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编选的这本《2013中国随笔年选》精选2013年度公开发表的优秀随笔结集出版，共收入随笔38篇，包括王小妮的《夏的故事》、吴虹飞的《十日谈》、杨潇的《另一个国度》、戴明贤的《怒向刀丛觅小诗》、段炼的《符号游戏》、范旭仑的《少年情事宛留痕》等。

《2013中国随笔年选》涉猎近当代曾发生过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各领域的重大问题，谈古论今，汪洋恣肆。如《收复自己的人性》，对乱世中人性的被严重扭曲并当如何加以“修复”等极为复杂的问题也作了深入的探讨。有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等方面的艺术品评，如《晚年孙犁：追步“最好的读书人”》、《黑衣僧远去——走近肖斯塔科维奇》等。亦有不少追思、怀念故人以及作者写自身际遇的文章，有《我和我的老师范祥雍先生》的感人之作，亦有吴虹飞《十日谈》的独特幽默。翔实有序，材料丰富，事迹感人，含金量高，可读性强。

《2013中国随笔年选》由朱航满编选。

文章似酒如茶——序《213中国随笔年选》朱航满

致赫拉巴尔 龙冬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 筱敏

王与法之间 谢仰光

收复自己的人性 崔卫平

神明和好人 苍耳

忆孩时（五则） 杨绛

皮诺儿曹的作业 蓝蓝

夏的故事 王小妮

十日谈 吴虹飞

我写《蒋公的面子》 温方伊

若问我家来何处（外一篇） 邵燕祥

母亲是杨家人 章德宁

我和我的老师范祥雍先生 刘新园

辛丰年的信 李章

平生风义兼师友——忆张晖 维舟

看不见的“柏林墙” 景凯旋

亲人——叹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点滴 林子明

残酷的辉煌——女纳粹特罗迪的故事 施京吾

另一个国度 杨潇

梁山是劫富济贫的吗？ 狄马

“忠于君”与“忠于事”二题 羽戈

“民国最黑暗的一天”——鲁迅和许广平的“三一八”记忆 陆建德

伤心莫问前朝事（外一篇） 范福潮

少年情事宛留痕 范旭仑

故人书简札记（十八则） 韩羽

怒向刀丛觅小诗 戴明贤

晚年孙犁：追步“最好的读书人” 张莉

木心的文学课——《文学回忆录》后记 陈丹青

缪哲的翻译经 秦颖

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外两篇） 董桥

符号游戏 段炼

幸有银翘解毒丸：陈云《中文解毒》 江弱水

雨中的鱼——关于泉镜花的《高野圣僧》 卢冶

沧海明月珠有泪——读加沃蒂著《肖邦传》 赵越胜

黑衣僧远去——走近肖斯塔科维奇 肖复兴

从肖申克到底赎回了什么？ 陈家琪

田汉：为艺术请命的遭遇 陈徒手

巨匠与宗师（三则） 刘春

交流与表述的能力

我一直关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包括小说和电影，但在别处未曾见到这样的描绘。莱维写道：大多数不懂德语的囚犯（几乎所有意大利囚犯），在进入集中营的10—15天便会死去。表面上，他们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仔细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匮乏。也就是说，因为语言的隔阂，这些囚犯发现自己陷进了彻底的隔绝和茫然无助的环境当中——四周充满了喧哗与骚动，却找不到任何意义。

“那就像一部焦虑而疯狂的电影，充满了毫无意义的可怕声音和怒叱：没有姓名，看不清面孔的嘈杂人群被淹没在一片连续的、震耳欲聋的背景噪音中。然而，在这噪音中，并没有浮现人类的语言，虽然有配乐，但没有对白。”

这些囚犯们陷入隔绝状态。发号施令的党卫军根本不把囚犯当作人，只把他们当作牲口来吆喝，从来没有想过与他们交流，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试图知道他们的反应。如果某项命令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党卫军会大声而愤怒地一字一字重复，直到用全身力气高声尖叫，而这只会让刚进来的可怜人们更加吃惊和恐惧。即使拳打脚踢，也无法让他们明白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要与他们说话”，拿鞭子的人这么想。

莱维学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德语词汇，这让他度过了最初艰难的日子。后来他不得不用有限的面包来支付学费。他的老师（狱友）试图让他明白党卫军和“卡波”的咆哮。他很快意识到，在集中营存在着一种“德语的分支”，完全不同于他以前在化学书上或听同学背诵海涅的诗接触过的德语。形容词“国家的”无所不在，“狂热的”从贬义词变为褒义词。

