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会·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生动地描述了一小群保守党“反叛分子”如何违抗张伯伦政府的绥靖主义，抨击英国的“虚假战争”，并敦促政府积极备战。这一小群缺乏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的人通过坚持他们的信仰来改变历史进程。因为反抗首相的决定，太多人改写了命运。但即使命运向黯淡、孤寂中跌落，也没能阻挠他们。在他们的心中，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是正视眼前的问题，阻挠德国的侵略，而不是利用时局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政治资本。从1939年9月英法对德国宣战到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就任首相，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时期是英国政府观望和无所作为的时期，这段历史也往往被人们忽视，而奥尔森以电影般的叙事手法生动描述了当时英国的公众动乱、议会斗争以及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反叛分子”的抗争。情节环环相扣，人物跃然纸上。
《思想会·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为人们了解二战提供了不一样的视角。

[美]琳内·奥尔森（Lynne Olson），长期从事记者工作，先后担任美联社（AP）驻莫斯科记者、驻华盛顿政治记者。被誉为“我们时代很重要的二战政治和外交领域的史学家”。奥尔森的著作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大部分涉及二战和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其他著作有：《很后的希望之岛：流亡英伦的“二战”英雄》（Last Hope Island）、《伦敦公民》（Citizens of London）、《那些愤怒的日子》（Those Angry Days）等。
　　
张宇，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嘉兴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学人、译者、编剧。先后翻译出版《最后的礼物：与危重病人相处的创造性模式》《象语》《隔壁的知更鸟：与哈珀·李一起生活》《闺蜜：女性情谊的历史》等作品。

★奥尔森回顾了1940年的事件，故事充满张力，丘吉尔很终取代张伯伦。当然，书中很重要的人物是丘吉尔，他鄙视张伯伦的失败主义。但在张伯伦被迫辞职之前，他一直忠心耿耿地在内阁任职。年轻的保守党人感受到一种紧迫感，奥尔森生动地叙述了一场关键的代际冲突，让读者想知道，如果他们早一点获胜，会发生什么。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20世纪30年代，当纳粹主义威胁西方文明时，温斯顿·丘吉尔反对英国政府的绥靖政策，并敦促政府立即重整军备。议会中一些年轻的保守党议员全力声援丘吉尔，尽管他们不一定赞同丘吉尔在其他问题上的观点……琳内·奥尔森热情洋溢地讲述了这个精彩但被忽略的故事。故事引人入胜，情节紧凑，很好具有可读性。
　　——大卫·弗洛姆金（David Fromkin）《去年夏天的欧洲》（Europe's Last Summer）的作者

引言
第一章 “我们可能会死”
第二章 遵守游戏规则
第三章 “找麻烦的年轻人
第四章 “受追捧的独裁者
第五章 “我缺乏勇气
第六章 “很显然，他说谎了
第七章 “我们的灵魂危在旦夕”
第八章 “可怕、纯粹和空前的耻辱”
第九章 报应
第十章 “等待激动人心的消息”
第十一章 “这是一个测试”
第十二章 “为英国发声”
第十三章 参战
第十四章 “无所事事的痛苦
第十五章 “他绝对忠诚”
第十六章 “拿国家的命运作赌注”
第十七章 “看在上帝的份上，走”
第十八章 “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
第十九章 忠诚的问题
第二十章 儿子的背叛
第二十一章 余波
致谢
参考文献
索引

