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我国著名秦代方士，山东龙口人(一说胶南)，是中日韩早期友好交流的先驱者。本书采用志、传、志、图、表、录诸体裁，对徐福的生平活动、思想学说(贡献)、著作与作品及其后世影响、文化遗迹遗存、故里沿革等作客观的记述和考证，引用资料严谨、翔实。

徐福，秦代齐方士，是中日韩早期友好交流的先驱者。他率领数千童男女、百工等以为秦始皇求仙名义东渡海外，足迹遍及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把先进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东邻，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采用志、传、图、表、录诸体裁，对徐福的生平活动、业绩与影响、历代研究、文献记载、遗址遗存与纪念地、民间传说等，作了客观的记述和考证。

总序

前言

第一篇 生 平

 第一章 徐福的祖先——徐夷

第一节 徐夷的起源

第二节 徐夷的发展

第三节 徐夷的消亡

第四节 徐福的家世

 第二章 徐福的故里——山东龙口

第一节 “齐人徐市”的历史记载

第二节 秦始皇三巡琅玡必经之地

第三节 三神山传说和八神将地望

第四节 方仙道发源地和方士活动中心

 第三章 徐福在国内的活动

第一节 徐福思想的来源

第二节 徐福是秦代方士的杰出代表

第三节 徐福与秦始皇的交往

 第四章 徐福东渡

第一节 徐福东渡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徐福两次出海

 第五章 徐福一行海外活动踪迹

第一节 徐福一行在朝鲜半岛

第二节 徐福一行在日本列岛

第二篇 业绩与影响

 第一章 徐福东渡与古代朝鲜、日本社会

第一节 徐福东渡与古代朝鲜社会

第二节 徐福东渡与古代日本社会

 第二章 徐福的影响

第一节 从遗迹和传说看徐福东渡的影响

第二节 从文献记录看徐福东渡的影响

第三节 从历代纪念活动看徐福东渡的影响

第四节 从研究、宣传看徐福东渡的影响

 第三章 徐福东渡的历史功绩

第一节 徐福东渡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徐福精神的现代价值

第三篇 历代研究

 第一章 历代学者、文人对徐福的宣传和研究

第一节 中国古代学者、文人对徐福的宣传和研究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文人对徐福的研究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以前徐福在日本、韩国的流传

第四节 地方志、家谱中的徐福

 第二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福研究概述

第一节 徐福其人研究

第二节 徐福故里研究

第三节 东渡原因研究

第四节 徐福东渡的规模与次数研究

第五节 徐福东渡起航地研究

第六节 徐福一行所到之处研究

第七节 徐福一行东渡航线研究

第八节 徐福文化和徐福精神研究

第四篇 文献记载

 第一章 中国部分史志书籍有关徐福的记载

第一节 正史记载

第二节 其他书籍记载

第三节 诗词摘录

 第二章 日本部分史志书籍有关徐福的记载

第一节 文献书籍记载

第二节 辞书有关记载

第三节 诗词摘录

 第三章 韩国部分史籍有关徐福的记载

第一节 文献书籍记载

第二节 诗词摘录

第五篇 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

 第一章 国内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

第一节 山东省龙口市

第二节 山东省胶南市

第三节 山东省有关景点

第四节 河北省秦皇岛市

第五节 河北省盐山县

第六节 江苏省赣榆县

第七节 浙江省慈溪市

第八节 浙江省岱山县

第九节 国内其他地区

 第二章 韩国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

第一节 济州道

第二节 南海郡

 第三章 日本遗址、遗存与纪念设施

第一节 和歌山县

第二节 高知县

第三节 三重县

第四节 宫崎县

第五节 鹿儿岛县

第六节 佐贺县

第七节 福冈县

第八节 山口县

第九节 京都府

第十节 秋田县

第十一节 青森县

第十二节 东京都

第十三节 山梨县

第十四节 爱知县

第十五节 神奈川县

第六篇 民间传说

 第一章 山东省龙口市的传说

第一节 徐福与莱山

第二节 徐福与登瀛门

 第二章 山东省荣成市的传说

 第三章 河北省盐山县的传说

第一节 开化寺与千童镇

第二节 百工集训地的传说

第三节 徐福为啥带童男童女

第四节 童男豆腐

第五节 “瓜哥儿”和“豆儿姑”

