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埃尔·多尔夫曼的《往南，望北——一段双语旅程》是作者的一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了智利圣地亚哥的一段历史，美洲大陆的革命形式，面对生、语言和死的难忘往事——当时的左翼青年差点被死神带走，然后如何出逃。

阿里埃尔·多尔夫曼的《往南，望北——一段双语旅程》时感慨万端，少年时代的模糊记忆在将近四十年后竟然清晰了。阿里埃尔·多尔大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段历史——这位当时的左翼青年差点被死神带走，然后如何出逃。在这部似乎是自传又似乎是小说的书中，《往南，望北——一段双语旅程》中阿里埃尔·多尔大曼充满幽默感地描写美洲大陆的革命形式。然后我们知道了为何会出现切·格瓦拉，因为美洲大陆像阿里埃尔．多尔大曼这样的“业余叨．格瓦拉”比比皆是。

第一部 北与南

第一章 早年发现死神

第二章 早年发现生命和语言

第三章 1973年9月11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了死神

第四章 1945年，在美国发现了生命和语言

第五章 智利圣地亚哥，1973年9月11日近中午时，发现了死神

第六章 1945年至1954年，在美国发现生命和语言

第七章 1973年9月13日和14曰，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了死神

第八章 1954年至1959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生活和语言

第二部 南与北

第九章 1973年9月某时，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死神

第十章 1960年至1964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生活和语言

第十一章 1973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大使馆外发现死神

第十二章 1965年至1968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生活和语言

第十三章 1973年10月，在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内发现死亡

第十四章 1968年至1970年期间，在加利福尼亚贝克莱发现生命和语言

第十五章 1973年1 1月初，在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内外发现死亡

第十六章 1970年至1973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现生活和语言

跋 最后一章，我们再次面对生、语言和死

第一章 早年发现死神

我本不该在这里讲述这个故事。

原因很简单：过去的一天，好多年前在智利圣地亚哥的一天，我本该命绝，却大难不死。

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应该从那里开始，从那一刻开始，就在那一刻，历史违背我的心愿，让我成为有朝一日可以坐下来，写出这些文字的人，现在我就在写。我一直认为，这个故事要从那天早晨开始，确切地说，那是1973年9月11日，我的国家的军队造了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反，我小时候就一直害怕的死神进人了我的生命中，但是没有把我的命夺走，而是让我活了下来——我被留在了这里，留在了现实的这一边，牢记是什么让那一天在我心里，在这个世界上永远终结，到现在还纳闷，我为什么会逃过一劫。

然而，我不能让自己从那里、从我本该命绝的那一天开始。

我真正希望这个故事开始的时间，是我暂时得救的前一晚——9月10日的晚上，也就是政变的前一晚。到第二天的这个时候，阿连德将遇难，而我将躲起来，到了第二天，我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未来：我活着，而太多的人却替我被杀。但这一天还没到。今晚，尽管里里外外有那么多无可争辩的证据在朝我喧嚣，我却对自己说，不会有军事政变，智利跟其他拉美国家不一样，我们有那么多关于民主、稳定和明智的令人欣慰的神话。

也许我是对的。也许我不该毒害我那些最后的和平时刻。隔壁房间里，我六岁的儿子罗德里格在叫喊。安吉丽卡已经让他上了床，现在他吵着要听睡前故事。也许我把那个突然在我心里蠢蠢欲动的恐怖念头打压下去是对的。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给他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最后一次。也许我对现实视而不见是对的。

