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追踪华盛顿规则的起源和发展——包括促进共识的信条，也包括信条得以表达的三位一体；对这个最终的共识进行认真的审视，看看谁赢谁输，谁又最后埋单；解释华盛顿规则如何得以持续存在，哪些观点是光彩的，哪些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证明华盛顿规则本身是失败的，无论它们曾具有怎样的用处，它们的暗示越来越有害无益，它们的花费也越来越负担不起；最后，支持并肯定那些有关我们国家安全争论中的不怎么光彩(或者“激进”)的观点，面对现实作出合理的选择。

本书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的“华盛顿共识”，以及美国改变国家安全政策的必要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坛风云变幻，驴象之争此起彼伏，但是其军事政策的根本性设想始终没有改变：要维护美国的安全就必须保持美国(且只有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永久性驻军，必须时刻准备对遥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对任何地方进行干预。无论是奥巴马，还是小布什，都毫无疑问地坚持这一信念。

巴塞维奇在他生动而深刻的分析中呈现了上述共识的起源。他在书中揭示了一系列美国人的预想、偏见和习惯，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信仰，尤其是军事力量能够满足其欲望——廉价的原油、贷款和消费品——的信仰。他同时指出美国的军国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承受的、与日俱增的危险。

作者认为，以上原则形塑了美国的全球政策，当今美国的全球力量变得摇摇欲坠，现在就是改变这些原则的时刻。用一种新的共识来取代这种“华盛顿共识”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也是美国免于灾难的关键。

序言 一个迟钝的学生

第一章 半个战争的降临

第二章 灵活与控制的错觉

第三章 恢复了元气的信条

第四章 重建三位一体

第五章 反暴

第六章 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

第一章 半个战争的降临

在竞选总统的那个晚上，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格兰特公园向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发表演说。他号召他的民众“把他们的手放在历史的弧线上，朝着更美好的未来拉动它”。历史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他呼吁美国人民来决定它的轨道，这是他的听众几乎理所当然接受的提议。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他们的领导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搬动历史的弧线必然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它也必然包含一种辨识弧线走向的能力。这不仅要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还要有投入那种力量的意愿以确保历史目标的实现。

在被广泛宣传的第一个重要外交政策演说中，奥巴马的国务卿希拉里把这一点讲得更为清楚。她不无欣赏地引用了革命时代激进人士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话语：“我们有力量让世界重新开始。”克林顿宣称：“今天……呼唤我们使用这种力量。”

这种自我标榜的观点抓住了美国人通常所理解的“全球领导”一词的精髓。在奥巴马的演讲中，他毫无保留地宣布他将承担这个词所蕴涵的一切责任。美国是要改变，但那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推卸它的责任。情况正好相反。

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调整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方式。但这些调整几乎都流于表面。涉及的根本问题，他的立场很是坚定。从1945年以来的每一位总统所坚持的国家安全共识依然传承下来。在这一点上，变化并没有在美国出现。

刚一上任，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副手们就立马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共识以及它所依据的四项主张的热烈拥护。从杜鲁门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忠心耿耿地服从这四项主张，奥巴马也不例外。

第一，世界必须被组织(或塑造)。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混乱不可避免。

第二，只有美国才有能力设计并推行这样一个全球秩序。没有别的国家具有领导世界所需的这些见识、意愿及智慧。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当然更没有超国家机构)能够胜任这个角色。在这个意义上，领导世界意味着华盛顿要胃口大开地承担新的义务，永远不会承认美国的支付能力有一定的限制。义务一旦扛在肩上，就再也不能卸掉——1989年之后从阿富汗撤军的后果证明了践踏这个真理所带来的惩罚。

第三，美国的法律文书承担着对那些用以定义国际秩序的原则作出阐释的责任。那些原则一定是美国的原则，它拥有普遍的效力。具体的美国原则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绝不会放弃它们的普适性。无论美国人对核武器或非战斗人员伤亡及女性权利的态度改变多少，对原则的最新解释才是最为关键的，也是他人必须服从的。

