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属党史类纪实作品,作者康庭梓从专机的角度,以飞行专业技术的观点对“九—三”事件中256号飞机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剖析,对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误解予以澄清,并详细描述了“九一三”事件中相关小人物的生活际遇。
林彪专机第二副驾驶员康廷梓,当年受审查时以特殊方法偷偷记录下事情经过,并一直保存文件。他以亲身经历回忆了自己为什么被林立果故意留下,以及林彪出逃时山海关机场现场真实情景。
当时负责全国空军飞机调度的空军航行局长尚登峨,以其亲身经历述说了林彪出逃时空军指挥所到底下没下过命令,打下这架飞机。
被林彪死党周宇驰劫持的直升机驾驶员陈士印,讲述他成功骗过周宇驰驾机返航并差点被打死经过以及当时机上的状况。四、更可贵的是,书中第一次披露了机组幸存者着的多舛命运,震撼人心的真实描述让人感叹,引人反思。
林彪专机组有走有留,世界航空史上罕见。林彪专机的叛逃航迹非常奇特,为什么会偏移到蒙古的温都尔汗?其隐秘的细节,将在此书中独家披露。《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作者康庭梓身为林摇专机第二副驾驶员,亲身经历了“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的全部活动过程,目击了林彪等人仓皇出逃的经过。多年来,作者搜集了有关林彪专机及3685号直升机的有关资料,运用专机活动的基本知识,以扎实的证据和科学的分析,回答了人们的各种疑问,为历史提供了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答案。《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作者在书中第一次披露了林彪专机机组成员的多舛命运,其震撼心灵的真实描述及深刻反思,也值得一读。
前言
第一章 林彪专机——三叉戟256号飞机
第一节 林彪专机来自空军航空兵专机师
第二节 决定命运的三叉戟飞机改装飞行
第三节 江青首先看上了三叉戟飞机
第四节 我把三叉戟256号专机接回北京
第五节 林彪专机客舱的精心改装
第六节 林彪专机改装后的试飞
第七节 9月7日我送林立衡、张宁到山海关
第二章 紧急任务——调机山海关
第一节 接受任务
第二节 “九一三”事件爆发前的平静
第三节 紧急任务
第四节 机前待命
第五节 调机山海关
第三章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之夜
第一节 山海关机场的“飞行后”
第二节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之夜
第三节 带着血与泪的算式:9—4=5
第四节 机组的走留是有意安排的
第五节 起飞后很不正常的转弯说明什么
第六节 调度室房间里的临时“会议”
第七节 一条使机组陷人极端困惑的信息
第八节 程洪珍为什么没有上飞机
第四章 审查
第一节 林彪乘机已去,留下机组何往
第二节 在海军接受审查
第三节 在中央专案组的日子里
第四节 回专机师继续接受审查
第五节 在劳动与“读书班”中接受审查
第五章 3685号直升机反劫持——成功迫降
第一节 “九一三”事件中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经过
第二节 “九一三”事件中的北京专机师指挥所
第三节 “九一三”事件中的空军指挥所
第四节 “九一三”——专机飞行员的陷阱
第六章 几个“为什么”
第一节 为什么潘景寅敢一个人驾机升空
第二节 为什么起飞后会形成很不正常的转弯
第三节 为什么说是不正常的飞行
第四节 为什么叛逃航线会偏移到温都尔汗
第七章 迫降坠毁
第一节 弹尽粮绝面临绝境
第二节 茫茫黑夜何处降落
第三节 剧烈爆炸
第四节 残骸遍地
第五节 横尸荒野
第八章 机组定性
第一节 邓小平为256号专机组死难人员定性
第二节 为机组死难者定性引发的思考
第三节 林彪专机上没有安装超低空飞行的设备
第四节 当我第一次看到256号专机残骸的时候
第五节 林彪专机残骸哪里去了
第九章 黑匣子
第一节 关于256号专机的黑匣子
第二节 多年来围绕“禁空令”出现的话题
第三节 纠正《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有关“九一三”事件的错误说法
第四节 这个“如果
第五节 关于林彪死因的各种传说
第六节 蒙古对林彪坠机的最新披露
第十章 离队
第一节 踏上飞行不归路
第二节 没有泯灭的飞行心愿
第三节 曙光一现
第四节 取消文字结论清理个人档案
第五节 奔回北京
第十一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机师
第一节 领航员、通信员——专机飞行的眼睛和耳朵
第二节 专机飞行中的服务
第三节 宁扑三次空,不误一分钟
第四节 毛泽东坚持要坐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
第五节 开辟从祖国西部进出国门的空中航线
第六节 刘少奇访问四国中的阿富汗之行
第七节 女飞行员“大旗”的故事
后记
第三节 紧急任务
我在空勤食堂刚刚开始用餐,就听到三大队值班员站在食堂门口大声叫着我的名字,用命令的口气喊:“有紧急任务,马上跑步到团会议室!”
