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慰梅著，成寒译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讲述了林徽因、梁思成这对学者伉俪，在大时代背景下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和中国近现代的激荡史密切交织。人们传说着他们不寻常的家世和学识，传说着她的美丽、才华、爱情，惋叹着半个世纪前他对一座古城的痴迷与眷恋。众多传奇，让他们离人们更近，而有时，却又像是更远……时隔半个世纪，来自大洋彼岸的深情追忆。

费慰梅著，成寒译的《林徽因与梁思成》讲述了1932年，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来到北京后大约两个月，便结识了林徽因与梁思成。两对年轻的夫妇彼此吸引，一见如故，亦成为终身好友。费正清夫妇的中文名字，即由梁思成所取。同为艰难乱世的亲历者，兼具亲密挚友的特殊身份，费慰梅也许是最有资格讲述林徽因与梁思成传奇故事的人。

林徽因与梁思成皆出身名门，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青年时期留学美国，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洗礼。两人学成归国后，本该大展宏图，然而，接连而来的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颠沛流离之中。才子佳人在苦难与贫穷中患难与共，共同的理想、兴趣爱好使得两人仍不放弃对事业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

林徽因在其短暂而绚丽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美妙诗文，梁思成则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建筑事业。这本传记，以细致客观的笔触，展现了林徽因与梁思成这对伉俪多彩的感情生活、对人生与理想的执着以及他们的成就与创造。

作者前记

代序

第一部 启蒙时期（1901—1928年）

 1.梁家长子

 2.林家掌上明珠

 3.岁寒三友图

 4.遨游建筑天地间

 5.留学归来

第二部 多方面的成就（1928—1937年）

 6.东北大学开天辟地

 7.徐志摩之爱与死

 8.建筑史学家

 9.寻找古建筑

 10.太太的客厅

 11.应县塔、赵州桥

 12.骑驴走马过山西

 13.日本的入侵

 14.暂时喘一口气

 15.发现佛光寺

第三部 历经抗战（1937—1945年）

 16.逃难

 17.暂居昆明

 18.行行复行行

 19.陪都重庆

 20.李庄的日子

 21.第一部中国建筑史

第四部 战争与革命之间（1945—1949年）

 22.八年抗战结束

 23.重返昆明和北京

 24.一九四七年的荣耀

 25.那段担惊受怕的日子

 26.最后的一封信

第五部 在共产党政权下（1949—1972年）

 27.失望与挫折

 28.林洙的诉说

作者后记

译者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除了家庭以外，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藏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所以呢，我必须确保那些书随时可以使用。与其把书放在容易被学生纵火烧掉的皇宫里，不如把它们放到附近城里的外国租界区来得安全些。为了使用这些书，我不得不搬到藏书室附近住。”

尽管他的生活重心大部分放在学术和政治参与方面，梁启超仍认真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他对孩子充满了爱心，同时又遵循儒家的传统，认为儿子(当然还有女儿)孝顺父亲是应该的。梁任公对自己的卓越智能满怀信心，一心想把儿女导向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轨道上，给予适当的教育，为他们的将来铺路，使他们都有好的婚姻。

梁启超死后，他的朋友丁文江将他的书信及部分个人作品汇集成册，一九五八年在台北出版《梁启超年谱》。字里行间他说得很明白，尽管他爱着全家人，但他最钟爱的仍是长女和长子——思顺和思成。

他们从日本回到中国时，长女已经十八岁，是该帮她找门亲事的时候了。

梁启超为思顺选中一位东南亚归国的年轻华侨周国贤，他中英文皆精通，十九岁就受到了康有为的注意，请他担任秘书。后来他到欧洲深造，回国后梁启超把他从康有为那儿请来当翻译和秘书，并为他与长女牵红线。

按儒家的做法，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安排女儿的婚事时，甚至可以不事先和他们商量。十年后，梁启超在写给长女的一封信里表白，对于为两个陌生男女做主婚事的这项传统，当时他已经做得很现代化了。“我为你的婚姻感到骄傲，我认为我的做法很不错。首先我仔细观察一个人，然后介绍你们彼此认识再让你们自己做决定。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婚姻制度。”思顺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北京。接着，周国贤加入中国领事处工作，派驻海外，夫妻俩到过缅甸、菲律宾、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

