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编著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内容介绍：谭其骧，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本书收录其在土改、文革期间及寓居京华时期日记，行文似流水帐，却最真实地反映出那些特定时代的原声原色。从见天日的传奇“黑色日记”媲美《吴宓日记》《顾颉刚日记》的“变天账”再现风云时代的精神密档。

葛剑雄编著的《谭其骧日记(珍藏版》内容简介：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谭其骧日记(珍藏版》是一本畅销的日记类书籍。

前言

再版前言

土改日记

京华日记

“文革”日记

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机

谭其骧年谱

元月1日 上午区人民法庭调查员高超来，即召开干代会，核对叶兴邦材料，今日多数人已肯直言，十八则罪状中通过十六则，但不敢保全系事实。下午继续核对叶凤朝材料。晚整理材料。今日花上五千元，托人进城买肉吃。

1月2日 上午到丁冉开苦主会，全乡工作队皆到。先开工作队会，布置明日斗争大会。再开诉苦会，诉苦者35人，成绩不佳。下午召开贫雇中农会传达，鼓动明早出席大会。晚赴学校访曹玉海了解材料。晚整理地主材料。

1月3日早起偕全村86人赴张巷出席全乡典型划斗大会，斗丁三，到会者干数百人，苦主诉苦者三十余人。正午散会，饭后开工作队、乡村干代会，讨论疑难户。天色近晚，匆匆未能细究。回村召开干代会布置明日本联防村划斗。

1月4日 早起一人先赴东庙，三村群众到甚久，西叶始到。昨日出席乡斗，本村亦迟到，为末第二，受检讨。是日划斗张冉一、柬叶二、丁冉一、西叶二，兴邦之妻与叶凤全。散会后小作总结即散。晚布置明日划斗叶振华，发现叶凤章子有地主可能。

1月5日 上午又赴东庙开联防村划斗会，张冉一、束叶一、西叶一(振龙)，匆匆半点钟即罢。散会归来，束叶来人嘱赴张冉。即去，至则孙桂梧在，谈检查组王某挑剔事。下午召开干代会，谈划分内部成分。晚划分内部成分。

1月6日 上午赴张冉，谈内部中贫标准。王检查来，辩难甚久，为束叶叶华礼成分也。下午更定中贫农若干户。晚填写富裕中农以上成分表，至深夜。

1月7日 上午赴东庙小学内开全乡工作队碰头会。中午回村午餐，饭后进城，行李上午已由村干部带进城。到城时尚早，赴大队部闲谈，街上买物。晚出席李政委、周主任报告会。散会后分组审批阶级成分，余开祥代表区出席本组。本村地主三户通过。十二时许散会，宿大队部。晚在市上吃面。

1月8日 上午继续审批阶级成分。下午继续。旋赴队部解决疑难户。晚出席大会，听团长、余指导员报告。散会后步月而归，抵村月已中天矣。疲极。中午偕鲍、全、胡吃饭。

1月9日 上午计算各阶层占有土地数。下午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宣布成分，选举没收保管丈量分配小组。晚填写各阶层土地占有表，不就。追记日记。

1月10日 上午计算本村分田平均数，填土地占有表。下午赴乡。晚出席全乡工作队、农会主任会议，计算全乡分配标准，至一时许始得出办法。地多者按3，5亩分，少者按3亩计，多于3，5者出地，少于3亩者得地，平均在3亩_3，5亩者不动。

1月11日 乡召开农会会员大会，孙报告总结第二阶段工作，余报告分配方案原则。下午分村讨论，旋再开大会，决定西叶调剂凌巷，吕楼调剂薄山，西叶没征收共346，3亩，按每人3，5亩计，估计可多60亩。回村晚饭，饭后召开农会会员会，传达大会决议。会后计算得田户人口确数、应得田数，不就。

1月12日 上午再算，本村余田确数有四十多亩，决定送四十亩与前何，商谈分配一切事宜。晚召开分配小组会议，分配土地，小组长叶玉凤表现袒护汪南。

1月13日 晚召开分配小组会议，分配四大财产。上下午修订补充土地分配方案。

1月14日王荣英闹出叶凤领、叶玉口贪污斗争果实，终日扰攘。粮食账既不清，没收板片数亦不符，粮财经双方对质改正，板片亦经王荣英在玉品家查出。晚召开群众会，检讨领、品二人，二人受打击，至躲于桌子下不敢抬头。是日为余下乡后最恼怒之日。

