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巴特勒的传记对任何一个略有说教思想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由教士担任校长的教育,以及与此有关的家庭和阶级生活,在我国为时已久,这部书正是这一传统的罪恶行径(任何一个稍温和的词句都不足以尽其意)的骇人听闻的经验实录。
巴特勒在他的这部小说《众生之路》中,把他儿时的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骇然,任何人也不可能讲得更为出色了。《众生之路》是它同类作品中人类成就的顶峰;任何一个读者,如果不知道巴特勒的父母完全就是西奥博尔德和他的克里斯蒂娜那样可厌的人物,连他们的名字本身都表明他们已使得他们的神灵对他们的儿子来说也完全象他们自己一样可厌了,那他对于巴特勒的传记恐不免会感到大半难以理解。
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语言幽默诙谐而又深刻犀利。作者通过英国传教士家庭中儿子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展现并攻击了那些已被旧传统教养得愚昧无知、思想僵化、伪善、顽固的一代人,极力要对下一代人如法炮制,力图使这种愚昧无知、伪善和顽固的形象传之万代而不衰。因此,在英国文学史上这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有人也许会想艺多不养家,他多半不是个善于兴家理业的人,但实际也并非如此。他父亲一生一直给人打短工,他开始自谋生计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聪明、见识和一副健康的体格之外,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资本,而现在,他的院子里堆满了大堆的木材,整个庄园也都显露出一派殷实康乐的气象。十八世纪末,在我父亲还未搬到沛兰来以前不久,他就买下了一片约有九十亩地的农庄,生活从此大为改观。这农庄还附有一所老式的但很舒适的住房,一个漂亮的花园和果树园。从那时以后,木工活便只在外屋的一间房子里做,这排外屋过去原是一所修道院的一部分,修道院的遗迹,从现在被称为庙园的一片土地上还约略可见。这所宅子,整个包容在忍冬和蔷薇的藤蔓和花朵之中,本身就可算得上是全村儿的一件优美的装饰,而且它的内部陈设的精致和它外观的优美相比也毫无逊色。据传说,庞蒂费克斯太太最好的被单都是用粉浆过的,这话我完全可以相信。
我还记得多么清楚啊!她的那间一半为她丈夫自制的风琴所占据的客厅,那里永远洋溢着从房外木瓜树上摘来的一两个半干的木瓜的香味;那悬挂在壁炉架上的庞蒂费克斯先生自己画的竞赛得奖的大公牛;那同样出自庞蒂费克斯先生之手的一个人雪夜举灯前去迎接一辆马车的透明画;那小巧的预报气候变化的老爷爷和老奶奶;那陶瓷的牧童和牧女;那大花瓶中开满花朵的羽状的蒲苇和点缀其间的一两支孔雀花翎,以及那装满用晶盐制作的玫瑰花瓣的瓷钵。这一切早已不复存在,仅剩下了一点日益模糊但对我来说仍十分芳香的记忆。
啊,不,还有她的厨房——以及向厨房那边张望时那洞穴似的地窖中的景象,从那里,奶桶中雪白的牛奶发出闪烁的微光,但那说不定是在那里起乳酪的使女的双臂或面庞。另外还有她的储藏室,那里除了珍藏着其他一些宝贵的物品,她还收藏着被视为她的特殊荣誉的远近闻名的涂唇膏,这膏她每年总要拿些去送给她愿意体面相待的亲友。在她去世前的一两年,她已给我母亲写下了这涂唇膏的配制方法,但我们怎么也调制不出像她调制的那种唇膏来。在我们还都是孩子的时候,她时常差人来向我母亲问候致意,并请她让我们到她家去吃茶。而我们每次一去,她总一定要强迫我们吃个足够。说到她的脾气,我们真是一生再没见到过像她那样慈祥可亲的老太太了,不管庞蒂费克斯先生曾吃过多少苦头,我们对她可实在没什么说的。在吃完茶点后,庞蒂费克斯先生还总要给我们弹奏一阵风琴,而我们则一个个张大嘴围着他站着,心里想,他真是天下最了不起的聪明人,但自然得除掉我们自己的爸爸。
