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伊斯特拉赫也许是小提琴大师里唯一不迷信名琴的人。一次在伦敦演出完，国外的同行对他的琴感到了兴趣，结果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名琴。他认为，不是名琴也应该拉出好的音质来，这才是小提琴家应该追求的。
作曲家本身的形象往往不太重要，但小提琴演奏家的仪态和形象则太重要了。如果一位小提琴家在录音里听起来很完美，结果在音乐会上让我看到的却是一位猴腰熊背，手指像竹节子一样僵硬的“大师”，则无论如何是个遗憾。海菲茨、梅纽因和奥伊斯特拉赫则是完美的典范，不仅奏出了绝响的音乐，也有着和古典音乐相匹配的雍容华贵的仪态。我特别欣赏奥伊斯特拉赫优美的手指在一个个把位上跳动，真是美的享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经特地赶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去听奥伊斯特拉赫一位高足的音乐会。那琴声倒真有点他老师奥氏的韵味，可他僵直的手指和难看的“吃相”让我大倒胃口。从此只听此公的录音，再也没有看过此公的录像。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苏联就有许多艺术家和音乐家利用出国的机会留在了西方发展。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个人艺术道路的一个选择而已，根本不足以上纲到投敌叛变之类的大帽子。但在当时，当局恰恰就是那样处理问题的。奥伊斯特拉赫出国机会很多，国外的邀请和挽留更是不在话下；但他总觉得自己是属于俄罗斯那块土地，他不能离开需要他的那块土地，他谢绝了很多机会；尽管留在西方他的发展会好得多。但对于那些留在了西方未归的老朋友，他也表示了理解，还保持了很亲密的关系。
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普维奇就是很好的例子。罗斯特罗普维奇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里斯·巴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坚定支持者，对他们在国内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常常是仗义执言，弄得当局很恼火。苏联文化部限制他出国。有一次，国外的演出已经是万事俱备，可偏偏在关键时刻罗斯特罗普维奇却“因病”不能出国。梅纽因打电话到他家里，知道他很健康。于是梅纽因就“索性跳过文化部那些混蛋”直接打电报给了勃列日涅夫，总算让罗斯特罗普维奇出了国。这件事情，实际上促成了罗斯特罗普维奇决定留在了西方。正如梅纽因所说，这其实是文化部那些愚蠢官僚所造成的。到头来反而往罗斯特罗普维奇头上扣一顶“叛逃”的大帽子。
下面一件事情，足以看出奥伊斯特拉赫人格的伟大。就在罗斯特罗普维奇拒绝回国后不久，奥伊斯特拉赫前往欧洲演出，他和老朋友在欧洲重逢。但他没有摆出官架子批评老朋友，而是说：“明天，在《真理报》上会登载一篇批判你的文章，他们用了我的署名，我向你表示歉意。”这样可爱的真诚，能不感动人吗？这次，在梅纽因的安排下，奥伊斯特拉赫在伦敦做了一次录音，由于没有事先和文化部打招呼，回国后被文化部“严厉批评”。 奥伊斯特拉赫一直被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和文化部把他当成了摇钱树，为了捞取外汇可说是不择手段，安排他一次次出国演出；大量的演出外汇收入全被外交部和文化部鲸吞，他本人只拿到一点按国内标准微薄的出差补贴。作为一个诚实的党员，他从来不计较这些。领导部门还要求他为祖国再培养出“十个奥伊斯特拉赫”出来。这样日复一日地折腾，到1964年，在他五十六岁时就发作了一次心脏病，差点丢了命。等他恢复不久，各种任务又压了上来。他带着那颗时时有危险的心脏又奔波了十年。
1974年10月，他又来到了自己喜欢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在这里他如愿地同音乐厅管弦乐团完成了为期几天的勃拉姆斯作品的演出，其中还包括了他亲自指挥的节目。24日，在演出完回到下榻的旅店后不久，心脏病再次复发而撒手人寰。伦敦方面还在等待着他的演出，等到的却是噩耗。
奥伊斯特拉赫被安葬在莫斯科著名的新圣女公墓。这里长眠着许多文化英魂：果戈里、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契珂夫、乌兰诺娃等，也有政治家如赫鲁晓夫。在奥伊斯特拉赫去世后三十三年，罗斯特罗普维奇也按遗愿被葬回了俄罗斯，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里陪伴自己的挚友。
P77－P79