1月15日上午进乡报告没收偏差事，得知定于廿一日进城，廿二日回沪。回村午餐，群众得此事，即发动挽留。下午、晚召开干代检讨会，目的在压制东头人气焰，防其助地主反攻，王荣其、叶凤领二人皆自我检讨，又表示今后团结，相当成功。

1月16日 群众知余将走，全体干代签名盖章，去函乡公所挽留，被驳回。中午又去一函，下午驳回。晚又去一函。上午处理分配遗留问题，余粮四斗四升及柴草1500斤之分配。下午召开农会会员大会，总结工作，选举农会委员，结果凤同、凤闻、凤坤、王维兰、田昭英五人当选，又选出民主妇联代表，管制小组、治安委员会等。晚填表，群众来者太多，心乱，不就。

1月17日 上午填表格，陈有净来，向群众解释不能留之理，无结果而回。下午迁至凤鸣家填表，因寓所人太多，嘈杂不能清静也。至晚饭后始填就，连夜送去。至汪南，会谈叶振华包庇事。回寓又与玉海等谈，移时而睡。

1月18日 上午进乡开总结会，西叶因内部不团结，被评为二等村。会后在庄家村午餐，回村已傍晚。未几永城同志老戴来。晚饭后订爱国公约。群众仍欲留余。

1月19日 晨进乡开庆功会，会后西叶群众包围孙组长，挽留余。辩难数小时，虽理屈辞穷，不肯散去，最后答允进区要求，乃散。下午在张巷休息，转觉空暇无聊。黄昏王维兰、王荣英送被包至乡公所，余在庄家未值，维兰归途竟大喊。晚饭后稍玩牌即睡。

1月20日上午孙首先进城。余自乡返村，再向群众解释，群众至是知已不可留，佥允放余。收拾行李。凤鸣家以咸鸡相饷，却之不情，只得进少许。连日来凤呜家相待情谊，实无可言喻。下午王维兰赶集回，据云在城晤及孙，区批不准留余，惟已与孙谈妥留余在西叶值一宵，俾叙离情。余不得已从所请。晚在风鸣家长谈，深夜始睡。

1月21日 晨村人以牛车送余，王村长及风鸣一家皆哭，余亦之泫然。抵城，凤鸣送余至大队部辞出。偕孙桂梧访区署负责人，为乡中遗留事件也。旋与孙共进午餐。下午诸同学夹访。晚在队部晚餐。饭后小组长会议，归寓与鲍正鹄、胡绳武、孙桂梧谈约一时而睡。

1月22日早饭后移行李至区署前，候至九时许马车来，大部同学上车而去，每车十二人。又候至十一时许汽车来，余坐第一部。车行甚速，但至距固镇八里处抛锚，步行至镇，则马车及第二三部汽车皆先至矣。至联络站访周、余，出与严北溟[1907—1990年，时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吴杰[历史系教师]、葛受元共进午餐。饭后知车已到。即至车站，将行李雇车送至寓所。寓所为一仓库，二百余人将宿此，觅铺位布置毕，一身大汗。与吴杰同出至老虎灶洗脸，又至大光明理发，毕，至醉春楼晚餐，队部所约晚餐点也。饭后小组长会议，会后归寓，同学已大部入睡，简略传达，即睡。

1月23日 六时起身，装行李，送铺盖包至车站交运。归进早餐。八时半至人民大舞台开会，颜团长、周大队长作报告。十一时散会，进午餐。饭后即携行李至月台，十二时三十三分车至站，二百余人以六分钟进车毕。七时五十分至浦口渡江，十时二十八自南京开行。

1月24日 六时四十九分抵上海。下车，校委会、工会多人在站迎接，部分乘小火车，部分(余在内)搭汽车，至大八字会合，整队步行回校。下车时已下雨，至是路全湿，鞋袜尽透。至校门，留校人列队夹道欢迎。进校绕场一匝，归寓。一夜未睡，小睡，但不能人眠。午饭后应寿来访，谈移时。出访叶粟如、索天章、潘硌基。晚饭后访杨岂深，夜九时睡。 