最后，除了流氓无赖和顽固分子，每个人都理解并接受这个现实。尽管有人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但世界就是需要美国领导。实际上，让世界的领导者们睡不着觉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美国人有一天会厌倦了历史明明白白赋予他们的以及他们责无旁贷要去完成的责任。

主流的共和党人和主流的民主党人同样效忠于美国国策的这一信条。没有什么经验证据来证明它的合法性，但没有关系——在有关信仰的问题上，证据是不必要的。在美国政治中，坚持这个信条被认为是有关信仰的事情。在演讲、政府报告及官方仪式中，公众人物不断地重申并强调它的合法性。正如同推销的广告被嵌入商业电视节目中一样，既是无处不在的，也是昭然若揭的。

主流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也都相信这样一个论点：实践这个信条需要运用权力。有鉴于此，非凡的责任需要非凡的权力。华盛顿不仅仅满足于阻止威胁，而且是要谋求铲除威胁。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是等待事件的发生，而是喜欢主动出击。实际上国防部不应该叫国防部，应该叫全球治安部。

关于投射力量，美国要求别人遵守的规范他们自己却不遵守。有关预防性战争的臭名昭著的布什主义对华盛顿所宣称的特权给予了最终的解释。但是在散布包含其名字的这个主义的时候，小布什坚持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实践。自从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针对门罗主义发出他著名的“论断”——无论什么时候，当美国发现“历史罪行”证据的时候，它将维护自己在整个加勒比“运用国际治安力量”的权利——的时候，他的继承者们一直在修改西奥多·罗斯福的论题。以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卡特和里根总统为名字的主义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

美国应该维持一个遍布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网络及其他设施以推动境外干涉，这也成为一个必要的论断。尽管美国曾经在夏威夷、巴拿马或者菲律宾这样的地方建立过基地以保卫帝国的前哨阵地，但最近几十年它“推进军事存在”的中心目的一直都是在全世界投放军事力量。结果，美国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在世界各地部署它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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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迟钝的学生

追名逐利妨碍真正的学习。你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急功近利的年轻人几乎是不可教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也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若让他回过头来反思反思或者考虑一下跟自己不一样的思想和理论，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兴趣。一切只为了达到他那个终极目的。所以，只有当名利之心趋于淡化的时候，教育才会成为一种可能。

直到中年我自己的教育才刚刚开始。我可以准确地说出它开始的具体日子。我的教育开始于柏林一个冬天的夜晚，就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

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军官，我在德国已经滞留了相当一段时间。而在那一刻之前，我的家人和我才有机会参观这个德国最为有名的城市，那里还到处散落着各种手工艺品，它们记录着一段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历史。在一整天的探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几个月前还是共产主义东方的土地上。天已经很晚了。我们饥肠辘辘。我坚持再走完从施普雷河(River spree)到勃兰登堡门的整个菩提树下大街。冷雨凄凄，人行道上闪着亮光。矗立在大街两旁的可以追溯到普鲁士国王时代的建筑显得灰暗、肮脏、破败。环顾四周，并无人迹。这真是一个不适合观光的夜晚。

在我的记忆中，勃兰登堡门一直是一个时代最为显著的标志，柏林也是当代历史的中心。但当我置身在那个曾经的也是未来的德国首都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轰然向前了。冷战戛然停止。一个分裂的城市和一个分裂的民族重新统一起来。

对于那些只从远处了解柏林的美国人而言，这座城市最初是作为一种象征出现的。任意选择一个日期——1933年、1942年、1948年、1961年、1989年——柏林成为一个权力、堕落、悲剧、挑衅、忍耐或者辩解的有启发意义的符号。对那些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寓言的人们而言，柏林的现代历史是鲜活而丰富的。那些寓言中最了不起的一个来自从1933到1945年间的事件，一个史诗般的故事——邪恶势力统治，坚持不懈的抵抗，英勇地推翻政权。第二个故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段非常时期，和平的希望化为泡影，敌意重重但也化险为夷。接下来的交锋——用约翰·肯尼迪那让人难忘的话说就是“长期的冷战热斗”(long twilight struggle)——成为第三个寓言的核心，主旋律就是在潜在的危险面前不屈不挠。最后，是1989年振奋人心的事件：自由最终取得胜利，不仅是在柏林，而且是在整个东欧。

