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是笔者张曙光1999～2002年在一些报告会、读书会和研讨会上的讲演和发言，主要包括：企业家如何著书立说；就业问题和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农村经济决策权的变迁；美元与人民币：中美倾向政策比较谈；兄弟之争：中国转型中的政府制度竞争；第三部门的成长对21世纪中国的影响等。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是笔者张曙光1999～2002年在一些报告会、读书会和研讨会上的讲演和发言。其中，一部分是先做讲演，然后根据发言写成文章；一部分是先有文章，然后再去做讲演，有两篇是根据讲演记录整理成文。

《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收入的30篇讲演和发言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企业、企业家以及人力资本和债信文化问题，二是关于农村以及公共政策问题，三是关于宏观经济运行以及财政和金融体制和政策问题，四是关于经济学主要是制度经济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五是关于学风的问题。

第一讲 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

第二讲 企业家如何著书立说

第三讲 企业游戏与游戏规则

第四讲 企业投融资问题为什么重要？

第五讲 为什么要提出和讨论债信文化？

第六讲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第七讲 人才：Made in China

第八讲 就业问题和人力资本投资

第九讲 中国农村经济决策权的变迁

第十讲 农村健康服务应由谁买单？

第十一讲 从劳动力自由流动到人口自由迁徙

第十二讲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宪法权利

第十三讲 中国宏观经济大家谈

第十四讲 美元与人民币：中美倾向政策比较谈

第十五讲 钱畅其流：疏通货币传导渠道

第十六讲 放开货款利率，此其时矣！

第十七讲 凯恩斯主义是有用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

第十八讲 券商上市：圈钱乎？――在回顾中重新评价

第十九讲 国有股减持新思路：股票期权、职工持股

第二十讲 应当树立什么样的财富观？

第二十一讲 为香港的繁荣进言

第二十二讲 如何测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

第二十三讲 兄弟之争：中国转型中的政府制度竞争

第二十四讲 如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制度

第二十五讲 如何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活动

第二十六讲 第三部门的成长对21世纪中国的影响

第二十七讲 弄潮新经济

第二十八讲 关于道德、理性和均衡

第二十九讲 鱼与熊掌兼得：法学与经济学的交流与整合

第三十讲 谈学术论辩的方法

第2讲 企业家如何著书立说

目前，很多企业家都在著书立说，这也许又是一种中国特色。

此事发端于90年代初。一个企业家出钱，一两个学者出力，几大卷著作问世，开创了企业家著书立说、问鼎学术研究的先例。此后，此类事情日多，随之成风。一方面附庸风雅，读一个学位，有一个博士、硕士的头衔；另一方面有钱不够，还要有权、有名，权钱结合，问鼎政治，著书立说，留名青史。与此同时，教授和出版商也都乐于帮忙，因为三方都有好处。于是，企业家著书立说成为时尚。不仅出书，而且出得迅速，出得精美漂亮，同时还要举行首发式，召开讨论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捧场。最近，笔者读了一些企业家的著作，也应邀出席了一些首发式和讨论会，不过没有逢迎捧场，而是公开地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个别报纸做了一些如实报道，而另一些传媒的报道却是替作者讳，专拣好听的讲，报喜不报忧。更有甚者，有的记者无中生有，将自己的观点硬安在别人的头上，借专家学者之口讲他们要讲的话。笔者就曾当过这样的冤大头。因此，就这一问题，笔者想直接发表些议论。

数年前，笔者在《随笔集》“自序”中写了一段有关分工的话，曾经受到一位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斥之为“精英”经济学家无视人民大众，与强势集团勾结、为其辩护的“自供”(皖河，2001)。笔者冥颇不化，自今不悔。因与本文的论题相关，加之批判者采用“文革”手法，断章取义(删去了下文中的“大致”和“主要”，而加上了“只有”)和强加于人，现引述如下，供大家评析：