第六节 左永和与李荣花

第七节 庾知县赋联祭千童

 第四章 浙江省慈溪市的传说

第一节 达蓬桥

第二节 龙门坊

第三节 徐久堂名和徐家祠堂

第四节 秦始皇求仙

 第五章 浙江省岱山县的传说

第一节 “海天一览亭”的传说

第二节 紫霞洞的传说

第三节 马齿苋与柃木

附录

 20世纪以来徐福研究文献一览表

 中国各地徐福组织一览表(2006年6月)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三节 三神山传说和八神将地望

秦始皇多次东巡的目的是寻找方士到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向仙人求取长生不老药。据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晋代郭璞注：“在勃海中也。”《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记载，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在勃海中”。“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根据《梦溪笔谈·异事》记载：“登州(古黄县属地)海中时有云气，如宫室、台观、城堞，人物、车马、冠盖历历可见，谓之‘海市’。”《齐乘》卷一《山川》“沙门岛(海市附)”条记载说：“登州(古黄县属地)北海中九十里。……其相联属则有鼍矶岛、牵牛岛、大竹岛、小竹岛(上述岛屿均属长岛县，即古黄县属地)，历历海中，苍秀如画，海市现灭，常在五岛之上。”乾隆《黄县志》卷十《艺文上·海市说》载：“海市称天下奇观，尚矣，蓬莱有之，黄邑亦然，登朝宗门楼，凭眺而寓目焉，往往可得也。”清代钱泳《覆园丛话》卷三“海市蜃楼”条言：“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人海求神仙，终无有验。后游山东登州，见海市，始恍然日：秦皇、汉武俱为所惑者，乃此耳。’此言甚确。”《辞海》“海市蜃楼”条说：“我国山东有蓬莱县常见渤海庙岛群岛(今属长岛县，古黄县属地)的幻境，即海市蜃楼。”

可以看出，所谓的三神山实际上就是秦代齐郡黄县、睡县一带海边经常出现的海市蜃楼的缥缈景象。由此也可以证明，徐福应该是黄县、睡县一带的人。

《史记·封禅书》又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日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日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茁南郊山下者。二日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日‘畴’；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日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日阴主，祠三山。五日阳主，祠之罘。六日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日日主，祠成山。成山斗人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日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

可以看出，所谓八神将中有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神集中在以黄县为中心的齐北渤海一带，这一带是秦始皇东巡必经之地，这四神主也是其必祀之神，特别是祭奠黄县境内芝莱山上的月主祠时，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所以秦始皇很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地方见到了长期在此活动的著名方士徐福。

第四节 方仙道发源地和方士活动中心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方仙道，从事活动的人称为方士，即“方术”、“方技”之士，他们吸取了道家与阴阳家思想，专门研究求神仙、炼丹药以及禁咒祈禳之术，他们宣传人可以得道成仙，长生不死。据说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等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方仙道产生于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时期，起源地点就是在燕、齐一带的海上，也就是今河北、山东两省的渤海沿岸，黄县正好位于这一区域之内。

方仙道学说和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形成了齐地方士寻求仙药的活动。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说：“仙人是燕国的特产，这风尚及于齐国；仙人的道是修炼来的；仙人的居地在燕国东边和齐国北边的渤海。”“鼓吹神仙说的叫做方士。想是因为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封禅书》说：‘燕齐海上之方士’，可知这班人大都出在这两国。”战国末期齐国方士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就是以黄县为中心的齐国东部沿海地区，这里也就成为当时方士的集中之地，徐福就是山东沿海一带方士集团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徐福从小受到这种活动的影响，阴阳五行学说和求仙不老学说自然成为徐福的思想渊源和从事方士活动的理论基础，徐福也迅速成为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方士之一。