这不是我第一次试图欺骗死神，假装它不存在。

就我记忆所及，死神是存在的。我当时亲眼看见过，在纽约我们的公寓房间里，在黑暗中，我躺在床上，一连几个小时睁大着眼睛，想着死神，一个在第一次流亡生涯中丢失又被找到的孩子，心惊肉跳地，试图说服死神放过他。要是我当时知道好多年之后死神真的会放过我，我所做过的或没做过的，我所想过的或没想过的，跟我能不能幸存下来毫无关系……但回首1 974年，我甚至都不知道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害怕的是濒临死亡而不是真正的死亡。哦，是啊，鬼怪是存在的，躲在床底下，在客厅柔和的灯光里呼吸，在浴室里滴滴答答，只要我一回头它们就闪开，正好避开我的视线，躲在我的身后，准备扑过来，然而，即便这样，那些鬼怪也不是真正让我害怕的东西。我当时五岁，也许还不到，我荒唐地认为，我死的时候那些鬼怪加在我身上的疼痛会很短暂，多少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让我受不了的是死亡之后，死后的寂寞，我不得不永远忍受寂寞。

“可你会在那里吗？”我问我母亲，依偎着她，试图强求她永远不要离开， “我死的时候你会在我身边吗？”她的回答只有一部分是撒谎：对，她会在那里。随后，当灯光昏暗，她走了，我想着我的死，这个念头把我拽向死亡的恐怖深渊，越陷越深，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无法身临其境地去想它，我会被我自己抛弃，被那个我始终信得过的、决不会关灯顺着走廊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的人抛弃。这正是我要对你做的，死神说，你会非常孤独，就连你都不能陪伴你自己，你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这个结局。就在我往下急坠，眼看快要发疯时，我母亲的话又会在我耳边响起；她答应会在那里，在那一片空虚之中，如果她在那里，那别人也会找到一条路，这样我就可以慢慢往上升到清醒的表面，猜想死亡是一个广阔的空间，里面放满横躺在棺材里的尸体，谁也碰不着谁，但是确信旁边有着别的尸体，上百万个我们这样的尸体，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开始，自己的结束，死人的兄弟之情击败我的孤独，我第一次相信人类是令人惊叹的，可以疗伤的，这是一种暗示，如果无法逃避死神，或许至少有一个群体可以提供抚慰，抵御死神的肆虐。由于我父母跟我说，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孩提时的每个晚上都在向它祷告，请求它同意我每过一百年醒来一次，快速看一眼周围：死后的生活，就像一只沉默的眼睛看着一块屏幕；看一看来世，就像看每世纪一部的电影；看一看死者，就像活人中的间隙性窥阴癖患者。

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我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来给自己催眠，后来我发现，另外一种语言可以给我们做伴，就像我们是双胞胎一样。作为成人——其实也就是现在——我发现了一种更巧妙的方法，排解藏在我心里的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的念头。现在，要是我晚上睡不着，我就赶走那种老是让我醒着的、听起来像拉锯似的语言，即英语，转而调到另一种语言——西班牙语，懒懒地看着它把我身上残余的恐怖擦掉，好像我是块黑板似的。P3-6

最后一章，我们再次面对生、语言和死

甚至在我离开智利前，英语就已卷土重来。

我还在阿根廷大使馆里，那个我发誓再也不用的语言又一次潜进了我的生活，那个可能已被我剔除出我的体系的亚美利加带着未来与我遭遇，对我窃窃私语，意思是说，它将听凭一个你再也控制不了的世界里别的更有势力的语言的摆布。

那是中午。

我在大使馆花园里晒太阳，我的眼睛闭着，我从死人那里继承来的毯子当做枕头垫在我的脑袋下面，这时我听见从圣地亚哥春天的空气中传来一个外国腔。这肯定是幻听，我对自己说，大使馆里没有北美人，只有拉丁美洲每一个失败的革命的代表们，在这方面，我们的数量有增无减，一块大陆正在关闭，一年以前的乌拉圭，两个月以前的玻利维亚，在阿根廷，庇隆带着一份右翼的日程表即将重新掌权，很快在拉丁美洲我们将走投无路，很快我们智利人本身将在异国他乡漂泊，革命者们没有人民的拥护，我们将成为我此刻正在沉思的流亡者。我一边竖起耳朵听着那个女人带着蹩脚的美国腔和混乱的西班牙语法的声音，一边就想着那些，那女人的声音就像我十九年前初到智利时发出的声音的回音。那个声音，不管是谁的，在向某人发号施令——一个花匠、一个承包商、一个维修工，她在告诉他，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她要把这里立刻整修一新。

