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学者黄裳约请梅兰芳写自传体回忆录。梅兰芳利用演出的空隙,每天和许姬传谈话约两个小时,许速记下来后,由许源来核实、润色、修改,并配上插图、照片,三人经进一步磋商、研究、推敲、核对、修改后,于1952、1954年相继出版第一、二两集,书名为《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写作始于1958年,后因“文化大革命”被搁置,直到1981年3月才出版。本次出版的《梅兰芳回忆录》是三集全本,并加上记录梅兰芳赴日本表演经历的《东游记》。梅兰芳在书中回忆了他与京剧并肩成长、发展的历程,同时也记录了他演出之余的点滴体会和对京剧的改革创新。本书既是一部名人传记,也是一部民国京剧史。
这本《梅兰芳回忆录》收录了《舞台生活四十年》与《东游记》,内容超越了其他版本的《梅兰芳回忆录》。这是梅兰芳一生最全面最精彩的讲述。
这本《梅兰芳回忆录》分上下两册编排,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舞台生活四十年
前记
编写说明
第一集
第一章 远东饭店的谈话
第二章 梅家旧事
一 会见了秦家姑母
二 祖母的回忆
三 关于四喜班
四 “焚券”与“赎当”
第三章 幼年学艺的过程
一 开蒙老师吴菱仙
二 开始了舞台生活
三 杨三绝艺
四 跷工
五 武工
六 从路三宝学“醉酒”
七 看戏
第四章 回忆四十年前的剧场
一 广和楼旧景
二 幼年的伙伴
三 骡车
四 跑马与赛车
五 “行戏”
第五章 一个历史最悠久的科班
一 富连成的前身——喜连成
二 富连成
三 叶春善的办学精神
第六章 养鸽
第七章 重演《金山寺》、《断桥》
第八章 最早的青衣新腔
一《玉堂春》
二 孙春山,胡喜禄,陈宝云
第九章 多方面的学习
一 请教过的几位师友
二 二本《虹霓关》
三 《汾河湾》
四 《樊江关》
五 《儿女英雄传》
第十章 一个重要的关键
一 第一次到了上海
二 杨家堂会
三 第一天的打泡戏
四 《穆柯寨》
五 《枪挑穆天王》
六 关于上海戏馆的种种
七 《宇宙锋》
八 《游园惊梦》
九 离沪之前
第十一章 回北京搭班的经过
一 鞭子巷三条
二 搭班“翊文社”
三 赶 场
四 与谭鑫培合演《四郎探母》
五 “翊文社”的老伙伴
第二集
第一章 时装新戏的初试
一 《孽海波澜》
二 戒坛寺
第二章 第二次到上海
一 《女起解》
二 《五花洞》
三 《贵妃醉酒》
四 结束了上海的演出
五 改搭双庆社
第三章 十八个月中的工作概况
一 我怎样排新戏
二《牢狱鸳鸯》
三 时装新戏——《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
四 古装戏的尝试——《嫦娥奔月》
五 初演红楼戏——《黛玉葬花》
六 另一位排红楼戏的
七 回忆南通
八 台上的“错儿”
九 牵牛花
十 《千金一笑》
十一 昆曲和弋腔的梗概
十二 《思凡》
十三 《春香闹学》
十四 《佳期拷红》
十五 《风筝误》
第四章 第三次到上海
一 从上海到杭州
二 演员病不得
第五章 桐馨社
一 杨小楼的师承
二 《木兰从军》
三 《春秋配》
第六章 新武汉
一 第五次到汉口
二 楚剧
三 汉剧
四 后台的两件事情
五 《抗金兵》
六 离汉之前
七 老艺人的爱国热情
第七章 春合社
第三集
第一章 《奇双会》
一 第三次入“双庆社”
二 《哭监》
三 《写状》
四 《三拉》
第二章 从绘画谈到《天女散花》
一 学画
二 绘画和舞台艺术
三 《天女散花》
四 吉祥园初演《天女散花》
五 武戏文唱,文戏武唱
六 在上海重演《天女散花》
第三章 《童女斩蛇》
一 为破除迷信编演新戏
二 新戏比旧戏更受欢迎
三 《童女斩蛇》的场次
四 最后一出时装新戏
五 与陈彦衡谈创造新腔
第四章 我和余叔岩合作时期
一 余叔岩的家世
二 我和谭、余的交往
三 善于学习,人皆可师
四 继承谭派的雄心大志
五 与余叔岩初排《梅龙镇》
六 再排演《打渔杀家》
第五章 与杨小楼合作时期
一 合组“崇林杜”
二 合演《回荆州》
三 《金山寺》的双剑
四 荒诞的《六五花洞》