1月25日 上午十时出席校委会欢迎会(教员)。下午出席土改干部会。晚出席全校性欢迎师生土改队会。

1月26日上下午出席干部会。晚胡厚宣、杨岂深、潘硌基来谈，偕杨、潘至陈子展寓，谈至十时归寓。是夕除夕。

1月27日 旧历元旦。早起，史系同学来拜年，本庄同事来拜年。旋至本庄同事处拜年，随工会拜年大队至渝庄[复旦大学宿舍]，又至嘉陵村[复旦大学宿舍]朱激、徐汇村[复旦大学宿舍]崔明奇、胡曲园、陈漱石拜年。下午全家至军医大学沈冠群[谭其骧姐夫]家拜年，未值。归与胡厚宣同至庐山村[复旦大学宿舍]周谷城等处拜年。

1月28日 上下午晚皆有土改总结筹备会。下午请假，出席[上海市]史学会成立大会。

1月29日一天三会。

1月30日一天三会，小组讨论。

1月31日 一天三会。晚历史系典型提纲讨论，余其一。

2月1日一天三会，通过提纲。

2月2日 上下午逃会，携儿女赴工房[谭其骧长兄家]拜年。晚出席登辉堂[复旦大学大礼堂，现改名相辉堂]听典型报告。

2月3日 下午自由活动。晚图书馆楼下全体教员聚餐，饭后组长会议。

2月4日今日规定写总结，未动笔，看毛选。晚饭后至叶粟如处闲谈，归寓作总结思想准备。

2月5日 上午叶粟如来谈，下午胡厚宣来谈。晚土改第一队在寓开会，写总结。P11-15

了解历史和研究历史都需要文献资料，当事人的日记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所有的日记都能用作史料，因为很多日记所记的并不是实际情况。

本来日记是记给自己看的，留作日后查考，起到备忘和自我修养的作用，青少年或兼做练习写作。一般说来，日记是个人隐私，秘不示人，轻易不会发表，至多只给最亲近的人看若干片断。这样的日记才会记得真实，才能不计功利，无所顾忌，才有史料价值。

但有些日记的功能已经改变了，特别是一些名人、要人的日记，本来就是为了日后发表才记的。或者正确地说，是为了发表才编造的。因为准备发表，作者一般都会尽其所能地记得详略得当，生动可读，有的还反复修改推敲，当作文学作品来创作。胡适的日记据说就是准备发表的。近代以来流行的几种日记多数也是作者为日后或身后发表才记的。前几年，某出版社就曾在年初向几位名人约稿，次年初就推出了他们上一年的日记，有的还颇有销路。

准备发表的日记未必就没有价值，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作史料。因为日记中固然会涉及一些与个人利害有密切关系或者相当敏感的方面，但必定也有大量不妨实说的实话，或者非实录不足以流传的内容。如前人以日记形式记下的大量游记、行记，基本上都是为发表或传世而记的，但像《徐霞客游记》就有其重大的科学价值和文学地位，古代一些使臣的日记往往也包含着重要的史料。

不过，一些特殊的日记自当别论。如政界人物出于政治目的而编写的日记，假道学家自我标榜、自欺欺人的日记，就千万不能当真，否则就中了他们的圈套。还有一些产生在特殊条件下的“日记”，尽管作者大多是无辜的、不得已的，但除了可以保存一些样本供后人了解外，其余都只配作废纸处理。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中学教师的我经常要布置学生记“红色日记”，并且要定期收上来检查，挑出一部分来张贴展览。当然这不是我的创造，而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当时形势所然。但那些可怜的学生们只能天天写下满纸的大话、空话、假话，不是欢呼最新指示，就是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不是“斗私批修”，就是豪言壮语；不是好人好事，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新动向。报上不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在他们的先进事迹后面总会附上几篇他们的“红色日记”，不管他们文化程度的高低，其中必定有一些富有号召力的“豪言壮语”。