综上所述，认为徐福是秦代黄县人的说法符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齐人徐市”的记载，秦代齐郡黄县属于汉代之东莱郡，并有徐乡县即由徐福而得名；符合秦始皇三次东巡琅玡的路线走向；与三神山的传说和秦始皇所祠八神将的地理位置相吻合；也是战国时期方仙道的发源地和方士活动的中心，所以在今天没有更确凿的资料认定徐福故里的情况下，大致确定徐福的故里就是秦代齐郡黄县，也就是今山东省龙口市。

1991年9月，在山东省龙口市召开的由中日80多位先秦秦汉史、中日关系史专家、学者参加的国际徐福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徐福故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了共识，认为徐福的故里为山东省龙口市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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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两千多年前，徐福率领三千童男童女及百工、弓箭手等，驾驶浩浩荡荡的船队扬帆东渡，到海外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新乐园，一举名垂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在中国、日本及韩国史籍中，对这一重大事件多有记载，不过这些记载从文字上看过于简单，还有许多记载来源于传说。也正是因为史书记载的不详，徐福及其东渡人员的活动和业绩被淹没在史海迷雾中，无法给后人展示出完整的历史真相。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徐福只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为秦始皇求仙人、仙药的方士的形象。然而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里，中、日、韩三国保存完好的徐福遗存及不断出现的徐福纪念设施和所流传的经久不衰且生动感人的徐福传说，已经昭示世人，徐福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随着学者们对徐福研究的不断深入，笼罩在徐福头上的面纱也逐渐被揭开。徐福不是一个普通的方士，而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多谋善断的政治家，一位具有大无畏开拓精神的航海家，一位受到中、日、韩三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和平友好的使者，一位中国人走出海外的先驱者。

徐福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使用武力结束了战国分裂动乱的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随后又制定和推行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了货币与度量衡等一系列巩固统一的制度、政策和措施，对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他对农民过度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打击，又激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与反抗。徐福作为一位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对秦始皇的暴政也极为不满。他生活在山东沿海地区，自幼受到沿海地区道家、阴阳家思想的熏陶，对航海有一定的认识和向往，同时又目睹了沿海地区人民因躲避秦的暴政而远走海外的状况。因此，他抓住时机，利用秦始皇为求长生寻求仙药的心理和沿海一带居民对于海外有仙山、仙境、仙人、仙药的迷信传说，说服秦始皇委托他率人到海外寻求仙人、仙药。经过几次出海探险，他发现了海外有可以生存和发展的地方。在获得去海外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徐福率领数千人的船队义无反顾地走出海外，先后到了朝鲜半岛南部(今韩国)和日本列岛。他们与当地人民和平相处，共同开发这些当年还十分荒僻的土壤，并在这些地方安居乐业。

徐福一行东渡，是早期中国人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事业，他们把当时先进的中国文化带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因如此，徐福才得到了日本和韩国人民永久的爱戴和怀念。例如日本新宫、佐贺及韩国济州岛等地延续多年的对徐福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就是当地人民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和平友好使者的最好的追思，是对徐福及其集团在当地所作出贡献的最充分的肯定。

今天，徐福研究已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多学科的研究，它包含历史学，考古学，航海学，社会学和中、日、韩交往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相关出土资料或文献资料的更多发现，人们会用更新的视角来充分认识徐福及其东渡，对徐福的研究也势必会更加科学和深入。一个真实的、完整的徐福一定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因此，我们对于徐福的研究，其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了徐福其人其事，而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

首先，徐福的精神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这种精神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惧狂风恶浪，大胆走出海外创业的非凡勇气；二是在那种特定环境下，采用巧妙手段反对和战胜暴政的高度智慧；三是果断抓住机遇，排除万难，最终实现自己理想的决心和毅力。