“在现代社会中，大致有三个主要活动领域和三类人：一是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二是科研教育单位及学者，三是企业组织及企业家。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不同，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官员的目标是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扩大，学者的追求是知识的增长和成名成家，企业家的目标是市场的份额和利润的增加。人们虽然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地做出选择，从一个领域进人另一个领域，但以完全脱离前一领域为前提。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面对信息爆炸、知识无限、变化多端的现实，心挂两头，劲用两边，一件事情也做不好。不仅如此，三个领域各有其道，各守其规，也各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在前两个领域，上下级之间的等级服从关系十分清楚，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自由思考、平等商讨则是其基本关系和基本规则，这与学术传承并不矛盾；学术成果的官方评价和社会(主要是大众传媒)评价虽然有其作用，不可忽视，但基本的仍然是学术评价和专家评价。三类人各显其能，各取其利，是分工和交易的要求，也是最有利和最有效的安排，以己之道、之规、之能、之利，干预和强求他人之事，强取和侵占他方之利，必然把事情搞糟，把秩序弄乱。结果是大家受损，社会受害。”

社会是有分工的，而且只有分工，才能专业化，才能提高效率，并形成规则和秩序，进而促进发展和提高。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企业家更是深切地体验到这一点。企业经营者其所以能够成为企业家，首先要遵循分工原则，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努力经营好自己的企业。如果企业没有做好，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和盈利减少，甚至亏损，而企业家本人却在著书立说，这就是失职，就是不务正业——即使书写得再好。其实，根本就不可能写好。既然写不好，那么，为什么要写，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如果真要写书，笔者建议：先辞去在企业中的职务，然后再去著书立说，以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或者企业中的职务就是虚职闲差，有精力和时间看书学习、观察思考和撰稿著书，那么，也就称不上是什么企业家。这不是说，企业家不可以写书，而是什么时候写？写什么？怎么写？

首先，什么时候写？企业家当然可以对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如就某些深有感触的事务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评论多了，将其汇集成册，出个集子，是件好事。但是，著书立说，探讨学问，最好是在离开企业工作岗位以后。这里，杰克·韦尔奇可以说是一个范例。他经营通用公司20年，虽然发表过不少议论，但没有写书，只在离开CEO职位以后，他才着手整理自己的思想，著书立说。与此不同，我们的企业家大都是在任内写书，在工作岗位上写书。其实，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写了书，就搞不了企业。因为，写书是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而且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读书学习、反复思考和持续写作。在任内写书，必然顾此失彼，不是影响企业工作，就是影响著作的质量，更有可能是两者都做不好。事实正是如此，在笔者读过的这类书中，有的作者的企业几近破产，有的企业惨淡经营，有的企业问题成堆。仅就写书而言，这有很多不利，因为工作繁忙，很多问题不能深思熟虑，很多文献也无暇阅读，甚至有很多表述都没有时间推敲，因而，不免产生很多问题。由于自己无暇顾及，于是，不是让秘书或者公司研发部门的秀才代劳，就是干脆找“枪手”来做，最后看看，稍事修改；或者看也不看，改也不改，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出版发行。找“枪手”代写，往往出现这样的现象，大学生做硕士论文，硕士生做博士论文，非本专业和非专长者来做专业要求很高的论文，其质量可想而知。反正“枪手”是为了赚钱，好坏是雇主的事情。让秘书和研发部门去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文责自负是要署名者负责的。秘书和研发部门的人既然都不署名，当然也就不会为其质量负责，因而也就不会真正为此而积极主动地下大工夫研究思考，即使有所发现，或者有一些好的思想，也不一定拿出来。只要不出现常识性错误和闹大笑话就算尽到了责任。一些老总们写的书，之所以前后矛盾，错误百出，甚至出现硬伤和笑话，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著书立说，必须亲自所为，千万不能代笔。这是企业家力所不及的。明知不能为而为之，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其次，写什么？写自己最熟悉、有研究、有思考的东西。仍以韦尔奇著书立说为例。他写的是自己在通用20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写他如何创造和推行6个西格玛，如何创立听证会制度，如何重视学习和知识，重视思想和人，重视交流和创造，如何把通用电气公司从一个制造企业变成一个全球服务的提供商，把一个边界分明、等级森严的企业变成一个无边界的学习型组织，成为企业管理革命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杰弗瑞·克雷默，2001)。与此有别，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写书，写的内容不是本身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而是很多宏大的论题，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破解中国经济之谜”，以及“金融和投资理论”之类。这就更使人产生疑虑，为什么不写自己所干．的最熟悉的事情？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对自己所干的有关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事情不了解、不熟悉，因而无话写、无法写。为什么要选择一般性的宏大论题？因为宏大论题可以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大发宏论，指点江山。然而，宏大的论题需要更多的知识积累，需要更多的研究思考。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你看过那么多与之有关的文献吗？你反复和认真地思考和研究过那么多的重大问题吗？你的时间和精力允许你这样做吗？既然没有和不允许，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呢？

