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宏猷编著的《江南淘书记》内容包括：自鸣说钟、西学大成、寻觅新民、时务今识、海门淘史、血色实录、元年书牍、武汉百年、反思启蒙、彷徨与伤逝、人间妙品、喜得语丝、周氏兄弟、最后一课、杜威来了、白杨礼赞、人生大乐、理想悲歌、拓荒与耕耘、荷塘背影、爱之春水、归雁漂泊、金秋菊香、巴金之夏、雷雨终生、寂寞女神、归去来兮、浪漫漂泊、太阳微笑、书香传奇、蕙风之后、雪峰之花、丁玲之漩、从文之泪、死水红烛、萧红红了、萧军批判、西湖淘红、江南淘书记、秘钞金瓶梅、缅怀黄裳、钢铁不朽、皇村漫议、十分温暖的爱、永远的晚饭花、怎样读董桥。

结集在这里的书话，是近年来发表于《大武汉》杂志上“白璧斋书话”专栏中的一部分。《大武汉》杂志一月两期，给了作者董宏猷一个整理自己旧书收藏的机会。选辑在《江南淘书记》中的书话，大致上是按照文学史的脉络，而编排的。作者的原则，是坚持用自己的藏书说话，以书说人，以书说事。由于专栏的版面有限，同时，照顾到杂志的读者面，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进行有关版本、内容的专业性考证，也不可能全面地去评价一个作家，评论不是书话所承担的任务。

自序

自鸣说钟

西学大成

寻觅新民

时务今识

海门淘史

血色实录

元年书牍

武汉百年

反思启蒙

彷徨与伤逝

人间妙品

喜得语丝

周氏兄弟

最后一课

杜威来了

白杨礼赞

人生大乐

理想悲歌

拓荒与耕耘

荷塘背影

爱之春水

归雁漂泊

金秋菊香

巴金之夏

雷雨终生

寂寞女神

归去来兮

浪漫漂泊

太阳微笑

书香传奇

蕙风之后

雪峰之花

丁玲之漩

从文之泪

死水红烛

萧红红了

萧军批判

西湖淘红

江南淘书记

秘钞金瓶梅

缅怀黄裳

钢铁不朽

皇村漫议

十分温暖的爱

永远的晚饭花

怎样读董桥

这个故事也很古老了。

说的是没有电灯的山村，第一次通了电，用上了明亮的电灯。一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老奶奶，一直坐在电灯下，拿着扇子，使劲地扇电灯。大伙儿觉得很奇怪，老奶奶说，我怕费电，想把电灯扇熄了。可这灯怎么不怕风，扇不熄啊?

2009年，德国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式上，中国作家莫言的发言也很有意思。莫言是山东人。他说小时候听爷爷讲，德国人到山东之前，传说洋鬼子没有膝盖，弯着腿走路。于是看到外国人的时候，就特别注意洋鬼子有没有膝盖。同样的，由于资讯的阻隔，相互的不了解，在一本西方的杂志上，说中国人都是在树上栖息的鸟人。

全场大笑，包括中国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莫言的发言，自然是说明东西方文化彼此沟通的重要性。这些今天看来似乎荒诞可笑的事情，在当时，恐怕是非常真实的存在。不仅是普通的老百姓，就连著名的学者，也因历史的局限，而作出非科学的判断。例如，明末清初，当西学传人中国时，就有一种说法，说“西学源出中国”，认为西学中的某些东西，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的，而后传人西方的。黄宗羲就认为，某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则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而钱大昕认为，西方的天学算学，是出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黄宗羲、王夫之何许人也?那是清初的大思想家，我最崇敬的大学者，二位学术伟人还是中国著名的天文数学家。而钱大昕先生，则是“一代儒宗”，被称为“中国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们对西学的判断。和他们对西学的陌生、不了解不无关系。这样的看法，也许会让当时的中国人安心地承认这些“源出中国”的西学，并去学习之，但是，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便越来越客观，越来越理性。这与许多中国人亲自到西方去游历分不开，同时，也与许多西学的原著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密不可分。