庞蒂费克斯太太丝毫没有幽默感,至少我记不起她有什么幽默的地方,但她的丈夫可真是一肚子的滑稽,虽然仅看外貌很少人会想到这一点。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让我上他作坊里去讨一点胶水,我到那里正赶上老庞蒂费克斯在责骂他的学徒。他抓住那孩子——一个傻头傻脑的小伙子——的一只耳朵嚷嚷着:“怎么着?又走神儿啦——真是昏了头。”我相信他是把那孩子说成是飘荡的游魂,因而说他又走神儿了。“哪,听着,我的孩子,”他接着说,“有的孩子生来就是个大笨蛋,你嘛,跟他们正是一路;有些是后来变笨的——那里面也有你一份儿,吉姆——你是生来就带着天赋的愚蠢,而后来又大大发挥了你的这种天赋;还有一些(这时出现了这场戏的最高潮:那孩子的头和耳朵被扯得不停地两边摇晃着)是让人给揍笨的,这一点,求上天作证,跟你可是毫无关系,我的孩子,因为我可只是想把愚蠢从你的身上给揍出去,虽然我因此也不得不打你几个耳刮子。”但我并没有看见那位老人真去打吉姆的耳光,他至多不过做个样子吓唬吓唬他罢了,因为他们俩对彼此的心性都是十分了解的。又有一次,我记得曾听见他呼喊本村的一个捕老鼠的工人说:“嗨,这儿来,你这个三天三夜的家伙。”意思是,我后来才知道,说那个工人每次醉酒的时间,但我们别再讲这些琐碎事了吧。每逢有人提起老庞蒂费克斯的名字,我父亲总止不住满脸堆笑。“我告诉你说,爱德华,”他总这么对我说,“老庞蒂费克斯不仅是个能干人,而且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有才干的人。”
这话在我还正年轻气盛的时候,哪里会听得进去。“亲爱的爸爸,”我回答说,“他的才干在哪儿呢?他会画几笔画,可你就是要他的命,他能把他的画送一张到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上去展出吗?他做过两架风琴,他可以在这架琴上弹弹《参孙》中的小步舞曲,在那架琴上奏一段《西皮欧》中的进行曲;他是一个呱呱叫的木匠,还会耍两句贫嘴;总之他可以算得上是个很不错的老头子罢了,干吗要说得天花乱坠,仿佛他不知有多大能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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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巴特勒的传记对任何一位略有说教思想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由教士担任校长的教育,以及与此有关的家庭和阶级生活,在我们法国为时已久。这部书正是这一传统的罪恶行径(任何一个稍温和的词句都不足以尽其意)的骇人听闻的经验实录。
巴特勒在他的这部小说中,把他儿时的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令人骇然,任何人也不可能讲得更为出色了。《众生之路》是它同类作品中人类成就的顶峰。任何一个读者,如果不知道巴特勒的父母完全就是书中西奥博尔德和克里斯蒂娜那样可厌的人物,连他们的名字本身都表明他们已使得他们的神灵对他们的儿子来说也完全像他们自己一样可厌了,那他对于巴特勒的传记恐不免会感到大半难以理解。
可是,巴特勒的传记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即使是一个天才,在受到像巴特勒所接受的那种教育之后,也不可能不使自己的头脑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损伤。只是靠着他的天才,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便能经常悟出事物的真理,才使他终于能够看清,那个他对他永远感恩不尽、无比虔诚的父亲和由于他处于她的时刻不忘的关怀下而使他感到无比幸福的天使般的母亲,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对乖僻、怯懦得令人可怜的一无可取的庸人,看清他实际上痛恨他们,害怕他们,从心眼儿里对他们感到无比厌恶。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巴特勒的天性是那样和蔼,使得任何一个毫无心肝的人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随便对他加以欺骗。孩子时候,他希望在家里寻得温暖,而结果他的这种感情只是被母亲加以利用,借以从他嘴里骗出真情,然后让他父亲毒打他一顿,而他父亲对他的训练则完完全全是把他当作一只学表演的动物,不同的只是他父亲绝不让他学习任何有趣的玩意儿罢了。