最后，写书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搞清问题？为了提高自己？为了博取名声？为了进行炒作？为了掩饰经营的失误？在写作以前，最好能够想清楚。不要用那些为国为民的大话去自欺欺人；自欺也许可以，欺人难矣，因为你不可能一手遮天。你的书一旦出版发行，就成为一件公共产品，任何人都可以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不管话讲得多么尖锐、多么难听，你可以不听，也可以进行反批评，但不能不让人家讲话。只要没有人身攻击，没有冷嘲热讽，都应当真心欢迎，因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也不要以为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能买来汽车和住房，买不来知识和学问，更买不来人心。在这里，钱是无能为力的，钱再多也没有用处。因为，对拥有者本人来说，知识是学习和劳动获得的，不是用钱买来的。能用钱来买的是他人的知识，可以为你使用，被你占有，但不是你拥有的知识。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包括交易)，把别人的知识冒充为自己的知识，这是侵权；把别人的错误和无知作为自己的错误和无知，则是错上加错和比无知更无知。因此，笔者以为，在任内著书立说，而且讨论的并非自己所做的事情，不是中国企业家的光彩，而是中国企业家的悲哀。当然，责任也不全在企业家个人，现行的制度规则和评价体系鼓励人们这样行为，因而，企业家写书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不过，这种选择不仅成就不了理论家，反而葬送了企业家。P5-8

庄子说，在永恒面前，时间长点儿还是短点儿是没有意义的(“证□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跛，知时无止。”)。然而庄子这句话几乎是永恒的。那是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想一想两千多年以后，今天我们说的话，还有谁能记得？

今天是信息时代，每天都有新的信息扑面而来。我们似乎应接不暇。但是，哪些信息是新的？黑格尔说，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展现。管子说，德者，得也。所谓道德，是对弥漫于宇宙的信息中包含的天道(绝对精神)启示的领悟。

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就是“三不朽”：立言，立功，立德。之所以能“立”，就是这些言论、功绩与道德能够长久，也惟其包含了天道才能长久。符合天道，就会使社会繁荣和永存；个人这个“小我”，如胡适所说，就会因社会这个“大我”的永存而不朽。

经济学家所立之言即是所论之道，是天道在社会中的显现。经济学理论是沿着试错的、经验的和归纳的路径形成的。这种方法就如朱熹所说之“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理在其中。事物只是理的外在形式，变幻多端，可旧可新，但理不变。反过来，理一分殊，月映万川。

这套书，既有前些年写作并结集发表了的文章，也有即将发表的新的文章。在永恒面前，它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从已经过去的、或当下的、或未来的事件中窥探出绝对精神的片断，就有长久保存的价值。

追求永恒的价值，发表那些道破天机的道德文章，就是本套丛书的宗旨。

盛洪

2011年5月19日于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