有“红色日记”，就会有“黑色日记”，当时称为“反动日记”或“变天账”。在一次抄家、打砸抢或强迫“自觉上缴”的“革命行动”之后，总有一些“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或审查对象的日记落入“革命群众”手中或“无产阶级专政”下，成为揭发批判的靶子或定罪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对幸存的日记，本人和家属毁之唯恐不及，少数被设法隐藏起来的也未必都能重见天日，而绝大多数原来记日记的人都就此搁笔，或者只能记“红色日记”了。坚持记日记，并且不记假话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的日记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当然弥足珍贵了。这样的日记不仅可以作为史料，而且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留下的日记就是如此。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作为先师的助手陪同他外出开会，就发现他每天临睡前都要拿出日记本记日记，以后十一年间都是如此。偶然因病因事没有记下的，他会及时补全。1991年一个夏天的午夜，他是在记完日记后坐在椅子上失去知觉的。而就在他最后一次发病前的几个小时——1991年10月18日凌晨3点，他记了最后一次日记。十几年间，我随先师外出不下数十次，他对我几乎无话不谈．但没有让我看过他的日记，只是说：“我记的都是流水账，以后你可以看。”

先师归道山后，哲嗣德睿先生代表家属，将先师的日记和其他文稿资料交我作为撰写传记的参考。我发现先师的日记是非常宝贵的史料，本着他一贯倡导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精神，我认为这些日记不能只供我一人使用，而应该加以整理发表，使之充分发挥作用，得到了德睿先生的赞同。果然，先师的日记选在《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上分期连载后，就受到了学术界重视，也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兴趣。但这份杂志的发行量有限，很多想看的人还看不到，或者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接受安迪兄的建议，将先师的部分日记汇编为书，交付出版，以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理解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

现存先师的日记，最早的是1946年9月由贵州遵义复员回杭州途中所记的，但只有事后抄录的片断。以后就是1951年10月27目至1952年2月5日参加土改运动的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在去北京编绘地图和以后历次去北京开会期间的日记，1957年至。1964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日记，1964年10月1日至1978年1月底的日记(“文革”期间的1968年2月至1969年初仅记片断)，而从1979年2月1日至1991年10月17日的日记一天不缺，最为完整。

这次选录的是土改日记(1951年10月27目至1952年2月5日)、京华日记(1955年2月11日至1956年8月22日、1956年10月12日至1957年1月13日)和“文革”日记(1966年5月6日至1972年12月31日)，题目是由我加的。

此外，先师还留下了几本笔记，其中在两本笔记中，详细记录了195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改造运动的全过程，包括领导讲话、工作布置、小组会上各人的发言和本人部分发言的要点。我照原文录出，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或连接语，题为《虔诚的忏悔——思想改造手记》，编在日记的后面。我认为，这些笔记和日记一样，也是相当可靠的原始资料。

既然先师的日记不是为了发表而记的，在发表时就得尊重他的遗愿，如果有他不愿意发表的内容就不应该发表。我在选录时作了两方面的处理：一是属于个人隐私的家庭琐事，如夫妻关系、子女的婚嫁生育、亲戚来往等。文中凡用省略号的，都是这方面的内容。一是隐去了一些人名，凡是“文革”期间批斗先师和他人的，或在当时做了一些错事的，一般都用□□号代替姓名。对这些人先师生前一直持宽容态度，从不计较他们当年的行为，还是将他们当学生和同事对待，对他们扶植支持不遗余力。他说：“‘文化大革命’的账不能算在他们头上．他们不批斗我，也会有其他人来批斗我。”我相信这样处理是符合他的意愿的。

日记中的圆括号及其中文字是原来有的，方括号中的文字是我注的，主要是姓名或身份的介绍，个别无法辨认和原来就缺的字用□号表示，并加括号说明。

思想改造的笔记与日记不同，所记都是各人在公开场合对同事和学生代表说的话，并不是什么个人隐私。尽管今天看来不乏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甚至会觉得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人们都会感到相当自然，态度极其虔诚。唯其如此，就更值得后人深思。事情已过去四十五年了，接受改造的教师们多数已经作古，所以除了对健在教师的自我批判隐去姓名外，其他都照原文录出。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加了一些必要的说明和连接。

葛剑雄

1997年2月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