关山阻隔使父女之间的通信持续不断。梁启超给女儿的信上表明她是他的知己，他把在家里所看到的情况和种种操心，还有个人的事，全告诉了她，且征求她的意见。在与其他孩子的相处模式中，他是那种无所不知的传统父亲，但和女儿思顺之间，虽然有二十岁的差距，两人却是平等地商量讨论。这表示思顺已填补了原配夫人和忙于家务的二太太给梁启超留下的精神空缺。

一九一三年九月，梁启超受命担任司法部长。天津的大宅第和藏书室仍被当作老家，不过，此时势必要在首都北京安一个家。他们在紫禁城边的南长街上找到了一个有开阔天井的四合院，位于市中心，住得下这个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而且离北海公园入口处的梁启超办公室很近。

迁居北京使孩子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传统做法是让孩子们先上私塾。但思成和弟弟以及堂兄弟姊妹在日本已经上过中文学校。有满脑子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十二岁了，必须学习英语，为将来生活在国际环境中做准备，所以把思成和弟弟送进了北京一所名声一流的英国学校，度过了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的时光。（P8-9）

孤灯细雨，今宵别梦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毕生都以哈佛大学为根据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别人常说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创造了现代中国研究这一领域。”

一九三二年他在北京和我结婚时，我已经和他有了共同的爱好。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多岁的研究生，他来自南达科他州，我则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我们相遇相恋的地方。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我们在北京东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住下，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语言。一有空，我们就去紫禁城和香山寺庙探奇，这些都是著名胜地，不过，更吸引我们的是当时环绕着北京的高耸的城墙和门楼。城墙内，那永不落幕的生活戏剧就在大街上演着。尽管我们的探奇过程充满了愉悦，但我们充其量不过是看得眼花缭乱的旁观者罢了。

约摸在我们婚礼后的两个月，我们遇见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当时，我们都不曾想过这段友谊日后会持续那么多年。他们很年轻，彼此深爱着对方，同时又很乐意我们常找他们做伴。徽(Whei）——她外国密友取的昵名——人美得没话说，个性又活泼。思成则比较内敛，彬彬有礼，十分聪敏，偶尔还展现出古怪的机智。他俩都会说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文化。徽以她的健谈和开朗的笑声来平衡丈夫的拘谨。谈话间，各自提到美国大学生活趣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读研究所时来到北京的，这又勾起她回忆自己在伦敦那一年中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我们离去时，她向我们要了地址。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我们两家的房子离得很近，他们就在大街尽头的东城墙下。他们和我们一样年轻，又住得那么近，真让我们喜出望外。

从那时开始，两家的友谊与日俱增。我们知道思成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西方建筑学，目前已开始了身为中国第一位建筑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后来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肯定。徽是他在建筑学方面的助手，但她至今仍令人怀念的原因，在于她毕生所写的许多诗篇。

思成和徽皆系出名门，有名声显赫的父亲。因为他们以及他们那些朋友的关系，许多领域都为我们敞开了大门。我们已不再是旁观者。隔年，费正清开始在清华大学授课，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是这里的一分子了。

随着本书的展开，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我们四人多年来维持的亲密友谊。我们比他们多活了些年，其实不足为奇，因为在追求理想目标的过程中，数十年来，他们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内战，最后被病魔给压垮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追述他们及那一代人的命运，也为了纪念他们的成就、创造力、仁慈以及支撑他们勇气的幽默感。

一只寄了二十三年的包裹

下面我要说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虽然思成夫妇早已入土，但他们的著作还在人间，而我竟不可思议地卷入这个故事里。

一九五七年三月，我们与梁家断了八年的音讯又连接上了——身在坎布里奇的我，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接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口信，短而具体，指示我将他一九四七年托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斯尔给一位“刘c小姐”，她会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寄给他。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看重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把《图像中国建筑史》展示给西方的读者看。但我怎么能够肯定这口信是真的？他真的要我把这些无可取代的东西寄给一位仅知姓名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和离我一样遥远。