通知就是命令。我像以往接到紧急任务时一样,扔下饭碗,对同桌的那位领航员说:“你帮我将这些饭菜处理掉!”然后,朝着食堂门口快步走过去,出食堂后跑步行动。在食堂通往三大队小楼的路上,从远处就发现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地勤人员正从三大队往通向机场的方向跑动。虽然看不清是谁,但可以断定,地勤任务值班的同志已经在接到紧急任务之后抢先行动了。他们的行动方向就是离开营房,一直向西穿过跑道,奔向位于机场跑道西侧的三叉戟停机坪。
当我跑到马路向三大队方向延伸的拐弯处,大队的二层小楼映入我的视线范围时,大队门口那棵柳树垂下的柳丝旁边站着潘景寅和机械师两个人,近1.8米的潘景寅与不到1.7米的李平在个头上形成鲜明的对比,李平抬头看着潘景寅,认真听他交代着什么,李平边点头边转身,看出他也是向机场跑步的过程中接受领导指示的。
当李平离开潘景寅奔向机场时,看到我之后稍微放慢了步子,并主动迎上前来对我说:“潘景寅交代要把飞机的油量加到16吨!”他为了抓紧时间奔向机场,竟连“潘副政委”的全称都给省略了。
“什么?16吨?”既是惊讶,又是反问。李平顾不上我的反应,径直向机场跑去,等我转身准备进一步问他时,看到的只是李平那短小精干身躯的背影。
“加那么多的油干什么?不就是到山海关接首长回北京参加国庆节庆典吗?北京到山海关只有300公里距离,有10吨油就可以了,习惯上将油加到12吨足矣,16吨油是平时飞往广州的油量。难道首长暂时不回北京,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吗?……”我边跑边想。16吨油的信息像一块石头丢进平静的湖面,立刻激起我思维的波澜,脑子里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出现。在一个星期内两次下达任务,虽然,哪一级领导都没有明确指出是副统帅要坐256号专机从北戴河回北京,但是,就像三叉戟飞机要代替“子爵”号执行林彪的专机任务一样,国庆节前接首长回北京的事情也已经是专机师领导与一团飞行员们心照不宣的事情,而且,每年的这个时候执行这样的任务在专机师已经形成规律。急忙赶回大队准备东西的行动并没有影响我对一连串问题的思考,凭一个驾驶员对飞行安全的敏感与经验,任何一点异常因素都不会轻易放过。
在重要的专机任务面前,对多加油问题思考的结果是,很可能还要飞往别的地方,也许不能马上回北京,说不定还会像“子爵”号飞机那样,有时在林彪驻地附近的机场值班(林彪有时在江苏苏州休息时,“子爵”飞机曾在无锡机场长期值班)。如果这样,三两天是回不来的,所以,必须多带一些随身用品。这就是我的结论,也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我进入三大队楼门的时候,刚才站在这里向李平交代事情的潘景寅已没有了踪影。我跑步登上二楼,先到大队航行资料室取出航行包,紧接着跑回宿舍,把牙具、毛巾、背心、裤头及一条秋裤,装在平时短时间出差用的一个棕色的小提包里,用最快的动作脱掉脚上的凉鞋,换上皮鞋(规定飞行员驾驶飞机时必须穿皮鞋,否则将不能有效使用脚踏刹车),头也不回地冲下楼去,真的没有再回头看上一眼。没想到这一脚踏出宿舍的门槛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机会了。
三大队小楼的前后门是相通的,当我从北门出去直奔一团部的时候,在干部食堂的旁边碰到从家里赶回来的领航员老李,看他急急忙忙的样子,也一定是接到通知就骑自行车回来了,因为他的家就在机场内,节假日任务值班时可以住在家里。情急之中没有顾上说别的,不过我还是把潘景寅要加16吨油的信息告诉了他,并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提醒他带上牙具等。我看他听到要加16吨油的信息之后,脸上也出现惊讶的表情,紧皱眉头,按他的习惯连续快速眨了几下眼睛,没有说什么,就快速上楼去了。
在团部门口,一位由我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升为参谋的同志说:“不在团会议室,是在团首长办公室。”看来,她一定知道任务机组中已经有人先到了,我想,我的动作已经够迅速了,有的人动作比我还要快。
已经在团首长办公室等候的有机组第一副驾驶员、团部副参谋长陈联炳,一团政治委员,一团代理团长,机组通信员、团部通信副主任老陈,他们都是接到或听到有紧急任务的情况后从家里赶到这里来的。
这时,我发现领航员老李的手里只提着一个航行包,不过,他稍微犹豫之后,看到机组没有马上去机场的样子,就将航行包递到我手里,说:“你帮我拿一下,我回去把牙具拿来。”看来,他对16吨油的事情,考虑的结果和我是一样的,只是考虑的过程比我长一些罢了。
