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光编著的《国槐》内容介绍：国槐西展的那根一搂粗的枝干上，悬挂着一口道光年间的铁钟。这钟一米多高，喇叭状的钟口有六印锅大，钟体上凸现的古朴矩形花纹，似百年史轮辗过的斑斑辙痕。吊挂大钟的铁环，因岁月久长已深嵌枝干体内，乍一看，钟就像树干本身长出来的一般。每当晨夕，钟声如空谷传音，在小城的上空和街巷震荡，似在打破沉寂，警醒灵魂。

张承光编著的《国槐》内容简介：对历史的透视那么深邃，对未来的思索就那么慎密，描绘历史可以有多种方法多个版本，唯一不能触碰的是道德底线——诚实。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读懂历史，才会更深透地体验今天，把握明天。然而，在现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影视中，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充斥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乾隆、西太后，却极少见到反映“文革”那段历史的作品。这不能不发人深省。是好了疮疤忘了疼？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国槐》是一本长篇小说。

太阳还没有出，仿佛一切都在静静地睡着，只有孚海山上的灯塔忽明忽灭。

慕超然踏着朝露，穿过西山公园片片丛林，拾级而上，在玉皇庙前的戏台广场稍作停留，便信步登上顶端。

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慕超然扩了扩胸，做了几下深呼吸，便打起太极拳，一套四十二式下来，天刚放亮。

东方出现一片微红，慢慢向上扩展。孚海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从黎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草木青葱的西山公园，浪花翻卷的海面，连绵起伏的山野，顿时鲜亮了。洋楼鳞次栉比的海关路，喧嚣的渔人码头，宽广的文化广场，繁华的朝阳商业街和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处处都镀上金色的花边。

慕超然望着冉冉升起的朝阳，整个城市一览无余。

远处，蔚蓝的大海上，海鸥依依，紧贴水面，亲吻浪花，渔帆点点，驶出港湾；近处，茂密的山林中，百鸟呜啭，燕雀翻飞，五彩斑斓，万翼凌空，给夜色初退的天空绘上一幅多姿的彩图；正前方，建于明洪武年间，方圆八里的“守御千户所城”，方方正正，位居城中，古老的城墙，东西南北四座威严的城门遗址，依稀可见，一排排井然有序，错落有致，青砖黑瓦的房屋，被经纬分明的十字大街切割成四大方区，家家户户的屋顶上，炊烟袅袅，云雾缭绕；近在咫尺的孚海市中心医院，西式古朴的建筑群，被郁郁葱葱的树木围绕着、荫翳着；左侧占据了半个山坡的孚海卫戍区，传来出操的号令，一阵嘹亮的歌声，迎风飘来。随即，海华的钟声敲响了，这是住校学生起床的钟声，那么悠扬，那么洪亮……

慕超然循声向右侧望去，这所当年由一个叫柯尔贝特的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海华中学，如今已有百年历史的省重点中学，尽收眼底。

海华是新中国成立后更名的。四幢教学楼南北有序地矗立着，整齐而巍然。一排排红砖红瓦的平房教室，均匀有致地分布在校园西侧。东侧是拥有四百米跑道的标准体育场，东南两边繁茂郁葱的树木，恰似一道天然的屏障。灰白砂浆墙面，下半部用毛鼓石砌成的三层办公大楼，古朴典雅，巍峨壮观，凹形结构有如伸展两翼的雄鹰，雄踞校园中央，俯瞰着整个校园。办公楼的北侧是学校的大礼堂，从东到西二十个矩形窗户，使礼堂显得格外宽敞明亮。礼堂的底层是图书馆，面积虽不算太大，藏书却是全市一流。不要说古籍经典，最难得的是孚海市开埠以来稀缺的孤本书册，在这里也有不少珍藏，连市图书馆查询资料，也常求于此。

办公大楼和礼堂中间是一个冬青围拢的小花园，几十种花草千姿百态，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花园正中是个水池，游鱼百许，自乐其中。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径，逶迤蜿蜒，给小花园平添了几分古雅氛围。而参天的国槐，偌大个树冠，更是给占地一亩多的花园罩上了一个绿色的伞盖，给海华带来勃勃生机。