可是这孩子却一直仍自以为非常爱他的亲爱的父母,以为他们全家在一起十分幸福,享尽天伦之乐,无时不为人百般尊敬,并享受着无可非议的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当他一旦看清他是如何受人欺骗,以及他曾如何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他便止不住带着无比强烈的情绪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此在生活的艺术中订下一条原则:天下最愚蠢、最令人不堪的错误是强迫自己,或者蒙骗自己去喜欢一些你实际上已感到非常可厌,或者毫无兴趣的东西。因此,我们发现巴特勒根据原则,“痛恨”一切在他刚一接触到时不能使他马上感到合他胃口,并和他毫无隔膜的东西。他“痛恨”柏拉图、欧里庇得斯、但丁、拉斐尔、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布莱克、罗赛蒂、丁尼生、布朗宁、瓦格纳、易卜生,事实上,凡不是像糖棒一样让孩子一嘬就能尝到甜味的一切他全都痛恨。唯一的例外是韩德尔,这是因为在他还处于儿时的幻觉中时,便已经学会喜欢韩德尔的音乐了。但我怀疑,如果在他订立他的原则之前从未听到过韩德尔的音乐,他会把他也斥责为摆出一副虔诚模样的吹鼓手,并把他算作基督教国家的“七大谬种”之一。
诚然,在他这样一再把许多伟大人物都斥之为卖野药的和江湖骗子的时候,一般都带有一种刻薄的幽默情绪,使人感到他自己下意识地也感到这种斥责实属荒唐,因而终使我们不至于把巴特勒看作是那种伧俗的对世上的一切都无所敬重的人。但这种做法终归让人感到厌烦,甚至让人觉得恶毒,因为很显然,巴特勒由于从不肯略费精力弄清我们的一些最伟大的导师究竟讲了些什么,也不愿不辞辛劳去设法多理解一些他们的特殊用语,已使自己眼界变得十分狭窄,并大大损伤了自己的批判能力。
另外,在公众场合,巴特勒的举止简直恶劣之极,而在私人交往时,他却又极有礼貌,对人体贴入微,只是他那过于严肃的态度有点让人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可是,如果他对某人公开发表的意见,或所做工作心怀反感,或者那个人在这些方面对他不满:一句话,只要他感到和他在一起不是那么亲密无间,他就会把他看作是一个道德败坏者,讥笑他,侮辱他,甚至在街上见到他都不予理睬。换句话说,如果他父亲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机智,也完全不懂礼貌的话,他这种种行为正完完全全是他父亲必然会有的表现。在伦敦从没停止过的派别斗争中,他对达尔文派极尽侮辱之能事,一种十分肤浅的庸俗作风最后使得他们看不起他,并使达尔文自己也认为要去向他解释一下一个极简单的误会(这种误会使得巴特勒很自然地认为他在辩论中使用了卑鄙手段)便未免降低了身份,而巴特勒一方面十分痛恨他们的那种作风,一方面自己却又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加以报复。因为,既有了一个达尔文派,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巴特勒派。巴特勒骂起人来是那样凶狠恶毒,在他按照派性精神行动的时候,我们简直可以说他自己便可以自成一派。可是,既有萨维奇小姐、费斯廷·琼斯、戈金、波利,不用说还有我本人也应算在内的一帮巴特勒分子,再加上有那个日益扩大的外围组织中的埃默里·沃克、西德尼·科克雷尔这些人和他在一起,在contmmundum方面他是绝非孤立无援的。由于最有头脑的人永远都和巴特勒在一起,达尔文这个头脑简单的自然科学家,根本不了解~种精神恐惧的鸿沟已把他的关于自然选择那点微末的特殊知识和巴特勒关于进化论的博大的哲学概念分割开来,因而他竟愚蠢地把巴特勒看作是“一个头脑聪明的无法无天的家伙”,并且容忍赫胥黎、罗马尼斯等人把他说得一钱不值(这情况现在看来似乎是再荒唐不过了)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他们当时的确不了解。可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可又并没有任何与此相同的理由,巴特勒和他的一派却把格兰特·艾伦也百般加以鄙薄,而艾伦可真是世间少有的最友好、最热心快肠的人,而且他真正了解巴特勒的天才,宣称他“在眉宇之间都带着天才的烙印”。巴特勒以他的无意识的然而惊人的傲慢情绪,不加考虑地斥责他厚颜无耻,根本否认世界上有什么天才一说,而且就因为艾伦不肯马上公开宣称,在进化论问题上巴特勒完全对,而达尔文只不过是一个虚假的仅仅一知半解的狂妄分子,于是便对他百般嘲弄。