我睁开眼睛，避开太阳，用一个胳膊肘支撑起身子。

一位中年女士几乎立刻站在我面前，扫视着被避难者占据的花园，似乎她已经在心里把闯入者赶走了，三个萨尔瓦多孩子在那儿玩捉人游戏，不停地发出尖叫，她听而不闻。我们管那些孩子叫白蚁，因为什么东西经他们一碰必坏无疑。他们弄坏了大使馆舞厅里的一架大钢琴的脚，他们涂花了每一堵墙，他们让浴室水流满地；我们确信，如果他们一旦回到他们的祖国，他们凭一己之力就能让萨尔瓦多摆脱折磨着它的右翼独裁统治。他们的尖叫声越来越近，我站了起来，稍显紧张，抓着我的毯子，希望他们别想着把它偷走，但我看见他们颠颠地走开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们认出了花园中央那位衣着体面、样子吓人的女士，某种精明的本能提醒他们，彻底避开那个正在不断发号施令的精力充沛的人。我意识到她是谁。几天前，一位新的阿根廷大使到任，谣传说他的夫人马上就会露面，眼下这位就是她了，虽然甚至没有一位包打听猜到她会是个美国人，她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检查地形，盘算怎样改造被几百个把这里当做临时之家的人糟蹋了的景观。

现在，从花园远端的一个角落里，离我的睡袋所在的墙不远，奇迹般地传来印第安笛子的演奏声。也许是演奏者技艺有限，笛声很不成调，听起来令人不快。极不和谐的笛声打断了大使夫人的发号施令声。她厌恶地朝那个方向转过身去，皱起了鼻子，然后又转回来，用英语自言自语道：“如果音乐是爱情的食粮……”

“那么奏下去吧，”我突然接了上去，同样是用英语，“尽量地奏下去。”那位女士惊讶地环顾四周，不敢相信居然有人接上她引用的《第十二夜》。我进一步发挥。“虽然就这个例子而言，”我说， “也许莎士比亚是对的，胃口可能真的倒掉，然后坏死了。”

这会儿她的眼睛死盯着我。我眼中的自己跟她眼中的我肯定是一样的，胡子拉碴，紧抓着发臭的毯子，头发蓬乱，身体细长，饥肠辘辘，一脸悲伤。我看见了她的惊愕。就算李尔王本人从灌木丛后面跳出来，她也不见得比现在更目瞪口呆了。

我站起来，伸出手去。

她抓住了我的手，没得选择，看着它，好像它是一个叫化子的假腿。

“阿里埃尔·多尔夫曼。”我说，她握着我的手摇了摇。

“可你是……你是美国人。你在这里干什么？”  这里。像是在野蛮人之间说话似的。在这个被人类白蚁、拉丁美洲渣子们亵渎的地方。

“我是美洲人。拉丁美洲人。智利人。”

我们聊了一会儿，在圣地亚哥温暖的阳光下，我感到她冬意般的不满被融化了，我的交谈如太阳让她容光焕发。我看得出来，我的文化、我的英语闲谈，让我杂乱的外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升华。我们像在她的花园里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一样谈天说地，等到那些乌合之众一离开，她就会举办那样的酒会。我开始这番交流纯属一时冲动，几乎是一种嘲讽，好像是要颠覆她的分类法，向她表明，所有这些革命者并不像她想的那样，但现在，随着我们的交谈在继续，我发现我自己喜欢上了她。我发现她愉快。老练，同时也真挚地想让她不请自来的客人们过得轻松。她很开心可以向人提问。孩子们都好吗？（回答是：是，他们是这里唯一正常的人。）食物够吃吗？（回答应该是：不，负责我们膳食的人把很大一部分东西私吞了。但我没提这件事。保险起见，我回答说：“可以再好一点儿。”）我有什么需要的吗？

