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这一短兵器,几乎与中华民族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在漫漫沧海桑田中。剑,浸润、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翻检它的历史册页不难发现,剑,作为“百兵之君”,不仅仅是一种兵器,亦曾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王权的象征,甚至是溶入中华民族血脉的崇尚侠义精神的象征。本书全面讲述了剑文化和剑的发展历史。
剑、菊、琴、棋、酒一中华千古文人的特定符号,承载着中华文人们千年的希冀,千年的无奈,千年的洒脱……
沿着历史文化的链条,翻检几乎与中华民族走过同样久远岁月的百兵之君——剑……
含光、承影、宵练、龙渊、泰阿,一把把充满神秘色彩、令人驰骋着无限遐想的宝剑;
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一个个传承千载、令人荡气回肠的剑与剑客的故事;
越女剑、吕洞宾纯阳剑、张三丰武当丹派剑术,一则则亦真亦幻、亦虚亦实的流传于民间的剑与剑术的离奇传说……
剑,那份阳刚与儒雅,那份理性与诗意,以及它所彰显的崇尚侠义的精神,完成着中华千古文人完美人格的追求与憧憬。
中国古籍中有关用剑的记述出现较晚,最早明确记载用剑的是写成于东周时期的《左传》,文献所记三代用剑的事例,也只以周初为最早。在20世纪初期,许多严谨的学者由于见不到夏商用剑的材料,而对后人所记西周用剑之事持怀疑态度,因而认为西周以前,中国无青铜剑。随着20世纪中叶以来青铜时代考古的巨大进展,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得不改变固有的观点。目前知道,至迟在商代中晚期,古人就已经以铜铸剑。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称商周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贵族国家对外掠夺、对内镇压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武器的发展与改进就格外受到重视。这一时期武器的进步,是与青铜冶铸业的发展紧密相联系的。
青铜不但可以制作多种生活用器,而且也可以制作青铜武器。青铜就是铜、锡或铜、铝的合金;或铜、锡、铝三种元素的合金。青铜制作的武器远比非金属武器使用方便,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在制作青铜制品中,由于铜加锡或铝的比例不同,致使合金硬度也不同。青铜武器需要坚韧、锋利,因而就比制作容器等器物多加锡或铝。关于制作不同种类青铜制品的合金比例,在《考工记》中已有明确的记载。
青铜剑的起源与发展,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孕育过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内蒙古草原地区发现了一批商代中晚期的青铜短剑,曲柄短剑是其中最重要且极富特色的一个类型。这种铜短剑都是整体合铸而成,剑柄略微弯曲,柄首做成兽头形或铃形;茎呈椭圆形,饰几何纹,个别剑的茎部并有长条形镂孔;刃身呈宽叶形,茎与身相交处向两侧各凸出一个突齿,起格的作用,通长一般为20~30厘米。其年代大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迟在公元前12世纪已经出现。从出土的短剑实物看,其铜质较优、形制规整、铸造精细,不少剑仍颇为光亮,很少锈蚀,体现了较高的制作技艺。这说明在此之前,青铜剑应有一个发展过程。
北方草原地区还出现了一些直柄式的青铜短剑。20世纪80年代初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朱开沟遗址发现一件直柄青铜短剑,长约25厘米,剑格呈双翼形,柄首呈圆环形,茎部缠绕细绳,以利握持。从出土地层和伴出器物判断,年代有可能早至商代中期。就具体器物的绝对年代来说,这应是中国境内已知的最早一件青铜剑。
商代晚期前后流行于中国北方的两种类似的青铜短剑,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发现。蒙古南戈壁省巴彦塔拉县第四乡曾出土一件曲柄剑,柄首雕铸野羊头像,茎部装饰横格纹和锯齿纹,俄罗斯布利亚特科托克利湖畔以及外贝加尔赤塔州也曾发现类似的羊首曲柄铜短剑。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的米奴辛斯克盆地曾出土多件直柄剑,柄首呈环形、蕈形或铃形、翼形格,茎部或有长条形镂孔。它们的年代均不早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出土物,一般认为是从中国北方传去的,或是接受中国北方地区影响的产物。
《史记·周本纪》曾记载,武王伐商,攻入朝歌时,纣王已经自焚而亡,武王遂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这段话又见于《逸周书·克殷解》,但后者写作“轻吕击之”。轻吕应是剑名,轻剑或是省称。《周本纪》又记,武王灭商后,告祭于社,“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对于古籍中的这些细节描述,过去人们往往不敢确信,但考古发现揭示,西周初期,中原地区已经出现早期的青铜剑,周人确曾较多用剑。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