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宁散文的生活内容是广阔、多面的，取材和表现手法也是多姿多彩的，绝不限于给她带来声誉的怀人之作。她有着强大的吸收、唤起、再现生活的感性印象的能力，又有勤奋笔耕的热情和坚毅。本书收录了丁宁43篇关于文坛风流人物的散文，包括《可敬的巴金》《翰老有“佛心”》《诗人陈志昂》《美哉美林》《忆陈敬容老友》等。

现代散文是集叙事、描写、议论、抒情诸多因子于一炉的一种文体，它最易于流露作者的个性，最易于见出作者自己的艺术风格。丁宁新时期最早的一批怀入之作，虽说也可以算是那时的“新人新作”，但由于作者动笔时已具备作为一个作家所需的较高的素质，在思想、生活、艺术诸方面有较为充分的准备，早年和中年时也作过散文创作的尝试，有一定的写作实践经验，所以这些作品才能在当时脱颖而出，显现了作家相当鲜明和稳定的艺术风格。丁宁的怀人之作艺术上的特点是：为着绘状出人物的风神，烛照出人物的灵魂，凝集笔力于叙事和描写，议论和抒情则尽可能寓于丰富生动的事件和细节的刻画之中。她的散文，体式上更临近于短篇小说，以人物刻画为焦点，带有某种故事性，具备情节和细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只不过严史笔与文笔之分，绝不逞臆虚构而已。行文则具备散文洒脱自然的文调，感情、语言吸取了诗的意绪和韵味，饶有回甘和余想。

序

普罗米修斯之火

 ——缅怀曹靖华先生

万千心事难寄

 ——哭菡子

可敬的巴金

智慧的风采

 ——读《贺敬之文集》感言

磐磐大树挺然独立

 ——思念臧老

翰老有“佛心”

战士风骨书卷气浓

 ——思念白羽

“骆大叔”

 ——忆骆宾基

萧萧秋风人远行

 ——忆何路

诗情豪迈的老战士

 ——记魏巍

“咱们都在革命摇篮里长大”

 ——记老战友徐非光

诗人陈志昂

绵绵哀思忆鲁公

 ——鲁特逝世十周年祭

你的魂灵活在黄土地的月光里

 ——想念延泽民

美哉美林

情系军旅

 ——柯岗曾克革命伴侣

一树春风千万枝

 ——读《马少波文集》

人有尽时曲未终

 ——怀念李季

岱宗青青

 ——不忘吴伯箫老人

“驴背上的状元”