欧洲札记的前半部分于几年前曾以《伊普尔的罂粟花》为标题先行出版。遗憾的是，很多在当时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被删去了，特别是《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因质疑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暴力而被整章删除。这前车之鉴使得我们对进一步出版平添了更多顾虑。如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神州已经是洛阳纸贵、人相争读的畅销书了。幸得花城出版社的支持，《莱茵星光——一位爱乐者的欧行漫记》终于汇集付梓。
少时在复旦附中读书时，我就爱读父亲的札记；只是在那个年代他写得极少。十九年前我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父亲来到我的校舍看望我，我便当面向他索取生日礼品；我要的不是蛋糕，恰恰是希望他为我撰写关于欧洲和关于音乐的札记。他在欧洲那瑰丽的文化宝地工作生活多年，一定会写出让我喜欢的文字来；以我对他的了解，我深信他也可以写出一些东西来的。自此，我每年生日都会收到父亲一篇欧洲札记，常常还会收到额外的篇章。只是，我原本并没有想到过要把自己的“生日礼品”同别人分享；总以为，自己喜欢这些文字，完全是出于父女情分。直到有一天听到了父亲的一些老同窗们竟然那么热情地肯定和赞扬这些札记，认为应该出版发表，这才让我意识到这些文字尽管是为我而写，但如果只为自己留着，那就太“奢侈”了！
自此，我便全力说服父亲整理出版这些札记；但他并不积极，一拖就是多年，直至2008年春，他退休后来马里兰待了较长一段时间，才开始着手整理。然而一整理，就觉得事情不那么简单，一下子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我们父女俩一起整理修改，添加注释，并为里面的许多原文原诗添加译文。
这些札记只是父女间的对话，没有太注重思想观点正确与否，其实也不必完全正确的。父亲不是作家，他的文字仅仅是一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个人随感，包含了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忧虑和关切。他的写作是真正自由的，不为稻梁谋，不为名利谋，超越了功利而进入了审美人生。
札记里许多地方引用了一些名言名诗，像莎士比亚的精彩诗句，约翰·麦克科雷的一战名诗的诗句等，都按原文引录，并补进我们自己的译文。此外，地名、人名和著作的原文也都附上，以免不同的翻译引起误解；这样，蒋介石也断不会变成“常凯申”了。
许多篇章往往是多次重游旅行的综合，为了叙述方便，换成旅行记的口吻。《乐圣之旅日记》就是典型例子。
对于文中所涉及的许多史实，也许同读到的历史教科书有很多出入；可以坦言的是，这都是国际上所业已公认的，我们也尽可能注明出处。就国内而言，自1985年庆祝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开始，许多原本不公开的历史真相被陆续披露了，许多报刊杂志书籍和电视节目也报道了很多原不为人知的真人真事。但毕竟多数人未必都有机会读到看到这些报道，更何况教科书里还印着原来的内容。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也是许多历史真相和假象并存的年代。例如，几年前俄罗斯政府公布了一份历史档案让全世界张口结舌——原来1928年6月4日凌晨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是苏联斯大林一手策划的，然后栽赃给了日本人；而许多资料包括教科书却仍然在说着老故事，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俄罗斯已经出版了新的历史教科书，相信中国迟早也会有新的历史教科书的。像日本那样老一代掩盖历史、年轻一代忘却历史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这一点，贝多芬的祖国——德国——做出了很好的范例。
欧洲最大的魅力在于其丰厚的文化艺术和深远的历史。本札记所涉及的大多是过去的欧洲，不了解过去，是不会理解今日的欧洲的。莫扎特贝多芬萧邦的年代是文化艺术最辉煌的年代；现代社会已变得冷漠麻木。当今的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已经淡漠，许多人觉得那不过是不实用的东西罢了。然而我以为，社会越缺少真善美，那么真善美就愈是弥足珍贵，愈值得追求。宇宙本身是无所谓“真善美”的，宇宙只不过是按照自身的规律——也可理解为斯宾诺莎和康德认为的上帝——在演变着。真善美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它使得人——尽管不可能是所有人——有别于木石和禽兽。只要这些作为“生日礼品”的札记能够为读者捎上一点美善的感受，那么我们的宗旨就达到了。