《思想会·至暗时刻的反抗：辅佐丘吉尔并拯救英国的年轻人》：
　　尽管鲍德温性格温和、为人正派，但他在1935年再次成为首相时已经68岁了，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了。他喜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淳朴的乡绅，喜欢回顾早已消失的英格兰宁静的乡村价值观。这位从未在军队服过役，也没有目睹法国和比利时大屠杀的首相，斥责年轻一代“焦灼且愤世嫉俗”①的观点。他敦促“坦然而快乐地”接受这个世界是一个有道德的地方。布思比挖苦地指出，对于那些在一战阴影下长大的人来说，听从鲍德温的建议“有点困难”。
　　20世纪30年代，其他国家的政府正在制定革命性的新政策来应对大萧条，大萧条摧毁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美国制定了新政，法国有人民阵线，德国有第三帝国，苏联有五年计划。英国政府没有效仿这些国家。就像内维尔·张伯伦和政府的其他资深保守派一样，斯坦利·鲍德温从未意识到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内阁里的老人们身穿黑色外套、条纹长裤和有僵硬白领的衬衫，与许多英国客厅里陈列的老式达盖尔蜡像画中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很像。查尔斯·里奇（Charles Ritchie）是一位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被派往伦敦的富有洞察力的加拿大年轻外交官，他形容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领导人是“有条不紊、受人尊敬且意志坚定的人，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远离贫穷和危险，对这个绝望、暴力和需要探索的时代一无所知”②。
　　平静地生活是鲍德温最大的愿望。“安全第一”是他的座右铭。他以迟钝的方式回避以任何激进的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或减少失业与贫困。他对外交事务不感兴趣，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场战争。他对和平的渴望与许多同胞的愿望如出一辙，他们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不想再与欧洲纠缠不清，只想继续自己的生活。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英国政府和公众一样，相信国际联盟能够维护世界和平。但是，由国际联盟执行的集体安全理念，从这个国际组织在战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存在严重的缺陷。美国拒绝加入该联盟，德国在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退出。作为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英国宣称自己支持国际裁军，并在战争一结束就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军备。1938年，杰克·麦克纳马拉指出，国际联盟有一个“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只有为之奋斗才能实现”①。他说：“相反，它被用作不作为的借口……我们（英国人）指望别人为我们战斗，为我们承担防务……”
　　从一开始，国际联盟就证明了它在对抗侵略者和维护和平方面都是失败的。1931年日本人侵中国时，英国以缺乏美国支持为由，拒绝介入，而没有英国的领导，国际联盟的其他成员也拒绝采取行动。希特勒和欧洲另一位法西斯独裁者——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1935年10月，在地中海和北非进行了近一年的威胁和挑衅后，意大利入侵了东非国家阿比西尼亚，阿比西尼亚立即呼吁国际联盟成员国提供保护。
　　面对1935年11月的大选，鲍德温和保守党支持对意大利的侵略采取强有力的集体安全措施。保守党以压倒性优势横扫选举，赢得了超过工党和自由党近250个席位的多数，部分原因是他们支持国际联盟对意大利实施制裁。新政府名义上仍然是一个多党联合政府，但鲍德温仍然担任首相，保守党仍然控制局面。两个反对党就像国际联盟一样无所作为。
　　选举之后，鲍德温政府和国际联盟都未能勇敢地面对墨索里尼。温和的经济制裁是国际联盟对意大利采取的唯一惩罚措施，但收效甚微。英国政府决心不冒与意大利开战的风险，并急于将墨索里尼排除在希特勒的势力范围之外。与此同时，英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安抚意大利独裁者。选举刚过两周，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他的法国对手皮埃尔·拉瓦尔（Pierre Laval）就秘密同意了一项计划，允许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亚有些自由，以此来结束冲突。当《霍尔一拉瓦尔协定》的内容被泄露给新闻界时，引起了公愤。鲍德温迫于公众压力，迫使霍尔辞职，由安东尼·艾登取而代之。然而，首相并没有试图进一步控制墨索里尼，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仍在继续。1936年6月，也就是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全境的一个月后，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被取消。后来，一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人写道：“‘强奸’阿比西尼亚也许是独裁者胜利时代的转折点。我们没能兑现给阿比西尼亚提供援助的承诺。一个非常虚弱的（意大利）的夸大其词让40个国家面对狂妄自大的侵略行径时，变得玩世不恭和麻痹。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成了欧洲历史上最悲伤的事件之一。”
　　只有少数几个保守党人抗议鲍德温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放任态度，其中包括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就连温斯顿·丘吉尔也倾向于淡化意大利的进攻。在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布思比认为，对袭击阿比西尼亚视而不见，将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信英国永远不会抵抗侵略。麦克米伦对首相政策的反对更为激烈。
　　……