这是我一直在等候的问题。我想冲个淋浴，都快想疯了，我可以为一顿美味佳肴而狂喜，要是我在这里再待上一天，而不能让我的双脚踏上我的城市的大街的话，我会发疯的。但这些跟我一心想要的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那可是任何一个最后待在这里的人拼了命都想要的：一部电话。

但我不得不小心。对我或对任何避难者来说，在大使馆里直接跟任何人联系都是违法的。如果我们被逮捕，就会搞坏我们跟关心我们的使馆职员们的关系。他们中有一个人警告过我们，任何这样的企图都会导致我们被驱逐出这里，这个威胁我们并没有太当真，尽管我们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没有立刻向她提出我的需求。我认为诸多见面中的第一次，我应该再等一等。在我离开智利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上一个流亡速成课程：当你是个叫化子的时候，你从每一个走近你的人口袋里硬币的叮当声，眼睛里慈善的神色，判断出他们能够给什么，他们给得起什么，你能得到什么，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所需物品的购物单。

我的耐心得到了回报。

几天以后，大使夫人领我乘坐禁用电梯，上了使馆大楼禁止入内的三楼，慷慨地朝着一部禁用的电话一指，就不声不响地撇下我走了。

我可以打电话了，自从进入大使馆，自从我被隔绝在这里以来，我做梦都想着打电话。跟安吉丽卡讲话，跟我父母讲话，跟我的朋友们讲话——他们回馈给我生命和希望，他们谨慎地给我劝告和信息，像在未来的十七年里会做的那样，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向我传送这个国家的信息。在未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将同样服务于我许多被放逐的同伴。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女主人丝毫没有阻拦，从来不问任何问题，从来没跟我要过任何东西，只是一个使用她的英语的机会，缅怀一下我们的亚美利加。如此而已：两个背井离乡的人交流彼此的记忆的机会。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就这样，英语又一次开始挑逗我的脑子。我可以感受到流亡的凶猛浪潮推动着我，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个曾被拒绝的语言的力量，如果这里这个力量如此巨大，当我冒险进入那个外部世界时，它会提供我怎样的诱惑呢？

就是在那里，在大使馆里，甚至在流亡制造了我与我的国家之间的距离之前，甚至在我离开它之前，我就开始了我的旅程中的一个新阶段，我开始承认，那段历史也许将违背我的心意，迫使我变成双语者，就是在那个大使馆里，我第一次考察起在两种语言里生活的可能性，在不同的社区使用不同的语言。在那里，我踏上了这条语言杂交之路，好多年之后，我把它写了下来。这不会是一下子发生的：在我漫游的最初几年，我会依恋我的西班牙语，就像别的流亡者依恋他们父母的照片一样——当他们重回故乡时，父母往往已经去世，从此阴阳两隔，再也不能相见。但我的另一种语言，我的被鄙视的英语自我，永远不会走远，始终等待着我，像在被排斥期间的西班牙语一样锲而不舍。它会潜回我的生活，向我提供——像在大使馆里时一样——一项我无法拒绝的服务：利用我所掌握的它的语法和词汇，帮助解放我现在称之为家的那个拉美国家，让我迅速回到一个我已对它无用的地方。

一切都在那里开始，在我为了得到一部电话而用英语引诱大使夫人的那一刻开始。那么，等到将来更紧迫的局势出现时，我又怎么能拒绝继续利用它呢，当智利的一个朋友面临行刑队，当抵抗力量急需资金资助一张秘密报纸，当一个记者需要熟悉情况时，当一个委员会需要一份报告时，当一个电视制片人要找个人跟皮诺切特的代表们辩论时，当《纽约时报》要求一篇专栏稿时，当遇到上述种种情况时，我这个说英语像说母语一样的人，如果拒绝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那我还算什么人哪？