比如“吃”这个词，在集中营里只采用牲口专用的那个“吃”字。“走开”，在集中营行话中，成了“见鬼去，滚开”。战后不久，莱维出席一个商业会议，见到德国某大公司彬彬有礼的代表。当莱维说“现在让我们都从这里滚出去吧”，听见的人们大吃一惊。他不得不解释这是自己从奥斯维辛学来的粗鲁语言。

所谓“集中营黑话”由更多的语言构成：波兰语、意第绪语、西里西亚方言及匈牙利语。最初进入集中营，莱维经常听到一些词汇，因为它们出现的频率高，于是想当然地以为它们表示“工作”、“水”和“面包”。这些发音印在了他的头脑中。许多年后，一位波兰朋友不情愿地告诉他，这些词的意思是“霍乱”、“雷”、“婊子养的”或“完蛋”，前三个词仅仅表示感叹。

词汇与人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一个人如何使用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释放出他的人性，说明他的人性。哪怕他整天用脏词辱骂敌人，也丝毫不会带来他自己人性的提升，更不会给敌人造成实质性伤害。他在诅咒别人的时候，也接受了自己被诅咒的处境。

另外一些波兰语的发音，他后来得知是“现在几点了”、“我走不动了”或“别烦我”。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向他解释呢？处于困境中的人们，为什么不尝试分享经验，共同面对现实，以缓解压力？为什么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谈论和沟通呢？尤其是，为什么把这种隔膜视为正常呢？这是令人痛苦的——被迫生活在制度黑暗中的人们，他们也不得不互相隔膜。

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不需要外部交流，仅仅停留在他个人的内心世界？以沉默的方式保存他自己的人性？看起来这不可能。阿伦特那本《黑暗时代的人们》，最精彩的篇章是关于莱辛的，其核心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者幻影？”阿伦特的回答是，这种现实性是由他人在场来保证的，它存在于周围人们的交流中。在与朋友不停的交谈中，在人与人的友谊当中，这个人才能保留和发挥他的人性。“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永远都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不能交流带来的伤害。对于一心盯在食物上的人们来说，他们也许感受不到这种痛苦，或者原本就过着“边缘化”的生活。莱维认为，这些不能意识到自己交流损失的人们，“接受言语的丧失，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彻底冷漠的来临”。

冷漠是人性丧失的信号。对身边他人的痛苦置之不顾，失去起码的感受能力和同情心，是对于自身人类身份的否定，也是在否认他人的人类身份，否认人所拥有的基本道德感知。在变态意识形态的催促下，那些纳粹党徒真正做到了冷血。而这种毒素同样会腐蚀那些被压迫者。这就是为什么那位以坚持不懈记忆大屠杀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 ）将冷漠当作最大敌人：“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因为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失去交流之后，人们更多的将自己囚禁在肉体的四堵墙之内。当一个人屈从自己体内饥饿之时，服从外部命令就变得更加容易。莱维指出，在集中营里，未受教育者比知识分子表现出有利的倾向。除了他们在体力上更能胜任之外，他们还能很快适应“不要与之交谈”、“不要试图理解”的集中营规则。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习惯于不再向自己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理解”是伟大的人类能力。通过各种文化形式，人们能够认识周围的世界，也了解人们自身。存在这样的片刻——当囚犯们试图回忆出某个戏剧的片段，试图完整地背诵出某首诗歌，他们会感到心灵的复苏、人性的回归，在那个瞬间提升了生命的质量。然而，它们是如何短暂。“在一个禁止逻辑、艺术和诗歌的地方，逻辑、艺术和诗歌就无法帮助你理解这个地方的生存法则。”莱维得出结论：“在自我引导和理解现状中，文化是毫无用处的”，不能帮助你了解和适应环境。因此，知识分子便更加痛苦。他们被剥夺了心灵的空间和智性上的发展，处于更易受攻击的脆弱状态。

我想，莱维没有来得及说出的是——若是处于一种人类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处境，处于任何书籍未曾记载过的境遇，人类已有的理解模式、文化范式并不能帮上什么忙，现有的对于世界的理解，并不能现成地套用到正在发生的情况当中。让已有的逻辑、艺术和诗歌失效，令人类所有积累起来的美好东西失效，是这种极端现实的本质、本能和必然效果。让人们陷入茫然无措，不能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是这种现实真正想要的。在失去理解和表达的时候，人们向原始状态的倒退加快了。