我在勃兰登堡门真正要找的是什么呢？或许是为证实上面那些寓言，既然我已经把它们当成事实来接受。不管我的期待是什么，实际映人我眼帘的是三五成群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们并不是德国人。还有老鹰徽章、奖章、帽子、制服及其他伟大红军的手工艺品。全都是破烂儿，做工粗糙，质量低劣。我用一把德国马克买了一个装饰有苏联装甲军团标志的手表。没过几天，它就不走了。

小贩们挤在那些疤痕累累的柱子中间。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是已经完成使命等待安置的俄罗斯士兵。他们构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存在。他们是一个故事拖长的尾巴，本来在柏林墙倒塌那一刻就该干净利落地结束的。在我们急匆匆找寻温暖和食物的时候，这种不和谐的邂逅惊住了我，我开始考虑这种可能性：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我在前二十年所获得的事实——尤其是关于冷战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事实——也许并不是完全真实的。

就我的性格和教养而言，我一直是遵从正统的。在习惯了服从权威的生活中，服从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传统的观念中我寻找自信。而现在，我开始怀疑——尽管不太确定——正统思想也许是一个骗局。我开始认为真理从来不那么简单，任何自上而下讲述的事实——无论是总统、首相还是大主教——从本质上就值得怀疑。我开始发现，权力人物总在符合他们利益的范围内揭示事实。即使这样，他们所证明的事实仍被包裹在几乎看不见的伪装、诡计和欺诈的丝线中。权力的行使必然包含着权力操纵，并与坦诚相对立。

我明白这些道理时，实在是太晚了。“没有什么比教育更让人惊讶的事情了，”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曾经这样写道，“死气沉沉的事实构筑起愚昧的大厦。”在那个时刻之前，我所得到的常常是由一些经过编辑的事实堆积起来的令人困惑的教育。而就在柏林，在勃兰登堡门下，我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太天真了。因此，在41岁的时候，我开始以一种并不完善的完全偶然的方式获得一种真正的教育。

20年后的今天，我取得了些微的进步。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迄今为止所学到的东西。

1990年10月，我隐约感觉到我先前的教育中可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10月3号，共产主义的东德——以前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复存在，德国统一已经成为法定事实。就在那一周，我陪同一个美国军官小组来到先前东德的城市耶拿(Jena)。我们的目的是进行自我教育——研究著名的耶拿一奥尔斯塔特(Jena-Auerstadt)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拿破仑和他的将领们英勇地打败了布伦瑞克(Brunswick)公爵指挥的普鲁士军队。[1806年这场战役的结果激励当时在耶拿居住的哲学家黑格尔宣布“历史的终结”近在眼前。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得出了一个同样让人兴高采烈的判断。]

这次旅行我确实了解了有关那场战役结果的很多知识，尽管主要是没有什么真正教育价值的呆板的事实。我们还在无意中了解了被美国人习惯称作铁幕那边的生活现实，也就是美国军方所称的“遗迹”。从这个角度讲，这次旅行证明就是一种揭示性的。对我而言，其教育内容不敢恭维。

汽车一穿过旧时的德国内部边界，我们就产生了时间倒错。因为有美国军队驻守的从巴伐利亚州(Bavaria)到黑塞州(Hesse)的西德的每一个地方，几十年来呈现的就是主题公园的景象——一个巨大的迪斯尼公园，里面遍布着古雅素朴的村庄，美不胜收的景致，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应有尽有且鲜美可口的食品，甘甜的啤酒，温婉的女人。而现在，我们发现眼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德国。尽管西德通常被描述为苏联帝国最发达最成功的组成部分，但她仍然更像是一个不发达的世界。

道路一即使是主要的公路——狭窄且坑坑洼洼。通行没什么问题。除了偶尔有几辆性能不良的特拉本特(Trabant)和沃特伯格(Wartburg)——东德倾向于复古主义的汽车——以及几辆气喘吁吁的卡车之外，道路上没什么车辆。我们经过的那些村庄十分荒凉，村边上是一些小的农场。我们停靠在路边的一个小站上吃午饭。主人高兴地接过我们的德国马克，递给我们一些几乎不能吃的香肠。尽管标志牌提醒我们正停留在一个讲德语的土地上，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还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的满目疮痍的国家。