时间站在它的一边，历史站在它的一边，岁月将会流逝，我不会这么快就回到我的智利祖国，直到这一天的到来：英语发展成必不可少的语言，我的两种语言在对我的喉咙历经四十年的肆虐之后，熄火停战，我的两种语言决定和平共处。但我怎么就成了一个语言的重婚罪人，我如何共享它们或它们共享我，我怎样与它们两个结婚，那是将来的事情，就像我一路往北，却望着南方，我再也不能在那里生活的南方，很多年之后，在许多的伪装下，我终于又回到了那里，尽管皮诺切特的多般阻挠，还是回到了我的国家，但又一次因为一段我无法控制的历史，我将又一次失落。

这么说来，我的生活就将在这里结束？处在一个双语未来的边缘，一头扎进一个世界，为了生存，这个世界将迫使我接受我属于两种文化，我在两种文化的空间里摇摆的事实？

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

我还得回到阿根廷，那是我的出生地，我在1954年从那里开始这段旅程，要不是当时我父亲被迫从那里逃走，我会把那里称为我的家。

那里就是我一路前往的地方，1973年12月初，飞过雁列山脉，往西回到阿根廷，与我第一次旅程的方向截然相反，那是好多年前我去美国的路上，往东飞向智利。

我全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迎候我，父亲、母亲、妹妹、堂兄妹、叔叔、婶婶——当然啦，还有安吉丽卡和罗德里格。

还有阿根廷警察。

他们逮捕了我，盘问了我几个小时，最终把我放了。老实点，他们说，做个好孩子，别给我们添麻烦。

我把他们的警告记在了心里。

能够留在阿根廷太完美了。我那神奇的父母重新在那里安了家，我有很多朋友，那里说的是西班牙语，多家出版社对我的书感兴趣，而最重要的是，它紧邻智利，是密谋推翻皮诺切特的理想之地。但我受警察盘问一事，证实了我所听到的谣传：刚刚结束了在马德里的流亡回国的庇隆总统，正在迅猛地向右翼投靠。我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他会默许对他国家的颠覆分子，也就是那些为让他回来重新执政而浴血奋战的人，进行清洗，我可以预计，我将成为这个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我对我阿根廷的朋友们说，我觉得我们正在冲向灾难，这个国家将重复皮诺切特模式，但他们激烈地表示反对——就像在阿连德时期的圣地亚哥，那些外国人向我发出警告时，我激烈反对一样，我的阿根廷朋友们的回答，正是我当年的回答，根本没什么危险，你不了解这个国家。我不想等到他们觉醒。现在的我，当死神走近时，我能够辨认出来，我正在飞快地吸取它的教训。我知道我一定要尽快带着我的家人离开阿根廷，以免为时太晚。

当然啦，光看见死神走近是不够的。你还需要运气。

我没有旅行证件：智利当局不愿意给我护照，当我试图使用我原先的国籍，从阿根廷获得证件时，他们对我横加阻挠。当局坚持认为，他们找不到我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证据；我把出生证交给他们，他们说是伪造的。不管我怎么努力，总是撞墙，不是遇到一个麻木不仁的职员，就是看见一个含讥带讽的脸色。某个有很大权力的人否决了我的申请，某个人把我列进了他的名单，某个人不想让我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好多个星期之后，一个有权有势的国会议员，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才约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察局局长，想看看他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当我被领进去时，警察局局长正在办公桌前忙着签署文件。他没有抬头，只是朝一张椅子指了一下，然后就接着签文件，一份又一份。我坐下来。他签完后，从桌上抬起头来，与我的目光相遇。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们谁都没说话。

“听说你是个作家。”他说。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刚刚在阿根廷出版并获得一项大奖的小说。书名叫《苦雨》，是在l 972年最后几个月里写成的。事实上，我一直计划写一本不一样的小说，我构想了一个被独裁统治的未来的拉美国家，我把那个独裁者称为埃尔·格兰德——他靠政变获得政权，然后把这块土地变成了外国公司的实验室。当然啦，我无法知道，皮诺切特将军一年之后谨而慎之地对我的国家所做的，与我以冷漠、悲观之心所预盼的，居然分毫不差。然而，我身上的某个部分肯定知道。1972年9月，我在大学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下了我虚构的那个未来的暴政，我发现我无法继续下去，我发现我拒绝把这些可怕的形象诉诸笔墨，公之于众。发明一个由埃尔·格兰德统治的政府，就意味着承认我们将失败。所以我就背叛了我的文学想象，拒绝继续下去，把我的担心当做欺诈性的、毫无意义的、反历史的东西一扫了之。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埋头写作《苦雨》，在书中我预言，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智利将获得自由。就像创造苏珊娜种子时一样，我的创作实现的仅仅是我自己的自由。

