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是他十年来的讲演结集，主要探讨了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跨世纪中国环境问题的思索；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等。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从经济学的思维出发，对中国人的未来精神世界进行了严肃的探索，先后写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和《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等著名著作，这些书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像“金庸迷”一样，茅于轼也用自己的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

而茅于轼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名字，更是几为每一个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经济学人所熟知。与他一起创办天则所的一批经济学家如张曙光、盛洪、张宇燕、唐寿宁等人，已如中国学界天空上的耀眼明星。天则所蜚声海内外的影响，不仅是天则经济学家的光荣，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学有了自己的风格雏型。《我所认识的经济学》是天则经济学家十年来的讲演结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第一讲 我所认识的经济学

第二讲 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

第三讲 道德、信用与市场经济

第四讲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第五讲 中国传统伦理与市场经济之冲突

第六讲 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和信用

第七讲 货币、金融、WTO

第八讲 WTO与制度变迁

第九讲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

第十讲 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

第十一讲 跨世纪中国环境问题的思索

第十二讲 最要紧的是让农民进城

第十三讲 经济落后地区如何赶上来

第十四讲 法治与市场经济

第十五讲 制度转轨中的人

我今天所讲的题目为什么叫《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呢？因为我的经济学是我自己建立起来的，不是从哪一本书上学来的。我接近经济学的道路是比较特殊的，因而我有一个比较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越来越对制度经济学有兴趣，对此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知道现在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普遍都对制度问题感兴趣，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我也想把我对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见解跟大家来交流。

西方制度经济学往往讲的是产权理论、交易费用、企业理论。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制度经济学恐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今天我把我的一些知识和为什么这么想的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经济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配置好资源。我们现在手头有一些资源，如人力、物力、财力、土地、技术等，这是我们所拥有的，能够转化成为生产财富的一些手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用这些手段，用得恰到好处，生产出最多的产品。首先，生产是生产财富，不是生产别的，当然不是物质。物质是不能生产的，物质也不能消灭，物质可以转换。我们用物质的目的是生产出财富来。所以经济学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已经积累了这么多资源，怎么利用这些资源来生产出最多的财富？首先，怎么来定义财富？然后这个定义是不是客观的呢？是不是可以公认的呢？是不是也能够自圆其说呢？有些资源，如人力、资本、土地、各种自然条件，还有其他各种资源，比如说钢铁、水泥、粮食，甚至还有外汇等，这都是必需的。那么每一样东西怎么把它用得恰到好处，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我们从何处人手呢？

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在数学里有现成的方程，就是拉戈朗日乘数法。数学方法是现成的，但是我们怎么把它用在经济学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原成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来考虑，把它看成一个在两块土地上，怎么分配化肥使得产出的粮食最多的问题，这样问题就很简单了。化肥是一定的，譬如是50公斤，现在有两块土地，这两块土地大小也不一样，土壤也不一样，各种条件都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种粮食的。农民用化肥种地就是为了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两块土地如何分配化肥，使得生产的粮食是最多的？同学们都懂得数学分析，用拉戈朗日乘数法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它没有给我们任何经济学的概念。你也许会算，因为式子是既定的，但是你未必懂得它是什么意思。’我就通过反复的推导，把它的经济学意思弄明白了。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你只要定出一个标准，就是每一公斤化肥能生产出多少粮食。有了这么一个标准，你把它分配在甲土地，分配到乙土地，看看哪一块土地上一公斤化肥施下去产出的效果比较大，只要它的产出效果高于你所设定的标准，那么这个化肥就可以用。我再强调一下，这个道理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道理，是经济学里最基本的一个道理，不管是化肥也好，还是别的什么也好，你把它应该得到的效果定出一个标准来，问题就全解决了。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块土地上，施肥的效果也是不同的。开始时施的肥，它的效果比较大，施的数量越大的话，它的边际产出就降低了。你们想一想，如果施的肥太多，粮食种在化肥上，它能不能长？这一点农民肯定是知道的。施肥量逐渐增加，最后总会达到一点，化肥的生产效率等于零，再增加的话，它的边际生产能力甚至等于负的了。所以我们知道，一块土地上施的肥太多，效果就差了。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比如说每公斤化肥可以生产两公斤粮食，再看看把化肥放在这块地上能不能达到两公斤的增产效果，也看看在另一块地上能不能达到？如果按照两公斤的标准分配，最后还剩下一些，说明这个两公斤的标准设定的太高了，那就把它降低一点，到1.5公斤。反之，如果化肥最后不够分配，说明我们设定的标准太低，应该要求更高一点，每公斤化肥能生产3公斤粮食。总之，要看手头有多少化肥，手头的化肥越多，可以对化肥促进生产粮食的要求就降低一点。这一方法，不但能解决在两块土地上分配化肥，而且可以解决无论在多少块土地上分配化肥的问题。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学招生，有10万个人来考大学，招生的人数是1万人，1万个人分配给10个大学，我用什么方法分配，使得从10万个考生里头抽出最好的学生来上大学？这当然非常简单，设个分数线不就完了吗？设个分数线，比如说500分可以上学，如果500分没招够，那就降低一点，设490分。所以设定一个标准就一定可以把成绩最好的学生招进来。设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是活动的，看我们手中有多少化肥，就好像手中有多少招生的名额。这个标准设定的原则，是正好能把化肥用完。