其次，徐福文化值得我们发扬光大。徐福文化在中、日、韩三国已存在两千多年，它包含徐福遗存、传说、故事、文献、诗歌、纪念活动诸多方面，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今天深入发掘这一财富，让其发扬光大，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地方经济，促进中外贸易，扩大文化旅游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对青少年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爱家乡教育更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再次，徐福作为中、日、韩友好交往先驱的作用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两千年来，徐福及其形象已深深地扎根在中、日、韩三国人民的心中，徐福已成为中、日、韩人民和平友好交往的化身，徐福其人其事永远都不会被人们所遗忘。时值2l世纪的今天，研究和宣传徐福，不仅能增进中、日、韩三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也能为东北亚地区稳定、和平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宣传徐福，也是为了使中、日、韩人民之间几千年的交往所形成的友谊世代相传。

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自1993年成立以来，在开展徐福研究，促进中、日、韩徐福文化交流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徐福志》的编写，也是协会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徐福精神，进一步促进中、日、韩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编写《徐福志》是一项前人从未进行过的工作，我们编写人员为能够承担这项工作而深感荣幸。由于史籍中有关徐福的资料很少，而且又分散于中、日、韩三国史书中，大量流传的是徐福的故事和传说，这就需要对徐福的各种记载加以系统梳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真实、科学地反映出徐福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生。由于编写时间仓促，尤其是一些日、韩文书籍尚未能遍阅，再加上编写人员自身水平所限，本志书在编写中肯定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和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多加批评指正，以匡不逮。

朱亚非

2006年10月

《徐福志》由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龙口市人民政府组织发起，由协会秘书处和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具体承担编写任务。《徐福志》的编纂设想最初由著名历史学家安作璋先生提出。2004年4月，在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提议下，成立了以安作璋、朱绍侯、高敏先生为学术顾问，以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马仪会长为主任的编纂委员会，以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地方史研究所所长朱亚非教授为主编，曲玉维、史衍勤、郝慧民为副主编的编写班子。同年10月，编委会在地方史所办公室，共同商定了篇目。随后便开始了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志稿的编写工作。2005年5月，在山东省龙口市召开了《徐福志》编纂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志书的编写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2006年3月完成初稿，5月中旬，受《徐福志》编委会邀请的审稿专家与担任志书编写任务的专家、学者在龙口市召开了《徐福志》通稿会，对书稿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院长宣兆琦教授、山东省社科院李永先研究员等审稿专家都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此后，编写组成员根据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进行了修改和完善。2006年12月完成送审稿，报送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并获得批准。本书于2007年由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在做了部分修订和增补后，由山东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

《徐福志》的编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与其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相比较，徐福有他的独特性。一方面，史籍记载零散且不统一，徐福本人并没有留下自己的著述或文章；另一方面，徐福遗迹和传说又遍布中、日、韩三国许多地方，真伪难辨，考察、收集和论证分析有相当大的难度。虽然我们去过韩国与日本，并曾与两国徐福研究专家和研究团体负责人进行过学术交流，但因为时间所限，无法对日本、韩国所有相关遗存进行详细考察，另外涉及徐福的日文版书籍众多，更难以一一阅读，因此只能利用现有的并已掌握的资料进行研究和撰写。好在随着近20年来徐福研究热度的不断加大，中、日、韩三国学者都撰写了一些对徐福研究来说很有力度的著作，并保存了许多资料，如由张炜、田连谟、朱亚非等主编的《徐福文化集成》、郑一民的《东瀛圣迹考》、彭双松的《徐福研究》、洪淳晚的《徐福集团与济州岛》、羽田武荣的《徐福故事》、逵志保的《徐福论》等著作，为本志书的编写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料缺乏和遗存考证中存在的不足。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在以正史为主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中、日、韩三国地方志、文集、野史资料及相关的考古发掘和传说资料，并按人物志书的要求加以撰稿。

多年来，在徐福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许多有争议的问题，本志书在坚持采用一种说法为主的同时，也将所争议问题中的若干不同观点分别加以列出，以便读者作参考。

徐福的传说遍及中、日、韩三国，因此在徐福传说一章中，将国内来源确切的主要传说加以收集，而韩国、日本的传说遍及各地，众说纷纭，来源不一，无法详加考证，因此未能加以收录，只能表示遗憾，还有待于将来进一步的调查和补充。

