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逐客与《谏逐客书》
秦国人才大量内流使秦受益不浅，但一些宗室大臣顽固守旧者看不到它的好处，反而视之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排挤外来人才甚至迫害外来人才。早在商鞅入秦时，旧臣甘龙、杜挚就全力反对；范雎被秦使带入国境时，昭王的舅舅穰侯魏冉严加检查车辆，以防带入“山东之客”，幸范雎机智果敢，步行10余里才得以入咸阳见秦王。外来臣将称“羁旅之臣”，受到一班宗室大臣的猜忌、排挤。秦昭王听说孟尝君才干斐然，不惜以泾阳君（晤王之弟）为质于齐作为交换条件，几经曲折，孟尝君到秦为相。大臣中有人对昭王煽动说：“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秦昭王竟至“谋欲杀之”。孟尝君后得力于门下“鸡鸣狗盗”之客才得以全身逃出秦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在秦国的遭遇。秦王（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赞不绝口：“寡人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遂出兵攻韩，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秦王还没来得及重用韩非，写过著名的《谏逐客书》的李斯因嫉其贤妒其能，竟阿附宗室权贵的排挤论调，向秦王政进谗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建议秦王要绝后患，“以过法诛之”。秦王感叹再三，囚韩非，可怜胸怀雄才大略的韩非满以为能在秦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没想到还没有看到机会就被害死狱中，秦王政追悔莫及。毫无疑问，在秦国人才内流及得到重用的过程中，宗室旧臣以及位高禄厚的既得利益者，对外来人才有一股排挤的浊流。这股浊流经过很长时间的潜隐状态，终因“郑国事件”而膨胀为显流，在秦掀起了“逐客”的汹涌波涛。
公元前246年，韩国有个名叫郑国的人奉韩王之命出使秦国。郑国擅长设计水利工程，自称考察过秦国关中一带水文地理，建议秦国修建西引泾水、东注洛河总长300余里的水利工程，以使秦国富民强。秦王委派郑国主持开渠引水工程。工程进展顺利，历经有年，当快要完工时，有人向秦王告发郑国的间谍行为，说他是以修建灌溉工程为名，来转移秦国对东方诸国的压力和视线，把秦的财力、人力、物力均集中在本国的修渠灌溉上，以此消耗秦国的力量。秦王大怒，遂下令逮捕郑国，罢置水利工程。宗室旧臣趁此大作文章，声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问于秦”，要求秦王“一切逐客”。秦王默许。终于在公元前237年，秦国爆发了一场“逐客”运动。当时客卿李斯是楚国人，当然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在离秦途中，冒着危险给秦王写了一封《谏逐客书》，列举客卿在秦国历史中的作用，指出逐客的错误，李斯说：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魏楚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城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疆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居者，皆以客之功。由是观之，客何负于秦哉？何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李斯实际上为秦王讲了一部秦国重用贤才客卿的历史，和秦国由后进侯国得益于贤才客卿而转为先进列国的发迹史。《谏逐客书》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了客卿的重要，维护了秦国正确的用人政策。秦王见谏书而悟，不但赦免郑国之罪，让他继续修建水利工程，而且废除了逐客令，追回李斯，让其晋升为丞相，号令原被逐的人回秦国，仍旧官复原职。轰动一时的“逐客”运动，以李斯的《谏逐客书》而平息，实践证明，秦王废除逐客令是正确的。
“逐客”运动的轻易平息，说明秦国重用客卿和任人唯贤的政策具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是不容易动摇的。客卿、西来人才在秦国发迹史和统一中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人才的易地智能发挥与政治远缘“杂交”、“嫁接”的结果，不仅使人才群体在常规与阻抑下难以释放的“核能”，在超常规的、加速的政治运转中，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彼此之间更有着互补互惠、相得益彰的多向的社会群体效应，其具体显现，则是在秦国社会急剧变化中所起的政治催化剂与政治活酶作用。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秦国发展史上，既有人才繁盛的喜剧，也有压抑、残害人才的悲剧。无中生有的谗言对外来人才的排斥、打击、陷害是致命的。商鞅变法而强秦，最后被车裂致死；韩非入秦献计策和学说，终被逼迫而死，都是秦国政治史、人才史的不幸。而孟尝君、张仪、甘茂等干才不见容于秦，也相继出走，这是没有逐客令的逐客，无疑给秦的发展带来很大损失。这是秦在用人上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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