的事情和皇帝没区别的家伙也必须排除掉。比如汉朝末年的宰相是谁？从官位上来考虑，可以有两个备选，一是丞相曹操，一是尚书令荀或。然而曹操是当时的权臣，他这个宰相和帝王毫无区别，荀或则主要辅佐的不是皇帝而是权臣曹操，所以两个人都只能被剔除掉。

最后，再把宦官们都剔除。除了秦朝宦官可以为宰相——是为中丞相以外，历朝历代都很少把宦官算作正式的朝臣，甚至明文规定“宦官不得干政”。宦官掌握宰相的职权，虽不罕见，在制度上却是特例，更不能够把他们都算作是宰相。

相权与君权的斗争，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时代。历朝官制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三天两头在变，这是因为君主不能没有主要辅佐者，不能没有宰相，但宰相的存在往往制约了君主的行动，君主就会故意弱化其作用，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内廷另设一套班底，以分宰相之权，或者分置多位宰相和副宰相，使他们任何一个都无法威胁到君主的专断权。

从秦汉到唐宋，以丞相为宰相到变成以尚书令为宰相，进而以加某些特定名号的官员为宰相，正说明了君主另设班底以分宰相之权，然而这些新班底却又逐渐演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宰相，这恐怕是最初设置这些新班底的君主所料想不到的。君主一人智力有限，历代君主贤愚也各不同，有能力的君主在位的时候，往往并不需要宰相，而当换上一个没能力的君主，没有了宰相他就寸步难行。因此宰相制度总是存在的．也总是在改变着的。

不过君主是世袭的，宰相却非世袭，因此普遍认为有能力的宰相要比有能力的君主为多。封建时代士大夫对于太平盛世的理想，就是君主只要有德行就行了，不必要有能力，这样可以依靠有能力的宰相而“垂拱而治”。这个理想固然很好，。然而君主如果真的啥都不管，宰相一人说了算，又会引发相权的膨胀，最终宰相变成权臣，君主被完全架空，所以历朝君主都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君权离不开相权，然而又要限制相权，相权是君权赋予的，然而又要制约君权，相权和君权的斗争，就此延续数千年，引发无数在今人看来很可悲或者很可笑的历史事件。在这种背景下，不得好死的宰相也就为数多矣。

宰相从春秋时代开始产生，到秦朝建立正式确立，等到皇帝下台，宰相当然也就没有了，可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历朝历代数百位宰相，贤愚各异，有忠臣、能臣，也有大奸大恶。本书所选择介绍的十五位宰相，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得善终。不得善终有种种形式，也并不仅仅这十五人而已，但这十五人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他们的死．并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喜剧，同时也牵动着时代的脉搏，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紧密相联。

历史是具有多个侧面的，仅看宰相之死，恐怕无法看清历史的全貌。但不可否认，“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抚万民、明庶物，外镇四夷诸侯，内使卿大夫各尽职务”的宰相，其不得善终，对于历史全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而从较小的角度来看，身为宰相，或受刑，或被杀，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无论是看历史，还是学做人，本书都希望能给读者以一定裨益，一定启发。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这本书就是成功的，否则，哪怕文字再华丽，如天花乱坠，终究也不过是水月镜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