 ——忆赵树理

江晓天与姚雪垠的患难之交

爱的回报

 ——柯岩印象

孺子牛

 ——忆邵荃麟

战士的性格

 ——悼郭小川

伟人和她握手

 ——记白薇

天芳《种一片太阳花》

幽燕诗魂

 ——忆杨朔

雀儿飞来

 ——朱丹和李纳的故事

涓涓细流

 ——忆冰心老人

纯真的爱

 ——叹孙犁《亡人逸事》

含笑归去来

 ——记翻译家李偎民

松花江之恋

 ——缅怀孙维世

静静的小院

 ——忆克家老人

沂蒙山的儿子

 ——悼刘知侠

忆陈敬容老友

老丹

飞雪和《马鸣黄河口》

痴情

 ——记书籍美术家张守义

激流勇进之美

 ——畅谈《长江三日》

刘迅其人其画

至情的金玫瑰

 ——说柯岩

氓老，贤者也

 ——记李一氓

当我想起柳青

曹老故世已有20年了。老人在世，我们交往不多，但是在我心里却深藏着对他的崇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曹老是作协书记处书记，兼《世界文学》杂志主编，常到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办公的地方参加活动。先生的神态沉沉静静，温文尔雅，一双慈祥的眼睛，含着无限热忱。我心想，一位功绩赫赫的老前辈，怎么那样质朴谦和？有一次，苏联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波列伏依来访；波列伏依和老作家刘白羽很有交情，记不清白羽是请吃饭抑或别的聚会，临时忽然想起必须请曹靖华先生来。曹老和波列伏依以及苏联许多著名作家都是很熟的朋友。这时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不在，白羽便命我快请曹老先生。我当即与先生通话，没有说清请先生来干什么，只说白羽请，见波列伏依。曹老二话没说，即道：“马上去。”我放下电话过了一刻，忽然想起忘记备车接。算时间先生已上路，自觉失职。因为作协有规定，凡主要领导人或上了年纪的老作家因公活动，都要派车接送，这是办公室的工作任务。曹老是从来不主动要车的，不知他是怎样匆匆赶到东总布胡同？我心里很感歉疚。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苏联著名戏剧家考涅楚克来，在22号与作家座谈，“外委会”的同志请办公室帮助与已通知参加会的作家通报，一定在客人到来之前赶到。又是我与曹老通话，先生即答：“我一定到。”座谈会是上午九点开始，曹老不到八点就来了，我说：“先生来早了。”他道：“早点来好。”他坐在我办公室的木椅上，我双手献上一杯茶，先生竞站起来也双手接，使我十分感动，至今也不忘却。

曹老与考涅楚克会见，另具一层意义。考涅楚克的夫人瓦西列夫斯卡娅的长篇小说《虹》，即是曹老翻译的。这书引起我一段回忆：上世纪40年代中期，我的故乡胶东半岛正遭受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在苦难中又见一本新书《虹》在同志间传阅，像是在严寒中得来取暖的火，燃起强烈的火焰。小说歌颂苏联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主义精神。一位布尔什维克女战士，为保护党的机密，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受尽凌辱，视死如归。斯时，三野九纵27军刚刚开进胶东，“胶东文协”在炮火中新创办的刊物《胶东文艺》，老编辑带着“创刊号”，送给军中指战员。喜爱文学的聂风智军长，正在读《虹》，他说他很喜欢这部小说，他要团营干部都看看；他爱苏联文学，认为它们能用生动的艺术形象鼓舞士气，提高战斗精神。不久，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虹》；在机关放映，许多人因看过小说，从十几里路的山村赶来，夜里，在一个四面围着土墙的场院放映，拥挤的人群竞把一面土墙推倒，幸未伤人，电影照映不误。我很想把这段回忆，讲给曹老听，但时间来不及了，考涅楚克来了。

我们那一代人，是从硝烟战火中过来的，只要稍有文化知识，无不熟悉鲁迅、曹靖华的名字。那一代人，如今健在的也多半是七老八十的高龄，有的是功成名就的老革命，也有不少始终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事文艺事业。鲁迅、曹靖华在他们心目中，好比普罗米修斯，给在黑夜里奋斗的战士送来天火，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一群无私无畏为创造新世界开天辟地流血献身的英雄。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战士们高唱：“向前走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的时代；需要枪炮、子弹武装自己，也同样需要战斗的英雄主义的艺术作品武装头脑。在那极其艰苦的环境里，许多同志书包里装着“危险”的苏联小说。日本鬼子大扫荡、飓风般地猛扑过来，战友们高声朗诵：“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高尔基的《海燕》，不少同志都能背。一位年轻的战友被敌人俘虏，在激战中把随身带的必需物品都扔掉了，只留一本苏联大作家法捷耶夫所著、鲁迅翻译的《毁灭》，敌人一见，恨得龇牙咧嘴，当即把他残酷杀害，尸体一旁的《毁灭》，被鲜血染得殷红。当同志们掩埋战友时，把牺牲者和他喜爱的《毁灭》葬在一起。

曹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从事苏俄文学翻译工作，那时，就和鲁迅、瞿秋自建立了深厚友谊。1925年夏天，在鲁迅倡议下，他与韦素园等人创办进步文艺团体“未名社”，把翻译介绍苏俄进步文艺作品引为己任，也曾翻译过俄国古典文学，译过契诃夫名剧《三姊妹》。北伐战争中，任北伐军总司令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翻译，戎马倥偬中，继续发表翻译作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斯时瞿秋白提出“将翻译苏联革命文学当作庄严的政治任务”。