到耶拿后，我们住进了施瓦泽酒吧旅馆(Schwarzer Bar)，据以前到过这里的人介绍，这是城里最好的旅馆。事实证明，它就是一个破败的廉价旅社。作为在场的高级军官，我有特权享有一个有抽水马桶的房间。而其他人却没有这么幸运。

耶拿是一个中等大学城，其主要的学院建筑与我们的旅馆是迥然不同的。建在花岗岩底座上的马克思的巨幅半身像矗立在校园边上，实在是脏得太应该洗洗了。家庭取暖使用的烟煤冒出的黑烟弥漫在空气中，让人无法呼吸，到处都盖着一层烟灰。在我所知道的德国城市，色彩是亮丽的——住宅和公寓的砖墙都涂着淡绿色、浅橙色和嫩黄色。而这里到处是土黄和灰色。

那个晚上我们出去找晚餐。我们附近几乎没有餐馆，而且一点儿也没有诱惑力。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死气沉沉的餐馆，里面没有新鲜的蔬菜，香肠也难吃得很。当地的啤酒还是供应充足的，这成了我们唯一的安慰。

第二天早上，在去战场的路上，我们注意到一支军队，他们大多在行进的卡车上，从他们的外表和那50年代的装饰看，显然是苏联人的军队。让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在离拿破仑战胜普鲁士人的战场不远的地方，苏联人曾建立了一个小的训练基地。尽管我们有命令不准接触任何俄罗斯人，但这支正在行进的装甲部队还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是比波拿巴和布伦瑞克更为真切的东西：我们谈论很多却了解很少的“对方”就在眼前。透过双筒望远镜，我们看到了一队俄罗斯人的装甲车——在北约叫BMP战车——正在移动，似乎是在对驾驶员进行训练。突然，其中一辆开始喷烟，没多久，它又着起火来。

这就是教育，尽管当时对它的意义我认识得还不是很清楚。

对耶拿和柏林的访问让我领略了完全迥异于我先前所了解的现实。完全地始料不及，完全地超出想象，破坏性的力量开始侵蚀我的意识。一点一点地，我的世界观开始变形。这种世界观来自这样一个信念：美国的力量证明了一种领导全球的义务，表明且证实了这个国家对其立国理想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美国的力量、政策和目标被完美地打在一个协调一致的包裹里，每一个要素都从其他要素中吸取力量，也给其他要素以力量，这是我所认为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我长大成人以后，强烈的干涉主义倾向成为美国政策的一个特征，并没有——至少对我而言——与美国的和平渴望发生任何冲突。相反，一种在遥远的地方牺牲生命和金钱的意愿证明了那些理想的严肃性。在同一个时期，美国建立了一个超过3.1万枚核武器的武器库，其中的一部分就被投放到了我所服役的部队，然而这并不与我们的生命和自由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相矛盾。相反，对生命和自由的威胁迫使美国建立这样一个武器库并时刻准备派上用场。

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美国的记录始终没有瑕疵。但是我让自己相信任何错误或者失误的初衷都是良好的。而且，情况不允许我们作出真正的选择。无论是在东南亚还是在西欧，无论是在波斯湾还是在西半球，美国只是做了需要它做的事情。美国别无选择。任何弱化美国权力的想法都将使其放弃全球的领导权，因此将使安全、繁荣和自由处于危险的境地，不仅是我们，也包括我们的朋友和同盟。

选择似乎已经足够清楚了。一方面是目前的状况：界定美国全球主义的，并由国家安全机器——我是这架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执行的义务、风俗和习惯。另一方面是绥靖、孤立主义和灾难的前景。唯一负责任的路线就是从杜鲁门以来每一位总统都坚持的方向。

对我来说，冷战在支持这种世界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我的年龄、成长环境及职业背景而言，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尽管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有令人忧心忡忡的时刻——我记得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我父亲在地下室里储存了很多的水和罐头——但主要还是为了澄清问题而不是威吓。冷战是一个构建当代历史并使之具有意义的框架。它提供了一个选手阵容和一个积分卡。比如，世界上存在着坏的德国人和好的德国人，他们的德国人和我们的德国人，极权主义的德国人和像我们美国人一样酷爱自由的德国人，这个观点成为了我的信条。将冷战看作是善与恶的交锋，很多问题也就有了答案，而将其他因素推到边缘，更使一些因素全无干系。