代理团长说:“我在家里正吃饭,看到有紧急任务的样子,撂下饭碗主动跑来了。”因为一团的团长奉命到苏联学习驾驶伊尔-62型飞机去了,时间比较长,专机师的领导决定由副团长代理一团团长职务。像这样重要的专机任务,一团的军政一把手理应到场。到目前为止,机组中就缺机长潘景寅了,他不来,等在这里的人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通常是机组到齐之后,由主管领导简单讲话,然后到调度室、气象台办理飞行手续。如果情况紧急就直奔机场停机坪,做好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随时待命起飞。由于这次专机任务的机长是师的领导干部,飞行团的领导只有做好飞机及人员的保障工作,其他重要决策要等潘景寅来到之后才能决定。
此时,潘景寅从外面走进办公室,身穿飞行员夏季布工作服,好像刚理完头发的样子,留着寸头显得很精神,腋下夹着咖啡色皮制简易航行资料包,一进门就向大家说:“你们先到外场值班室要个车等着,我随后就到。”边说边朝桌上的电话走去。
机组走出一团大楼右转弯,沿着两边半人高的柏树围成的道路向外场值班室鱼贯而行,回去取东西的老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陈联炳副参谋长走在我的前面,他同潘景寅一样左边腋下只有一个小航行资料包,看他快步流星,精神饱满,他的行动同他的性格一样爽快、利索。
“陈副参谋长,你怎么连牙具都不带上?”由于我对加16吨油的事耿耿于怀,禁不住又问他一句。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将多加油的事情告诉他。
“没多远,去就回来了,带它干什么!”他边说边将上身向后转了一点。此时,我注意到,4名机组人员中,二位老陈带的东西最少,只有我和老李带的东西最多,不但身边多了一个提包,而且航行资料包也是最大的一种,就是那种约一尺见方,中间还分成好几个小格,上面还有提手的大包。因为,我的包里除了必带的地图等航行资料之外,还有计算尺、红蓝铅笔等用具,连茶色眼镜和备用的刮胡刀也放在里面。领航员作为空中作业的主角,要带的资料比别人多而全,相比之下东西就显得更多了。另一种就是潘景寅同陈联炳副参谋长腋下夹的那种,外表是皮制的,小巧精制,比较好看,使用方便,但里边装东西较少。
机场的外场值班室设在一团大楼西边约50米远的地方,那里停着一辆中型面包车,说明外场值班室已经接到有关通知。我看到潘景寅从后面赶了上来,一同上车的除机组五名人员之外,还有团的政委。此时,我特别留意到潘景寅也没有带随身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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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了,可是事件给人们留下的许多悬念至今还没有真正的答案,例如,林彪专机——三叉戟256号飞机是如何从北京飞到山海关的?在山海关现场仓皇出逃的情况怎样?座机9名机组人员为什么出现有走有留的奇特现象?从林彪专机叛逃航迹上说明什么问题?为什么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坠毁?256号飞机究竟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围绕着林彪专机的活动在北京又发生了哪些事情?3685号直升机被劫持的具体经过如何?林彪专机机组死难人员是如何定性的?活着的人命运如何……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70—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林彪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毁弃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
我作为林彪专机机组副驾驶员,亲身经历了“九一三”事件中256号专机的活动过程,目击了林彪等人仓皇出逃的经过。多年来,我搜集了有关256号专机与3685号直升机的有关资料,遵循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精神,运用专机活动的基本知识,在对林彪专机活动过程进行纪实报道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给关心“九一三”事件的读者一个较为完整的飞机活动过程。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是以林彪专机开始活动为起点,又以林彪专机及3685号直升机的活动为主线。事件发生后,由于绝大多数的人们不了解三叉戟及直升机的活动规律及相关的飞行专业知识,面对许多诸如“禁空令”把256号专机逼走的、叛逃前在空中画了个问号、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传说等,不能辨别真伪,起码缺乏认清事实真相的有力证据。本书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及专机飞行的科学的根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答案。
