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记》叙述始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中日纠纷，重点在于“九·一八事变”、淞沪战役、“七·七事变”，一直写到南京沦陷。本书作者曹聚仁先生致力于使其成为“人民的战史”，亲临战场，搜集第一手材料：既有敌军文件、日记以及俘虏口供，也有官方公布文书；既参阅友邦人士的报道与批评，也研读专家的论著。全书叙述战事，不蔓不枝，分析战争背后的动因，资料翔实，令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

“采访”系列记录了曹聚仁先生从抗战到内战时期的采访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在时代巨变中的复杂意绪。《采访本记》叙述始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中日纠纷，重点在于“九·一八事变”、淞沪战役、“七·七事变”，一直写到南京沦陷，与《采访外记》所叙“战地八年”刚好接榫。曹聚仁先生致力于使其成为“人民的战史”，亲临战场，搜集第一手材料：既有敌军文件、日记以及俘虏口供，也有官方公布文书；既参阅友邦人士的报道与批评，也研读专家的论著。全书包括引论、日本侵略战序幕、全面抗战初页三部分，叙述战事，不蔓不枝，分析战争背后的动因，资料翔实，令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和敌人讲和”，如作者所言，这部书可说是蒋百里氏此语的有力注解。

总序 曹雷

前记——战场生活

第一卷 引论

 一、扉语

 二、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陛

 三、明治维新与大陆政策

 四、日本之内在的矛盾

 五、甲午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之行程

 六、中日纠纷与国际

第二卷 日本侵略战序幕

 七、日俄战后

 八、“九·一八”事变

 九、中国诉之于国联

 十、“一·二八”淞沪战役(上)

 十一、“一·二八”淞沪战役(下)

 十二、伪满洲国登场

 十三、长城战役——《塘沽协定》

 十四、阴霾中之华北

 十五、国人之抗战情绪

 十六、西安事变

 十七、英、美、苏联及德国之远东政策

第三卷 全面抗战初页

 十八、暴风雨之前夕

 十九、“七七”卢沟桥事变

 二十、平津失陷

 廿一、向“战争”迈进

 廿二、淞沪防御战(前期)

 廿三、华北防御战(上)

 廿四、淞沪防御战(后期)

 廿五、华北防御战(下)

 廿六、太湖南北地区诸战役

 廿七、南京防御战及芜湖、杭州战斗

 廿八、中日战后之国际反应

后记——抗战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编次

后记

后记之二

十、“一·二八"淞沪战役(上)

“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后，日人先后在汉口、青岛、福州、南京、汕头、镇江等城市作武力挑衅；尤以军舰云集汉口，陆战队武装演习，青岛日居留民举行大会，烧毁《国民日报》及市党部，日炮舰开枪向汕头市示威等事件最为严重；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卒于上海近郊爆发，时为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们事后推想，当年日军在我国各地的示威挑衅，只是一种扰乱作用，其主要目标，仍在巩固东北地区的占领。接在东北占领以后次一军事行动，显然沿长城墙边，窥绥察，胁平津，作进攻华北的准备。淞沪战役，原不在他们的预定程序之中。至于我国的军事准备，离现代化的标准还远得很；军队的数量，并不算少；但北洋军阀所遗留的地方割据势力非常之大，若干军队正在参与继续不断的地方争霸战；招募而来的士兵，知识水准低，骄横习气深，加以下级军事干部缺乏，上级将领不谙军事，这庞大的军队，和乌合之众也相差不远。至于枪械来源的不同，重兵器缺乏，国内交通线简陋(沿海数省而外，绝少铁路与公路)，更无从动员全国来和蓄谋已久、现代化了的日军抵抗。国民政府的武力以蒋委员长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为基础，纪律、士气比北洋军队进步很多，装备还是落后。而且掺杂了一件不幸的政治因素：在革命阵线中携手并行的国民党、共产党，北伐初期便意见分歧，演成激烈的内讧。日军进攻沈阳，那时期，政府军队正和共军在江西东南两部作生死搏斗，几乎耗尽了双方的全部兵力。后来日军在北满、南满继续军事攻击，政府军队一部分移向沿海地区，共军便乘机展开攻势；赣州危急的消息正和锦州失守的警讯同时传来。加以国民党内部意见的分歧，更增加国民政府对外肆应的困难；国联对远东问题的软弱无力，也使国人格外失望。其时，蒋委员长又以朝野责难频至，从纠纷中引退，暂隐于其故里(浙江奉化溪口)，军事指挥上也失去了重心。临着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日本军人自更趾高气扬，目中无中国，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