曹老熟悉俄国人民，熟悉十月革命，更熟悉俄国古典文学，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十月革命创作的最新也最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上。他在老朋友、苏联著名作家拉夫列尼约夫逝世的纪念文章中说：“在那黑暗时代、在那艰苦的斗争里，中国革命是多么迫切需要有助于煽起革命斗争火焰的、洋溢着革命浪漫气息的……苏联文学作品啊！……鲁迅先生谈到苏联文学时，认为写战争的比建设的对我们更有益，就是这道理。这并非个人偏爱，而是当年具体的历史要求啊。”本着这一宗旨，曹老源源不断地译出拉夫列尼约夫的《第四十一》、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费定的《城与年》等等。这些作品，成为我们那一代人必读的经典。鲁迅称赞曹靖华“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瞿秋白在一封致鲁迅的信中说：“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虽然现在做这种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个人和Z同志的努力”。“Z同志”即曹靖华。

我算得上是文艺老兵，我读的第一本苏联小说是《第四十一》，那时，还是个没有离开家的小学生，是具有进步思想的邻家哥哥介绍的，一本不知经过多少人翻过的破烂粗糙的小书，但它的故事立刻使我入了迷，在一盏小油灯下，通宵达旦一气读完。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聪明、勇敢，枪法百发百中，四十一枪，击毙四十一个敌人。她成了我心中的偶像，当我踏上革命征途，玛柳特卡的形象，时时浮现在眼前。战争期间，我常给没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同志们讲玛柳特卡的故事，听者总是如醉如痴。1940年我在抗大鲁南一分校学习，我们女生队的干部、同学，几乎都读过这部小说，有位同学枪法很好，打靶场上她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于是我们就叫她玛柳特卡，几乎把她的真名忘掉了，有一天早操，区队长点名，竞也叫她“玛柳特卡”，她即答应：“到！”引起同学们訇然大笑。

我和老伴江波早年读的苏联小说，有的保存至今，但曾经很珍惜的《铁流》《第四十一》在“文革”中丢失，我很心痛。我们和曹老的儿子曹彭龄、儿媳章谊，多年之前相熟，他们也是作家。彭龄优雅、文静，颇有乃父之风。2003年的冬日，他们夫妇给我们送来了《铁流》和《第四十一》。令我们特别感激的是，他们将老父送给他俩“存念”的《第四十一》(1985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版本)转赠我们，并在书上题写：“……父亲生前也与你们相识，我们想转赠这本有父亲题签的《第四十一》或许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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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初，我从北京郊区一家工厂回到北大，重续被十年动乱打断了的学业。那时候，在专业学习之余，我很留心当时正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中的新人新作。评介研究的心思，也被挑动激发起来。我主要看小说，每睹佳构，辄激动不已。涵泳沉思，或有会心，往往提笔伸纸，自发地为之作评。散文方面，则较少涉猎，但孙犁的《晚华集》，杨绛的《干校六记》，冯伊湄的《一幅未完成的画》等散文新书，也知赏爱。还有一本《冰花集》，作者丁宁，对于我是陌生的；但那里头收入的一批怀念已逝作家的文章，写得明畅而热情，在报刊上发表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也收入庋藏，以备披览。我觉得作者以冰花名集，情深辞妙。那里收集的，的确是一束刚刚结束的中国文坛的“冰川期”的孑遗：冷洁晶莹的冰花，是被摧残禁锢于冰川中的文心诗魂。作者情难自抑地采撷下来，献祭于一个严峻而突变的时代面前；当明亮的阳光照临之际，这冰花将化为汩汩鸣溅的春水，滋润刚刚复苏的文苑。

是的，在《冰花集》的文脉里流动的，是任情泛滥的春水。我想，有这样热情而少羁勒的文笔的作者，也许是一个文学新人吧，从她的文思之畅，动笔之勤，还真有一股初闯文坛的新人的声势呢！

当然，这只是一个远在文坛之外的文艺学子的揣测。后来我就慢慢知道了，丁宁是一个资深的、熟悉文坛的老文艺作者了。早在四十年代的胶东半岛战地，当她还是一个刚投身抗日战争洪流不久的少年时，就尝试着开始散文和报告文学创作了。五十年代短期任《新观察》编辑、记者期间，也有现在看来数量虽少却相当精萃的作品。散文《初夏夜话》，曾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散文卷中。不过长期从事的是文艺刊物编辑、文艺创作的组织、行政工作。为人作嫁，抛心费力，自己的创作是谈不上的。但值得为丁宁庆幸的是，在经历了“文革”动乱，干校、滨州乡居之后，她和众多文艺界人士一起，劫后余生，欣逢盛世，才得以用一种新的目光回视文坛，照射文友，获得了创作的灵感，使自己的文学生涯掀开了全新的篇章。