我利用那本小说让智利当局给我他们拒绝给我的安全通行权。他们通知了负责官员尽快把我们统统带出那里，生怕我会烂在那座大楼里，他们想以蛊惑青年人的罪名审问我。（我可以模仿派瑞·梅森①的风格设想他们的审问：这是真的吗，多尔夫曼先生，你诅咒唐老鸭，说它对我们的孩子是有害的？）要不是我对大使夫人说，我的小说几个星期之内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我就可能被困在大使馆里了，或许现在还在那里呢。大使夫人当机立断，把这个信息通知了使馆职员，并建议说（其实是我在谈话过程中流露出来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给顽固的智利当局施加压力。让这个多尔夫曼去阿根廷，阿根廷人对他们的同盟者说，这是大使夫人反馈给我的。让他保持中立，她说他们这样说。流亡者不胜其数，没人关心他们；但是一个获奖的作家被准备杀死他的士兵们围困在大使馆里，俨然一个英雄。为什么要出版他那该死的书呢？

他们看出了这番争执的荒谬之处，于是放我离开了智利。

所以说，这个出于我的想象的虚构之物，帮助我逃离了我的移居国，现在也许足以影响到这位警察局局长，让他帮助我逃离我的出生国。

“如果你不介意，”我说， “我就把这部小说签名送给你。”

他点点头，看着我在书上写了几行字，无外乎挚爱啊之类的肉麻话，然后微笑着从我手里接了过去。

“我会读的。”他承诺道。

我倒希望他别读。我觉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祈祷别人不要读我的书。我只希望他把书拿在手里，欣赏它，但不要打开，探索我在书中的叙述。我不希望他读到我对革命的辉煌未来的赞美，我不希望他读到凶兆、暴力和死亡的迹象，这种迹象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文本中，掩盖了尚未实现的胜利的光辉形象。我不希望这个掌握着我的命运的人以为我可能会有危险。

“这有点实验性质，”我说，想看看这么一来会不会让他有所泄气。他什么都没说。等着我自己解释。“这是一个系列述评，”我说， “由不存在的作者对我的小说进行评论。而小说文本本身的真实性则对这些评论进行干扰。”

“有点儿实验性质。”他说。

“是的。”

“不像你关于唐老鸭的书。”

我的心沉了一下。我对迪斯尼的嘲讽萦绕着我。要想掩盖我的真面目是无济于事的，我也无法让他相信我是个困惑的阿根廷作家，阴错阳差地陷进了安第斯山脉另一边的政治泥沼。我看得出来，这个人不打算帮助我。

然后，那个警察局局长让我大吃一惊。他小心翼翼地把我的书放到一边，然后转身面对着我，第一次笑了。接着说出了我一直等着他说的话，我已经失去了听他说这话的希望。

“我能……”他问道， “为你做点什么呢？”