国难严重，国民党内部由分裂而合作，蒋汪重复携手，西南政务委员会若干委员由粤北上，参与国民政府的改组，新政府于三十一年元旦成立，以林森氏为主席，孙科氏为行政院长。这时，在江西前线和共军作战的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军长蔡廷锴将军，参谋长赵一肩将军，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将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将军，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将军。)奉命警卫首都，驻防京沪沿线。这支部队，据当时外籍记者所见，面目黄瘦，黯灰色的军服，草鞋，斗笠，从外表看来，除了斗笠这新鲜的标帜而外，只显得十分疲劳，甚至有点近于从前线溃退下来的样儿。他们的武器，也简陋得很，步枪轻机怆而外，只有手榴弹，诸如重炮、高射炮之类的重兵器几乎绝无仅有。他们都是广东人，南方的口音，这一点使他们和上海环境很相安；他们驻防闸北，和虹口的广东居民非常相得。虹口也正是日本侨民丛集之处，他们对于广东人的坚强精神非常不愉快；因此，对于广东的军队，心底起了藐视与憎恨的心理。“一·二八”的战事，也就是这么挑动起来的，日本军人有意要和“广东精神”来挑战！

依照日本人侵略中国的一贯步骤，首先是制造借口。一月八日，东京樱田门外发生朝鲜李泰昌狙击日皇事件，上海《民国日报》以“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逮”为标题，日方即认为大不敬，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上海吴市长(铁城)谢罪，封闭《民国日报》，连带要求市府当局压制上海市民的爱国运动。接着发生了一月十八日下午的“三友实业社事件”。据日方所传，说是那天下午日本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山等五人，经过杨树浦路时，被三友实业社职工及救国义勇军所袭击，重伤致死；一月二十日，约有五十个日本人，均为青年保护团团员，手持刀棍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归途与公共租界巡捕冲突，巡捕三人受伤，一人致死，日人亦三人受伤，一人致死。于是日本居留民集会咆哮要求日领事提出强硬要求，于是日本特务舰、巡洋舰及第十五驱逐舰陆战队急驶来上海，以盐泽幸一少将为司令官，向我当局示威。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一星期中，山雨欲来，一步迫紧一步了。二十六日，日村井总领事向吴市长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一、市长向日方谢罪；二、处分加害者；三、偿付抚恤金及医药费；四、解散所有抗日团体。限廿八日下午六时以前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自卫行动。日方的要求，我市府已于廿八日下午四时答复，全部承认其要求，《民国日报》已于前一日自动休刊，当日下午并已下令封闭抗日救国会。但战事之发生，仍依照日军预定之攻击程序爆发，初不以我方承受其要求而有所改变。是晚，十一时，日本海军司令忽发布告二道，其一谓：“日本海军对于闸北情形，颇感忧虑，该处日侨众多，已决定派兵至该地，维持法律及秩序；因此希望中国当局从速将驻在闸北之军队撤退，并解除该地之一切敌意的防御。”其二谓“委派日方保护租界之一段，日军将采取认为必要之行动”。

二十八日夜半，时蔡廷锴将军在真茹指挥所，已就寝，盖以我市府已承诺其要求，敌方当不致再有军事行动了。谁知闸北守军传来警讯，谓日军已开始进攻闸北，蔡将军即下令抵抗；这便是“一·二八”战役与“九·一八”事变的不同之处。十九路军的抵抗打碎了日军四小时占领闸北的梦想，恢复了我军(装备虽落后)足以抗拒现代化日军的信心，在中日战争行程中可说是最重要的里程碑。

据日方军事记载：那晚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下攻击令，分三大队向闸北我阵地进攻；第三大队由北四川路向我天通庵车站袭击(淞沪线车站)，第二大队由虬江路向宝山路突进，第一大队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攻击，并配有野炮、曲射炮、装甲车队，激烈战斗便于二十九日上午零时展开了。其时，我军沿宝山路、宝兴路一线防守，敌军则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日本小学为根据地。战斗一开始，日军的攻势并不顺利，闸北街道市区，日军重兵器无从发挥威力；十九路军士气旺盛，敌装甲车冲人宝兴路时，我军冒死攀登，向其投掷手榴弹，有登屋顶向下掷弹者，毁敌战车数辆。而三义里敌军陷入我军包围中，全部几乎被歼灭。敌航空母舰“能登吕”飞行队即连续飞至闸北阵地，投炸弹及照明弹助战，战至天明，阵地未改变，而日军攻势已衰退了。二十九日，日空军整日疯狂轰炸，宝山路一带火焰四起，黑烟蔽天，商务印书馆、湖州会馆、淞沪车站先后中弹，化为灰烬。这是日军立体战争的尝试。