马仪、谢华、丁方明等协会的领导和老前辈对本书自始至终给予了很大的关心和支持。他们不顾年事已高，多次过问本书撰稿情况及进度，提出编写的指导思想，并千方百计解决编写中的困难，对于本书在较短时间内完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安作璋先生作为秦汉史知名学者，以他的学识为志书的编写提出了宝贵而中肯的意见，我们在撰稿中均予以采纳。

本书的编撰还得到了中、日、韩三国有关部门和团体的大力协助和多方支持。国内有文化部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中国徐福会、山东省徐福研究会、河北省徐福千童会、龙口市徐福研究会、胶南琅玡暨徐福研究会、盐山县徐福千童研究会、秦皇岛市徐福研究会、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苏州市徐福研究会、慈溪市徐福研究会、慈溪市三北镇徐福研究会、岱山县徐福研究会、(台湾)世界徐氏宗亲总会、香港徐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地方史研究所、龙口市委、龙口市政府、龙口市委宣传部、龙口市文化局、龙口市徐福镇、龙口市博物馆、龙口市图书馆、龙口市档案局、龙口市史志办公室、龙口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街道办事处，韩国有韩国济州徐福学会、韩国西归浦市徐福文化国际交流协会，日本有日本荏原制作所、日本东京重机株式会社、日本徐福会、东京徐福研究会、新宫市徐福协会、佐贺县徐福会、神奈川县徐福研究会，等等。

本书还得到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为本书的撰写和编纂提供资料的国内人员有方毓强、王仁铭、朱冠璋、江炳辉、李子文、张吉忠、宓位玉、郑一民、周乃复、徐恒堂、徐德强、徐鸿进、杨斌，韩国的王福安、朴正锡、李英根、李垠政、吴文福、洪淳晚，日本的土桥寿、石川幸子、田岛孝子、鸟居贞义、池上正治、羽田武荣、逵志保、壹岐一郎。本书插入了大量图片，涉及中、日、韩三国众多的古迹、活动等，提供照片的有国内的马志敏、方毓强、冯利民、田连谟、曲玉维、刘永旗、刘晓力、邹少俭、张同春、张瑞华、宓位玉、郑祖华、赵仁强、赵兴亮、赵建华、郝慧民、曹承波，韩国的王福安、尹奉泽、李英根、李英新、李炯石、金钟淑，日本的石川幸子、鸟居贞义、池上正治、赤崎敏男、逵志保，等等。

另外，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马仪及马庆平先生、东京重机株式会社社长山冈健夫、日本荏原制作所所长滕村宏幸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助。谨对以上为本书的编著提供无私帮助的中、日、韩各国部门、团体和个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的撰稿人多为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他们多从事中外关系史和山东地方史的研究，虽然对徐福的研究时间并不长，但他们身上充满了热情和干劲。尽管时间短、任务重，所掌握的资料也不很完善，然而作者们能虚心求教于老一辈专家，认真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完成了初稿，并进行了认真的修订，尽管书稿难免有一些缺憾(如因时间仓促和条件所限，日本、韩国的民间传说未能收录进去，其他地方错误也在所难免)，但编写者们这种对事业的热忱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本书编撰分工为：前言，朱亚非；第一篇，李建业、董金艳；第二篇，韩晓燕、盛雪雁；第三篇，梁娟娟；第四篇，王玉杰、郝慧民；第五、六篇，郝慧民；附录由逵志保、曲玉维搜集整理；图版照片、“国内外徐福研究组织资料”由曲玉维、郝慧民收集提供；后记，朱亚非、曲玉维。全书由朱亚非教授通稿，并对若干章节做了修改补充。赵仁强、田连谟对本书撰写和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赵兴亮校对了初稿。2009年本书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时，朱亚非教授又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增删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撰写最终目的是坚持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图在科学的方法指导下和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还原徐福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不过因受史料和学识所限，加之成书时间仓促，缺漏错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