难以表述的问题同样延续到战后。幸存者也有篡改记忆的可能。他并不是故意欺诈和推诿，像纳粹当事人那样，而是因为痛苦和羞耻会让人产生本能的回避。当年他没有看穿的黑暗，他后来仍然不知道如何去讲述。“他们愿意驻足于那些短暂的安宁时刻，那些荒唐的、奇怪的或轻松的时刻，而跳过最痛苦的片段。”受罪是无力的，真实是片断的，“痛苦是苍白的”，因而表述是困难的。

因此，当莱维、威塞尔、弗兰克尔等人开始讲述，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见证罪行，不仅仅是有关他们经历了什么，更是见证了他们自己人性的回归，是他们自己人性的复苏和人性的证明。当他们用语言的亮光穿透无尽的黑暗，用明晰锐利的词汇穿透那样一种混淆和晦涩，他们是将人性的光芒照射到人们面前。那不仅是他们的人性，也是我们的人性。他们对于痛苦的顽强表述，体现了对世界和作为后来者我们的信任。当我们倾听了从死亡线上回来的人们的讲述，也就是接受他们对于世界的信心和祝福，重拾对于这个世界和人性的信心。

这就是这本《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书名的另一半含义：除了“被淹没”之外的部分，还有返回和升起的部分。

P44-46

文章似酒如茶

朱航满

深秋之际，与同窗L相约聚谈。L在北大中文系读博士，写一手好文章，《读书》杂志连载她的外国文学读书随笔，专栏取名“倒视镜”。我读了喜欢她文笔的绵密，运思的巧妙，分析的细腻，还有读书的博杂和多趣。那日，我们纵谈白话文章之妙，我说早年最喜欢鲁迅，近来则更佩服知堂。前者如酒，后者似茶，都是越品越有滋味的事情。没想到L与我深有同感，她也是知堂迷，博士论文作了有关知堂的选题，而由知堂，她竟深涉日本文化，也想去东洋留学。因为谈性愈浓，她便极力向我推荐了几位日本作家的作品，让我一定要好好来读。后来，我看她新近在报刊上发表的随笔文章，很多也都与日本作家有关，或谈黑石一雄、或谈芥川龙之介，或谈泉镜花。L感慨说周作人是最懂得日本文明的真谛的。为此，她写了一个系列的读书随笔，发信给我先睹为快，有许多作家都是我不熟悉的。我觉得她是在向知堂的文章精神致敬。

那日倾谈俱欢，记得还提到了钱锺书。周作人与钱锺书是我对于中国近世文章的最爱。前者有日本文化的纯净散淡，后者则有英伦文人的博杂风流，而底蕴又皆是中国的精神与气韵。周作人在《一蒉轩笔记序》中云：“文章的标准本来就简单，只是要其一有风趣，其二有常识。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称之曰智慧。”想来读周作人的文章，恰如明窗饮茶一般的雅兴。周氏不但自己喜欢“吃茶”，写有多篇关于喝茶的美文，而其文章更有茶的甘涩与芬芳。如果说周氏文章如茶，那么鲁迅与钱钟书的文章则也有些似酒了。鲁迅文章是烈酒，钟书文章如红酒。鲁迅文章如酒之陈酿，钱氏文章则若酒之上品；鲁迅文章如酒之痛辣，钱氏文章则似酒之甘冽；鲁迅文章如酒之醇厚，钱氏文章则有酒之绵远。鲁迅文章多读使人痛快，知堂文章多读使人着迷，钱氏文章多读则使人沉醉。

好文章似酒如茶。其实，这番比拟不过是一种文人的戏谈，算不得严肃的学术评价，也当不得真的。但因为自从开始接编花城出版社的这册随笔年选，我常常为了何以入选而颇费愁思。因为若是大而化之，凡是写就的文章，似都应纳入遴选的视野和范围。但如此以来，岂不是变成满坑满谷的杂货铺了？说来我更喜欢用“文章”二字，而非“随笔”这样的称呼。实际上，中国人的文章之说，大抵乃是因读书、看画、赏景、交游、忆旧、序跋、题记、考证、辨析、答疑等事而记的文字。故随笔文字，皆应是因故而起，也是言之有物的东西。这或许就是随笔中“随”的意味了吧。由此，我对今日诸多所谓新散文颇不喜欢，因许多文字在我看来，乃是造作之气实在过重，其中虽不乏匠心与才情，但为写而写的态度颇令人怀疑。本应是一篇洒脱有趣的文字，但在这些作文者的笔下，却是如造水泥大厦，层层叠叠，气势凌人，实在是毫无情趣的丑陋之物。