林彪是乘坐三叉戟飞机叛逃的,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不得不拿飞机说事,离开专机活动的规律,离开飞机与飞行的专业知识,就不能把问题说清楚。所以,本书在记述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有关的专业知识,尽管在有些地方已经做了通俗的说明,可能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是,只要从整体上把握事情的发展趋势,还是很容易理解的。
为了给不了解专机飞行生活的广大读者介绍一些当年专机飞行部队的情况,本书把“九一三”事件中256号机组、直升机飞行员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并介绍了空军航空兵专机师的基本情况、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专机飞行的历史及专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中的甜酸苦辣,也为“九一三”事件的展开做了铺垫,使事件的发展显得更集中、更完整、更贴近飞行的实际。
本书行文中均没有写明部队当时的实际番号,用了类似“专机师”、“第几团”这样通用的叫法,这样既不泄密又不影响对事件的叙述。
考虑到为研究历史的部门与个人提供可靠的资料,书中涉及到的人物、时间、地点都是真实可信的,都是自己在专机部队的老上级、战友与航校的同学提供的,具有考证的价值。本书既是一本可读性较好的纪实文学,也是“九一三”事件中围绕林彪专机活动过程的历史记载,把它看成一个普通专机飞行员的传奇故事也未尝不可。
在我32岁的时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等到近74岁时如果能实现公诸世人的愿望,其间隔的时间是长了一些。不过,能在这个时候完成自己多年的一桩心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许多事情的发展变化需要时间来磨合。
从专机师转业到地方工作及退职休息的战友们,1998年在北京市朝阳区搞了一次聚会,出人意料的是到会人员竞超过400人。既有从共和国一成立就从事专机工作的元老,也有后来不同时期在专机部队服役的中年甚至青年人,中老年占多数;既有当年的空勤人员,又有在部队从事地勤及后勤保证工作的人员;既有终身在专机师工作直到退休的干部,也有中途调到别的部队的战友。其中有因受“九一三”事件的牵连处理到外地后奔回北京的人员,也有解除审查后因年龄、身体等原因退休在家的人员。老师长、老政委、老主任能来的都来了,胡萍因眼睛失明,也在夫人的照料下应邀参加了聚会。战友相见分外亲热,虽然他们中有许多人几十年不曾见面了,然而,当年为专机事业共同奋斗的经历使他们很快消除了时间的差别,用不了几句话就再次沉浸在当年共同工作时的气氛中,时间在这个时候被大大地浓缩了。因“九一三”事件提前离队的人们,大都怀着对部队、对专机事业、对首都的留恋不得已而走的,能回到北京也费尽周折,都经历了和我差不多的过程。本来专机师作为“九一三”事件的重灾区在人们的心灵上投下了不同程度的阴影,可是,近30年过后,当大家重新在另一种场合聚会时,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一段极其特殊的历史。个别聊天的时候,都能对那个时候开始的艰难处境表示慰问与关心。有一位在伊尔-14飞机上共同飞行过的机械师,过去曾多次打听我的去向。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我30多年来的具体生活经历时,也感到十分遗憾。因为,30多年来个别碰过面的人,都说我身体状况保持得很好,如果没有那回事,一定是个很好的飞行员。时间是不会倒流的,聚会的本身就说明我们不但彻底退出了专机活动的舞台,而且,在年龄上也已经走到保持晚节的时候。
当年唯一的三叉戟飞机中队那仅有的十几名战友,绝大部分光荣地飞到55岁,到民航的同志还飞到了60岁,按规定年龄离开飞行岗位。飞机驾驶员只有五名,其中有两名不幸病逝了。每谈起30多年前发生在三叉戟飞机上的那场劫难,都有无限的感慨。我很羡慕他们能够走到了飞行年龄规定的上限,作为当年最早的三叉戟飞机的同事,除发自内心的羡慕之外,也感到一些安慰。