然而,在我们尽可能讲了这么多对他的指责之后,一个不可改移的事实仍然是,在他显示出他的重要性的时候,他是那样绝对不容忽视地重要,在他显得很幽默的时候,他是那样含义无穷地幽默,因而我们被迫不得不对他的种种缺点给予无限纵容,最后竟对它们也万分珍爱了。他那过分的简直碰不得的小心眼;他那种认为凡他所经历的一切,不论多么平常和无足轻重,都不仅趣味横生,而且完全可以作为真实人生的文献记录下来,还可以作为belles lettres向公众出售的孩子气的信念;他那认为外国人连同他们的奇怪的语言,工人阶级的成员连同他们的缺乏老爷太太腔的土话都荒唐可笑,他们所讲的话至多只能算作是一些聪明的孩子偶尔吐露的一句趣语的形形色色农村牧师的顽固观念;他对他所喜爱的人爱护备至的亲热态度和他对他所不喜欢的人的那种傲慢、甚至不予理睬的作为:所有这些,再加上他那乖戾、褊狭的故步自封的作风和老光棍习气,分散在五十个普通人身上,也会叫他们一个个全都遭人唾弃,但是由于它们属于巴特勒,它们似乎已充分得到了调和和抵消,而且事实上由于它们正是巴特勒的一部分,他的任何一位传记作家从来也没有想到要隐瞒和缓和这些缺点,或者代他表示歉意。
在别的一些方面,巴特勒并没有完全做到言行一致。在埃瑞璜国他就应该由于犯下严重的轻信罪而受到审判,并应受到严厉的惩罚。他和波利的一段公案便将使他完全被摒弃在埃瑞璜人的同情之外。而波利由于如此成功地欺骗了巴特勒倒应该由皇帝加封。我们把巴特勒对波利的宽容叫作碍于情面,这当然很好,可是这件事如发生在任何别人身上,我们都会称他是精神上的怯懦。我不敢说实际情况是否还不止于此。巴特勒的血液中充满了由教区长住宅带来的那种尽量对人宽厚、仁慈的善心:他绝对不会因为,由于他拿出钱来让别人依靠他活着,使他们因而走上了道德败坏的道路而感到不安。波利在巴特勒已经临近破产的边缘,而他自己依靠当律师和到处乞讨每年实际能得到九百镑收入的时候,却始终厚颜无耻地装着穷苦不堪,从巴特勒那里每年拿到二百镑津贴,如果这期间他有一天忽然向巴特勒承认并设法证实他完全可以独自谋生,那我绝对相信巴特勒一定会马上跟他大吵起来。现在的情况是,直到波利死去才使这个骗局得以揭穿,巴特勒倒只感到很遗憾,现在波利已不能活着听他表示对他的宽恕了。在这一点上,巴特勒可说不折不扣就是他的父亲。在《众生之路》中,他让他的替身欧内斯特想着如果自己去抚养他的孩子们,最后不可抗拒的遗传因素必会迫使他像他父亲对待他一样虐待他们,因而把他们交到一个船户家去寄养,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关于巴特勒的这些情况,如果不毫不含糊地讲明,他的这种榜样是会使一世人深受其害的。从愚蠢地看不起他,对他不予理睬,转而我们现在已经把他奉为神明,完全不考虑他自己提出的警告,把他说成是永远正确无误的了。在这一点上,为费斯廷·琼斯先生的回忆录所写的书评也和回忆录本身一样很有点不留情面。琼斯先生原则上什么也没有隐瞒。他甚至把巴特勒始终不肯透露真实姓名,却一直非常忠贞但也十分小心地和她生活了十六年的那位聪明、可爱的法国情妇的名字都给公开了。(据大家猜想)直到最后,巴特勒才勉强对她讲出真情,告诉她,他自己的住址,让她在她死前四年多的时光中参与了他的生活圈子。如果在二十年前公开宣布这件事,那可无异于要拿巴特勒枷号示众。今天我们还坚决拒绝偷听到琼斯先生要讲的某些话。我还可以说,巴特勒没有像他原来打算的那样,对婚姻问题也像对待进化论问题一样充分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这实在是极大的遗憾。巴特勒曾一再重复那句很有点不雅的古老格言:订牛奶总比养奶牛便宜,但是,尽管有那位法国太太存在,这句格言对他并没有多少用处,那显然不过是一种肤浅的享乐主义的残余,这种享乐主义似乎被十九世纪中期的维多利亚人看作是,在他们发现《创世记》并不是物种起源的科学记载,而各种福音书所讲述的耶稣复活情况彼此并不像警察局迫害Sinn Fein运动成员时所写的证词那样毫无出入的时候,必然出现的一种逻辑结果。他们并没有从中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东西并不代表宗教的实质,不管他们相信还是不相信这个或者那个传统,相信或者不相信某种和这些传统有关的传说,全都无关紧要;恰恰相反,却仍然一心认定这件事极其重要,坚信他们不可能抛弃掉那些极端荒谬、全然不相干的有关奇迹的故事而不致使整个宗教伦理上的结构彻底瓦解。
如果人们不再相信许多关于上帝的愚蠢说法,另一条道儿似乎就只有接受不折不扣的实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无神论了。可是卢梭在一百年以前就已曾说过,“我们要是抛弃掉关于奇迹的说法,那整个世界就会立即在基督的脚下倒塌下来”。这话已经讲得再清楚不过了。由于巴特勒所受教育本身就包括了绝不使他了解到卢梭的这类宗教发现的内容,便使他在只是失去一些迷信思想的时候,却想象着自己是失掉了宗教信仰,而在他抛弃掉那些有关奇迹之说的时候,他却把基督、上帝和教堂,以及除追求自己的欢乐之外的一切义务全都抛撇净尽了。