五 合作中演出最多的《长坂坡》
六 《长坂坡》中的高妙手法
七 我最爱演的一场戏——《掩井》
第六章 《霸王别姬》的编演
一 第一次演出时的情况
二 霸王的垓下之歌
三 虞姬的舞剑
四 我心目中的杨小楼
第七章 “承华社”时期
一 “承华社”当时使用的一个新型剧场
二 从“承华社”初期的堂会戏谈到各种戏台
三 “承华社”在真光剧场排演《西施》
四 “承华社”在开明剧场
后记
东游记
前言
东京——羽田飞机场
帝都饭店
会见老友
与龙居松之助教授谈园林学
观摩市川猿之助的《室町御所》
东京会馆盛大的欢迎会
开幕式
在东京初演《霸王别姬》
三笠宫和他的王妃欣赏京剧
角落里的垃圾
市川猿之助先生家里的夜宴
在东京帝国饭店
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东京一福冈途中
广岛车站一瞥
在博多帝国旅馆
福冈大博剧场
漫谈东京印象
大丸别庄
鲁迅先生说的治病灵药
演给日本工人看的一场戏
中国书法在日本
初到大阪
在中村雀右卫门夫人家里
前进座看中村甄右卫门演《俊宽》
奈良纪游
八十八岁的日本傀儡戏演员
为中日儿童画展剪彩
由《美人图》的装裱说起
与福田眉仙谈画
天龙寺会见今井京子
观赏京舞、吃素斋
井上八千代的百岁扇
在今井泰藏先生遗像前献礼
三十年前养病的房子
他乡遇故知
京都初演《奇双会》
琵琶湖游艇上
与鸟居清言谈戏像
与吴清源谈围棋
在国际剧场义演
话别酒会上的两心交流
梅兰芳生平大事年表
三 关于四喜班
一九五○年九月初旬,梅剧团由沪而津,演出于天津中国大戏院。我同梅先生二次北上,住在利顺德饭店。这是一所英国式的古老的旅馆。建筑在十九世纪末叶。梅先生三十年前到天津表演,就住在这家饭店里,真可以说得上是老主顾了。这次我们住在三层楼的一个犄角上,是在旅馆的后部,听不到车马市声,环境相当幽静;房间的内形是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旅馆里的职员工友,大半是二三十年的旧人,都跟梅先生熟识,我们很得到他们的照顾。
有一位看门的老者,在深夜替我们开门的时候,他有些像自白似的说:“我是从利顺德开张那天,就进来了的。整整看了五十多年的门。梅先生第一次住到此地,我就替他开门,我的儿子今年三十八岁,继承我的职业,也在这儿看门。”
梅先生听完他的叙说,同他握了握手说:“对不住得很,你偌大年纪,在这样深夜替我们开门,真让我们不安。”我们两人静静地走上楼梯,梅先生很感慨地说:“光阴似箭催人老,现在遇到旧人谈旧事,往往是二三十年的老话,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我们在旅馆里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有晚上临睡之前,我们总计要作两小时以上的谈话,谈的都是有关《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资料,由我速记下来。在第二天的清晨,我先起来,轻轻地走进客厅,把稿子写好了,寄给我的弟弟源来,经他整理后再配合插图照片,送交报馆发刊。遇到事多繁忙的日子,那我们就只好暂停工作了。
有一天早晨接着源来的信,提到《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一月七日条内有“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慧仙举火”两句话,他说李莼客对这件事的记载未免太简略了,要我详细问梅先生。这天晚上,刚好梅氏父子合演《游园惊梦》,梅先生戏毕回来,感到有些疲劳,我们谈起了以前“国丧”的情形。他就作了如下说明。
“在前清帝制时代,皇帝、皇太后死了叫做‘国丧’,在我祖父管领四喜班期间,遭遇到两次‘国丧’,全国的人是都得替他们服丧戴孝的。一百天之内,不许剃头,不许宴会,不许娱乐,不许动响器。甚至于连街上卖糖担子上的锣,都不许响。各戏院全部停业。死了一个人,就会使成千成万戏剧工作者的生活陷入绝境,可以想见帝制时代的淫威了。而我祖父所受的损失却要比别人更大。至于如何勉力支持,渡过难关,那详细的经过情形,现成有一位萧长华先生,他知道的比我要详细得多。你明天可以去请教他,一定能得到许多珍贵的资料。今天我要早点休息了。”