近几年来,我曾走访了在专机师光荣退休的航校同学,他们在专机师大都经历了不下三个机种的驾驶过程,三叉戟、伊尔-18、图-154、安-24、直-5等主要机种上都记录了他们宝贵的飞行年龄,他们都为我提供了书中所需要的资料。由于我离开飞行岗位太久,最早一批三叉戟飞机的技术资料很难找到。幸好周围有这么多飞行专家与活字典,我才能比较准确地对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活动过程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同学要用写书的形式对“九一三”事件进行回忆整理的时候,都认为我有这个能力,并纷纷表示支持,祝我获得成功。一位同学告诉我:一次,他和另一位同学一起住进医院的时候,曾对1964年来到专机师的41名“阶级兄弟”回忆整理,可喜的是经过反复回想,竞能一个个写出他们的名字来。我这个当过班长的人听了之后感到异常振奋,似乎又把时间拉回到几十年以前。遗憾的是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与时代变迁,除了调走的、转业回老家的、个别在飞行事故中牺牲的,还有像我和陈士印这样被处理出部队的,最后能在专机师飞行期光荣下岗的寥寥无几了。
专机师老一辈的飞行员胡萍、时念堂、王进忠、尚登峨、韩海兰、周连珊等给我提供了宝贵的飞行资料与专机任务中的事例,他们过去曾是我的飞行教员,也是专机飞行事业的奠基人,现在仍是我撰写回忆录的顾问,因为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有许多都是专机任务中的第一次,是值得从事专机飞行事业的人们所怀念的。
还有那些在专机机械、特种设备战线上扎实工作的老专家、老工程师们,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要请教到他们,都能给予积极热情的帮助。老机械工程师刘万敏、特种设备专家包朝山、机械修理厂的老领导朱国芳等都向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当年结伴飞行的领航员吴忠良、由领航员改为驾驶员的范玉星等都给了我不少帮助,就连当年三叉戟中队最年轻的领航员苑庆云也在他所认识的机务干部中,为我寻找能够提供资料的线索。
本书是历史的写实,涉及到的人和事都是经得起考证的。256号专机组中的第一副驾驶员陈联炳已经病逝。小魏在北京一家报社任办公室主任到退休,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陈士印夫妇开始转业回到陈的老家沈阳,把孩子留在北京,后来夫妻又双双回到北京,依靠他们原来在部队锻炼出来的能力,在商海中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才干。曾在中央专案组中受审的几个上海姑娘,还有年龄最小的小鲁,经历过那场惊梦之后回到家乡,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归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孙一先老先生与他的著作《罪与罚》《在大漠那边》为我提供了林彪坠机现场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正确分析三叉戟256号专机迫降过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孙老也说,如果他能把当年拍到现场的照片留下一套的话,如今就可以根据这些照片整理出一部很好的历史资料——这些照片都保存在国家的档案馆里。
第二批女飞行员之一的苗晓红所著的《我是蓝天的女儿》一书,对我回忆过去的专机飞行生活很有启发。此外,邵一海所著《林彪9.13事件始末》一书(经过审批发行)也提供了一定的资料。
本人2000年退休之后,应聘在中国注册税务协会担任会刊的编辑工作。会刊主编、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原司长赵怀坦同志是个很关注历史的老知识分子,他非常同情我的不幸遭遇,经常向同行们介绍说,老康如果没有“九一三”事件会如何如何。我从内心同样感谢关心、帮助我的人们。
2005年7月,本人在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栏目谈林彪事件,还做客凤凰网站就林彪事件与网友对话。
如果发现书中与事实有出入或者错误的地方,请知情者或飞行员的行家里手给予批评指正!
作 者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