他的坚强有力的头脑当然不可能让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受骗:可是,如果他的大学原来就把伏尔泰和卢梭都看作是古典作家和目光如炬的人物,而不是看作“异教徒”,那他是连五秒钟也不必受骗的。实际上教会教委巴特勒对他的儿子谎称他母亲完全是死于《埃瑞璜》一书的施鲁斯伯里学校和剑桥大学。那就是说,他的公共学校和大学教育所灌输给他的无知,比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可能有的无知还更为彻底和危险。也许除了数百个现在还在我们的牧师住宅中毒害自己的儿子,甚至在发现他们阅读巴特勒作品时毒打他们的那些教委巴特勒们之外,不论对任何人来讲,这一切现在看来是多么愚蠢啊——要知道,在达尔文要“把精神从宇宙中完全驱除”的时候,巴特勒却是真正代表着整个宗教的基础!
一八七七年之后,巴特勒已不再是埃瑞璜的伟大的道德家,也不再是现在被大家恭维的反击创造进化论的先驱,而只是一位枯燥无味、整天为塔巴齐尼和戈旦西俄·底·法拉瑞、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和《奥德赛》的女作家而无事瞎忙的闲人。对于那些其灵魂能否得救将有赖于《埃瑞璜》和《生命与习惯》的内容究竟是否真实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奥德赛》究竟出自什么人之手,莎士比亚写作献给w.H_先生的十四行诗的时候究竟是十七岁还是七十岁,全都丝毫无关紧要。
这期间,他希望得到支持的那个知识界和艺术界正对两个新的巨人,理查德·瓦格纳和亨利克·易卜生感到莫大兴趣,易卜生还正以无比强大的力量进行着年轻的巴特勒反对老巴特勒的斗争。可是对他们,巴特勒讲了些什么呢?“易卜生,我可以说,可能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是我对他仅有的一点了解已使我对他不感兴趣,而且更坏的是,使我感到厌烦。”在他不仅说出这种话来,而且还让这些话见诸文字之后,巴特勒自己岂能假装想不到,在一味高傲自大、傲慢无礼、趋炎附势、夸夸其谈、装模作样、半真实半怀恶意地装出的无知等等方面的表现,不管我们认为在他的那位任教委的父亲和他那任主教兼校长的祖父身上已是多么少见,但他们跟他们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儿子和孙子相比起来,真可说是莫可望其项背,甚至相距十万八千里吗?还有,“卡莱尔在我看来和瓦格纳真是太相似了,关于他,罗西尼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倒有des beaux moments mais des mauvais qumls d’heure——当然我的法语是完全靠不住的”。在《指环》这个超荷马史诗的音乐史诗已经问世二十年之后,关于他的创作者竟会有人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这不是太有点出人意料了吗?当然我们完全有权回答说,如果巴特勒完全是个粗野的庸人或不可救药的无知之徒,不知道对瓦格纳应有一定的礼貌,那他至少也不应该对不起罗西尼,因为罗西尼令人意想不到地表现出动人的伟大人格,已坚决否认那些攻击瓦格纳的愚蠢说法出自他之口,并对瓦格纳本人说——当时瓦格纳是欧洲最受攻击的一位音乐家,而罗西尼却把他看作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如果当时严肃音乐有可能在意大利歌剧院存在,他也可能会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的,因为“j’avais du talant”。在这种高尚的自我品评面前,巴特勒的无理诽谤显得是多么不堪!毫无疑问,巴特勒并不了解这个情况,可是,他并不需要花费像他用来背诵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那么多时间,就完全可以把问题彻底弄清。