眺望着这所登高巅以观海，近松林以听涛，处市区而静谧，居幽境而通达，风光旖旎、景色优美的校园，慕超然发出一声感叹：“实乃读书胜地也。”

面上看，海华同其他学校并没什么两样，地盘只有六十来亩，学生一千四五百个，教职员工也就一百三四十人，可名气大得令人称奇。百年来，她的弟子遍布神州四海。据说，联合国的官员中有她的学子，美国白宫都有海华后裔的子孙。人们戏称海华中学是“孚海市的黄埔”。

转眼，慕超然到海华十年了。这十年，海华中学的名气就更大了。

如果说，历史的海华像一枚镶嵌在天鹅绒上的古钱，早已锈迹斑斑，慕超然则以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这所百年老校通体闪光。“家有娃，上海华”，当初那位风水先生的话，早已成了广告语，东南西北的越传越远。  然而，这十年，慕超然有些老了，白发多了，原先额头上不细看发现不了的细密皱纹，如今已起了垄子。

吃过早饭，慕超然换上的确良上衣，蹬上五指露皮凉鞋，踱步来到学校。

“慕校长早！”传达老贺上身穿着老头衫，下身穿着灯笼裤，捧着厚厚一沓报纸、文件和信函在传达室门外候着。

慕超然接过来，道了谢，径直向校长室走去。穿过小花园，他习惯性地

在老槐树前停下脚步，轻轻拍拍树干，又深情地望着肃穆的大钟，似乎想倾诉点什么。

自从十年前见到那位风水先生，又听老贺讲了这树、这钟的故事，慕超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时常观察树上的那些喜鹊，如同老贺说的一样，学生上课时就是不出动静。他不迷信，但特感神奇，琢磨了十年也没悟出个所以然来。

老贺紧跟几步，也来到小花园。慕超然见老贺过来，捋着半白的头发，又拍着树干说：“贺师傅，这树又长了不少啊！”

“那是，比你刚来时又放粗了一大圈，快赶上碾盘粗了！”老贺每年年初岁尾都要用绳子对树身细量一次，说起来很有数。他指着国槐说：“慕校长，从发出的新枝看，我估摸今年咱学校能考上大学的，至少比去年要多一成。”

慕超然爽朗地笑着：“贺师傅，我看你快让这树弄迂了。”

“不信？你就赌等着庆功吧！”说罢，老贺也大笑起来。

还别说，老贺根据国槐的生长变化，猜度每年的升学情况，还真是八九不离十。慕超然嘴上不说，但心里也不得不佩服。

“贺师傅，这树多亏有你精心呵护呀！”慕超然心怀感激地说。

“慕校长，要没你，这树早玩儿完了。”老贺深情地望着慕超然。

老贺的话一下子把慕超然拉回了那个举国沸腾的钢铁年代。

那阵儿，全国几乎都成了钢铁厂，学校自然也不例外。海华中学的操场上，炼钢的小土炉林立，“突突”地冒着黑烟，把校园的上空罩了个严实。炼钢没有原料不行，不知哪个脑子灵的瞄上了这国槐和那口大钟。这么大棵树还不够烧几炉的？那么大口钟还炼不出吨把钢来？经刚提为副书记的周明三点头，团委书记钱正高带领二三十号学生，脖扎毛巾，扛着锯，拎着锤，齐呼啦地直奔国槐而来。正在树下转悠的老贺，弄清他们的来意，脸色突变，忽地转身进了传达室，操起根扁担，又疾步奔到国槐树下，挺起略驼的脊背，横着扁担，两眼发红，厉声道：“谁敢杀树，我就先宰了谁！谁敢砸钟，我就先砸碎谁的脑袋！”他抖了抖手中的扁担，冲着领头的钱正高怒吼道：“你不领孩子们走正道，整天净琢磨些旁门左道，这不是割肉补疮，穷作吗？”

钱正高和学生们被老贺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个个盯着老贺手中的扁担，怔怔地钉在原地，没人敢上前一步。谁也没想到，平日里憨憨厚厚、老实巴交的传达老贺，怎么突然间变成了一头狮子。