从新时期开始以来，历经1990年代，进入21世纪迄今，这三十年间，丁宁一直笔耕不辍，在文艺园地里莳花种草，不断有新的收获。她虽早蓄迟发，却表现出一种厚积勃发、触处生春的创作势头。她心无旁骛，专攻散文一体，努力开辟散文创作的题材，逐渐形成并保持着自己文旨英挺，笔姿飒爽，体物浏亮，寄情深婉，明丽朗畅的艺术风格。丁宁先后出版了《冰花集》、《银河集》、《心中的画》、《丁宁散文集》、《晨曦集》，还有即将问世的这本新集子，篇什虽互有交叉，但就数量、实绩、影响而论，实在也蔚然可观了。她的散文创作，为我国新时期散文艺苑，增添了一道“冰花”莹洁，“银河”璀璨，“晨曦”丽天的独特的风景线。

让我们走进这条亮丽的、不断伸展着的风景线吧。

一

丁宁在新时期的散文创作，是从一批怀人之作开始的。其中，尤以几篇怀念、记叙在十年动乱中受迫害致死和新时期之初遽尔早逝的著名诗人、作家的散文，甫一问世，便在读者中广泛传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这些散文所写的对象——郭小川、杨朔、邵荃麟、赵树理、柳青、李季等，都是广大热爱文学的读者所特别关注、瞩目的。他们的诗文华章、小说巨著，深入人心，脍炙人口，史有定评；他们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抹黑的遭遇，是人所共知、天人共愤的；对于他们宝贵的生命的过早陨灭、骤失，琴断弦绝，长才未尽，人们不能不感到震惊、困惑，予以强烈的关注。在那个拨乱反正、冤案昭雪、已死与方生转换的历史转捩点上，这一类悼念逝者、追念生前、寄情托志的文章，自然易于吸引大家的目光。这一类悼念文章很难措笔，很考验作者的识见与功力的。这些怀人之作，当时能脱颖而出，而后能恒葆温热，三十年后的今天再读，仍觉有新意有余想，这是自有其文章本身内在的原因的。  写于1978年的《战士的性格》和《幽燕诗魂》，是丁宁这一批怀人之作的发轫，也是丁宁的“成名”之作吧。这两篇散文，一篇写“诗人本色是战士”的郭小川，一篇写“战士本色是诗人”的杨朔，笔法不同，各臻其美。《战士的性格》一文，以工细而流动的笔触，在迅速变换的场面中，密集叙事，极微尽致地绘状出了郭小川永远和到处以一个战士的风貌出现的性格，像一幅线条繁复、描摹真切的白描速写长卷。而《幽燕诗魂》一文，则以抒情写意、显幽烛隐的纤细笔触，牢笼住北戴河海滨壮阔浩荡的场景，闪回穿插，若即若离地织入了杨朔充满传奇性和悲剧性的革命生涯和个人情感历程的断片，更像一幅意境幽远、色调苍茫、氛围浓郁的写意油画。前者所写的郭小川是共和国的一代诗豪，他的诗，境界深沉开阔，笔势雄浑健举，涌动吐纳着昂藏顿挫的战斗激情，浩浩荡荡，千姿百态，本色新鲜，情词壮丽，众口传诵。作者曾与他长期共事，对其诗其人，自然知之甚稔。但她下笔时，只取其诗作中吐露的战士心声与习性，披露其在繁杂的事务中冲撞，在嘈杂的入群中写诗的逸事。这种写法，观诗识入，从诗的聚焦点辐射开去，发散‘为实际人生的条条光带，片片光斑，烘托出在那样一个紧张、激荡的时代里负荷着繁剧工作的战士的侧影。而后者所写的杨朔，作者则集中于幽燕海滨相聚中的观察与感受，提摄杨朔在难得宽余的休假期间闪露的内心的起伏和超逸的风调，让我们一窥这位富有才华、文被当世的小说家、散文家深自内敛的诗魂。这种写法，披文入诗，论世知人，收集起海滨沙滩上的点点金屑，熔铸成有如杨朔珍藏过的战地之花金达莱那样明丽而纯洁的诗心。杨朔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卓然成宗，独创一格的散文大家。他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善营诗的意境的艺术手法，用在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内容的散文创作中。每有所作，总是精心构思，斟酌熔裁，调和文气，酿造新鲜的诗的意境。他那些骨气端翔，词采华茂，苦心孤诣而雕镂无痕，仍具自然飘逸的风致的优美散文，曾风靡一代，也必垂范后人。时移世易，今之论者，或贬之为“模式”，或倡言摒弃突破之；真知善鉴者则奉之为文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师法之，生发之。丁宁的《幽燕诗魂》，虽是触景生情，一气呵成之作，却也显见其潜师杨朔散文的笔致，精于布局，巧于调度，蕴藉含蓄，诗意浓郁，洵为其怀入之作中境界幽深，最有余想的佳品。