一个星期之后，我拿到了护照。正好及时。我去机场那天，我父亲通知我说，那个救了我命的警察局局长被撤职了。也许他对自己的未来一片茫然，就像我对我的未来一样。

随着飞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起飞，我跟一种令人心烦的确实性做着搏斗：历史在无休无止地重复着自己，我也许生来就是要流亡的。我这辈子第二次被迫离开我出生的城市，只不过这次我是逃离死亡，我的身边有个儿子，他因为我而失去他的国家，这次是我的妻子，像我母亲一样，跟着她的丈夫走上流亡之路。也许这就是我们全家的命运，也许这是我逃不了的祸祟。我两次试图安顿下来，两次选择了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和一种语言，两次都以逃跑告终，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发现自己没有家，现在一切都将从头开始，一切都将重来。只不过这次我不再幼稚。想当初，第一次流亡时，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圣地亚哥的旅馆里，把我的童鞋藏起来。那个孩提时代什么都没留下。他那不纯的上年纪的自我从那个旅馆前流逝，从旅馆俯瞰的广场流逝，在前往另一个流亡地的途中，我曾经过那里，被困在一辆警车里，将要被放逐，强迫自己的眼睛沉醉于拉莫内达阳台上那个锯齿状的洞眼，向我曾经的孩提、向留在那个孩子内心的东西道别，向那个如今禁止我人内的国家道别。

但为时不久。

我不会让这样的悲伤击垮我。我不会让那个洞眼慑服我。在飞机上，在潘帕斯草原的上空，我对自己说，我会回来的，我对自己说，没什么可以阻挡我回到我的土地上。

我用一个最基本的神话，一个有史以来所有的公民都说过的故事来安慰自己：有一个地方，那么个地方，是你真正的属地，一个常常但并非永远是你出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如同天堂。天堂，这个词的原意是四面高墙的花园，种满水果。失去那个应许之地，就如同濒临死亡，回到那里就是一种救赎。我在拉丁美洲高高的上空向自己发誓，我会回来，像童话故事里那些被放逐的儿子或女儿，回来拯救危如累卯的王国，我发誓我会回来的。

那就是我回归的神话，为此我希望在飞机上能够保持清醒和健全，飞机正载着我越来越远离我的出生地。

然而，就在彼时彼地，就在那一刻，我受到了另一个正在流行的神话的诱惑。这个故事——所有的民族都在说——是这样的：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让任何有价值的事物有一个真正的开始，你就一定要离开你的出生地。你只有逃离出生地，学习新颖的、外国的、可发展的东西，向这些东西张开怀抱，只有这样，你才能成长。每一个新文明的奠基者都是被逐出家门的英雄。在这个神话中，只有通过漫游才能获得拯救。

在一个神话中，你从与过去、与死去的祖先的联系中发现不朽。在另一个神话中，你在另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来击败死神，想象着将要出生的一代又一代人。

哪一个故事是我的呢？

看看云层上面的我，看看拉丁美洲上面的我，死神在那里肆虐，给我的出生地、阿根廷的城市水里投毒，在通往我梦中的智利城市的大门口等着我，看看我几乎二十九年前的那一天，我还是个孩子，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途，我在那里结束了这次旅程，这是一次进入生活的旅程，同样也是一次进入死亡的旅程，看看我的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看看我发誓要回去，看看我面对着前面的世界心情激动，看看我为那两种关于人类生存的截然不同的神话所困，一种神话向我承诺，我应该回归故土并且一劳永逸，另一种神话悄悄地说，我将永远漫游，而我，无法辨别出这两个神话里，哪一种包含着我的生活的终极真相。

当时我不知道答案。

我的生活的一个圈子结束了，另一个圈子即将开始，答案还没明晰，飞机一再往上，升入了流亡的蓝色旋转天空，随着我再次往北，南方开始退化成记忆，当时和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个圈子是否会结束。

1996年11月1日

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队造反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头戴钢盔战死在总统府。我13岁，在当时的《参考消息》上读到这个至今令我难忘的事件。现在读到阿里埃尔-多尔夫曼的《往南，望北》叫感慨万端，少年时代的模糊记忆在将近四十年后竟然清晰了。阿里埃尔·多尔夫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段历史——这位当时的左翼青年差点被死神带走，然后如何出逃。在这部似乎是自传又似乎是小说的书中，阿里埃尔·多尔夫曼充满幽默感地描写了美洲大陆的革命形式。然后我们知道了为何会出现切·格瓦拉，因为美洲大陆像阿里埃尔·多尔夫曼这样的“业余切·格瓦拉”比比皆是。

——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