而周氏兄弟与钱氏的文字就不这样。我的书桌旁常有人民文学版的《周作人散文》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钱钟书的《七缀集》，都是百阅不厌的戋戋小册。知堂与钱氏作文，虽都喜欢掉书袋，但显然是胸中笔墨纵横。虽然引经据典，但前者无论是抄书，还是后者的引用，都是巧妙和自然的。因此，在我看来，好的随笔文字必须是胸有成竹，能够对所谈之事有个人之见解和态度，对于所叙之事能有取舍之功夫，而不是笔尖随着对象走，东拉西扯，不成气候。这些均是火候不到，功力不足的因故。其实，知堂的文章是小品文字，看似随意，其实却有成年累月的积淀，字字句句都是功夫，不能轻视；而默存的文字，又是十足的论文，但一点也不似今日学术八股，令人读来头疼。都是苦心经营的东西，但却读来如美文一般，令人如有行走山阴道上之感。从周氏兄弟到钱钟书，在这些老一辈文章大家的笔下，我似乎找到了当下中国文章的隐约脉络。

好文章似酒如茶。翻拣一年年的收获，却总是那么不同。年初，在网上读到南京大学已故学者高华的一篇长文《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后感慨万千。此文发表于2011年台湾的《思想》杂志和《领导者》杂志，系为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的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写的一篇读后札记，却是高华借龙应台的著作谈自己对于历史的见识与思考，实乃是才情与识见皆佳的论述。此文写就之际，也是高华疾患癌症已近晚期之时。去年我编随笔年选，收入香港中文大学熊景明女士的悼念文章《千山我独行》，她说高华那时从上海做完手术，肝脏切除了近一半，但回到南京就写成了这篇长达一万六千字的文章。熊景明感慨说：“他从来带着感情走进历史；怀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揭示史实真相。”好文章可遇不可求。这是高华的最后一篇文章，却丝毫没有哀怨悲愤之气。我编随笔年选，颇为这样一篇上等佳作未曾早日寓目而遗憾，也为高华先生之早归道山而极感痛心。高华的文章如酒，甘冽醉人，激荡人心，如陈酿。

如果说高华的这篇是我这一年读到印象最为难忘的文章，那么，这一年我最喜欢的书籍，则是木心的著作《文学回忆录》。准确地说，这只是木心的一个半成品著作。在他去世之后，弟子陈丹青根据他当年在纽约为他们这些艺术流浪者们的授课笔记编订而成。我捧读此书，颇感木心先生的慧心。《文学回忆录》阐述他对世界文学殿堂中的诸子百家的认识和体悟，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却是艺术家的文学笔记，其最关键之处不仅仅在于他对于文学的诸多真知灼见，而更关键的还在于木心打通了文学与艺术的壁障，令我读来十足的惊叹与欣喜。文学与艺术之间，本就不该分立并列的，而是互通互融才对的。去年我选上海画家夏葆元先生的怀念文章《木心的远去与归来》，今年则选画家陈丹青为《文学回忆录》所写的长篇后记《木心的文学课》，他们都写到那段坐而论道的日子，令人神往。如果说高华是以史论道，木心则只是借史谈艺，但读他们的文字，不仅是窥见其慧心与才情，而更看到其精神上的独立和清醒。高华文章似美酒，木心文章如好茶。

如此看来，我遴选2013年的中国随笔年选，已有了这般的标准来审视，来欣赏，来体悟，来探究，来斟酌。印象深刻的，诸如筱敏的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虽是游记之作，却饱含忧思，意境深远，如饮佳酿；崔卫平的随笔《收复自己的人性》，系读书笔记，尖锐沉重，直抵灵魂，乃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杨潇的随笔《另一个国度》，气象开阔，笔意萧瑟，如纪录片一样地沉静和诗意；还有狄马的随笔《梁山是劫富济贫的吗？》，乃是另类的读书文字，其笔端的反讽与幽默，令人读后会心一笑；再有谢仰光的随笔《王与法之间》，写他国的旧人旧事，勾勒史料，阐述精神，笔墨酣畅，饱满淋漓，对于当下现实乃有烛照之意；再有学人范福潮、陈徒手、王晓渔、羽戈诸君的文章，乃是独立精神的读史文字，融个人经验与公共情怀，传统趣味与现代精神于一体；还有龙冬的随笔《致赫拉巴尔》，写捷克小国的大作家赫拉巴尔，是一个出版者与作家之间的心灵对话，也是两个命运有着相似国度的写作者的精神交流，更是对一个在特殊语境中坚持写作的异国作家的致敬，还是一个中国作家的诗意宣言。此等文章，均似好酒。