综合上述两文的优长之处，写得更为完整、盈实、生动、浑和的，是作于1979年的《孺子牛》。这是忆念文艺评论家，曾任作协的主要领导人的邵荃麟的文章。邵荃麟是“文革”前夕即因提倡“现实主义深化”论、“写中间人物”论而最早受到批判的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1971年即已受“四人帮”迫害致死。作为一篇“哀死而述其行”的悼念文章，以寻常笔墨揆度，应当会有很多涉及邵荃麟文艺思想和当代文学思想史上与之有关的冤案详情的评述文字；但丁宁此作，却另辟蹊径，从邵荃麟在家庭生活中甘为孺子所驱遣的几幕小小的喜剧入手，闲闲道来，纯用生动传神的日常生活细节，一件件记述作者亲历、目击的邵荃麟的嗜好习惯、吐属志行、待人接物、工作作风等等的逸事，活泼泼地绘出了他为人民的文学事业的发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形象。从外表上看，邵荃麟是一个瘦得出奇、脸带病容、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手不释卷、少见笑影、工作起来不要命、似乎缺少生活情趣的人，没有特别的、外露的性格(如郭小川)或浓郁的、内敛的气质(如杨朔)，似乎很难措笔；但丁宁紧紧围绕着表现邵荃麟热爱文学工作的赤子之心和勇于担荷之志来组织素材，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关于邵荃麟思想性格的抽象的论断，甚至也没有一句关于邵荃麟在著名的“大连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的引述和为之辩诬、伸张正义的话，却在亲切有味的娓娓而谈中，掏出了这位贤良方正，略感过于谨饬的理论家、领导者胸腔里跳动的赤诚的心。这是一颗像丹柯的心一样不息地燃烧的博爱的大心。从他为扶植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所做的超出分内的热情灌注的工作来看，从他为引导文学创作从一度陷入的浮夸和轻佻中脱出、使之复归于真诚和切实而作的种种忧深虑远的思考来看，从他忧乐系于斯，安危非所计的毅然进行的神态辞色来看，他在“大连会议”上会说些什么，他说的话在文学史上该作何评价，已是不言自明的了。丁宁这样的叙事方法，不正是学习太史公司马迁“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顾炎武语)的纪传散文传统而来的吗？《孺子牛》之所以经受了30年流光的冲刷而未减色，至今读来仍觉本真自然，满纸生气，成为丁宁怀入散文诸作中尤有滋味者，其艺术上的原因即在于此。

与《战士的性格》同类型并堪称为其姐妹篇的，是写热情如火、诗心如月的诗人李季的《人有尽时曲未终》。长歌当哭，是在痛定思痛之后。而丁宁此作，写于李季突然英年早逝的当月。不幸骤临的震惊和怆痛，激荡起作者难以遏抑的感情，酿成这篇散文跌宕、迫促的文气，滔滔而下，回旋往复，似梦似真，忽今忽昔，把李季革命和吟唱生涯的一个个片断搅成一团，和盘托出。少年即投身革命斗争的如虹意气；开一代诗风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创作和影响；从玉门到大庆留下的“石油诗人”的豪迈吟踪；十年“文革”动乱中经历的坎坷；幸遇重生进发出的冲天烈火般的工作激情等等，夹叙夹议、一览无余地展示了“思无邪”的诗人所处时代的起伏激荡的变化和他个人命运的浮沉，一颦一笑，一死一生，历历如见。文章中有些场景，如描写李季听到铁人王进喜的死讯和骤听到“四人帮”终于一举成擒的消息时那种异常的几乎昏厥过去的反应，极为生动传神地写出了诗人易动感情，歌哭率真的个性，给人强烈难忘的印象。但全文略感枝蔓，稍欠含蓄，可能是因为缺少沉淀、熔裁的时间吧。