假定标准已经有了，如何实施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告诉农民，用两公斤粮食来换1公斤化肥。农民一定不会把化肥用到效率低的地方去，因为这样用的话他要赔的。他用两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然后到地里种的时候，施了肥增产不到两公斤，他就不会用这一公斤化肥。因此农民自动就会琢磨：我这块土地该施多少肥。如果我把化肥的交换水平降低一点，譬如说：1.5公斤粮食换一公斤化肥，那么农民他一定会多用一点化肥。大家看这里头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就解决了一个化肥和粮食的比价问题。实际上用不着挑着粮食来换化肥，拿钱来换就可以了。拿两公斤粮食的钱来买一公斤化肥，也就是说把化肥的价格按粮食价格的比例把它定下来，这就把经济学里头最基本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进一步想如果种棉花怎么办？种豆子，种药材，都可以定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不再是多少斤粮食，而是多少钱，比如是两块钱。那么不管种粮食也好，种棉花也好，种药材也好，施一公斤化肥要花两块钱的成本，他生产的东西，不管是粮食、棉花、药材，还是别的什么，每施一公斤化肥得到的产出一定要超过两块钱。这就解决了化肥和其他各种农作物之间的价格比例。用化肥的人不多也不少，一定会把化肥施到它的边际产出等于价格的那一点上。施多了，他将赔钱，施少了还有赚钱的机会没有利用够。P2-4

庄子说，在永恒面前，时间长点儿还是短点儿是没有意义的(“证□今故，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跛，知时无止。”)。然而庄子这句话几乎是永恒的。那是两千多年前说的话。想一想两千多年以后，今天我们说的话，还有谁能记得？

今天是信息时代，每天都有新的信息扑面而来。我们似乎应接不暇。但是，哪些信息是新的？黑格尔说，历史是绝对精神的展现。管子说，德者，得也。所谓道德，是对弥漫于宇宙的信息中包含的天道(绝对精神)启示的领悟。

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愿望就是“三不朽”：立言，立功，立德。之所以能“立”，就是这些言论、功绩与道德能够长久，也惟其包含了天道才能长久。符合天道，就会使社会繁荣和永存；个人这个“小我”，如胡适所说，就会因社会这个“大我”的永存而不朽。

经济学家所立之言即是所论之道，是天道在社会中的显现。经济学理论是沿着试错的、经验的和归纳的路径形成的。这种方法就如朱熹所说之“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理在其中。事物只是理的外在形式，变幻多端，可旧可新，但理不变。反过来，理一分殊，月映万川。

这套书，既有前些年写作并结集发表了的文章，也有即将发表的新的文章。在永恒面前，它们没有新旧之分。只要从已经过去的、或当下的、或未来的事件中窥探出绝对精神的片断，就有长久保存的价值。

追求永恒的价值，发表那些道破天机的道德文章，就是本套丛书的宗旨。

盛洪

2011年5月19日于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