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兰克等人认为中国历史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处于某种静止状态。但是，福兰阁反对这种看法，他强调中国历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纠正了中国历史是停滞的这一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在德国大学正式建立，一大批著名汉学家脱颖而出，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由福蘭阁所著的《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记载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以及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使这本自传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并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

福蘭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汉学前辈，也是德国第一位正式大学汉学教授。他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同等的地位，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面深入的研究及其倡导的方法论，为德国赢得了在世界汉学研究中的地位。这是一份对东西方两个世界极为生动的描述。《两个世界的回忆(个人生命的旁白)》作者福兰阁不仅叙述了自己在中德两国跌宕起伏的经历，而且超越个人的生活史，以反思的笔调，记载了19、20世纪殖民和帝国主义的世界史，以及德国机构性的汉学研究史，使这本自传拥有了世界史的广度，并具备了学术史的深度。

中文版编者前言

德文版编者前言

作者前言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1863～1882）

第二章　大学求学（1882～1888）

第三章　涉世（1888～1889）

第四章　游历与转变 1天津与上海（1889～1894）

第五章　游历与转变 2北京与西伯利亚之行（1894～1896）

第六章　游历与转变 3返乡休假、北京、上海与厦门（1896～1901）

第七章　返回故乡与重返中国（1902～1909）

第八章　学术生涯汉堡1殖民学院与大学（1910～1923）

第九章　学术生涯汉堡2学术与生活（1910～1923）

第十章　学术生涯柏林1大学与学术（1923～1943)

第十一章　学术生涯柏林2政治、学术、家庭（1923～1943）

第十二章　尾声巴伦斯特德（1943～1945）

补遗：盟军占领（1945）200作者生活和工作年代表

本文涉及的作者著作和报告名录

有关福蘭阁的文献和纪念文章

人名中外文对照与索引

地名中外文对照与索引

机构和刊物中外文对照与索引

基尔霍恩在印度孟买首相府领导的位于普纳(Puna．)的德坎学院(Deccan—College)担任了15年梵文教授。据我所知，他来自贝恩堡，和我是比较近的同乡，这促使我去他家拜访。这次访问和他的讲座会给我带来预料不到的结果。我们的初次见面很有趣。我递进自己的名片，发现教授和他那位也是贝恩堡人的夫人正坐在客厅里。我进门的时候，他们两位都露出震惊和奇怪的表情，最终还是问我是否无心地弄混了名片。现在轮到我吃惊了，我以相应的表情予以否认，并说奥托·弗兰克真的是我的名字。我们都很高兴，情况得到澄清：在基尔霍恩的学生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奥托·弗兰克[以后在科尼斯堡(Konigsberg)担任梵文教授]②，他两天前已与大家告过别，次日就要出发；因此基尔霍恩接到我的名片时感到吃惊，看到我本人时更为惊诧。冬季学期，在我这个同名同姓的“兄弟”返回哥廷根而我也成了基尔霍恩的学生时，当然又产生了新的惊讶，随后发生了很多混淆和误解。好几十年里，这名字的双重性困扰着我，因为我收到的信件、校对稿等，属于科尼斯堡的那个同事，大家名不副实地称呼我，我不得不仔细处理专业文献中那些会产生混淆的引文。后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与这位比我年长一岁的“兄弟”的专业相同，这使大学秘书处和系办公室的人目瞪口呆。这位“兄弟”去世以后，这些混淆还盯着我不放，梅耶(Meyer)的百科全书(Konversations—Lexikon)最新版本中有“我”的生平介绍，结尾写到，“我”于1928年2月5日去世于科尼斯堡。像从前的马克·吐温遇到的类似情况一样，我对编辑部解释说，这一写法未免太“夸张”，并予以更正。1935年，某个官方部门还找到我，将我当作那位已去世了7年的同行。

短时间内，基尔霍恩的梵文语法课就推翻了我的全部研究计划。现在，一颗新星正在召唤着我，指引我到一个新的方向，一方面是那些很快就非常吸引我的内容，另一方面是这位杰出的老师让我接近了它，后一点更为重要。我发现，迄今为止我缺乏的是课堂上人与人之间稳定持久的联系——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最令人愉快的联系。在丰富的印度语言中钻研得越深，那遥远神秘的世界就越是强烈地吸引着我。学期结束时，我对东方的热爱之情熊熊燃烧，而对古典语文学、历史和其他一切的热情都无可救药地消失熄灭了。

冬季学期我取得了进步，可以听基尔霍恩的所有讲座：中高级语法、本土语法作品读物《梵语语法》(Laghukaumudi)，薄婆菩提(Bhavabhuti)的戏剧作品《茉莉和青春》(Malatrmadhava)，这需要坚持不懈和辛苦劳累的工作。不过，当基尔霍恩表示满意时，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是一个小圈子，聚集在他的周围，其中我是初学者，而且来得最晚：除了我们两个奥托·弗兰克以外，还有后来布雷斯劳(Breslau)的正式教授布鲁诺·利比希(Bruno Liebig)、以后担任部长的索尔夫(Solf)——他从基尔(Kiel)的皮希尔(Pischel)那里转学过来，作为印度学者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还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我们的人数不断减少，因为有人攻读博士学位，也有人离开。最后，1885～1986年的冬季，我是唯一仍在继续学习的人，好处是可以在基尔霍恩的引导下，钻进他的特别领域的迷宫，也就是帕尼尼(Pfinini)语法体系和大量的评论，即巴丹阁梨(Patanjali)的《大疏》(Mahabasya)，在这个领域里，基尔霍恩大概是欧洲的最高权威。我们在他家里朗读文章，在此度过的日子是我学生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得到允许，跟着基尔霍恩学习了四个学期，这段时期，我了解了众多的印度文学作品，从《梨俱吠陀》直到迦梨陀娑等人美妙的文学，在这位令我非常崇敬的老师的指导下，领会这些作品的特色。基尔霍恩一如既往地亲切友好，也总是为我打开他那好客的家门，直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怀。基尔霍恩指导我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这是我在哥廷根所得到的最美好和最持久的收获，我始终对他心存感激。

P29-32

在我的亲朋好友和两位出版商的敦促下，我才决定写下这些回忆。至于它何时能够印刷出版，并无把握。

“两个世界”这一说法，要从三层含义上来理解：第一，空间上，是西方与东方的世界；第二，时间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世界，19世纪末，德国开始了工业化和世界政治；第三，精神上，是我的实践活动和学术生涯的世界。

有的人可能按照其他原因来确定重大事件的时间分期，他们选择1918年是由于当年德国废除了君主立宪制，选择1933年是由于纳粹夺取了政权。而我选择这两个时期，则是因为刚刚开始的工业化及其后果，正是在此过程中，我的生活及其相关的领域形成了两条交汇的道路。

至于“旁白”的内容，并非总有足够的原始资料供我使用，因为在此地我无法使用自己的图书室。因此，所写内容基本上是依据我夫人的简短日记和我自己的记忆。

此外，大家最好如此看待这些“回忆”，这也是它们所愿意的：这是一位男性的回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了解了许多事情，能够进行一些观察，产生了纯粹主观的经验。1824年1月27日，歌德(Goethe)曾对埃克曼(Eckermann)说过：“一个德国学者的生活是什么？就我而言，有些美好的东西是无法倾诉给他人的，可以说出来的东西则不值得费力。而且，即便想愉快地倾诉，听众又在哪里呢？”既然伟人都这样说过，哪里还有我等小人物说话的余地？

1945年4月5日，巴伦斯特德(Ballenste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