那段时期，美国和中国之间没有通邮服务。我无法与思成联系上，也不可能确认口信的真假，更不可能把包裹直接邮寄给他。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珍贵的书稿仔细包好，在一九五七年三月上旬寄给那位刘小姐。我先寄了封信给她，强调这些书稿的重要性，思成急着拿到它们。我焦急地等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完整无损”地到她手上。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同时她也写了信告诉他此事。她还解释，之所以会迟迟才回信给我，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忙”。什么学院？我心里想着，她是学生还是教师？后来她便音讯杳然。

二十一年后，一九七八年，我的一位欧洲友人访问清华大学建筑系，向一位教授提及我与梁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是吗？那为什么费正清夫人不依梁教授的要求，退还给他那些图稿和照片？”

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的来信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底片毁于战火后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么看待我呢？

从一个旧档案盒里，我找出了一九ti2q~年三月七日寄给刘小姐那封信的复本，而后又找到她同年四月二十日迟到的回函，我把两封信的复本寄到清华，并写了一封简短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辩护，心里却很不安。

这位刘小姐究竟是谁？即使我查不到那失踪的包裹，起码我可以追踪她的下落。我猜想，她现在应该是一个中年妇女，但伊人何处寻？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打听到那位刘小姐的身份。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寄丢了的话，那么只能怪他自己看错了人。不管怎样，都已过去了二十一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的，如果邮包真是寄丢了的话，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一时之间，我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事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映现在我的脑际，它虽然失踪、被遗忘，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失落了的珍宝，在我们的梦里萦回。我必须再努力一次。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小姐，我只好转向伦敦。我给好友，一位退休的大使兰博特爵士(Sir Anthony Lambert)写了一封信，将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请求他帮我的忙。一下子，奇迹出现了。他把我的信交给了英国建筑史学会的提姆·洛克(Tim Rock)，后者记得大约两年前，学会里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斯尔，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院的注册组员。他打了电话给她，碰巧她也想起了有这么一位学生，是二十年前的一位高年级生，刘怀贞(Lau Wai-Chen，音译)。她回电话说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目前大概在新加坡从业。提姆·洛克马上打电话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查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简短地向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通电话，十五分钟，加上一位注册组员的记忆。”

兰博特爵士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当然，我马上给她写了信，附上一九五七年的通信复本，以唤起她

……

十年过去了，坐车游太原以北的地带，我们轻而易举地找到了那些重要的建筑。当思成的最伟大发现——五台山上那座唐代佛光寺——映入眼帘时，林洙和我简直惊喜若狂。

沿途停了几个地方，从前思成教过的学生热情款待我们。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打拼。我很欣喜地看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思成曾受到无情的打击，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

完成这趟中国建筑之旅后，我邀请林洙到美国，她在我们坎布里奇的家住了两个月。我们旅行了许多地方，从新英格兰到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一路上参观了许多美国的特殊建筑。我们当然不会错过费城，去看看当年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我从她的来信里看出，她对新罕布什尔州遍布树木的山冈、青色的山峦和农舍非常喜爱。

思成苦难的晚年得到林洙的爱和关怀，多少给他的悲剧留下了几个令人宽慰的片段。本书最后一章收录了林洙的回忆录，这是一段深情奉献的感人诉说。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他的人生伴侣，多么的幸运啊！而对我来说，她们两人又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邦交的二十五年间，梁家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女儿再冰精通英文，因公派往伦敦及其他各地。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成为一位有才华的学者。在那段苦难的时期，他忠诚地守着父亲和林洙。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而今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决定为中国读者翻译出版中英文对照版。由于他没有学过建筑，为了挚爱的父亲，他暂时搁下自己的工作几个月，在中国建筑史学家们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中英对照《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九九二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推出几个月就销售一空。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保留了一些，作为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我们坎布里奇的家中来做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一九九一年，正清临终前不久。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挚爱的人而伤悲，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一生成就的骄傲。但愿我们两家的友谊长存，直至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永远。

费慰梅

作为有资格记载这个故事的唯一人选，费慰梅为我们展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幅动人画面……

——《纽约时报》

掩卷难忘！

——《波士顿环球报》

看着照片中那淡定而安详的笑容，想到他们所经历过的最美与最恶的时光，掺和了敬慕与爱戴、同情与愤慨、无奈与遗憾的情绪久久不散……

——豆瓣读者：雕刻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