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城市，接触了开埠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战争威胁；其时又适当国联调查团准备东来，日本向国际允诺不扩大战争之际；因此，战事真正开始，上海领事团便参与调处。二十九日上午，我上海吴市长向领事团提出抗议。下午，英美两国总领事应吴市长之请，完成休战的局面，以下午八时为始，双方同意勿再战争。卅一日，日我外交军事当局经英美两领事调处，曾会晤商定，“由日本总领事向日本政府提出一办法，使日军由突出之阵线撤退，倘不邀允，则中国方面亦当呈报中国政府。在未接最后答复以前，双方非因对方先行开火，则不得自行开火。”(各国领事均签名)在国际调处情势中，双方乃短期休战。

事后证明日方允诺“短期休战”，乃其政治上之奸计。日军初以为虚声恫吓，可以压迫我军退出上海，攫闸北为租界；恫吓不遂，乃以武力尝试，不料遭遇了十九路军之坚强抵抗；且以进行街市战，损失惨重，“皇军无敌”之夸词已为实际战斗所否定，乃利用休战时机，增调援军。二月初，日军增至二万五千人，六日，日政府又派援兵两师团西来，淞沪战事遂进入更激烈阶段了。

P073-P077

曹聚仁先生是位多产的作家。他从1921年来到上海时起，到1972年他临终前一个月，他手中的笔就未曾放下过。他几乎每天都写，有时一日要写三四千字。他曾为自己统计过，自称一生写了不下四千万字。他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多种报纸及杂志刊物上，抗日战争时期，更见诸他发的战地通讯和专栏中。这些文字中的一部分，曾先后结集成书，约七十种。

曹聚仁的一生执过教鞭、当过记者、办过报纸。他的文字，涉及面甚广。早期以杂文随笔见长，上世纪30年代曾出版过《文思》、《笔端》、《文笔散策》等。他对国学也有研究，较著名的有他年轻时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笔录整理的《国学概论》和晚年在香港出版的《国学十二讲》(后以《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为书名由北京三联书店在大陆出版)。

抗日战争烽火燃起，曹聚仁带笔从戎，穿上军装走上战场，当了一名战地记者，写下了大量新闻通讯。这些新闻类的文字在抗战中曾结集出版过《大江南线》；抗战胜利后曾与著名新闻摄影家舒宗侨合作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收一千多张真实的照片，四十万字文字史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有关中国抗战这段历史的记录。以后在香港又陆续出版了《采访本记》、《采访新记》、《采访二记》、《采访三记》、《采访外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新闻采访、时事评论类的著作。其中也真实地记录、剖析了自己思想的演变过程。

作者对文史研究有浓厚的兴趣，他著述的《文坛五十年》、《上海春秋》(曾以专栏形式发表在香港报纸上，后由作者家属依手稿整理在大陆出版)、《万里行记》、《万里行二记》以及他晚年致力编著的《现代中国通鉴》(他原本计划写五卷，但只完成了甲编，就因病重无力写下去了)，应都属于这方面的著作。

曹聚仁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书评和读书笔记。在他生前，曾出版过《书林新话》；在其身后，他的家属又将他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这方面文字整理出版了《论杜诗及其他》、《曹聚仁书话》和《书林又话》。

由于集作家、教师、记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生前曾广泛接触过文坛、政界、新闻圈等各方人士，也曾留下了“人物志”一类的大量文字。其中一部分他曾收在自己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中。他故世后，遗稿中的人物类文字由女儿曹雷编纂成《听涛室人物谭》和《天一阁人物谭》二书，在上海出版。作者生前与鲁迅先生友情甚笃，60年代他在香港出版了《鲁迅评传》和《鲁迅年谱》。前者于上世纪末曾在大陆和香港再版。而作者的《蒋经国论》和《蒋百里评传》二书，在香港出版后，也曾在台湾和香港再版。

作者生前也写过小说。抗战时期，他写过反映一群学生在战乱中生活和命运的小说《灯》，在战时的报上连载。他还曾打算用说书的形式结合评述战况分多天来讲演这部小说，不料场子接洽好了、海报也张贴了，却赶上日机炸毁了发电厂，也炸毁了他当一回说书人的梦想。50年代初，他在港报上连载过小说《新双城记》和《夜半》，都未成书，原稿也失散了。他的小说《酒店》，反映了50年代从大陆流落到香港的—个特殊人群的苦闷和彷徨，曾在香港出版，并于近年再版。他生前在香港出版的另一部章回体的小说《秦淮感旧录》，则描绘了国民党政坛人士逃离大陆时的纷乱和错综复杂的心理。