第二天是演的《醉酒》。我到后台晚了一点,萧先生的高力士已经出台了,不能和他谈话。接着梅先生在帘里一声“摆驾”,就把拥挤在上场门口的一大群宫女丫环都带了出去,后台立刻显得清静了许多。这出戏的时间虽然不长,可是在场上有工作的都很紧张,最吃重的当然是扮杨贵妃的梅先生,其次就要轮到场面上胡琴伴奏的王少卿了。贵妃是一场跟一场,中间还要回后台换装;胡琴是从开场到终场,手里一点都不能休息,要把“柳摇金”的牌子来回翻出几种花样来。
这样,一直等萧先生演完,在后台扮戏房内长桌上洗脸的时候,我才有机会过去问他关于梅巧玲先生管领四喜班期间两遇“国丧”的具体情况。他擦着满脸肥皂,手里一边忙着,一边口里答复我的问题。他说:“在同治年间,遇到‘国丧’,一百天之内,不准动响器。一百天以后,才可以便衣上台。名为‘说白清唱’,不许穿行头。唱青衣的头上包一块蓝绸子,老生可以带髯口,小丑在鼻子上抹一点白。花脸用包头的颜色来表示他的身份。另外在脸上画两道浓眉,代表戏中人的性格。场面上,大小锣、堂鼓等乐器,都在禁用之列。打锣的人,左手虚作提锣的姿势,右手拿着锣锤,嘴里念着锣经,以口代锣。打鼓的也不能使劲敲打。” 我看萧老先生谈得高兴,就接着往下问梅老先生的四喜班损失比别人更大的原因。他说:“当时戏剧界里有大班小班的区别。小班是短期的流动组织,资本薄弱,人数有限,遇到‘国丧’,无力支持,就只有解散。大班如四喜、三庆、春台等规模较大,又是固定的组织,所有的演员,都订有契约,领班人设有‘下处’ (即宿舍),供给全体演员餐宿;每人都有一定的戏份,为了照顾同业的生计,所以不能解散。但是习惯上,遇到意外事件,短期内不能演出时,大半只开半个戏份来维持演员的生活。梅老先生的四喜班,是照演出时的待遇,全体工作人员开全份。当时戏剧界交口称道,认为是一种厚谊。”
“那么梅老先生的经济状况,一定是很好的了,否则怎么能支持呢?”我问。
萧老先生这时已经洗完脸了,手里端着一杯茶,用很严肃的语气说:“他并没有钱,他是靠了借债来开发包银的。这样他的损失就非常之大,最严重的是两次‘国丧’衔接起来(清穆宗载淳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孝哲后——穆宗载淳之妻死于光绪元年二月,相距不足百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始终是维持着这种全份的待遇,从来不对他们打厘的(后台术语,打厘就是打折扣的意思)。他自己没有钱,起初是向汇票庄借,后来也跟私人告贷了。
“梅老先生因为四喜班赔垫过多,实在难以维持,想请时老先生(小福)来替他管理。那时时老先生自己管理着春和班,无法兼顾,没有答应。后来感觉到四喜的经济情况日趋恶化,要是再没有援助,眼看着就要瓦解。许多同业也必定跟着失业。时老先生不肯坐视他们挨饿受冻,就借给梅老先生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银子。过了一个时期,还是不能支持。时老先生竞至卖了自己住的房子,来挽救四喜班最后的危机。”
京戏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由于四大徽班创业的几位领导人不断的奋斗与互助,才奠定了百年的基础,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天的戏剧工作者,应该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我听了这一次相当满意的谈话以后,就有着这样的感想。
回到旅馆以后,梅先生靠在床上瞧本子,我就把谈话的要点说给他听。他放下本子,站了起来。他说:
“关于梨园旧事,记载固然不少,因为多半并非圈内人的叙述,往往张冠李戴,传闻失实。许多重要的资料,都藏在几位老先生的肚子里,我希望你赶快多多请教他们。让他们尽量讲给我们听。错过了这种机会,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同时也会造成我们戏剧史上一种绝大的损失。”