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我那一代的很多人开始拒绝把冷战看作是摩尼教的斗争。这又一次证明我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笨学生。在其他人失去他们的信仰的时候我还坚持了很久，但最终侵入我头脑的怀疑让我感到更加迷惑。

算起来，偶尔的怀疑早在耶拿和柏林之前就出现了，我个人的越南经历起了一定的作用，我还试图抑制过这种想法。我毕竟是一个现役军人。且不说术语上最狭义的解释，军人的职业至少在那些日子里并不青睐步调不一致的东西。要成功地获得职业升迁就要抑制自己特立独行的倾向。要走在前面，你就要成为一个团队成员。后来，在研究所里学习美国对外关系史的时候，向正统的挑战一次次地袭击我的头脑，我都身手灵活地躲避过去了。谈到教育，在研究所纯粹是浪费时间——紧张的学习就为了将来收集论据，而我竭尽全力以确保那些论据的死板。

然而，现在我的个人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冷战结束后不久，我的军事生涯结束了。教育因此不仅成为一种可能，也成为一种需要。

如果剂量适当的话，禁欲这味药是可以洗涤灵魂的，尤其是对过度自爱的有效解毒剂。在美国军队内部度过的23年，我似乎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我发现在军队外面我却一无所获。在军营这个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世界中，我很快成长为一名普通的军官。而在我脱下军装的那一刻，这个身份消失了。我随即开始正视自己的渺小，这是很多年前我就应该学习的有意义的课程。

当我朝着教师和作家这个新的职业朝圣一般地蹒跚前进的时候，通常意义上的“雄心”这个词开始消退，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渐渐地，功名利禄的追逐已经不再是主要关注的东西。财富、权力和名声已经不再是渴望得到的一切而是需要分析的课题。历史——尤其是对冷战的惯常描述——再也回答不了什么问题；相反，它却成为一个个谜团。最让人寝食难安的是下面这个问题：我为什么对铁幕那边的现实有如此深刻的误解？

难道是我关注的不够？或许是我被蒙蔽了？带着这样的问题，同时又见证了“漫长的90年代”的画卷徐徐展开——这段历史记录着与伊拉克的两次战争，美国的自负达到了令人错愕的新高度——我意识到我完全误解了美国敌人带来的威胁。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比误解“他们”更为糟糕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误解了“我们”。我以为自己最了解的其实是我最不了解的。这里，教育的必要性显得尤其紧迫。

小布什于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自由行动把我完全推向了反面。那些曾经看起来很基本的要求——尤其是与美国权力的良好初衷有关的要求——现在显得是如此荒谬。发现一个表面上热爱和平的民族信奉着一种预防性战争的信条，这种冲突太强烈了，无法让人释怀。决策者们轻率地将整个国家拖人一场目的不明且没完没了的“全球反恐战争”之中，他们根本不清楚胜利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实现这个目标以及要花费多大的代价。他们愚蠢和傲慢的水平历史上只有精神不太正常的德国军阀才能与之匹敌。在遏制政策的时代，制定政策的时候，美国至少还保留着坚持原则的伪装；而现在，最后一点原则性也让位给了幻想和机会主义。为此，我由青年一直坚持到中年的世界观彻底崩溃了。

用什么来填补那被抛弃的信念呢？只是简单地把传统的观念倒过来吗？用一个新的摩尼教教义取代老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理论——美国取代苏联成了世界邪恶的源头——这是不够的。真理的接近需要对传统的观念——现在的和过去的——进行不懈的探察和审视。开始我还有些迟疑，但随着自信的增加，我发誓要完成这个任务。