我收藏的《西学大成》，便是当年发行量极大的介绍西学之大成大著，全书共十二编五十六种，算学、天学、地学、史学、兵学、化学、矿学、电学、声学、光学、汽学、重学，浩浩瀚瀚，无所不包。《西学大成》系清末王西清所辑，清光绪乙未年醉六堂出版。光绪乙未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该书由清朝著名书法家孙廷翰题字，著名学者王韬写序。过去有些人将《西学大成》误认为是孙廷翰所辑，这是常识性的错误了。尤其是旧书网上，一些书商恐怕是将“孙廷翰书”误认为是“孙廷翰写的书”，殊不知此书非彼书，乃是书写题字之意也。孙廷翰，浙江诸暨人，光绪十五年进士，书法家。其书法初学赵孟頫，后改颜真卿，当时的书坊主人请他题字，乃是题中之义也。

为此书写序的王韬，乃是当时的名人，传奇人物。他是江苏苏州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外号“长毛状元”。说来有趣，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一支太平军攻陷苏州、常州，进迫上海。此时，王韬化名黄畹，上书给太平军的长官刘绍庆，为太平军出谋划策，后来李鸿章占上海，黄畹的书信落入清军手中。李鸿章知道黄畹就是王韬，便以“通贼”罪下令通缉，一时满城风雨，其“长毛状元”的外号便由此而来。  王韬曾在上海的墨海书馆工作，其馆长之子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王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四个多月，后亡命香港。其后，又游历欧洲，曾应牛津大学校长特邀，到牛津大学以华语演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演讲，并大获成功。1874年，王韬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其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十八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二十三年。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极有可能受到王韬之影响，因此，王韬无疑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在《西学大成》的序言中说道：“西学至今日亦盛矣哉。谈西学者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蕴荆山之璞，而作终南山捷径，焉不知西学皆实学也，非可以空言了事也。”然后明确提出，学习西学，“有裨于人，有益于世，富国强兵，即基于此学也。”

王韬在序言中明确指出，是“鄞县王君西清”编辑的，在即将付石印之时，请他作序。许多人恐怕没有读王韬的序言，就贸然认定此书是“孙廷翰”编的书，悲哉也乎!

此书由上海醉六堂书坊所印。这个醉六堂书坊也是蛮有故事的。传说两朝帝师、咸丰状元、翰林院修撰翁同稣游上海，有一天，到醉六堂书坊访书，看见了明拓本《皇甫君碑》。翁大人也是大书法家啊，其楷书也是了得。看见楷书名碑，自然是爱不释手，可是《皇甫君碑》标价甚高，翁大人也许是没有带多少银子，便与书坊主人议价，哪知道主人一见他要讨价还价，顿时大怒，竟然将翁大人赶了出去。有意思的是第二天，翁大人舍不得那《皇甫君碑》，再次来到醉六堂书坊，摩挲良久，忍不住再次议价。书坊主人仍然是和昨天一样，一点情面也不留，再次“怒而逐客”，将翁大人又赶出了门。P8-11

对书籍的热爱，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读书，逛书店，淘书，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生活的习惯与享受。少年清贫，买书成为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在放学以后以及星期天，泡在书店里看书。到图书馆看书，则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不再说为了买书而去长江边拉车了，虽然磨破稚嫩的肩头换来的只是五分钱，但是，那是我生命的第一次“长征”，在酷夏里汗流如雨，只为了买一本喜欢的书。从那时起，我的小木箱里，开始有了喜爱的书籍。到了中学毕业，下乡插队的时候，不仅带了一木箱书到了农村，我在武汉的家里，还在木板床下藏了一堆书。那是我如同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的。遗憾的是，那年的冬天，我在水利工地挑堤，脚好冻，给妈妈写信，求厚袜。结果，厚袜寄来了，暖了脚。却疼了心。原来，妈妈是卖了我的床下藏书，给我买了御寒的厚袜。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藏书之聚散。这样的聚散，后来又发生过好几次。慨叹之余，便有了写书话的想法。