好酒难得，好茶珍贵。2013年的好文章，既有令人沉醉的忧思之作，如饮好酒一般；也有让人细品的绝妙之作，颇似饮茶一样。杨绛先生的《忆孩时（五则）》，乃是百岁老人的笔触，散淡之间却有品不尽的人间滋味。文坛老奶奶的笔触，既可爱又温暖，还有许多道不尽的忧伤与苍茫。香港董桥的文章，虽是谈文玩与风雅，背后却满是道不尽的沧桑与风流，选录三篇，也是选了再选，篇篇都难舍的好文字；画家韩羽的文字《故人书简札记》，乃是因一组旧友书简写成的札记文字，共计十八则，其间却有识有味，文字也如其画作一样，寥寥数笔，满纸机趣；邵燕祥先生的忆旧之作，温润中透露着锋芒，仿佛历史的尖刃在心间慢慢刻录，选录两篇，均如苦茶夜饮，往事浮上心头。还有章德宁写母亲，刘新园忆恩师，李章和维舟追悼亦师亦友的当代学人，此等篇章，均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积淀与爆发。说来杨绛都一百零三岁了，邵燕祥八十岁了；韩羽八十二岁了；连笔头甚健的董桥也已是古稀之龄，今年七十一岁了。老先生们的文字还老辣苍劲，却也透露着温润与活泼。真是太珍贵了。这样篇章难道不是读一篇就少了一篇吗？

文章似酒如茶。有好文章可读，岂能不如有美酒好茶来相伴。虽叹息今日文运日衰，其实并非是好文章太少，而是糟糕的东西实在太多，遮挡了我们的视野与眼球，麻痹了我们的大脑与神经，甚至玷染了我们的心灵与思想。那日，我与同窗L谈到当世好文章，我说谷林先生的小册子《书边杂记》精雅细美，不妨一读；董桥的文字并非文化快餐，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集子不妨买上几本抓紧珍藏；我说期待已久的《胡河清文集》即将面世了，冯象的《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今年再版了，缪哲的《祸枣集》结集后颇受读书人喜爱，他的译文集四册据说也要集中出版了；我说上海的黄裳先生和北京的止庵先生打笔仗，且不去管，可他们的文章都可爱；浙江大学的江弱水教授的十年诗学论文集结为一册《文本的肉身》，读来绵密又华美，如江南丝绸那么赏心悦目；我说老师陆文虎先生的著作《荷戈顾曲集》也值得一读再读，虽是一册文艺评论集，读来却如饮陈酿。陆师研究钱钟书多年，读书多，阅世深，文章苍劲大气，我揣摩长久，总是万千滋味。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记得年初春暖，我携一册随笔年选的选本拜访孙郁先生，在他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办公室畅谈文章之道。后来，北京《文艺报》整版刊登大学文学院长的访谈专栏，竟也有先生所谈的文章之道，不禁读后会心一笑。去岁秋深，我编2012年的随笔年选，在上海的《文景》杂志上偶然读到胡兰成的佚作《记南京》，颇爱之。癸巳夏热，受邀到南方参加一个笔会，遇见诗人庞培，夜谈竟均提及此文，堪称快事也。好文章如价值不菲的矿石，发现的愉悦便是如此。由此，想到孙郁先生为拙作《书与画像》所写序言中的一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来形成的文体，其空间还是那么的大。那长长的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只是有时弯曲，有时笔直，有时隐秘。好的文章，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没有，只是我们有时没有看到而已。”孙郁先生研究周氏兄弟多年，又在鲁迅博物馆浸润数十年，文章温润澄澈，又沉厚开阔，想来乃是见识广、胸襟大、积淀深的缘故。他的这句话，我几乎都背熟了，想来是忧思，也更是期许呢。

2013年10月28日凌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