《论杜诗及其他》是作者的妻子邓珂云根据作者遗稿《杜诗二十证》整理，并补加作者生前有关旧体诗的论述成书出版的。

《浮过了生命海》则是作者晚年病中的随笔。

作者喜爱中国的戏剧，一生未曾停止过对中国戏剧发展史的研究。他曾写过相当数量的剧评和有关戏剧史研究的文字，在他的《人事新语》和《万里行二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方面的评述。作者晚年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时期，他深爱的祖国艺术瑰宝和他崇敬的艺术家们大受摧残。在这样的萧瑟气氛中，作者将他收集多年的艺术类刊物、杂志、剪报，加以编辑影印，出版了一本《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书中收入两千多张自1949年以后国内各舞台剧种及电影剧照，设立了梅兰芳、周信芳等多位艺术家的专辑，这是他努力想保存下来的资料。《集成》中还有作者的撰述、评介文字二十多万字。1985年，这本大书中的文字部分，经女儿曹雷整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听涛室剧话》。

作者晚年写下的那部未完成的自传《我与我的世界》，先后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三个版本，均面世于作者身后。每版都对前一版有所增补，以山西北岳文学出版社的最为完整。详情可见各书的出版说明。

作者生前所写文字已不可能收集完整。结集成书的作品，除三四十年代上海出版的以外，大陆见到的不多。踟年代后，大陆的出版社陆续再版了他在香港的一些作品以及由作者家属从他的遗稿中整理出的作品。这二十来部作品分散在各个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上海东方出版中心、上海书店，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北京三联书店等，其中以北京三联出版书种最多。

此次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曹聚仁作品系列，计划五年内将曹聚仁的代表性著作分批出版。其中有一些将重加整理，使其更为完善。更有不少则属首次在大陆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作品，读者或可对作者及其文字生涯有一系统全面的了解，而有志于曹聚仁研究的学者自然也有了更丰富的文本资料和可靠的版本依据。

“曹聚仁作品系列”的出版，得到各出版社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单位的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父亲在澳门去世后大约十年，他遗留给我们的书籍才运回上海家中。其中有一本枣红色硬纸封面的，两寸厚，可能因为他自己经常翻阅，边角都有些磨损，里面有几页还用玻璃胶条粘着。后来整理他的作品时，我翻得最多的也是这本书。

书的硬封面上，印着“采访外记”四个字，但实际上，父亲把他的三本书钉在了一起。跟在《采访外记》后面的，是《采访二记》和《采访三记》，另外又有一本单独的《采访新记》，合起来就是他的“采访”系列了。过去二十多年，父亲的书在内地已经出了数十种，但就是这几本一直无缘重新问世，今天能够编人北京三联书店的“曹聚仁作品系列”，而且又是首批付印，实在高兴。

我们很是看重父亲的几本“采访”，因为那六七十万文字，是他一九五零年从上海去香港后的五六年当中最重要的写作。书中记录了他四十岁前后至五十岁前后的人生变化，记录了他从抗战到内战时期的采访经历和所见所闻，也记录了他在大时代巨变的惊涛骇浪中的彷徨、复杂心绪。要了解他，不能不细读他的“采访”。

以时间划分，《采访外记》以抗日战争“八年生活为第一段落”，应是一九五三年前后所写；那几年他的作品，都是先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再集合成书，由新加坡的创垦出版社出版。父亲把“采访”作为书题，当然与新闻采访相关，是要留下一点“旧事陈迹”，给下一代的青年作参考。但综观全书，却有着回忆录的味道。他晚年正式写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时，就把《采访外记》中的一些内容和章节纳入其中。

接着的《采访二记》，写的是国共内战事情；《采访三记》的时间段，则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军进入上海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大约一年。而一九五六年一月出版的《采访新记》，主要记录了他从香港对中共主政下的中国大陆的观察。在这三本书中，我感受最强烈的，是父亲力求摆脱政治漩涡、却又不得不在左和右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痛苦。《采访新记》之后不久，他进入了“北行”时期，见诸文字，即《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三联书店合并为一册，取名《北行小语》刊行)，那又是另外一番心情了。

在整理父亲遗作手稿时，我们发现他为一本名为《采访本记》的书列出的目录，应该和抗日战争的史料和战场报道相关，但始终没有看到过那本书是什么样的。希望今后能找到更多资料，来确定究竟有没有这本书，或者只是别本书的另外一个名字。

曹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