因篇幅所限，一些精彩篇章，如《三访贝多芬》、马勒音乐笔记《春雨葛林青格》、《瑞士篇》、《柏林篇》、《新大陆篇》、《赤道篇》、《归访篇》等许多札记都没有能够编入；愿今后有机会再与知音们分享。
著名作家冯宗璞先生在读完《伊普尔的罂粟花》之后曾在信中指出：被删去的《血雨腥风的协和广场》这一章一定要补充进来。
本书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多方面的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为本书的内容和编排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已退休的资深编辑董令生君，为许多英文原诗翻译润色的远星君，为荷兰篇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陶国桥博士，以及父亲那些古道热肠的老同窗们。
希望有更多的知音者能分享我的“生日礼品”，并为我们指正。谢谢。
在我们老同学的鼓励支持下，老同窗——恕我们还不习惯以笔名称呼——的欧洲札记《莱茵星光——一位爱乐者的欧行漫记》终于汇集付梓，正式出版。
这些原本没有想过要发表的个人札记，是多年前作者为身在美国深造的女儿所写。纯属偶然，这些篇章也在美国、欧洲和国内的老同学之间传阅了起来，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优美流畅、深刻坦诚的文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应该将它们发表出版。
我之所以要力劝他们父女整理出版这些文化随笔，理由是这些文字不仅知识面广，思想含金量高，更在于其境界。一代学人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愚以为，静安先生这个美学标准不只是适用于词，也适用于札记、随笔和所有文学形式。这些欧洲札记初看像游记——尽管少数几篇确实纯属游记，实际上都是精致的文化随笔，是对欧洲人文历史的回顾和思考。早在我们同学时代，老同窗就对古典文学和德国古典音乐入迷，且贯穿终生。虽然是科学家，但基于他对欧洲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加上其丰实的文学基础和对欧洲古典音乐的博闻广识，使他成为一个文理相通的学者。这些札记不是所谓“文人”的散文，而是有历史使命感的科学家怀着溢于言表的舐犊之情送给女儿的欧罗巴随想曲，是一封封怀思历史、拒绝遗忘的特殊家书，读之让人怡情益智。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代亲历了近几十年中国历史的文化人，定会有许多共鸣之处。从字里行间，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欧罗巴的呼吸和心跳。难怪一位读者会有如此的评论：“这是我读到的关于欧洲文化最为精到的一部散文集，绝非去欧洲旅游一趟回来的信笔闲篇。交响乐的震撼和葡萄酒的醇香扑面而来。”
《前奏曲》可看作一篇自序，一开头就借基尔凯郭尔的名言点明：“只有回首反思才能理解人生。”正是这条“反思”的主线贯穿了全书各篇。文中提到古老的欧洲在思想上并不古老，反而是年轻的美国在许多方面更保守；这对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且总以为是美国在引领着最新潮流的我来说，可谓醍醐灌顶，却不得不心悦诚服。其好友巴特睿智风趣，他墙上贴着的两段关于欧洲的谐语画龙点睛、妙不可言。作者有浓重的贝多芬情结，他的莱茵情结也是其贝多芬情结的衍伸。“莱茵回望”系列的五篇就是这莱茵情结的结晶，其中核心的一篇就是《莱茵星光——波恩寓怀》，开头关于贝多芬的两章是《乐圣之旅日记》的补充，对贝多芬的精神说得很透。
《郁金香王国》是我所读到的关于荷兰最为精彩的散文，是作者三年荷兰生涯一份漂亮的答卷，也是关于荷兰历史和现状的一幅全方位的绚丽画卷。作者以郁金香为线索把我们带进了荷兰发迹的历史，文化上从斯宾诺莎一直谈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再把我们的视线带到了当今荷兰。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荷兰的红灯区也作了直率的议论。观点可以见仁见智，但写得有深度，写得精彩。这些都是一般浮光掠影的旅行者很难了解到的。
《罂粟花的海洋》让我感动，震撼。“一战休战日”对于英国竟然有如此重的分量。作者将英文诗歌《罂粟花问答》以中国古诗的形式翻译出来，颇具匠心，也很有特色。其他各篇中所引的英诗翻译也都是既达意又有韵味。
作者是乐迷，自然不会放过其所到之处著名音乐家留下的足迹。但作者所遣怀的远不止是音乐家，从埃格蒙特、拿破仑到俾斯麦，从莎士比亚、海涅、雨果、卢梭、王尔德、拜伦、济慈到易卜生，从斯宾诺莎、牛顿、普朗克到爱因斯坦，甚至还提到了巴顿将军；都有出色的言说。也正是这许多名字，使得欧罗巴会如此绚丽多彩，令人神往。