这样做需要甩掉几十年来形成的服从习惯。我的成人生活都是在连队中度过的，只模糊地意识到对组织的忠诚给视野带来的局限。要想获得独立就要求我首先要弄清楚在社会化过程中我接受的哪些东西是不可怀疑的。接下来就是使教育成为可能的准备步骤。经过几年的时间，我已经聚拢了一大堆的砖头瓦片。现在，可以开始了。我时不时地发现，被认为是传统观念的东西经常是错误的。采纳上流社会的观点来证明某人的可信度——政治世界充斥着这样的人，他们借此获得进人某个内部圈子的资格一类似于从事卖淫活动以换取期票。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卑鄙的，而且是愚蠢透顶的。

这本书的目的是对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传统观念进行考察，也就是那些用以界定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个全球支配地位的时代而今落下帷幕——所遵循的治国传统的假定、习惯和规则。这一战后传统结合了两个要素，每一个都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美国的集体意识中，至今不衰。

第一个要素确定了一些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国际秩序应该发挥作用，而且由美国负责来推行这些准则，即所谓的美国信条。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信条要求美国——只有美国自己——领导、拯救、解放并最终改变世界。亨利·卢斯(Henry R．Luce)创造了“美国世纪”这个词，并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宣言，阐释了全球领导这个外延广大的概念。早在1941年在《生活》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位有影响的发行人就激励民众“为了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以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全心全意地履行我们的责任，对全世界施加我们最大的影响”。卢斯因此抓住了这个信条甚至是延续至今的本质。

卢斯的美国世纪概念，即美国毋庸置疑地领导全球的时代，在华盛顿尤其得到了响应。他号召性的词语在国家政治词库中找到了一个稳固的位置。(我一下子想起了90年代的新保守派为了推动更为激进的美国政策将他们的企业命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卢斯扩张性的特权要求也在美国得以执行。即使今天，无论什么时候，当公众人物提及美国领导责任的时候，他们都表示出对这个信条的忠诚。除了对上帝和“军队”充满敬意之外，对卢斯信条的坚持实际上已经成为在高端办公室立足的必要条件。怀疑这个信条的话，你的声音就会被淹没在国家政治的喧嚣之中。

但我们还要注意，卢斯赋予美国人的责任有两个要素。他写道：“美国人不仅要选择他们施加影响的目的，还要选择手段。”这里，我们碰到了美国战后治国传统的第二个要素。

提到方法，这个传统强调行动主义而不是因循旧例，硬权力胜过软权力，压服(通常指“仰仗力量进行谈判”)而不是说服。重要的是，信条中所描述的全球领导实践迫使美国维持着远远超过他们自卫所需的军事力量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人基本上对军事力量和组织是持怀疑态度的，如果不是完全敌意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这个态度发生了改变。对军事力量的偏好成为美国性格的核心。

到20世纪中叶，“五角大楼”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五边形的庞大建筑。像19世纪末期的“华尔街”一样，五角大楼已经成为了庞大的海怪，行动诡秘，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尽管华尔街的权力集中一度激起人们深深的恐惧和怀疑，但美国人一般还是认为五角大楼的权力集中是温良亲善的。大多数人发现它是让人放心的。

一些曾坚持认为常备军是对自由的一种威胁的人们现在开始相信自由的维护要求他们把资源挥霍到武装力量上。在冷战期间，美国人总是担心自己落到苏联人后面，即使五角大楼一直保持着全面的优势。一旦苏联的威胁消失，单纯的优势已经不够。但凡有一点全国的争论，毫不含糊的持久的全球军事霸权就成为全球领导的必要述词。

每一个军事强国都有它与众不同的特征。对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而言，是国家动员——武装起来的人们被大革命的理想激励着。全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是对海洋的控制，一支海军主力部队加上一个遍布全世界——从直布罗陀到好望角到新加坡再到香港——的军事基地。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还有从1948年到1973年的以色列)采用的是另外一种方法，他们将灵活的战术和英勇作战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赢得战场上的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军事力量始终如一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章法。美国不专注于任何具体类型的战争。它不固守于任何一种固有的战略模式。没有一种军种或武器会受到永久的青睐。有时候，武装力量依赖民兵充实兵员；而有的时候又依赖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但是对过去六十年美国军事政策的考察确实又发现了重要的连续性要素。我们称它为神圣的三位一体：国际和平与秩序的一点点微小需要都要求美国保持全球军事存在，这样一个始终如一的信念；配置兵力进行全球力量投射；依靠全球干涉主义政策打击现存或潜在的威胁。

