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经典力作；揭示阿尔巴尼亚民族兴衰与认同的民族寓言；巴尔干地区历史、语言、文化的生动素描。

伊斯梅尔·卡达莱创作的《三孔桥》将不同层次的矛盾穿插于拱桥的建设过程中，探讨的主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时事，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兴衰与认同，人的自由与归属感等等方面。

一三七七年三月，被诅咒的乌亚那河上准备造一座石桥，消息不胫而走，怪事随之而来。吟游诗人四处传唱水中神明对石桥的愤怒。桥上也莫名出现可疑的缺口与划痕。口口相传的古老传说暗示人们为拱桥奉上祭品。面目阴沉的造桥人，突然消失的传说搜集者，被埋在桥墩里的人……

支持与反对造桥的各方势力针锋相对，所有冲突都围绕石桥逐渐展开，伊斯梅尔·卡达莱创作的《三孔桥》将不同层次的矛盾穿插于拱桥的建设过程中，探讨的主题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时事，巴尔干地区的历史、语言、文化，阿尔巴尼亚民族的兴衰与认同，人的自由与归属感等等方面。小说通篇波澜不惊，言语朴素简练，却处处透露出含蓄的机敏与讽喻。

记忆，阅读，另一种目光（总序） 高兴

一座桥的故事（中译本前言） 施雪莹

三孔桥

我，吉恩修士，吉奥吉？乌克沙玛之子，知道在我们的语言里找不到关于被诅咒的乌亚那河桥的任何记载。可与之相关各种毫无根据的传说与流言却仍在流传。如今桥已建成，而且桥上桥下两度流血，我决定在此写下这座桥的历史。

上周日夜深时分，我出门到乌亚那河边散步，碰巧看见傻子吉洛什在桥上走。他哈哈傻笑着，怪模怪样，手舞足蹈，像个疯子。他手脚的影子在桥面上晃动，又顺着桥墩挂下，落在水面。我绞尽脑汁，猜想眼下发生的事情该怎样进入他的脑袋。见他念念叨叨在桥上走来走去，有劲地挥动紧握身前的双手，仿佛握着缰绳。人们常常嘲笑他。我心想：错啦！实际上，这些人自认为的对桥的了解，并不比一个精神错乱者所想的清楚多少。

为了阻止那些荒唐不经的故事以巴尔干半岛的十一种语言口口相传，我将尽力写下关于这座桥的全部真相，换句话说，就是所有表象中的假和被掩盖的真。我会讲述与拱桥相关的日常琐事，这些事如同砌桥的石头一样普通；也会诉说它遭遇的灾难，这座桥几历大劫，次数就跟桥孔一样多。

如今，相传发生在桥下的那场献祭早已随着商队的足迹在巴尔干广袤的大地上传播开去。很少有人知道真正发生的并不是一场祭祀水神的仪式，而是一桩再普通不过的谋杀。我要当着一位千岁老者的面，揭露这桩罪行，讲述其他事实。我说的千岁老者，是个流传千年的传说。始于死亡而归于死亡。众所周知，与其他事物相比，成形于千面死亡之中的词句与声音恰恰是最不惧怕死亡的。

我想尽快写下这座桥的历史，因为我们的时代已动荡不安，未来从未如此灰暗。关于桥的可怕风波过后，人们平静下来，生活也日渐宁静。但我们眼前又出现另一个可怖的身影：土耳其帝国。清真寺尖塔的阴影正缓缓延伸到我们眼前。

眼下的和平暗藏凶险，甚至比任何战争都更加不祥。自古以来，我们与希腊人的古老土地毗邻。可倏然，在不经意间，不知不觉，仿佛身处一场噩梦，我们一朝醒来竟与奥斯曼帝国为邻。

四处林立的清真寺尖塔宛如一片阴森的森林。我有预感，阿尔贝里阿尔巴尼亚古称。——法译本注的命运即将改变。尤其是因为今年冬天发生的一切，刚刚建成的桥上再次洒上鲜血，这次是来自亚洲的鲜血。不过，我还是会按照时间顺序一一讲述这一切。

一三七七年三月初，被诅咒的乌亚那河右岸，有个路人突然癫痫发作。本地没人知道他是谁。离他倒下的地方不到五十步，有些桩子半埋在地，上面有铁钩，是夜里泊船用的。据现场目击的船夫说，这个衣衫褴褛的家伙看着既像圣人又像疯子。他沿着砂石河岸游荡了一会儿，徘徊于埠头与人们夏天涉水过河的地方之间。他冷不丁惨叫一声，像被人割破了喉咙，然后就仰面倒进了泥潭里。P1-3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 (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菜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在伊斯梅尔·卡达莱的虚构世界里，创造与毁灭彼此交织，而卡达莱对兴亡交替所付出的生命代价之关注，正是他作为作家的伟大之处。

——《芝加哥论坛报》

卡达莱善于从鲜为人知的民族故事中引出纷繁怪诞的寓言，这无疑赋予他的小说以引人入胜之精妙。

——乔纳森·罗姆尼《周日独立报》

小说反思混乱多变的政治环境下，神话、金钱与权力之间相互渗透的复杂网络。它亦讲述了一个格外引人的故事：怪异、鲜活、压抑、阴森而睿智。

——《纽约时报》

享誉盛名、才华横溢的阿尔巴尼亚小说家对语言与神话、政治与权力一次深入的探寻。

——《书单》杂志