学物理出身的我对札记《哥廷根断想》独有所钟；这是一篇物理学史的小结，一首物理学美丽的随想曲，让我在垂暮之年仍梦想有一天能去哥廷根圆梦。
《乐圣之旅日记》是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是一位爱乐者对莫扎特和贝多芬寻根式的追念，也是听了一辈子经典音乐的小结。艺术各有所爱，不必苟同；但艺术自有高低层次之分。中国当前的文化氛围令人堪忧，文化艺术的价值观被颠倒；人们躲避理想，躲避崇高。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大家都曾经被“旗手”们的假崇高蒙骗过多年，早已经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读完《日记》的知音者想必会同意，这里贝多芬音乐就像头顶上的星空那样水恒。
尽管我对古典音乐了解不深，然而当我进入了《日记》就不想再走出来——蒂罗尔的民歌、阿尔卑斯山的群峰、马勒的邮号声、精美绝伦的天鹅堡和林德霍夫、路德维希二世和瓦格纳、莫扎特和萨尔茨堡、艺术之都维也纳、贝多芬故居的精彩描绘、田园交响乐的小溪，中央公墓的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墓地。多么瑰丽的画面和境界！陶潜云：“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读完《日记》，觉得人生能经历这样的境界，无憾矣。
《日记》中对施特劳斯“通俗的强大威力”的评论很精彩：“……施特劳斯之所以能百年不衰地征服维也纳，不单是靠他的通俗，而恰恰在于他的圆舞曲不但通俗，更在于脱俗。这‘脱俗’才是其百年不衰的根本。……优秀通俗作家或音乐家，必有‘雅’的根底，这就是施特劳斯的音乐同那些低而滥的庸俗作品的根本区别。”这样的评论，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今泛滥的低俗文化之症结所在。
在《日记》和威尼斯的札记里都提到了瓦格纳，关于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徘徊于“妄”与“毋妄”间》一篇写得更集中，更深入，形象更为鲜明。只要细听瓦格纳的音乐，一定不难理解歌唱家梁宁那激动的泪花和她所说的“心灵提升”的含义。
到巴黎先说法国大革命和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也许会败坏一些读者的胃口，但这恰恰是巴黎的灵魂所在。作者对法国大革命的正负面说得很中肯。托克维尔的悖论，似若离经叛道，细会颇有深意。巴黎丰富多彩，它热情又冷漠，美丽又丑陋，真是永远写不完。
读《绝无悔意的卢梭＜忏悔录＞》有一吐为快之感。在作者看来，卢梭有孟德斯鸠那样的思想光芒，却没有孟德斯鸠那样的德行。要真正了解卢梭《忏悔录》的本质，看来是需要时间的。
很难想象，一位儒雅的科学家居然能拿出多篇恢弘的战争史散文。写一战西线战场之悲壮惨烈的《罂粟花的海洋》，《诺曼底断想》和《阿登——憾恨与荣光》则写二战末期欧洲战场的著名大战役。作者都是亲临古战场，感慨至深；特别是写巴顿将军之死，伸张正义，鞭笞佞妄，十分感人。
作者在论及历史事件时，总是尽可能在当前允许的范围内，按照业已公开或解密的历史真相来加以评论。于右任先生诗云：“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现在有些人不在乎忘却历史，甚至有名流还规劝大家忘掉过去。有人曾经把中国比喻为“沉睡的雄狮”；但雄狮醒来却忘了过去，还成为雄狮吗？一个忘却历史的民族，能够成为伟大吗？
作为本书的姐妹书，《伊普尔的罂栗花：欧洲人文漫步》出版后，收到过很多读者的反馈，表示非常喜欢。特别让我们高兴的是，在这些读者里面，居然有我们久仰的著名作家冯宗璞先生。她在病中读了全部札记，包括本书文稿，曾热情洋溢地给作者写了多封鼓励的信。我想，看到本书出版，她老人家应当更感到欣慰的。
2013年4月于美国费城
慕汝高云所著《莱茵星光（一位爱乐者的欧行漫记）》是作者借游记的形式谈城市景观、谈文化发展、谈历史故事、谈古典音乐等等。书中不仅有美丽的欧洲图画和引人的历史，尤其是作者把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和深刻见解十分丰满地表现出来。文字精当，晓畅易读。
《莱茵星光》这是关于欧洲历史文化音乐至为精到的一部随笔集。绝非去欧洲旅游几趟回来的信笔闲篇，而是作者慕汝高云在欧洲工作二十多年亲身经历的生活与游历的感受。然而作者所谈不只有美丽的欧洲图画和引人的历史；尤其是作者把自己对古典音乐的感受和深刻见解十分丰满地表现出来，实属难得。作者把欧洲文化的精粹集于一炉，思想、文化、音乐、美景、美食，行文间，活色生香，交响乐的震撼和葡萄酒的醇香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