我在生活上是个极其简单的人。这一辈子，不好零食，粗茶淡饭，吃饱，穿暖，就很满足了。然后，读书，写书，淘书，藏书，便成为生命的主旋律。星期天，节假日，是必逛书店的。就连大年初一，也带着孩子，到新华书店，去给书拜年。我的这个习惯，也深深影响了家人。直到现在，全家相聚，最大的享受，就是一起逛书店。当然，长期只进不出的后果，就是书籍泛滥成灾。家中顶天立地的几排大书柜装满了，就开始堆在墙边、地上、板凳上。好好的一个家，就成了书库。每每参观朋友的豪宅，高档大气、富丽堂皇，自然欣赏。但我最惬意的时光，仍然是坐拥自己的“书库”，或者“书城”。夜深人静，一灯如月，泡一壶红茶，或者普洱，听一曲古琴，或者长调，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有四壁万卷古今图书与我作伴，真的是不亦快哉。

至于家中的旧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点一点收藏的。没有刻意，一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二是自己的性子，讲究随缘。近十年来，收藏热在中国风起云涌，双休日的文物地摊上，也开始出现了古旧书。我的兴趣，便铆在了旧书上。武汉的旧书店，自然是一一光顾。每逢出差到外地，首先打听的，就是哪里有旧书店。北京的琉璃厂、中国书店、潘家园旧书地摊；上海的福州路、文庙，以及许多弄堂里的旧书店；杭州的沈记旧书店，省图书馆院内的旧书地摊；苏州的人民路；南京的鼓楼……都留下了我淘书的足迹。近年来，孔夫子旧书网异军突起，有一段时间，我也曾泡在网上，每天晚上惦记的，就是在拍卖的最后一刻，与诸多未曾谋面的书友竞价。泡的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一些“托”，在网上抬价，使许多心仪的旧书，在最后一刻，失之交臂，便兴味索然。我不是专业藏家，只是喜爱旧书的爱好者而已。我更喜欢的，还是“淘书”，还是“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始终相信，人与书，是有缘分的。许多的藏书，曾经是其他爱书人收藏过，我不过是收藏的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我知道，这满屋满壁的藏书，终有一天，会飘散而去，会继续书的旅程，亦会有新的书友，去继续地惜之，爱之，珍藏之。因此，我不再在藏书上留下收藏的痕迹。人生苦短，书命犹长。我与书相识一场，缘也。与其说我收藏了书，不如说，书亦收藏了我耶。

结集在这里的书话，是近年来发表于《大武汉》杂志上“白璧斋书话”专栏中的一部分。《大武汉》杂志一月两期，给了我一个整理自己旧书收藏的机会。选辑在本书中的书话，大致上是按照文学史的脉络，而编排的。我的原则，是坚持用自己的藏书说话，以书说人，以书说事。由于专栏的版面有限，同时，照顾到杂志的读者面，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去进行有关版本、内容的专业性考证，也不可能全面地去评价一个作家，评论不是书话所承担的任务。当然，每一篇书话自有我的价值取向。我的初衷。是在实体书店大面积萎缩凋零的今天，在纸质图书遭遇消失之嫌的今天，用这些历经百年沧桑或大半个世纪风雨，而幸存至今的旧书，说说一些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和事。这些书籍流传至今，便是纸质图书不会消失的实证。也是一个具有几千年禁书传统的古国，禁书无数，却仍然“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实证。白香山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亦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一片绿荫。我欣慰的是，如今喜爱旧书的，有许多都是年轻人。亦有许多的书友，盼着这些书话能够结集出版。在此，感谢《大武汉》杂志的张丽娜女士，将“白璧斋书话”办成了一个受到读者喜爱的专栏；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张福臣先生，责编荣虹女士，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还要感谢美编韩闻锦小姐，冒着酷暑为这些藏书拍摄书影。最后要感谢的，是这些书籍曾经的收藏者与保存者。没有必要去考证他们姓甚名谁，因为他们，不，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名：爱书人。  是为序。2014年7月27日夜

于汉口白璧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