回忆杰出的小说家，一代文学语言大师赵树理的文章《大树必将成林》，也是丁宁怀人之作中内容充实，文笔生动的力作之一，足以和《孺子牛》相映媲美。赵树理是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中应运而生的，禀赋卓异、独树一帜的作家，他以反映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实施、人民身心的解放、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习的变迁为内容的一批刚健、质朴、清新、风趣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先是风靡了广大解放区的军民读者，继而吸引了新中国广大的读者群众，成了反映和表现“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人民文艺的最具代表性的、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作家。他的小说被公认为是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真正实现通俗传远的时代创新之作，是“走向民族形式的里程碑”(茅盾语)。这样一位人民喜爱的大作家，这样一株叶茂果丰、生机旺盛的艺术花树，在“文革”中竟遭“四人帮”煽起的血雨腥风残虐摧折，这是举世瞩目、远近同悲的大悲剧。斯人已逝，其魂何依？怀着对逝者深深的同情和敬爱，丁宁写出了这篇再现、复活了赵树理的音容和灵魂的重要作品。她因工作关系，曾和赵树理有过较多的接触，对他的作品，他的个性，他的才智，他的言动，都较熟稔；对有关“老赵”的种种传闻异辞，还曾亲自找他求证考订。因此落笔之时，鲜活的场景，生动的逸事，幽默的对话，智慧的自述，像是层叠而涌至的春水绿波，汩汩而出。大节藉细节以现，记言与记行并重，绘形与传神交映，构成了一轴主题为“人民生活中的赵树理”的白描连环画卷。从珍藏已久，重新整理出来的分外厚实温馨的记忆的棉条中，作者纺出了一寸寸都是活的感性的纱线，精心织成了这幅画卷。这是复活了赵树理整个质朴、浑和的艺术生命的招魂辞，也可当作“赵树理别传”来读的活生生的、散发着人性的清光的当代文学史专章。

《当我想起柳青》把追忆的镜头锁定在1960年冬刘白羽、柯仲平、胡采等作家在陕西渭水之滨皇甫村柳青家里的一次欢畅的集会，写出了《创业史》的作者独特的乡居生活环境和以谱写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代新农民的创业史诗为终生职志的作家的本色真淳的形象。《松花江之恋》则声情并茂、生动活泼地再现了1963年夏秋之际作者一行与著名戏剧家孙维世在哈尔滨的一次短暂的相聚，活画出了这位在油田深入生活中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庆人的党的女儿的爽朗的个性和奕奕的神采。这两篇散文在选材取景和写法上，显然比较接近于《幽燕诗魂》。这一类型的怀人之作，不以材料的丰富、细节的密集取胜，而是着重于文旨的提炼，氛围的渲染，情境的营造，以及对人物形神近于大写意的勾勒。

……

经过1980年前后这一次创作的“井喷期”之后，因为身体和环境等种种原因，丁宁散文创作的势头，有时停顿消歇，有时仍能复振。她在生活中，观察、体验、思考，积累着素材，一旦酝酿成熟，便发而为文章。就这样，散文家丁宁，自强不息地存在着，发展着，如不竭的流动的溪流，不时扬起亮丽的浪花，传出清脆的水声。它倒映出浩浩银河，穿越生活的田园和芳甸，不舍昼夜地奔向波翻浪涌，动荡不息的大海。在通读了丁宁的几本散文集，追踪了她的文学生涯之后，我不禁发出了临川望流的赞叹：有志为文者，亦当如斯夫！让我在这远离祖国的地方，遥祝这位笔耕不已的文学老人，身笔两健，继续让我们看到她不断新出的各式各样、多多益善的散文华章。

2009年8月28日写毕于

美国罗得岛州林肯小城鸟鸣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