老贺手中的扁担，是他用去年的国槐断枝做成的，打磨得溜光水滑，一是为那断枝留个念想，二是万一遇到坏人也可当哨棒使用，没想到这时派上了用场。

钱正高第一个从陵睁中回过神来，跨前一步，呵斥老贺：“你好大胆子，竟敢公开跟‘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叫板儿！你可知道你说这话的性质？”

“我不管你姓几，谁要敢杀树毁钟，我就和他对命！”老贺毫不退让，双方僵持着。

早有腿快的搬来了校长慕超然，慕校长问明情况，移开老贺手中的扁担，语气平和地说：“同学们，铁要炼，但靠杀树不是办法。植树造林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栽还来不及呢！不仅这棵国槐不能杀，校园里哪棵树都不能杀。再说，这棵国槐见证着咱海华的历史，是我们海华多出栋梁之材的标志，我们都有责任保护它。大家说，这树能杀吗？”

学生们垂下了头。

看了看情绪平稳下来的学生，慕超然又指着那口钟：“我查过，这口钟是道光年间的，经历了一百三十多个风雨春秋，得之不易，砸了再铸这么口钟，可就难了。有这树这钟与我们相伴，是我们全校师生的福分。同学们，这钟咱还砸吗？”

学生们都笑了，齐声回答：“不砸，不砸！”

这时郎新民闻讯赶来，背依在国槐树上，盯着钱正高，向学生大声喊道：“同学们，慕校长的话千真万确，难道你们不爱自己的学校吗？”

大伙散去了，树下只剩下老贺和慕超然。只见老贺把扁担往树上一靠，就要给慕校长跪下。慕超然急忙扶住老贺：“贺师傅，你这是干啥？”

老贺动情地说：“慕校长，你救了这树、这钟的命，我替它们谢谢你！”P5-8

两年前，我从岗位上退下来，不少朋友对我说：别闲着，找点儿事做。也有不少朋友拉我到企业，名目“出谋划策”。

说实话，我不是干企业的料，既无谋也无策，只能帮倒忙。可我又是个闲不住的人，于是，我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了看书、写字、会友。看书，理解得快，忘得也快，我知道自己开始向“老年人”靠拢了。尤为明显的是怀旧，拉呱唠嗑总不由自主地提及往事，梦中也常在少儿时的那些情景中来回穿梭。我的确有点老了。

其实，我是一个乐天派，对人，对事物，对社会，总喜欢看光明面，而不太懂得记恨。我之所以写《国槐》这部小说，恰是对明天充满无限希望的缘故。要知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是多么来之不易，是在经过了怎样的痛定思痛，才踏上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啊！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读懂历史，才会更深透地体验今天，把握明天。然而，在现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影视中，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充斥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乾隆、西太后，却极少见到反映“文革”那段历史的作品。这不能不发人深省。是好了疮疤忘了疼？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我说不清楚。

在这部小说写了一半的时候，80年代出生的女儿看了手稿，不无怀疑地说：“文化大革命是这个样子，谁会相信？”

我心中生出莫名的悲哀，这悲哀由来已久。我知道女儿的话是有代表性的，每次跟她或她那一代人说起“文革”的那些事儿，他们都会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盯着我，仿佛这是“天方夜谭”。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这也正是催生我加快完成这部小说的动因。

写作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升华的过程。我常常或仰天长啸，或泪如泉涌，或义愤填膺，或长夜不眠。然而受阅历、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所限，驾驭这重大主题，时常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感谢恩师张春树先生、学长李培顺先生给予的热情鼓励和无私帮助，从策划、构思，到写作、修改、成书，都倾注着他俩的大量心血和汗水。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她是我的第一忠实读者，对我提出过许多尖锐的批评。尽管我们一些观点相左，但仍让我感动并快乐着。

当该书即将付梓时，我仍诚惶诚恐。是矫健先生、孙国璋先生、刘宝斌先生、卢万成先生、鞠韶华女士给予首肯，并在文字上做过诸多校正，才使我鼓起出版的勇气。

衷心感谢热情的朋友们！

壬辰年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