　　如果有机会拯救生命，你会义无反顾吗？
　　如果有机会推翻强权，你会迎难而上吗？
　　如果有机会入主内阁，你会当仁不让吗？
　　如果……如果成就这一切，需要冒着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牺牲政治前途的代价，你还会奋勇向前吗？
　　他们会！无论是被戏谑为“魅力男孩”还是被抨击成“反叛分子”，都没能阻止他们战斗。这就是《至暗时刻的反抗》要讲给你听的故事，它将带你结识那些站在伟人背后、助普通人成为伟人的人们。
　　与以往关注二战的书籍或电影不同，《至暗时刻的反抗》带给我们另一个走进二战的视角。一战带给英国的记忆太痛苦了，所以在面对希特勒的野心时，张伯伦内阁还充满幻想，希望通过谈判明哲保身，甚至不惜牺牲欧洲其他国家。丘吉尔并不是最勇敢的人，他被束缚在张伯伦的政治羁绊和私人友谊中，如果不是那些年轻的“反叛分子”推了一把，他永远不会站在那个让他名垂青史的位置上。
　　是的，这些年轻的议员才是点亮了至暗时刻的光。他们多数出身贵族，从小便被隐形的集体荣誉和共性利益所约束。在这样的环境里，个人只有服从集体的意志，才能够赢得立锥之地。但是，当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被夺走时，个人得失已经微不足道。面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他们从下议院的后排座椅中站起，成了反抗的主体，为了挽救时局背负着时人的非议，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赔上了性命。
　　年轻的布思比帅的像是画中人，不仅深受女人喜欢，更成为党派内部的重点培养对象。如果没有成为“反叛分子”，他最大的人生困扰可能就是跟麦克米伦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如果没有投票反对首相，奎尼汀·霍格在中东与德国人作战的时候，他的妻子不会在家中收到无数恐吓信。如果没有支持“反叛分子”，埃默里会一直被张伯伦视为自己人，前途不可限量……慕尼黑事件和苏伊士运河问题让“反叛分子”看到了内阁的私心，那些自公学时期就深谙集体规则的人，对个人政治安危的重视远超对家国命运的责任。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意见左右了当时的整个英国社会。人们一方面盲目乐观，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受动荡的时局对生活带来的威胁与影响。
　　因为反抗首相的决定，太多人改写了命运。但即使命运向黯淡、孤寂中跌落，也没能阻挠他们捍卫真理。在他们的心中，政府的责任与义务是正视眼前的问题，阻挠德国的侵略，而不是利用时局为自己谋求更多的政治资本。“反叛分子”卡特兰是第一个在二战中被杀的议会议员。如果张伯伦政府对希特勒的野心多些警醒，对军备多一些投入，不知道他的命运会不会改变。
　　《至暗时刻的反抗》不仅聚焦战场和议院，还关照到了生活中的各个角落。卸下政治家的光环，议会中的每个人都是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智慧、渊博如埃默里，也无法预知儿子的背叛。当他为二战中的英国劳心劳力的时候，儿子约翰却倒戈敌营，开设反动广播埃默里离心离德，却并没有因为“一个成年儿子的反常行为”而责怪老朋友。即使是这样，埃默里依旧极为克制地平衡着家丑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作为父亲，他真切地感觉心痛，并为自己的失责而努力反省；但身为高官，他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为儿子谋求赦免。
　　不同于约翰·埃默里、伦道夫·丘吉尔这些纨绔子弟，被称为“反叛分子”的年轻人们改写了历史，他们的命运也各有沉浮。情场得意的布思比几乎再没有得到重用，而情场失意的麦克米伦却成为“地中海的秘密总督”。相貌平庸、性格无趣的麦克米伦从没有被视为金童，也没有被作为首相的接任者加以培养，而他却接棒丘吉尔走进了唐宁街10号，任期超过6年，推动了英国新富裕社会的诞生。
　　曾有人说，年轻人的体温要比年纪大的人高出0.1摄氏度。或许，他们就是靠着这0.1摄氏度点燃了理想，照耀了世界。虽然黑暗的时刻已经过去，但历史不会忘记，在整个英国充斥着怀疑、愤世、冷漠情绪的时候，那些年轻、勇敢又高贵的人站了出来，用自己的坚持驱散了伦敦上空的乌云，迎来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