所有巴特勒的那些有关艺术和文学的作品,以及他在全世界旅游所写的游记为什么始终没有获得成功,已用不着再进一步解释了。他自己曾解释说,失败和成功一样,也会一点点积累起来,因此他活得越久,必然也就会越显得毫无成就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把他生命的前半生全用于讲述他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他需要讲的东西,却把他的后半生用于涉猎绘画和音乐,用以记述下他的“可爱的卢塞恩一周游”的激动心情(完全像被他百般嘲弄的他的妹妹们可能会做的那样),而结果,在绘画方面始终脱不开庸俗气,在音乐方面离不开依样画葫芦的模仿,而在文艺批评方面既缺乏足够的知识,又常常失掉了褒贬的分寸。这样一个天才,并且接受了我们的最豪华和最出色的教育机关所可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对音乐和文学都天生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好,结果却竟然会以一种完全出于无知的轻蔑态度认为拜罗伊特根本不值一顾,而每逢圣诞节却像虔诚的香客一样前去观看萨里哑剧,甚至还迫不及待地给他的音乐界的朋友写信,津津有味地向他们介绍那种粗糙的小丑表演,这一切实在未免令人惊奇。
在他整个这段后期生活中,我们看到巴特勒,在受穷的时候,显得是那样委靡不振,愁苦万状,有钱的时候,全然忘乎所以。其实无论何时,由于自己感觉到有些事情很不对头,而他自己又无法完全说清,始终都感到十分不安。这时期他的天才仍不时透过层层迷雾发出阵阵闪光,照亮他的那些令人爱不释手的笔记:那里充满了令人惊异的一串串过分夸大的生活琐事、含义深刻的杂感、妙趣横生的评论、幽默诙谐的寓言,以及使戈金和琼斯为之捧腹,而使巴特勒家人怒不可遏的一些家庭笑话和戏弄之词。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我既然说,而且说的确是真话,巴特勒“在他的本行内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现在为什么在他已躺进坟墓的时候,又如此攻击他,毫不留情反复讲述他的许多缺点呢?啊,我这样做完完全全正是因为我要把他进行的工作继续下去,向人们揭露“中级教育”的虚假性和欺骗性,揭露那种把孩子当作野兽来加以驯服,要给他们套上笼头,而不把他们作为应该得到自由发展的人来看待的做法是何等荒唐的恶作剧。巴特勒不惜让他父亲公开受到讥笑和侮辱,大声喊叫着说:“他所以成为这个样子,完全是你们的公立学校、你们的大学和你们的教堂造成的。”可是其他所有的人回答说:“噢,是的,你说得很对,可是你父亲本身就是个混账东西和无能之辈,所有上过公立学校和大学的人并不都像他。”那么现在,既然我们已经终于有了这么一部毫不留情地如实记述的回忆录在手边,我们便可以说,“这个人所以这样也完全是你们的公立学校、你们的大学和你们的乡村教区生活造成的,他可并不是一个混账东西和无能之辈,他具有极高的天才,而且一辈子都在竭尽全力反对那些东西的影响”。这样我们就可以显得比巴特勒更进了一步,甚至会使他的英魂叫喊说:“太妙了!不要对我手软。对我更凶狠一些,手下千万不要留情!”
因为我们绝不应该欺骗自己。整个英国现在仍然被兰加教区长住宅、施鲁斯伯里学校、剑桥大学,以及附属于它们的交易所和律师事务所等等一整套机构统治着。即使从这些机构里出来的人全是天才,在他们那样不惜置五分之四的居民于困苦与奴役而不顾,长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维持自己的地位,那不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文明国家最后也都将完全毁于他们之手。除非我们把这些地方的精神基础彻底用犁翻开,并在上面播撒下大量的盐粒,我们就对它毫无办法。这便是巴特勒的传记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他是最富有独创性和涉及面最广的作家之一。
——《新大英百科全书》
我们看到像巴特勒死后发表的《众生之路》这样一部对英国生活作出如此不同一般的深刻探索的作品竟然遭到这般冷遇,实在能使人几乎对整个英国文学感到绝望了!
——[英]萧伯纳
塞缪尔·巴特勒在他的本行内是十九世纪后半期最伟大的作家。
——[英]萧伯纳
它是对那个时代的许多错误做法的毫不留情的揭露,尤其是直接对在一个褊狭的福音教会家庭中经常包围着儿童私生活的那种残酷和丑恶行径进行揭露。
——[英]吉尔伯特·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