P15-17
《舞台生活四十年》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性质的书。最初写作的动议,是远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朋友向我提过的。那时我的工作重点还放在编剧和演出上,而且在艺术方面也还在摸索前进的阶段,没有时间做这件事。因此,就辜负了他们的好意。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我从香港回到上海,大家又旧事重提,要我写这部书。那时我觉得自己过去的经历,已经有不少逐渐淡忘了;当年朝夕相共的一般内外行的老朋友,也都散居南北;一部分的材料,又时时有散失的可能;因此,使我感到这部书倒有编写的必要了。
姬传是从一九三三年。我南迁以后,开始和我合作的。我们曾两度企图写成此书,但是由于精神上一直不能安定,所以都只是起了个头,就搁下来了。
一九五○年的六月间,我同姬传到了北京,住在远东饭店。在一次偶然的闲谈中,决定了我们以后写作的计划。预备采用细水长流的方法,我想到就说,他听到就记,这样,慢慢地累积起来,或者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我事毕回沪,小住一月,正预备到天津演出,《文汇报》的黄裳同志要我写一个回忆舞台生活的长篇,在报上连载发表。我告诉他,我们本有这个计划,不过要报上连载发表,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央人民政府要我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我想此后任务繁重,我自己还要演出,恐怕不能有固定的写作时间。再说我早期不曾写过日记,后来零碎记了一些,也不成篇段,这几十年来往事的回忆,全凭脑力追索,要没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是很难做有系统的叙述的。等我稍稍清闲一点再动手吧。他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说:“你以后只有更忙,不会闲的。现在不赶着写出来,将来一定更没有机会了。”他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向他表示,让我考虑一下,再作决定。
我和几位老朋友商量的结果,他们一致认为这部回忆录,不但能总结我个人四十年来舞台生活的经验,也会保留下近代戏曲发展的许多史实,是可以供今后戏曲工作者的参考的。他们都鼓励我,勉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答应帮助我回忆,供给我材料。我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就与黄裳同志约定,等我到津以后立即开始写作。写作的方法,是由我口述,姬传笔记,稿成寄给他的弟弟源来,由源来和几位老朋友再斟酌取舍,编整补充,最后交黄裳同志校看发表。我在天津表演期间,每夜回到旅馆就与姬传相对长谈,往往达旦。此后由津而京,南北往来,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写。起初颇以为苦,渐渐成为习惯,也都感到兴趣了。虽然这一年中间。因为事情太忙,屡次停顿,我们的精神,却是始终一贯地重视着这件工作的。
源来对这部书,耗费的精力尤多。他代我旁搜博采,证引补充,常常为了一件事,一句话,一个年月,要打几个电话,向几位老朋友询问,反复研求,不厌其详。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是使我深深地感动的。
由于读者的要求,我现在先将发表过的一部分,重加整理,印成单本,以就正读者。希望大家提供宝贵的意见,俾能修改,得臻完善。
梅兰芳 19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