信条和三位一体——一个界定目的，一个界定实践——共同构成了华盛顿试图统治并维护美国世纪的方法的精髓。二者是共生的关系。三位一体给信条的广泛要求提供可信性，而信条又给三位一体的广泛要求及其实施提供合理性。它们一起为持久的共识提供基础，这种共识支撑着美国政策的连续性，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也无论谁领导白宫。从杜鲁门到奥巴马，这种共识是毫发无损的。它界定了华盛顿坚持的规则，它决定着华盛顿规则的戒律。

这里我们所说的“华盛顿”，已经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套由一些人领导的连锁机构，无论他们是以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形式采取行动，他们都可以左右这个国家的方向。在这一意义上，华盛顿包括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的顶级机构。它包含国家安全机构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防部、国务院、新成立的国土安全委员会，以及各种各样诸如情报局及联邦法执行共同体等机构。其范围扩展到选择智库和利益集团。律师、院外集团、调停人、前政府官员及愿意参与的退役军官都在名单之中。但华盛顿也将它的触角伸展到政治环城高速公路之外，包括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军火商及大公司、电视网络及《纽约时报》这样的优秀出版物，甚至是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这样的准学术机构。几乎毫无例外地，接受华盛顿规则成为进入这个圈子的前提条件。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有五层：第一，追踪华盛顿规则的起源和发展——包括促进共识的信条，也包括信条得以表达的三位一体；第二，对这个最终的共识进行认真的审视，看看谁赢谁输，谁又最后埋单；第三，解释华盛顿规则如何得以持续存在，哪些观点是光彩的，哪些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第四，证明华盛顿规则本身是失败的，无论它们曾具有怎样的用处，它们的暗示越来越有害无益，它们的花费也越来越负担不起；最后，支持并肯定那些有关我们国家安全争论中的不怎么光彩(或者“激进”)的观点，面对现实作出合理的选择。实际上，我的目的是请读者跟我一起分享我那二十年前开始于柏林的教育过程。

华盛顿规则是在美国的影响和力量达到巅峰状态时形成的。而今已经时过境迁了。美国从1945年以来积累的威望和善意已经在逐渐减少。华盛顿发出的命令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敬重。美国再也无力沉溺于拯救世界的梦想，更不要说按照我们的理想改造世界了。美国世纪的大幕已经落下。

同样，美国已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其国家安全战略了，该战略依赖全球军事存在和全球力量投射以确保全球干涉主义政策。坚持这一战略被认为是通往和平的必由之路，美国也因此被推人一个几乎是战事不断的境地。过去十年的军事灾难就证明了这一点。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华盛顿规则的先天缺陷已经十分明显。尽管那些极力维护它的人会有别的看法，但华盛顿坚持的传统已经开始瓦解。延长它的存在也许符合华盛顿的利益，但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如果要为现行的国家安全范式寻找一个替代品的话，那将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尤其是如果美国人指望“华盛顿”自行更新观念的话。但是，现在必须这样做了。

在某种意义上，华盛顿一贯坚持的国家安全政策也可以解释美国人所一直青睐的同我们边界之外的世界打交道的方法。该方法就是打美国手里所谓的硬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对军事的依赖给美国提供了回避认真交往的借口：美国军队的自信使其认为没有必要关心别人想什么或者考虑一下他们的渴望与我们的有什么不同。这样，华盛顿规则强调了美国的地方主义——一种让美国不断付出高昂代价的国家性格。

固守这些规则也为回避认真地对待国内事务提供了借口。信条和三位一体可以迫使其他人迎合美国的需要或愿望——无论是为了廉价的石油、低利率贷款或者廉价的消费品——这种自信致使华盛顿拖延或忽视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解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问题优先于解决克利夫兰和底特律的问题。支持美国军队进行解放全世界的“圣战”，却放弃应该承担的义务，不去理会美国人民自己实现自由的诉求。

当美国人表露出一种与他人认真交往的意愿并具有认真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勇气的时候，真正的教育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